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7月，前后不过半年左右，国民党当局在昆明、重庆和南京三地，接连四次用暴力打杀异议人士，制造了一连串血案。这些血案不仅没有压制住异议者的声音，反而严重地损毁了国民党自身的政治形象。面对接连发生的这类“政府暴力”事件，身为最高领导人且坚持独裁体制的蒋介石，也毫不犹豫地处罚了几位当事的地方军政要员，包括批准枪毙了两批行凶的人犯。
但奇怪的是，蒋的督责、斥骂和惩戒，却从未能阻止类似事件的发生。是蒋真的约束不了手下，还是其中另有原因?
“一二•一惨案”：从“不重视”到“沉不住气”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党政军针对学生集会采取了威慑和破坏行动。次日，学生罢课还未形成气候时，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就向蒋提交了一份情况报告，并要求指示进一步应对方法，却未获批复。
蒋对昆明事件不重视，有一个重要背景。就在昆明学潮发生一周前，蒋刚刚对苏采取了一个重大外交行动，撤回了准备负责接收东北的东北行营，以抗议苏军秘密援助中共夺占东北。一周来，蒋为应对这一事件和采取各种后续行动，正处在高度紧张之中。而11月26日昆明学生罢课开始后，蒋又赶上了另一件他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事情——蒋对苏采取对抗行动，最需要美国出面干预，不想，他最为倚赖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却在这个关键时候突然宣布辞职。美国总统杜鲁门对赫亦不挽留，反而宣布要派五星将军、前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处国共关系。而这个马歇尔，一年前在蒋介石因为中国军队指挥权问题与史迪威将军尖锐冲突时，曾坚定地站在史迪威一边。如果不是罗斯福总统最后作了妥协，中美军事关系势必会因此而走向严重危机。马歇尔的任命，明显地让蒋深感头疼。由此可知，这个时候发生的昆明高校学生罢课问题，自然很难被提上蒋介石的议事日程。
等到蒋开始考虑“对联大学潮之方针”时，已到了12月1日，即惨案爆发当晚了。因为不知道惨案的发生，故在下周“预定工作课目”中，也只是公式性地把它排在第三位，还是和“政治协商会议方针与宣传”放在一起，提醒自己需要抽时间注意这一问题。
12月2日，蒋介石得到了昆明惨案的消息。从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的日记可知，事情一发生，国民党相关党政情报机关即认定有共党幕后唆使，并且说已捕到“凶手”，说是“共党所使之落伍军官”“向学生投手榴弹二枚，死四人伤六人”。值得注意的是，和后来的情况不同，蒋介石这时虽然意外获知发生了如此严重的暴力事件，却丝毫没有暴怒发火。在2日的日记中，他只是简单且平静地记下了一行文字：“昆明学潮，昨日共党又利用青年威胁群众罢课，致死伤数人。”(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12月2日)
蒋介石开始花时间来研究昆明学潮问题，已经是6日的晚上了。他在当天下午从唐纵那里得知，即使已决定枪毙两名投弹凶犯，昆明的大学生们依旧不依不饶，不仅不信两犯是真凶，而且坚决要求惩办云南军政负责人关麟征和李宗黄。这一情况大大出乎蒋的预料。
眼看美国特使马歇尔即将来华，蒋介石开始沉不住气了。他当晚着手研究解决办法，决定自己出面，起草一份《告昆明教育界书》，要求昆明各校教师负起责任，同时写信给卢汉，要求各方通力合作，尽速劝导学生复课，确保地方秩序不受煽动而紊乱。如限期之内仍不能令西南联大学生复课，则“应作不得已时解散西南联大之一切准备”。他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该校思想复杂，秩序紊乱，已为共匪反动派把持，不可救药矣，自由主义误国害学之罪甚于共匪，为不可宥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12月7日)
此后，由于无法满足学生的要求，蒋介石几乎天天都催问和督促属下，并限定要在马歇尔来华前的12月17日解决问题。因此，他的日记也每天都在记述、谈论这方面的问题。直到12月15日他按计划飞去北平，这件事情才在他的日记中消失了两天。
21日，即在马歇尔到达中国的次日，蒋介石明显地心情不错。他在日记中写道：“西南联大已复课，学潮当可平息”了。
较场口事件：为何一开始只字不提?
