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提出，人们对“中亚”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回溯学术历史，对“中亚”的指称和认知经历了发轫、沿变和发展的特殊历程。国际社会不同行为体的建构，经历了历史地理解构、自我利益中心化、价值标准实用化和务求实效具体化等不同阶段。文本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诠释，“中亚”范畴的界定按自然地理条件，而不是政治疆域划分；从地缘政治之角度研讨，界定范围随时代、利益取向不同而发生变化；从地缘经济之层面阐述，重“地缘政治”，轻“地缘经济”的理路发生变化；从地缘文明之视域分析，在注重多元文化纷呈的基础上，也强调对区域文化空间的认同。概言之，对中亚之认知，随时代而变易，更趋具体与接近现实；愈发注重对实践性的追求。
【关 键 词】中亚/指称/认知/沿变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提出，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与中亚创新合作模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热潮的兴起传达了一个信息，中亚研究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回溯学术历史，对“中亚”的指称和认知经历了发轫、沿变和发展的特殊历程。
晚近以来人们称之为“中亚”的地方，是世界伟大文明的古老发祥地之一，且迄今为止仍然是文明交往的重要通道和经贸合作的枢纽区域。当19世纪欧洲人向东方远行到达亚洲腹地进行地理考察之时，称这个遥远的秘境为“中央亚细亚”，简称“中亚”。至此之后，国际学术界关于“中亚”基本概念和内涵的讨论经久不息，众说纷纭。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领域、不同视角，人们对“中亚”有不同的界定和认识，概而论之，不外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以往在俄语中以“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汉译：中央亚细亚)表述广义之中亚范围；英语“Central Asia”(中央亚细亚)与俄语“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相对应。由于中央亚细亚是一个具有内陆亚洲地理特点的自然区域，故此也称“内陆亚洲”(Внутренняя Азия)，西文中有“Inner Asia”(内亚)，“Innermost Asia”(亚洲腹地)等表述形式，包括“今位于阿富汗、中国西部、印度北部、东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前苏联中亚共和国境内的各个地区”①。狭义“中亚”在俄文中以“Средняя Азия”指称，西文中以“Middle Asia”相对应，系指中央亚细亚西部的历史地理区域(историк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регион на запад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即前苏联的五个中亚加盟共和国，今位于独联体的中亚五国(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所在地区。广义之说，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定义最具权威性。1976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东非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了第十九届会议，成立了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即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提出出版“中亚文明史”计划，而首要的问题就是界定中亚地区的地理范围。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中亚地区涵盖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地区、巴控和印控克什米尔、中国西部地区、蒙古和前苏联的中亚地区，即“中央亚细亚七国”之说。狭义之见，以前苏联的界定最具代表性。“中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苏联亚洲地区的一部分，西起里海，东到中国与苏联边界，北至咸海—额尔齐斯分水线，南达苏联同伊朗和阿富汗的边界。”“在行政管理方面，‘中亚’之范围略窄——中亚共和国的概念仅包括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和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其实，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中亚也包括哈萨克斯坦的中部和南部。它们是中亚共和国地域的直接延续。”②显然，前苏联对中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的定义分为历史地理和行政管理两个层面给予认知和定位。历史地理视阈是指历史上曾经为俄罗斯所征服和统治的位于亚洲中部的操突厥语和操波斯语的非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即其境内亚洲部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中部与南部之地缘板块。中亚涵盖四个半共和国的说法即因此而来。行政管理范围则仅包括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塔吉克四个加盟共和国。综上所述，在前苏联时期形成了最为普遍的“中亚和哈萨克斯坦”(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Казахстан)之说。
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1993年中亚五国领导人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召开会议，宣布中亚地区应当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并决定弃原来广泛使用的“Средняя Азия”这一专门术语，而以“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一词取而代之，以示“新中亚”的诞生。从此，“中亚五国”的概念在国际社会得以普遍接受和使用。
检阅关于“中亚”概念之研讨，无论广义还是狭义，其实均为亚洲中心地带之简称，只是在不同情况下地理范围具有一定的变化。关于“中亚”定义之讨论，以及相关问题的思考和研究需要从比较、多元和综合的角度来进行，从中亚基本概念的界定和人们对中亚的认知入手，需要弄明白中亚的地理环境、文明交往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中亚在人类文明发展史和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作用及影响，以把握解析其内在限度和认知特征，进而做到分析诠释心中有数，得出比较冷静、清醒、客观的看法。学界对“中亚”之理解与认知，是因为历史的变迁，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环境的深刻变化，伴随着文明交往视阈下人们对内陆亚洲的了解和知识的积累，而不断深化。中、俄、德、英、法、美、日等国学者纷纷从历史、地理、文化、政治和经济视域对中亚的内涵和外延给予界定。基于各种认识，关于中亚的定义总括起来看，主要集中于历史地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视阈。