较场口事件发生在1946年2月10日上午，重庆民盟和中共等政协代表发起组织的庆祝会受到国民党方面有组织的冲击，部分与会代表被殴伤。
这一天，蒋正在重庆，上午在办公室撰写《三十五年共党叛乱经过概要》。一直到12日日记，蒋全未提到较场口冲突之事。作为负责情报及特务工作的第六组组长，唐纵日记中对昆明惨案调查、处理的记述接连不断，但对较场口事件，他也干脆一字未记。
蒋正式在日记中提到重庆较场口事件，是16日到南京之后。他在下星期“预定工作课目”的第八项注明了“重庆较场口殴斗问题”几个字，这说明他注意到两方面各执一词持续争吵不停的情况。而他的处置方针是：本党同志应停止扩大宣传，不再与彼辈计较，息事宁人。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回的麻烦则毫无疑问是来自于国民党内的那些强硬派了。
由于2月中旬美英报纸披露了雅尔塔密约的内容，不少东北人士对美苏密谋损害中国东北权益极感愤慨，因而在重庆游行，散发传单宣言以示抗议。中共方面却在这时公开要求政府承认它在东北的军事存在，及限制政府军进入东北的数量，这进一步引起蒋介石与众多国民党人的强烈反感。以CC系重要骨干方治为主任委员的国民党重庆市党部，马上行动起来，推动学生上街，向苏联示威，并声讨中共。蒋19日即已得到报告，却对出现这种情况颇感庆幸和兴奋。他在20日的日记中明白写道：共党在东北问题上的态度，引起“群情愤激”，中立各报无不“对共党鸣鼓围攻”，“多数青年亦皆觉共党之所为在出卖民族利益，而决非真正之国民革命也”。在他看来，这说明：“孙行者魔力虽大，最后终必为上帝所制服。”
由于蒋心态如此，党内如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等虽极力上书反对发动学生游行，蒋却并未出面阻止，而是任由方治等发动了2月22日的重庆反苏大游行，其影响一时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但蒋并不担心，反而像是出了一口恶气，认为这实是对“俄国在华廿五年来未有之教训”。当然，蒋懂得适可而止。24日，他在日记中决定：“各地学生对东北问题游行示威……自此应即阻止，不可扩大。”
对于2月22日大游行，蒋介石虽然颇感痛快，却也对中统局组织特务在游行时乘机捣毁中共的新华日报社和民盟的民主报社营业部，打伤两报工作人员的做法表示了不满。由于中共、民盟接连向政府当局和马歇尔告状，蒋亦不得不把吴铁城等找去痛斥，指责此种做法不仅“为国际诟病，为俄共口实，实为本党最拙劣行动之污点”，要吴“彻底查办”。不过，蒋介石到底不相信这件事做错了。
27日，得知苏联大使提出强烈抗议，“诬指我政府机关所指使”;马歇尔亦站在苏联人一边批评国民党不该挑起此种争端，危害和平局面，蒋明显地情绪失控了。下午见周恩来时，竟“致不能自制……怒发冲冠，声色太厉”，事后连他自己都感觉到当时的反应可能有点过度。但他毫无认错之想，是肯定的。
南京下关事件：中统局局长被蒋“一顿臭骂”
下关事件发生在1946年6月23日晚。事情刚一发生，唐纵就得到了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又是一件惊人的事情。有所谓人民代表马叙伦、蒉延芳、盛沛华、雷洁琼、包达三、张炯伯、胡厥文、阎宝航及学生陈震中、陈立复等十人，下午七时由上海车抵下关车站，当有苏北难民群向马等陈诉共军暴行，请求共同向国府及中共办事处请愿，护送还乡，历时甚久，未获圆满答复，发生殴打情事。来京之马叙伦及南京党部徐士年、市府钱江潮，与《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等受伤，在场宪兵亦被打伤。至一时半马社长犹有电话来。”
这个时候，国人企盼的和平局面正逐渐被各地频发的军事冲突蚕食，负责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的马歇尔正处于高度紧张之中。下关事件此时出现，其影响之恶劣，不难想见。故24日，刚一得到报告，蒋尽管听信了下面的说法，一时以为是苏北难民与上海来的代表发生冲突，却还是十分恼火。他当天日记的开篇就记称：昨晚下关车站江北避共之民与由沪来京为共匪张目之所谓学生代表互殴，“又造乱案，可痛”。