一、历史地理之视角：“中亚”范畴按自然地理条件，而不是政治疆域划定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中亚”的基本含义来自地理学家对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综合考察。人们对“中亚”的初识，最早可追溯到中国古代文献关于“西域”的记载。“西域”即地理方位词，位于欧亚大陆中心，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孔道。古代西域狭义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涵盖亚洲中、西部地区等。《北史•西域传》载：西域“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域；葱岭以西、海曲以东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为一域；两海之间，水泽以南为一域”③。《汉书•西域传》翔实记载了这一“东西六千馀里，南北千馀里”之广袤地区“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馀”④，草原行国和绿洲城郭的地理方位。可见，自汉、唐以降，中央政府行政机构所管辖的今中国新疆及中亚部分地区所属之“西域”范围⑤。近期，中亚学者也撰著阐述，“在古代中国，中亚的中、东部地区与今中国新疆地区一样都被称为西域”⑥。这里所指是狭义“西域”的地理概念。诚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西域”之地理范围指向不一，有时不仅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而且远及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但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西域”多指中国玉门关、阳关以西的诸多国家和地区，也特指汉、唐等历史时期中央政府安排的行政机构所管辖的今中国新疆及中亚部分地区。盖因这一区域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处丝绸之路要津，发挥着东、西方贸易文明交流的枢纽作用，故此引动世界高度关注；也由于古代“西域”与近代“中亚”地理概念所示范围多有重合，继而关于古代“西域”知识的积累，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亚”面貌的感知。
在中国历代官修史志和著述中都有关于西域诸国地理疆土、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的描述。汉代卓越的探险家、外交家张骞⑦凿通西域，他的足迹不仅遍及当时位于今新疆地域的诸多小国和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而且从这些地方初步了解到乌孙(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里海、成海以北)、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条支(又称大食，今伊拉克一带)、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国的许多情况。张骞所著《出关志》(已失传)开西域言志之先河，为《史记》《汉书》所取材。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报告的基本内容被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保存下来。这是中国和世界上对于中亚地区第一次最翔实可靠的记载。正如В.В.巴托尔德(В. В. Бартольд，1869-1930)评价，“中国历史之父”司马迁于公元前99年完成的《史记》首先记载了“中亚的情况”⑧。概而言之，张骞(公元前2世纪)、班固(公元1世纪)、法显(公元4世纪)、玄奘(公元7世纪)、长春真人(公元13世纪)都曾在亚洲中部活动多年。他们留下了许多关于古代中亚地理要素山脉、湖泊、河流、沙漠、绿洲、城市、村镇及其名称的最初记述和地图。以东汉将领班勇撰的《西域风土记》、东晋僧侣、旅行家法显的《佛国记》、隋唐政治家裴矩的《西域图记》，唐代著作郎许敬宗的《西域图志》、唐代宰相、画家阎立本的《西域诸国风物图》、唐著名高僧、翻译家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元初著名全真道士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撰的《常德西使记》、明代学者，杰出的地理制图学家罗洪先的《广舆图》、清代官修地方志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和《乾隆内府舆图》等影响最为深远。上述人物以丰富的阅历和准确全面的观察，流传下来大量历史地理学文献和地图，塑造了“中亚”的地域形象，给后世学者留下了得以知晓今日所指谓“中亚”的历史地理区域之意涵。
如果将中国地理学文献和西方及其他域外的情况作一番比较，方可看到中国域外交通史、地理志和地图学成就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就地图学的发展而言，早在公元前中国已经开始了地图测绘。古代中国人通过漫长的“丝绸之路”，取道中亚，与希腊、罗马和印度等地的人民有了贸易关系。盛唐之初，随着疆土的扩大，激励了有关中亚地图的绘制工作。隋唐官员许敬宗(显庆三年，即公元658年)、唐朝著名军事将领王忠嗣(天宝六年，即公元747年)等所撰著作和绘制的地图都出自这一时期。
在西方，很早就有希腊地理学家完成的地理学文献及其创造的地图学。诸如希罗多德的世界地图和托勒密的经纬线地图绘制法。但是在欧洲这种传统日渐式微。尽管如此，地理学研究和地图学的发展却一直没有中断。在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文献地图中仍有一些关于亚洲中部情况的记述和标识，但是影响有限。随着阿拉伯人进入亚州中部，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地理文献中出现了地名“马维兰纳赫尔(Māwarā'al-nahr，俄译：Мавераннахр，西文：Transoxiana)”，阿拉伯人称“河外之地”，中国学者译为“中亚河中地”，指称乌浒水(Oxus)⑨对岸之地，即阿姆河以北地区，含锡尔河、阿姆河以及泽拉夫尚河流域，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中国新疆，还包括呼罗珊(Khurasan)或波斯东部(今之阿富汗)、印度次大陆的西北部，即从信德(Sind)到克什米尔，以及位于东部边缘的蒙古与中国西藏⑩。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其中比较翔实地记述了亚洲许多国家的情况。一些西方地理学家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世界地图”。1457-1459年威尼斯天主教修士、地图学家弗拉•毛罗(Fra Mauro Mappa Mundi)绘制的世界地图，被誉为“中世纪地图学最伟大的记载”。这幅图按阿拉伯人的方法给亚洲中部的里海、阿姆河、罗布沙漠和布伦多湖(Брюнто)等予以定向，但是没有经纬度和经纬网。
虽然，早在16世纪明嘉靖年间刻印的《古今形胜之图》传入西班牙。然而，欧洲对亚洲中部的地理情况仍然知之甚少，只是根据一些世界地图和关于亚洲的记述形成一种概念，即认为亚洲中部是一个高原，中心有山结。印度河、恒河、黄河、阿姆河和锡尔河都发源于这个山结。于是在当时的欧洲地图上出现了许多臆想出来的山脉和河流(11)。17世纪，随着俄国领土迅速扩大，且与中国领土逐渐毗邻，并开始了中俄通商贸易。各种使团出使中国，收集到一些零散的汉文资料。直到清朝康熙(1662-1722年)时期，中国的地理文献和多种版本地图才因清朝与俄国在尼布楚谈判缔结边界条约期间，通过翻译和交易途径流入欧洲等地，得到广泛传播。随之，这些中国地图和地理文献，成了当时西方地图学家编制亚洲地图的原本和了解中亚的根据。
18世纪俄国进入兴盛时期，包括地理学、地图学在内的各种科学都得到进一步发展。随着其国内工业建设的兴起，提升了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极大需求。彼得大帝派出许多勘察队和大地测量学家前往与俄罗斯毗连的亚洲地区进行探查，获得了关于亚洲中部的新资料。1745年，俄国科学院地理学部出版了第一部《俄罗斯地图集》。在此总图中，中亚地区被定位是“与俄国边界相毗邻的地带”即“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及其上游所属的地区和他们之间的地区”(12)。尽管俄国地图的描绘不甚准确，但是在内容和制作技术方面都有所完善。那个时期，欧洲关于中亚的地图多是根据中国和俄国资料绘制的。
1836年，德国汉学家克拉普罗特(M.J.Klaproth)在翻译大量中文地理学著作的基础上出版了《中部亚洲地图》。这幅地图主要是依据清朝绘制的地图和中国历代关于亚洲中部的一些游记和书籍的记述，同时参考了俄国的一些地图而绘制。诸如，所有的河系、山系、湖泊、盆地，包括萨彦岭、唐努乌拉山脉、杭爱山脉、肯特山、天山和大青山等山脉描画的彼此相连、轮廓复杂；乌布苏湖盆地、乌伦古湖、罗布泊、青海湖、黄河上游和下游、蒙古西北部的一些湖泊，基本上是按照中国地图绘制的，非常详细。关于亚州中部北方的一些地区、叶尼塞河上游、色楞格河和额尔古纳河的情况，克拉普罗特参考了一些俄国材料。