但第三天一早，蒋介石在听取联络秘书会报后，就了解到了事情真相。原来，这一事件是南京市党部主委马元放组织，中统局局长叶秀峰亲自参与指挥，派特务、党员假扮难民，协同“苏北难民”一同做下的。而且，听说上海又有30余学生代表准备赶来南京声援，市党政宪特各部门负责人还密谋进一步组织“苏北难民”，再度围攻新到来的上海学生代表。蒋本来就非常恼火了，得到这一消息，当晚就叫唐纵召叶秀峰和马元放来官邸晋见。叶早到一步，被怒气冲天的蒋一顿臭骂，吓得紧随其后的马元放干脆没敢进去见蒋。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也特别记述了这件事情，称自己痛斥了“党部人员之无知，作事徒增政府困难”，同时哀叹：“痛心极矣”。26日，蒋介石也询问过下关事件的善后情况及其社会反响。但这一事件发生得突然，平息得也迅速，故蒋此后已不再关注这件事了。
李、闻惨案：蒋“逐日监督、跟进”案件
李公朴遇害是在1946年7月11日晚，但李案发生后接连4天均未见蒋日记中有任何反应。(目前发表的唐纵日记因缺7月10至13日及15日日记，也不见有李公朴被害内容的记载。)甚至闻一多15日遇害当日，卢汉、陶镕、梅贻琦等昆明党政团和学校领导人都有急电呈蒋，蒋因携宋美龄、蒋经国14日上庐山游山消暑，除15、16两日个别发了几封重要电函外，多在山里观景散心，“欣慰无已”。
直到17日的日记中，蒋介石才开始高度关注这起连续谋杀案。当日，蒋介石得到唐纵等人的报告，马上致电在南京的唐纵，要他即赴昆明主持破案工作;并电报给云南新任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称：“李公朴与闻一多案关系重大，希于三日内负责缉获正凶，勿稍贻误，以后应严防此种暗杀案之续出。警备司令部应负全责也。”
蒋当天下午进一步得知，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已介入李闻惨案，将十余左倾教授接入领馆避祸。这一情况使蒋对此案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了。在已经派出唐纵等情报官员后，他当晚又电示正在沈阳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和云南省省长卢汉，要他们立即返来南京商谈此事，以便尽快回昆负责调查处置。但是，蒋介石突然高度重视此案的首要原因，显然不是两位知名教授意外惨死，而是因为美国人的公开介入。
蒋介石每天记日记通常仅为一页纸篇幅，字数至多不过四五百字，因每日事务头绪繁杂，故每件事仅寥寥数语。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蒋用了近200字来记述昆明这一事件，可见重视程度。但他记述李、闻被杀事，仅用了50余字，一多半的内容都是在骂那些被美国驻昆明总领事接去美国领事馆避难的教授没有骨气。蒋在日记中写道：“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加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传。最可耻者，以此案出后，在昆之民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国领事馆，求其保护，此等智识分子而且皆为大学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国，寡廉鲜耻。平时自夸所谓不畏死者，而其畏死至此，书生学者毫无骨格乃如此也，可痛!”
从7月20日开始，面对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强烈批评和质疑，蒋介石不得不开始把调查解决“昆明暗杀案”列为首项工作任务，并每日花费相当时间来研究处理。21日，蒋介石已得到消息，李、闻案与霍揆彰的警备司令部有关。因而决定“即令霍来报告，再定处置。”22日，蒋致电唐纵和霍揆彰，要求二人务必在25日前取得调查结果，并在25日密来庐山面报。在当日日记中，蒋已在哀叹：“云南军事干部幼稚无知，不胜痛苦。”24日，蒋上午参加庐山夏令营开学典礼即回寓所与卢汉“谈滇事约一小时四十分钟”。由卢汉谈话中，蒋进一步得知霍揆彰在李、闻案中的所作所为，故在日记中再斥曰：“幼稚如此，可叹!”
25日，霍揆彰上庐山见蒋，路过南京时公开对记声者称：“李公朴闻一多被狙案已获重要线索，有关重要人犯前某部军官杨立德中将已被捂住，并供认不讳。”暗示暗杀主使者为龙云之子龙纯曾。(天津《大公报》，1946年7月26日)晚见到蒋介石时，霍仍将这套说辞和所谓证据呈报于蒋，当即遭到蒋的痛斥。当然，蒋也并不是就要惩处霍。骂归骂，霍退出后，蒋即“再令张镇宪兵司令来谈，指示其与霍研究手续与要点。”
8月6日，蒋下午考虑昆明案件处理方针，总算想到一个与前不同的更能平息众怒的办法，其日记称，此乃“上帝指示”之所得也。他当晚即将空军司令周至柔召来，要其飞昆明，并“面授处理方针”。次日一早，蒋再召周来，令其马上动身，除指示同意先将闻一多案查明审结外，并告：“处理暗杀案方针，必须撤究严惩霍揆彰方得其平也。”至此，蒋自感“心神幽静，思虑渐消，与夫人并肩散步，采花移树，甚觉自得也”。
15日，昆明军事合议法审判法庭第一次开庭。18日晚，冷欣由昆明携来顾祝同等对处置闻一多案人犯供词及报告材料，蒋连夜批阅。次日早，蒋指示冷欣案件公布方式等。然而，蒋未能马上摆脱此案的困扰。22日，蒋在日记中记道：“下午总览美国舆论，以论坛报对我文告社评为最坏，咸以昆明暗杀案件指明为余部下所为一事，更加深刻，心神顿受刺激。”
越是不满美国人的批评，蒋就越是不放心案件的处理，生怕案件公布后会有明显破绽，引起内外舆论群起而攻。因此，一向不相信手下人办事能力的蒋介石，仍旧不能不逐日监督、跟进案件的审讯情况。待闻一多案审结，蒋介石算是长舒了一口气。他在26日的日记中写道：“昆明闻一多被刺案，凶手已判决处死。昨日正式宣布，同时将霍揆章(彰)革职看管，以平公愤。对其特务营，以及所有关系人员一律监禁与解散，如此处理或可告一段落。然而困难、痛苦与受辱未有如此案之甚者也。”
蒋介石并非“幕后黑手”
有关蒋介石可能为幕后指使者的猜疑，久已有之。1970年代末，曾任军统特务骨干的程一鸣曾强调说：“暗杀一个重要人物，必须得到蒋的事先批准……才敢动手。”言外之意，蒋对暗杀李、闻不仅知情，而且应该是批准了的。据此，1980年代大陆史学界基本相信，蒋介石就是刺杀李、闻的幕后黑手。有学者甚至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找出了相关的证据，称霍揆彰当年曾得到南京方面的密令，说密令称：“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参见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但是，上项所谓“密令”，因没有说明所发单位及发出时间，故并不能确定就是蒋令，或确实得到蒋的认可。据当年曾任“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指导组长的万亚刚1990年初回忆，类似诸多密令当年都是通过这个“联秘处”拟发的，许多未必经蒋过目或同意。他就明确地讲过这个“联秘处”下令处理李、闻问题的情况，他认为，正是由于他当时自拟一复电，指示霍揆彰等可予“打击”，才造成了李、闻被杀的意外后果。(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1995年版)结合1991年大陆出版的唐纵日记内容，也可以看出万亚刚回忆的情况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唐日记写道，闻一多案发生次日，无论国民党中央，还是蒋的侍从室情报部门，均一头雾水，弄不清楚：“昆明近日接一连二的凶案……究为何方所为?”国民党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几度开会商议，均不清楚状况。霍揆彰的顶头上司陈诚拍着胸脯保证：“此事绝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由此可知，蒋介石对此事应该更不知情。也正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相信同为军统特务骨干人员沈醉的说法，即杀害李、闻的主谋是霍揆彰，而霍“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主席。”(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就连身受其害的闻一多长孙闻黎明显然也倾向于相信：杀害闻一多先生的黑手不是蒋介石，而是一介武夫霍揆彰。(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下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
说蒋事先不清楚云南当局刺杀李、闻内情，还可以通过蒋日记作一比较。蒋日记不是有闻必录，日记中不记之事，有时蒋未必不知情，这是事实。但是，蒋记什么，不记什么，还是有些规律可循的。对此，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蒋日记中对“一二•一”惨案、“较场口事件”和“下关事件”的不同记述情况，就可以有一大致了解。