法国学者埃尔裴罗(Эрбелло)最早将“中亚”地理名称的研究引入西方科学轨道。1689年，埃尔裴罗率先在欧洲学术文献中采用河间地(Transoxiana)这一地理名称，指称中亚两河流域。1843年，德国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年9月14日至1859年5月6日)首先提出“中央亚细亚”之概念。1829年亚历山大•冯•洪堡受俄国邀请进行科学考察，行程15480公里，完成了三卷本著作《中央亚细亚(Asie centrale)》(13)，1843年出版于巴黎。他被誉为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他主张中央亚细亚这一大片地区置于从北纬44.5°以北5°至以南5°之亚洲大陆的中央部分，即“西起里海，东达兴安岭，南自喜马拉雅山，北至阿尔泰山”(14)；与此同时，洪堡也给出狭义“中亚”即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的概念。此后，关于“中央亚细亚”和“中亚”地理学定位的研讨呈多样化并向更广泛的视阈扩展。
1877年德国杰出的地理学家、地质学家费迪南德•李希特霍芬(Ferdinand Richthofen，1833-1905)在其著作《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做研究的成果》(15)中提出将亚洲分成“中央区”和“边缘区”两个自然区。他指出，“中亚”是指亚洲内陆地带以没有河流注入外海的水文体系为特征的所有地区；其界线则北起阿尔泰山、南抵西藏高原、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大兴安岭。他以西方人的视角界定中亚的地域范围，其指向更为偏东。
俄国学者将“中亚”作为俄国地理学的一个专有名词始用于19世纪中叶。“在此之前，就地理学而言，对中亚是一个地区的概念仍然鲜为人知……1856-1857年，П.П.谢苗诺夫—天山斯基(Петр Петрович Семснов-Тяншанский 1827-1914)完成了闻名遐迩的天山的旅行考察，开创了中央亚细亚地理学研究的新时期……弥补了当时在欧洲学界独步一时的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不足。”(16)1862年，俄国东方学家及中亚探险家尼古拉•哈尼科夫(Nicolay Khanykoff)认为洪堡的定义不符合地理学要求，而应该根据环境特征界定中亚范围。他主张“中亚缺乏注入外海的河流这一现象，应作为界定中亚的一个原则”(17)。哈尼科夫据此将处于洪堡定义“中亚”南界之外的东部伊朗和阿富汗地区也包括在内，比洪堡对“中亚”界定的范围更为广大。俄国著名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和中亚研究学者穆什凯托夫•伊万•瓦西里耶维奇(Мушкетов 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1850-1902)曾于1874-1875年和1877-1880年两次赴中亚探险考察(18)。他认为，亚洲地区可分为两大部分，即边缘亚洲(外围亚洲)和内陆亚洲(中央亚洲)；二者在地理方位、环境特征以及地质起源方面迥然不同；中亚地区可用“内陆亚洲”或“中部亚洲”指称；这个地区系指“亚洲大陆上没有河流注入外海，具有‘瀚海’特色的一切内陆地区”(19)。
19世纪后半叶俄国发布了《俄国地理学和统计学资料集》，这是当时全面记述和研究俄国边疆和毗邻国家，特别是中央亚细亚研究翔实而具有分量的地理学和军事统计学的著作，不仅记录了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关于中亚和中央亚细亚：锡尔河上游、纳伦、费尔干纳、阿列克山德罗夫斯基山、兴都库什，也包括了中国西部甘肃、新疆、青海、西藏和乌梁海边区。
1897年В.В.巴托尔德出版了他的《中亚科学旅行报告(Отчет о поездке в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с научной целью 1893-1894)》(20)。他主要考察了中亚楚河和伊犁河谷地区。其足迹从奇姆肯特到奥里•阿塔(21)、从塔拉斯河岸至楚河河谷，从纳伦河达伊塞克湖，经克孜尔、吉雅隘口和桑塔什高地抵伊犁河谷。以В.В.巴托尔德为代表的俄国学者首先将欧亚大陆的一部分称为中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并列入地理文献的中央亚细亚(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所指广大地域的组成部分。
十月革命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苏联关于中央亚细亚疆域的看法仍然没有统一。具有代表性的看法当属A.奥博鲁契夫。他以苏联国界作为中亚北面和西面的界限，东界为大兴安岭，南界为中国的长城直至甘肃省的兰州和昆仑山麓(22)。
苏联学者们的中央亚细亚(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是广义中亚，指称“南起昆仑山脉，西到帕米尔、天山山脉和准噶尔山西支，北达阿尔泰山，唐努乌拉山和外贝加尔山，东至大兴安岭(23)。《苏联大百科全书》定义“中亚(Централыная Азия)是亚洲的一个自然区域，包括沙漠、半沙漠平原和高原。东以大兴安岭南段和太行山为界，南到印度河上游与布拉马普德拉河(雅鲁藏布江)沿河构造盆地。中亚的西、北界线与哈萨克斯坦东部诸山脉，阿尔泰山，东、西萨彦岭一致，大体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及中国的国界线相合(24)。
20世纪70-80年代，苏联高等院校历史专业教科书明确了狭义“中亚”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包括“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即西起里海，东到中苏边界，北起咸海—额尔齐斯分水线，南达苏联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边界”(25)。虽然这一时期苏联历史地理学界已经把“中亚”的“四至”范围描述得十分清晰，但在政治、经济和学术领域，人们仍然习惯沿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传统表达方式。
英国学者加文•汉布里认为：“沙漠和草原终止的地区，也就是中亚边界终止的地区”，并对具体“四至”划出了大致范围：“在北方，中亚草原与西伯利亚的泰加森林南缘相接。中亚的南界，则由一条将近四千英里，几乎是连绵不断的山岭标志出来。”“在东部，大体可以沿着中国长城划出一条界线，然后从热河，沿着满洲森林地带向北延伸，但在西部，乌克兰草原则一直延伸到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构成了中亚草原地区地理和历史的延伸”(26)。《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诠释，“Central Asia”地区包括苏联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以及北极区和西伯利亚，中国的新疆、西藏、内蒙古和阿富汗、尼泊尔(27)。《大英百科全书》将广义的“中亚”定义为，“西从里海起至中国西北地区和蒙古国，北从西伯利亚南部起，南达伊朗和阿富汗北部”(28)。并认为，“中亚最重要和最显著的地理特征，是它完全隔绝来自海洋的影响”(29)。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称，广义中亚指亚洲中部，包括中国(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阿富汗北部、印度西北部、伊朗北部和蒙古国及苏联部分地区。其含义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即西起里海、东到大兴安岭、北自阿尔泰山、萨彦岭，南至喜马拉雅山的中亚范围基本相同。狭义中亚指苏联境内的土库曼、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4个共和国及哈萨克共和国南部(30)。我国著名学者陈翰笙指出，“中亚是一个纯地理名词。自古以来，中亚即分属于各个不同国家，其中一部分地区是中国的领土，其他地区也和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31)。中国学者关于中亚的研究，采用科学的方法，根据不同时段和史实对其历史地域范围的界定或伸或缩。