比较这三起事件，可以发现，凡是蒋毫无思想准备的事情发生，他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是马上怀疑共产党，即相信一定有共产党在煽惑和组织，如“一二•一惨案”。
而蒋一旦发现上述判断有误，事情实际上是国民党人自己做的，马上就会谴责其属下的做法愚蠢、无知。他除了斥骂、惩罚外，还常常会找机会，比如在内部演讲中解释，为何不能凭借政府暴力来解决问题。
“较场口事件”就不一样了。蒋日记中对此事一无记述，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在日记中也全无记载，显非偶然。这一方面说明两人对此事的了解程度和态度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说明，两人应该都不是不知情，而只是认为不重要，或知道是秘密行动，故未列入工作项目，自然在日记中也就未做记述。
由此或可推知，凡蒋介石知情且认可的事情，因为不处置，不理睬，不重视，因此日记中亦多不记录。像对较场口事件，直到一周后看到双方公开争吵太久，闹得范围太大，蒋虽出面劝告了重庆市党部，要他们“停止扩大宣传，不必再与彼辈计较”，他也没有将此事写入日记。但是，正是因为蒋感情上这种倾向太过明显和强烈，他到底还是会有发泄出来的时候。2月27日，事件过去17天后，蒋在日记中提到当天见周恩来时的谈话情况，他记述道：听到周提及较场口事件，顿时怒不可遏，当场呵斥称：那种庆祝会不流血，我革命党实该挨打。你们如刺激国民党员太过，就别怪我管不住他们。他在日记中对自己发火还颇为得意，称：“非如此决不能促此辈之反省，以为无赖可无止境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2月27日)
由蒋日记对上述三大事件的不同反应即可看出，蒋介石在“李闻惨案”问题上，其反应更近似于对“一二•一惨案”和“下关事件”的反应，与对“较场口事件”的反应情况明显有别。对“李闻惨案”，蒋刚一得到消息，和陈诚一样，也是马上认定与昆明军方无关。当着手下的面，他甚至连“疯子”两个字都骂出来了。由此不难看出，蒋介石对霍揆彰的所作所为，确实极其痛恶，事先毫无思想准备。
说蒋介石不是上述事件直接的幕后黑手，除了其日记中反映出来的这些情况外，还应注意到蒋这时对政府暴力负作用的批评性看法和一些政策性指示。他在多个场合都明确告诫手下“不应打人”，在日记中也曾特别强调问题的所在，即“党部人员之无知，作事徒增政府困难”。(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6月25日)基于下级干部暴力蛮干屡禁不止，蒋还专门对特务情报部门作出了政策性的“指示”，明确强调要禁止随意使用暴力和运用所谓“难民”。既然强调技术、强调方法，主张被动还手，反对全靠暴力蛮干，可知霍揆彰不顾一切直接杀戮的做法，不会是蒋介石授意的。
下属为何敢于屡用暴力?
蒋介石虽然不是战后政府诸种暴力行为直接的幕后黑手，却未必与这些“政府暴力”事件毫无关系。
还在“一二•一”惨案爆发前半年，即1945年4月下旬，蒋介石就针对当时何应钦所报昆明西南联大学生有响应中共联合政府号召，爆发学潮危险的情报，下过可以“予以断然处置，决不稍有姑息”的密令。
1946年3月23日，蒋介石下午约见西南联大三青团干部，因听到汇报并联想起联大学潮不断的情况，一时间怒火中烧，语言愤激，当场要求他们：“对不法教师污辱党国，甘为共匪奴属之张奚若、闻一多等，应加以还击。”(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3月23日)
6月5日上午，蒋介石在中央情报指导委员会上再度明确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
按照蒋上述旨意，尤其是蒋6月5日指示，由会报形成的指导意见随即被“转知西南各地会报及党政军机关”，刚刚接替关麟征站到昆明反民盟斗争最前线的霍揆彰，自然倍感压力。霍不得不本着“守土有责”的精神，破釜沉舟也要把民盟的气焰打下去。
霍揆彰7月13日给蒋发了一封表决心的电报：“职惟本钧座意旨，有利国家者，任何牺牲在所不计……若再滋扰甚而暴动时，职拟断然处置。”职“决依法戒严，大举肃清奸党，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以绝后患。”(《霍揆彰致国民政府军务局转呈蒋主席电》，1946年7月13日，原件藏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档案，转见《闻一多研究动态》第85期，近代中国研究网)这时李公朴刚刚被杀，霍依旧向蒋信誓旦旦，表示要将“奸党”“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足以看出霍为什么李案刚出，马上又会再做闻案。如无领袖意旨和“任何牺牲在所不计”的“忠党”精神支撑，霍又何以会如此狂热?