概而观之，国际学术界大多从地理学的角度予以界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基本吻合。综览“过去时代进行的地理考察”，“中亚”可以从以下方面界说。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讲，近代地理概念“中亚”一词的宽指意义与古代“西域”概念的出现密切相关。随着时空的变迁，“西域”作为一个地域概念逐渐发展成具有现代意义的地理名称——中央亚细亚，且逐渐按照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涵义予以使用，多指广义的中亚。以自然地理环境而言，狭义中亚深居内陆，远离海洋，地域辽阔，东高西低；西进东出，北上南下，东联中国，北靠俄罗斯，南邻伊朗、阿富汗，西达里海，构成一个具有独特地缘结构的纵横捭阖之地。
二、地缘政治之视角：界定范围随时代、利益不同而发生变化
1993年，中亚五国领导人举行峰会宣布五个独立新生的主权民族国家构成和归属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单位。这一当代中亚历史上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之后，在中亚国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政治生活中，均采用原来表述广义“中央亚细亚”的俄文之称“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这一术语替换狭义“中亚”的表述形式“Средняя Азия”一词。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一词开始广泛使用，指称现今中亚五国及其所在地区，以示与苏联时期“中亚与哈萨克斯坦”(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Казахстан)之说的区别。
这样一来，在学术研究中出现了“极大的混乱”。长期以来，狭义“中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和广义“中央亚细亚(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作为地名使用在国际学术界历史学和地理学文献中已约定俗成，沿用已久。近年来，中亚国家的学者们基于历史、面对现实就“中亚”之广、狭两义指称的使用进行了重新审视和界定。有学者仍然认同，狭义“中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涵盖的地域，即“西自里海，东至帕米尔，南起科彼特山(Копетдаг)，北达阿姆河下游和锡尔河”，即指今中亚五国的所在地区；而“‘中央亚细亚(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所表述的广袤地区还包括阿尔泰、蒙古、中国西部新疆和西藏等，也就是西方学界所指‘内亚(Inner Asia)’”。他们指出，“‘中央亚细亚(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和‘内亚(Inner Asia)’与‘中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概念之间是有区别的。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中亚学术界存在的不加区别的滥用情况，对理解不同概念所涵盖的具体地域范围，造成了混淆不清，应予以分别受用和高度的重视”(32)。
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后，“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作为一个当代通行的政治用语，指独联体(Содруже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лрств，简称为СНГ)的中亚五国，但是在现今中亚国家的历史学界依然沿用前苏联时期广义中央亚细亚(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和狭义中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的表述。
冷战结束，世界政治版图发生了巨大变化，中亚五国的出现形成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空间。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各种行为体围绕中亚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亦称“第二次大博弈”。如果说第一次大博弈的主要决斗者是沙皇俄国和大英帝国，那么在新一轮的角逐中不仅有大国，也有不同地区的轴心国家。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沙特、日本、印度、韩国等纷纷将中亚作为角逐的目标。中国也加强了与毗邻的中亚地区的合作。不同的国度根据不同的现实利益对中亚之概念做出新的诠释，或引申，或扩延，给出不同的定义。
在新中亚的地缘政治博弈中，美国是最积极的竞争者。自苏联崩解至2001年之前，美国中亚政策的总目标与中东政策一样，在中亚新的地缘政治空间树立“民主”样板，进而向中亚及其周边辐射，为建立美国之下的世界新秩序开辟新的道路。其政策的制定出于两个具体原则：一是单边获益；二是投入极小化。然而，“9•11事件”以后，美国中亚政策进行了调整，重心是强化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和能源安全，并以此作为其地缘政治的一种基本致思进路，长期占据对中亚认知的主导地位。
事实上，美国地缘政治学专家们关于中亚的政策理论并没有成功实现。在美国的对外战略实践中，中亚的地位处于近东、伊朗和阿富汗之后。其症结在于，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在对中亚五国的地缘政治定位方面存在分歧。美国国务院将中亚五国与俄罗斯划为同一个地缘政治空间。而美国国防部则把中亚五国和阿富汗六个国家视为一个地缘政治整体。这两个最高领导机构的分歧，妨碍了美国中亚战略的推行。2005年8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问题专家斯塔尔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美国与大中亚：合作与发展伙伴关系计划(GCAP)》的文章，首次提出了“大中亚计划”，强调美国的战略目标要求其在大中亚地区建立涉及政治、经济与安全的多边机制，以阿富汗为立足点，通过共同利益与共同需求将阿富汗与中亚五国及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连接成一个地缘板块，以促进该地区的民主改造，以使年轻的中亚国家脱离俄罗斯的怀抱，抵御中国的影响，而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这项计划很快上升为美国政府层面针对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对外政策构想。2009年11月18日，美国国会“中亚联线”正式成立并提出，在中亚又一次处于关键性的战略通道地位时，“中亚联线”将在加强美国与中亚的关系方面扮演关键角色。2011年9月，美国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这一系列地缘战略的选择都承袭和发展了“大中亚计划”的地缘政治幻想。但是，随着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南亚的影响不断增强，而美国在该地区的举措却总是似是而非。阿富汗作为美国深入中亚和南亚的一个“抵押物”，成了它的一大难题。巴基斯坦安全形势不断恶化。美国长期致力的中东等关键区局势紧张。美国在中亚—南亚的军事存在、政治影响取决于它的经济参与度。随着国内财政状况的恶化，美国对中亚国家的承诺逐渐衰弱，致使它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大打折扣，一些目标未能实现。尽管如此，美国仍然不会放弃在“大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双重目标。