而对部下的这种态度，蒋介石又何尝真的反感过?他骂归骂，罚归罚，内心爱憎分明，在日记中显而易见。听说李、闻被害，蒋第一反应就是：二人“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为“将礼义廉耻之民族德性扫地殆尽”的五六位民盟教授中“最劣”者。因此，他对二人之死，不仅毫无怜悯之心，反有幸灾乐祸之意。要处罚手下时，他自不免长吁短叹，难下狠心，因为他明知霍忠心为党，故再错，他亦“不能不为之恕谅”也。
如此在思想上、情感上煽惑仇恨，在责任上、职守上督导严责，属下滥施暴力后却多方恕谅、宽宥，后来者基于“忠党”之心、守土之责，会前赴后继，大胆效尤，可想而知。
“徒然苦了自己，苦了国家民族!”
作为国民党党政军警特组织的最高独裁者，不管蒋介石如何痛恨民盟等中间亲共的势力，至少在战后这一阶段，他并不希望发生此种未经批准，且持续爆发的极大损害国民党形象的政府暴力事件。但为什么蒋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呢?比较蒋介石及其亲信的日记，可以看出蒋在处置上述事件时存在着颇多值得探讨的具体问题——
一、情绪不稳，造成指示混乱。如3月23日和6月5日关于对民盟骨干张奚若、闻一多、罗隆基等，“不必姑息”，“应施打击”的指示，就明显地存在着旨意不明，极易引起下级误读的情况。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含有激烈用语的训话或指示，有时又是在蒋心情不好，愤激操切，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发出的，与其本意未必完全一致。除对自己的脾气常常难以控制，不时会讲出过头话外，蒋有时还会发出自相矛盾的方针和指示。如前述6月5日蒋在中央情报会议上明确指示应“打击”民盟骨干人员，7月3日在同一会议上又指示，对中共及民盟等应“采取被动还手政策，我不先放枪，若彼放一枪，我即放二枪，若彼动拳，我即动脚”。(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二、疑忌过深，导致决策偏颇。国共两党相互疑忌仇恨，在当时条件下很难避免将对手妖魔化，遇事容易马上联想到对方，并且一定会把对方往恶处想，也属常态。但问题是，同为国民党人，不少国民党干部对事情的判断，却往往会比蒋介石要来得准确和客观一些。
如下关事件，刚一发生，还没有开始调查，国民党众高层领导人实际上就和王世杰、唐纵一样，马上猜到是党人所为了。对这样一种国民党高层干部凭直觉即可感知的情况，蒋介石却要看到调查结果才恍然而知，因而惊，进而怒，其指导督责自然起不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三、不谙下情，难免被下属欺瞒。蒋介石不仅对党内政治文化明显隔膜，对下情亦不甚了解。这自然会方便部属执行命令时巧予应付，欺瞒折扣。在以上两起昆明惨案的调查处理过程中，蒋介石就屡被下属欺瞒。
在头一起昆明惨案中，蒋完全不重视调查工作。得知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惩凶。在他看来，云南当局对此事并无责任，因此，只要下令枪毙投弹凶手，事情即可顺利解决。而云南当局也乐得如此。于是就出现了1日发生惨案，蒋3日上午下令枪毙凶犯，4日下午云南警备司令部就举行了军法会审，宣判凶手死刑。实际上，两名被枪决的“凶犯”，即陈奇达、刘友治，并非当日闯进学校用手榴弹行凶的军官总队的军官，而是两名盗卖军事物资的死刑犯，被昆明驻军拿来欺骗蒋介石和社会舆论的。(吴思珩《昆明学潮退思录》，《吴思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8期，台北中研院1996年)如此处置，不仅使蒋的指令打了折扣，而且也难以服众。
四、独裁作风引发事态恶化。在两次昆明惨案发生前后7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从蒋介石日记和唐纵日记中看到蒋对干部发火训斥，乃至痛骂的记录，就不下二三十次。由此不难想见蒋与众多下属之间存在的那种猫鼠关系。因为怕报告了不好的消息刺激了蒋的神经，就连蒋最重要幕僚陈布雷都要注意筛选下面报上来的报告和信息：哪些报，哪些不报，既要照顾到事情的重要程度，也要照顾到党内各种人事关系，同时还要看蒋的心情。因此，一些批评蒋和抨击政府的舆论与活动，地方党政军警特部门报归报，却习惯于不等批复，打了再说。这也是上述多次政府暴力在蒋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
像“一二•一”惨案前的11月26日，关麟征就有过电报向蒋请示如何应对，但他并没有等到蒋的回应，就动了手。同样，霍揆彰在暗杀李公朴后，也有电报给蒋介石表明心迹和决心，蒋也没有亲自看过和回复，霍即当作蒋已认可，放手让部下再去杀人。