俄罗斯与中亚地区拥有7000多公里的疆界线。在俄罗斯外交利益的现实图景中，中亚与俄罗斯特殊的传统关系，对俄的地缘政治、地缘安全、地缘经济和劳务资源价值都无法改变俄罗斯对中亚地缘政治定位的惯性思维。“中亚是后苏联空间居俄罗斯之后的最大板块。它连接欧亚东西，处于发达的北方和发展中的南部之间。它是世界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它的地缘区位和丰富资源使其成为世界政治博弈的重要舞台。中亚国家在其中起着首要地位的作用。”(33)“在地缘政治上，虽然中亚国家始终保持着穆斯林世界的取向，同时发展与西方的关系，但是这些相向的，或者至少与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不相符合的向量，仍然使俄罗斯保留着获取利益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俄罗斯没有竞争者。”(34)这是俄罗斯精英对新中亚地缘政治地位的评价。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首先是以安全保障为由，利用在独联体的政治主导权强化在中亚的影响力。近年来，俄罗斯推进“软硬结合”的中亚战略设计理念，一边通过“硬实力”实现在中亚的战略，同时显露出更注重“软实力”的影响，即除了军事、经济以外的第三方面的实力，主要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文化感召力等方面的吸引力，实现自己的利益。无论是“大中亚计划”还是“新丝绸之路计划”都没能动摇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特殊传统关系的根基和相互吸引力。
中亚五国独立之始，日本就认定中亚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能源供给来源地的战略价值，具有“重要的触媒作用”，便将触角伸向中亚，推出了一系列与中亚合作计划，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从“中亚攻略”“千年开发目标”到“中亚+日本”对话机制等，成为中亚最大的援助国之一。十年来，截至2012年，日本提供中亚的海外开发援助ODA(35)超过36.7亿美元。2014年日本曾与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了基础设施维持和人才培育总额约2600万美元的无偿资金援助。2013年10月以后，安倍晋三曾多次出访土耳其，提出日本和土耳其是亚洲双翼的“亚欧丝绸之路”地缘政治框架，试图联合土耳其，从历史、宗教、语言、文化等方面影响中亚，牵制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而土耳其认为，丝绸之路的两端，正是亚洲大陆最东端的中国和最西端的土耳其；中亚则是丝绸之路连接东西方的必经之地(36)。近年来，土耳其大力发展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关系；同时不断深化与传统的中亚操突厥语国家的关系。显然，日本希望拉土耳其影响中亚制衡中国的思维缺乏历史地理、地缘政治和现实国家关系的支撑。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和中亚政策的目的不外乎“政治拉近”和“利益释放”，谋求其政治、军事“大国化”。
综上所述，在对“中亚”之界定和认知的建构中，笔者观察到上述国家跻身中亚“地缘战略棋手”的意图，可见其中亚政策之一斑。在地缘政治方面，这些国家的战略决策，愈发向着与现实利益结合更为紧密的方向发展；愈发追求根据国家利益需要，进行中亚意义的定位；以适合解决本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课题。这是关键所在。
三、地缘经济之层面：重“地缘政治”，轻“地缘经济”的思路发生变化
地缘经济是以地理因素为基本要素，指国际关系中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现象与地理关系、地缘区位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为当代各国国际战略、区域经济和文化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从地缘关系的角度看，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地缘经济往往影响和决定地缘政治的走向。中亚地区特点鲜明的地理、资源禀赋与经济结构，包括道路交通和能源供给等远程网络的发展决定了其地缘政治的重要地位。长久以来，广义中央亚细亚(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就是世界贸易从中国到印度、布哈拉等地的重要通道。”(37)这是人们由来已久的共识。而对狭义中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地缘经济重要价值的认识，仍可以追溯至19世纪沙皇俄国与大英帝国对中亚地区的争夺。
沙皇俄国向中亚的推进从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政治背景之下的商业利益。19世纪初之前，在俄国的对外政策中，中亚并不占中心地位。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手工业的发展，尼古拉一世(38)政府开始意识到俄国与中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隔绝状态有碍于俄国贸易关系的建立，便通过一些期刊和著述进行舆论导向，以提升商人们对中亚的兴趣。1835年，俄国著名经济学家Т.涅博里辛率先提出，俄国“通过亚洲贸易能够得到极其重要的好处”，中亚对“俄国的许多手工业部门的繁荣来说都是必需的”(39)。尽管如此，当时的俄国精英阶层依然对中亚的认识存在分歧，政界和商界对中亚的经济地位没有给予广泛的认同和足够的重视。
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列强为了夺得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以满足本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掀起了瓜分殖民地和争夺势力范围的狂潮。1853-1856年，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根据《巴黎和约》，其被迫放弃在巴尔干半岛和黑海的部分权利。此时，英国经过多年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进一步将触角伸向印度、阿富汗及其“距俄国边界最近的地方”(40)。沙皇俄国认为，“我们在欧洲的各种事务中，现在遇到的和可能发生的一切困难，都是来自英国方面。……只要我们在中央亚细亚能够及时地壮大自己的势力，我们在巴尔干半岛和亚细亚就能够取得所需要的一切”(41)。于是它也把争夺霸权的目标对准了中亚。随着英俄关系的紧张化，中亚成为俄国军事和外交冲突的主要舞台。英国则是俄国的主要对手。俄外交界、商界、军界纷纷提请亚历山大二世及其政府，英国的竞争势必“削弱俄国在亚洲的商业影响”，并提出“建设一条由里海到咸海的铁路计划，以扩大俄国货物的销路和加强在东方的影响，从而削弱英国的竞争。”(42)在一些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军界精英的影响下，沙皇俄国开始了中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探查，即俄国中亚政策的第一阶段。
沙俄为了深入研究中亚现状和英国的影响，很快派出三个中亚考察团。一支是前往帕米尔和克什米尔的印度、阿富汗等地的科学考察团；一支是赴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的外交考察团；另一支是派向喀什噶尔的贸易考察团。俄国最著名的中亚问题专家М.А.捷连季耶夫阐释，帕米尔和克什米尔(43)“自然为我们开放着一道宽阔的通向印度的大门”，“是俄国必须注意的地区”，在英国“最脆弱的点上”，俄国“可以得到十分巨大的利益”(44)。外交官Н.П.伊格纳捷夫率团首先奔赴位于阿姆河下游的希瓦汗国，然后到达位于中亚河中地区的布哈拉(45)。Н.П.伊格纳捷夫认为，“在经济方面布哈拉比希瓦对俄国的意义要大得多”；“首先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占据阿姆河，建立我们在这条河上的巡航制度，以威慑大不列颠”(46)。与此同期，俄国哈萨克军官瓦里汗诺夫受政府派遣前往喀什噶尔。他在考察报告中写道，考察团旨在将“俄国与中亚统一起来”，“沟通研究俄国与喀什噶尔来往最便捷的道路”，“从而建立俄国与喀什噶尔的直接贸易”。西西伯利亚总督加斯费尔德将军在他的年度报告中写道：“把喀什噶尔变成一个独立于中国，处于俄国保护之下的国家，将使我们成为中亚细亚的主人。”(47)无论是俄国，还是英国都将以上地区视为“中亚细亚经济贸易的关键”。
可见，当时沙皇俄国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对中亚地域的认定，不仅限于阿姆河、锡尔河两河流域，而且涵盖阿富汗和清朝新疆。根据中亚考察团的实地勘查成果，沙皇俄国政府加速了对中亚政策的出台，外交部积极响应，财政部“主要出于物质上，而非政治上的考虑予以大力支持”(48)。于是形成了沙皇俄国中亚政策的第二个阶段：付诸实质性扩张行动。
19世纪60年代之前，俄国政府并没有完整系统的中亚政策考虑，大都根据具体情况和偶然事件处事。时任外交大臣А.М.戈尔恰科夫承认，“只是到1864年11月沙皇才确定了‘中亚问题纲领’”(49)。俄国开始对中亚进行全面扩张。布哈拉汗国(1868)、希瓦汗国(1873年)、浩罕汗国(1878年)三个中亚汗国相继沦为沙俄的属国。
19世纪后半叶，俄国中亚政策的内容是根据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而确定的。这一时期俄国人所确定的中亚地域，包括现今狭义的中亚地区和清朝新疆版图在内。1914年，俄国土地建设局移民处出版的《亚洲俄罗斯》一书阐释，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俄国与中亚的实际边界是一条蜿蜒断续的线。它从里海开始，顺着乌伊河到斯维瑞诺哥罗伏斯卡亚，从那里形成一条直线，通到鄂木斯克，顺额尔齐斯河到它的上游，终止于阿尔泰。”(50)“俄国向中亚的推进”正是为了“打开通布哈拉和印度的商路”(51)。
俄国人由初识到深入中亚出于多种原因：其一，中亚草原地带一直是民族迁徙和通商的孔道。俄国商人和哥萨克移民以及长途跋涉的驼队经常受到袭击，因而要求政府的保护。其二，土地肥沃、水草丰腴的哈萨克草原对于俄罗斯而言，犹如当年印第安人的土地对于美洲的殖民者那样具有强烈的诱惑力。其三，与之毗邻的波斯和印度神话般的财富，很早以来就激起了俄国对其经济贸易的向往。其四，英国人向中亚地区的商业和政治渗透引起了沙俄的担心，促使沙皇俄国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占据中亚以维护俄在中亚的经贸利益，提高自己在亚洲的地位。其五，利用中亚地区作为政治经济的杠杆，削弱英国在亚、欧分界线——土耳其海峡对俄国的压力。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形成了一个传统的区域名称“中亚和哈萨克斯坦(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Казахстан)”。这个术语源于苏联经济区的划分和各加盟共和国在全苏的经济分工。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和塔吉克四个加盟共和国组成“中亚经济区”；哈萨克斯坦则是独立的“哈萨克斯坦经济区”；除此之外还有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经济区等。这些经济区是以相近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类型特点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划分的。作为主要是第一产业的中亚各国曾经是前苏联的原料基地，具有丰富的煤、铁矿石、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有丰富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矿产。前苏联时期，在经济领域，“中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一词还用于“苏联中亚经济区(Среднвазиатский з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айон)”的简称，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四个加盟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南部(52)。
随着新丝绸之路的复兴，中亚地区成为军事战略、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利益中心和“力量投射”(53)地。人们对于中亚本体的追问日渐增多，虽然没有改变对基本地域范围的认识，但是较之以往重“地缘政治”地位，轻“地缘经济”的战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俄罗斯学者对中亚的界定有了新的理解和诠释，“今日中亚之范畴涵盖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北部和中国西北。以能源问题考虑，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俄罗斯境域西从阿斯特拉罕州直到东部的阿尔泰边疆区亦属中亚地区”(54)。这一定义更具有针对性的特点。在经济上，俄罗斯与中亚五国之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相互依赖性。中亚国家不仅是俄罗斯出口和销售粮食、交通设备、汽车、纺织品的重要市场，更是俄罗斯劳务资源的来源地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屏障。除了传统的联系之外，近年来，俄罗斯强化致力于中亚，与美国和欧盟对该地区军事影响力的增强，及其对里海盆地石油与天然气流向的控制权与全球能源的争夺密切相关。俄罗斯中亚政策的目的在于控制里海和中亚地区的能源运输，尤其是向欧洲的能源运输通道。
当今世界，能源经济已成为地缘政治的重要符号。随着全球石油、天然气、铀以及其他重要工业矿物等不可再生资源的需求激增时代的到来，中亚成为世界新的能源富集区。大国纷纷对中亚资源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美国要确保在全球资源竞争中的首要地位，中亚地区必然成为其优先考虑的方向。从乔治•W•布什时代开始，美国明确把外交工作的重点置于中亚和里海地区，将里海盆地和中亚地区视为石油和天然气的新来源，并积极参与中亚地区的能源开发。在新能源地缘政治中，就美国的战略利益而言，它认为在中亚地区最关键的挑战来自中国和俄罗斯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美国不仅将中国视为其“资源冲突”的潜在因素，而且始终积极倡导和建立绕过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从而削弱俄罗斯对跨地区能源流动的控制权。在地缘经济层面，美国对中亚战略的基本思路和内容取决于其“主宰未来世界能源政策”的考虑，是其一贯的战略观所决定的，带有鲜明的政治和军事色彩。
四、地缘文明之视域：多元文化的纷呈与区域文化空间的认同
地缘文明是影响区域认同的重要因素。地缘文明可以理解为相邻的民族、国家因地理要素为纽带而形成的文明交往；既包括由于长期生活在一个共享的自然地理和历史地理的范畴之内的民族与国家，进行各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交往、合作与互动，而彼此联系在一起，形成同一文明区域，享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也涵盖虽地理区位毗邻，但处于不同文明区域的文化主体之间进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的交往与涵化。
现今，虽然由于政治疆界的划分，广义中亚(中央亚细亚)地区分属于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国家。从地缘的角度看，中央亚细亚地区处于东欧平原和蒙古高原中间地带，独特多样的自然环境和地理区位，决定了这里多种经济类型和多元文化特征的形成。农业绿洲的定居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密切交流、互为影响。各种文化、不同种族的代表通过中亚交通走廊碰撞融合。长期以来，这一地区历史地理、语言文化、民族宗教等形成了诸多既有多元性，也具类同性的人文特点。
中亚的文明差异主要存在于分属不同历史时期的移民族群结构及其文化认同。一些研究材料指出，自公元前两千年中后期开始，印欧语系的代表吐火罗人、雅利安人和古希腊人等相继形成了第一次向中亚大迁徙的主要力量。关于操伊朗语族居民出现在中亚的时间，至今仍众说纷纭。根据《阿维斯陀经》和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述，以及阿契美王朝(前550-前330年)铭文遗存记载，公元前6至前5世纪在中亚形成了巴克特里亚(大夏)人、帕提亚(安息)人、马尔格兰人、粟特人和花拉子模人的居住区。他们大都讲东伊朗语，而帕提亚人的语言则属西伊朗语。《汉书•西域传》载，“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55)。直到公元7世纪初，中亚地区仍然是操各种不同中古伊朗语居民的天下。