从上述关、霍两人都在未得蒋直接批复的情况下自行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情况，可以很清楚地发现，独裁的蒋介石对类似事情其实常常是因反应迟缓而误事。1945年11月26日昆明学潮发生后，蒋如果能够早些介入和解决，就不至于再发生“一二•一”惨案;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被害后，蒋如果马上重视并着手调查，闻一多也不会被杀。
其实，蒋介石虽一向兢兢业业，日理万机，却总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和看不过来的文件。但蒋又习惯大权独揽，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或研究，下面干部请示或呈文得不到及时的答复和指示，又不能不处理，自然也就有了越权和做错的可能。尤其是1944年以后，蒋因主要致力于军事外交事务，加之精力体力均不如前，与夫人休息游玩的时间较前为多，“以致许多公文均无暇批阅”，由此引发的问题自然也就愈其多了。(万亚刚回忆，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就曾代蒋回复地方一般性函电——作者注)
在独裁和领袖专权的情况下，地方官员瞒上欺下，本来就是司空见惯的顽症。蒋介石及党的决策或情报机关再有权威与权力，也不可能监督和了解一切。何况国民党高层派系林立，蒋又习惯于任人唯亲，为此甚至不得不受到夫人宋美龄及孔家的极大牵制。上行下效，战后国民党内派系问题发展到尾大不掉乃至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反映在上述政府暴力事件上，出了事情找几个低级官兵出来“挺身做烈士”，相关派系高官出面把犯错误的干部及其追随者保下来，也就成了一种惯例。如霍揆彰是陈诚“土木系”的重要骨干，事情刚一发生，陈诚马上就站出来表态，进而亲派总长办公室高参、陈诚系负责情报特工的张振国等前往协助霍揆彰处理善后，应对调查。因为有陈诚在幕后，负责调查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以及唐纵等人，亦只有设法配合。霍虽因蒋坚持，最后仍遭处分，但有关系网相罩，所谓处分亦仅形式而已。不过半年时间，霍就堂而皇之地又以中央委员身份出现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虽经龙云电蒋抗议，霍被要求再回籍养病，几个月后，却又被推为国大代表，并获得了第十六绥靖区司令官的任用，重又回到权力地位上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只能使国民党内部的问题愈趋恶化，难有解决的出路。
严格地说，近代中国政治始终是在暴力的阴影中发展而来的，当政者无不靠强力压制异议或反抗者;造反者无不靠武装暴力革命夺权。革命一方即使登上统治宝座，也还是以暴易暴。如蒋介石南京国民党人早年就是革命党，不仅用武力对付北京政府，就是对党内政争亦一样诉诸武力。变成执政党后，对这种经验和路径的依赖，明显地带到了战后。习惯于军人当政的国民党，一旦政权受到威胁，即会动用武力。尽管战后国际国内和平民主呼声高涨，国民党自身亦不能不做出宪政姿态，这些都对它直接斥诸武力有所制约，但是，它对持异议者的抗议活动仍旧找不到适当的解决办法，只会通过经过伪装的政府暴力来解决问题。也因此，越是在军人直接当政的地区，就越容易弄出严重的流血事件来。
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领袖，固然比关麟征、霍揆彰等更具政治头脑，但他性格上仍具军人气质。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虽从政治策略的角度一直出来做灭火的工作，其内心里却总也压不住对异己分子的强烈怒火。正是他的激愤言论，时时都在起着纵火的作用。
蒋无法真正灭火，也与国民党自身体制密切相关。读蒋这一时期的日记，很容易发现其家长式的统治方式，不仅无助于解决他所面临的复杂问题，而且常常会使本来容易解决的问题复杂化和严重化。这其实也反映出所有专制体制的一个共同的弊病。对此，唐纵近距离观察所得的看法(《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也有几分道理。他写道：
“委座之权力在形式上事务上日见集中，而在实质上(如对大员顾虑多而不能加以法律)日见降低。”其事必亲临，人必亲选，唯可用之才有限，可用之策亦少;其任人唯亲，而愈用亲信、亲戚，愈容易受到牵制，束缚手脚，结果是每每“励精图治，要求改变现状，但同时顾虑太多，处处维持现状，一进一退，无补于时艰，徒然苦了自己，苦了国家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