印欧语系希腊语族居民落居中亚可追溯至公元前486至前465年阿契美王朝薛西斯(Ксеркс)统治时期。公元前329至前327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灭阿契美王朝后，开始向中亚进军。亚历山大的征服战争在给中亚带来殖民统治的同时，也带来了希腊文化，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融。在一些移民中出现了希腊语与本土语言的混合。据发现的一些碑铭证实，最早在公元前4世纪30年代，就有起源于阿拉伯半岛游牧的闪米特人迁入中亚(56)。公元前2至前1世纪，由于北伊朗人的入侵，先是塞人，随之亚速人、吐火罗人、月氏人等先后徙入，中亚的希腊人逐渐被融合。公元前1世纪至5世纪中叶贵霜王朝统治中亚。这一时期商贸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中亚大地出现了希腊文、阿拉米亚文及其在阿拉米亚文基础上创造的粟特文和佉卢文等多种文字的流行。与此同时，佛教、印度教、祆教和希腊宗教等也在这里共存且相互影响。公元5世纪初至6世纪中叶， 哒在中亚建国；封建生产关系在这里产生，进而形成了当时中亚地区政治上的分散状态和诸多属国各自为政的局面。自此摩尼教、基督教相继传入。公元6世纪后半叶，突厥语游牧部族逐渐势强，开始西迁经略中亚，催化了中亚河中和花拉子模的突厥化进程。突厥人的传统信仰萨满教也在中亚多种宗教并存的环境中立足。公元7世纪后半叶，属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的阿拉伯人征伐中亚。随之伊斯兰教步入中亚大地，开始了中亚伊斯兰化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拉伯人自然融合于中亚各民族之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喀什卡达利亚等州的居民仍然保留着与此相关的族群认同。”(57)后来，喀喇契丹人也曾统治中亚。自13世纪初蒙古人进入中亚，这一地区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近3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亚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和语言、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世纪后半叶，随着沙皇俄国对中亚的征服，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等斯拉夫民族由西向东迁徙。简言之，自公元前两千年中期就有众多的人种、部族及其所带来的绚丽多彩的文化由西向东或由东向西迁徙、传播，在中亚碰撞、交流、融合，迄今为止这里仍然呈现出族群、人种迥然相异、多样文化千姿百态的特点。几千年来，中亚大地经历了无数个王朝政权的兴盛更迭、风云变幻，而极少形成统一国家的局面。
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公约指出，自古以来，历史地区为文化、宗教及社会活动的多样化和财富提供了最确切的见证，保护历史地区并使它们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是城市规划和土地开发的基本因素。基于此，学界根据历史和文明经验，以及独特的地域文化为基础，形成了广、狭两义中亚的概念图式和知识体系，其含义不断推展、延沿至今。
鉴于长久以来中央亚细亚不同语族人民的区别共存，草原文化与绿洲文化的差异共存、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冲突与交融共存，众多种族与族群的融合共存和同化共存，以及诸多民族在长期交往中出现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习俗的亲缘性和相似性，中国、美国、英国、前苏联学者都提出，中亚是一个历史文化区域的概念。美国学者D•西诺尔认为：“‘中亚’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中亚’的疆界是不稳定的”(58)。另一位美国学者W.M.麦高文在其著作《中亚古国史》中指出：中央亚细亚之地，在人类文化史上，久居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许多风俗习惯和艺术发源的中心，一方面又是上古世界一切主要文化中心间的媒介。”(59)中国学者界定中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亚洲中部民族政权的历史、类同文化的地域和民族关系发展而形成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区域”(60)。
“中亚历史文化区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以历史地理和语言文化等要素为主要指标。它的形成是由于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历史过程，导致多元文化及其代表的高度接触，产生了明显与地缘位置相关的文化特征，诸如族群文化、社会发展和民族心理的近邻性、接近性及其传承性。但它不是一个绝对统一的共相整体。在这一广袤的地域，由于不同地区地形地貌的差异，部族、民族集团的分异、征服和迁徙，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形式的兴起，人类群居生活高级形式——城市的出现，以及历史的延续性和当代的并存性，这里分别形成了若干大小不一、各具特色的亚区。中亚学者关于“中亚历史文化区域”的复数表述形式(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ые области)以及所提出的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帕提亚(今土库曼斯坦南部)、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撒马尔罕、布哈拉)、花拉子模(阿姆河下游)、大宛(费尔干纳谷地)等等历史文化区的概念(61)，足以作证；同时表明他们对自己所处地区历史文化的认知和理解。
最初东亚许多国家，诸如在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地理文献和地图中，有很多记述是以带有神话色彩的昆仑山及其以西“一些鲜为人知的地区”即中亚，为世界的中心。1526年，章潢编纂的《图书编》中有一幅《四海华夷总图》是以昆仑山为中心。其中明代以前的地名大都是采自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在朝鲜发现了大量18世纪以前的木刻和手稿。手稿中有一幅以昆仑山为中心的佛教传统轮形地图，名为《四海总图》，最为引人瞩目。日本地理学家中村荣孝指出，图中出现了许多带传奇色彩的国名。114个国名中有110个出自《山海经》，其他采自《书经•禹贡》《穆天子传》《列子》《淮南子》等著。据此，中村荣孝认为，当时在东亚地区的地理文献和制图学中表现出宗教寰宇观。他推测在关于中亚的概念中也融入了宗教寰宇观(62)的理念。
中亚地区作为一个独特的地理文化空间，在其历史进程中，宗教因素具有特殊的功效和深远的影响。从地域文化背景讲，中亚的文明几经衍变、转型。仅就狭义中亚而言，拜火教(亦称琐罗亚斯德教和祆教)、萨满教、摩尼教、佛教等文化元素成为历史纵深的积淀，突厥化、伊斯兰化、俄罗斯化以及民族化、本土化等不同时期的演进塑造了近世以降之“中亚区块”的认知。概而言之，打上深深烙印的地域文化特征和认同感是人们对中亚概念形成的基础。
根据丰富的人类学材料分析，俄文文献将现今居住在中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的民族人种类型分布划分为三大区块。其西部地区主要由土库曼人占据；阿姆河和锡尔河两河之间的区域散居着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卡拉卡尔帕克人等；东北部居住着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将“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称之为一个“历史民族学区域(Историко-этп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область)”。前苏联的民族学家从理论上界定，这一历史民族学区域“不仅有各民族在生活方式、文化和心理方面的特点，而且有这些方面的共同点，这种共同点是一些同属某一社会经济形态、某一经济文化类型和某一历史民族志领域等而决定的。”(63)“当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作为苏维埃国家政治上成熟的组成部分，其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进程的发展和实现提出了解答阐释这些民族国家各族人民的历史。正是各民族人民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形成了民族国家的统一。其生命力已将中亚各共和国的文化艺术历史的研究提为当前迫切的任务。中亚各民族人民文化艺术历史是一个整体。中亚各族人民在往昔时代形成的文化艺术特性和伟大创造为世界艺术遗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64)
在民族学、历史学、艺术学和考古学领域，前苏联学者对“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和“Средняя Азия”两个专门术语的使用具有明确的区分。他们确定中央亚细亚(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东起大兴安岭，西迄帕米尔高原，南界西藏，北达阿尔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央亚细亚(内陆亚洲)国家和诸民族进行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65)。在研究民族史方面，中亚仅指五个加盟共和国所在地区，而中央亚细亚则指更广泛的地域范围。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学者们的论著中可见一斑。诸如，С.Г.科里亚什托尔内阐述：“在匈奴建立国家之前，欧亚草原(中央亚细亚和中亚)的民族语言学情势已形成了共同性特点。”“那时，由于欧亚草原强制性和经常性的迁徙，不仅印欧部落，而且来自西西伯利亚和沿乌拉尔地带的原始乌戈尔部落，以及来自中央亚细亚东部的所谓‘阿尔泰’部落等紧密集团或多或少不断地渗入中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和中央亚细亚(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匈奴将月氏和其他塞人部落驱入中亚以后，建立了‘帝国’。虽然匈奴人的语言仍然鲜为人知，但是很清楚，匈奴联盟内部主要是古突厥语的部落。值得关注的是，在民族语言学方面，组成匈奴‘帝国’的游牧部落成员从来就不是单一的”(66)。又如，Н.О.阿洪诺夫阐释，“民族地名是在族名基础上产生的地名。在中亚有很多地名源于操突厥语部落和氏族的名称。岁月流逝，众多的部落不仅在中央亚细亚(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和中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而且在东欧各民族的历史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许多部落成为中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和哈萨克斯坦一些民族的族名，诸如乌兹别克、哈萨克、卡拉卡尔帕克、吉尔吉斯等”(67)。
检讨以上论述，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人文地理层面，中央亚细亚一直是不同时代各种文化的交汇处。连接中国与罗马的丝绸之路的主要路段正是处于这一地区不同族群的控制之下。根据各种文字典籍和丰富的文物古迹的记录，中亚曾经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必经之地，这里也自然成为不同种族汇聚融合之地。那些曾经作为外来和本土文化创造者和代表者，且一度居于主导地位的某些族体和部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活动界域、族名、地名的变化勾勒出，无论是广义中亚还是狭义中亚的地缘文化特征，即中亚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众多民族生息融合，多元文化交相辉映，各种宗教碰撞共存的人类宜居地区。
苏联解体以后，中亚国家在对待历史事变的地域空间向度上，其自我认同意识进一步凸显，从不同于地缘政治的理念出发，更强调“苏联解体，新生的主权国家独立，中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的五个共和国共处中央亚细亚地区(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й регион)(68)。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之命运息息相关，具有历史、文化、语言和宗教信仰的共同性。”俄罗斯学界也指出，中亚与近东、高加索、巴尔干等都是“文明的分水岭”，“准确地说，这个地区是与非穆斯林文明的边界”。中亚五国虽然在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上差距甚远，在推行社会经济改革的模式等方面各行其是，但是“它们具有地理、历史、民族、文化、语言、宗教等诸多因素的类同性”(69)。
综上所述，无论是国际社会对中亚概念的理解，还是中亚国家对自身所处地域的认知，大都源于强烈的文化认同理念，定位于广泛存在的民族构成、宗教信仰等元素的积累结果；对这一地区种族和民族特点的认同，对这一地区世居民族文化与地理周边异文化的认识和识别也是界定中亚地缘文化边界的基础。概言之，关于“中央亚细亚”概念的确立是基于地缘文明整体考量的范式；而狭义中亚则是作为一个特殊的块状联合体，与“中央亚细亚”联系在一起，共属于一个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地缘文化区域；其中都涵盖了地理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
五、结语
通过对广义和狭义“中亚”学术历史的系统考察，将“中亚”地区所处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地位、社会历史环境和地域文化特性进行综合梳理、辨析，可见人们因各自利益和视角差异逐渐形成的若干不同认识。按照历史的脉络解读人们对中亚概念界定之演变，理绎关于“中亚”指称和认知的发展过程，我们注意到国际社会不同行为体的相关建构，经历了历史地理解构、自我利益中心化、价值标准实用化和务求实效具体化的不同阶段。国际关系中的不同主体从对中亚外在自然地理的关注，到根据利益需要而导演这一地域历史事变的空间向度。他们不是仅从单一视阈出发，而是进行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综合考量，进而充分地享受广义抑或狭义中亚区域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以回应和满足各自不同的战略利益诉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大背景之下，对中亚之认知，随时代而变易，更趋具体与接近现实；愈发注重对实践性的追求。这正是对中亚地区的边界始终未能确定统一认识的原因之一。虽然国际社会对中亚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地位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但是对中亚地域范围的指称和认知，尚未确立一个清晰而固定的概念，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动态化意义的重建过程之中。关于是否将阿富汗包括在内，抑或将阿塞拜疆也纳入其中的讨论便是突出例证。由于历史地理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综合考量，中亚五国+阿富汗的“中亚六国”之说已入学界视阈。
阿塞拜疆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共属里海沿岸国家。阿塞拜疆与中亚除塔吉克斯坦之外的其他四国均是操突厥语国家，大多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与中亚国家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联系和诸多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共性。对于美国和俄罗斯而言，里海地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所蕴含的丰富的石油资源，还因为不管谁控制了这一地区的石油输出线，谁就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这也是中亚地区的竞力者们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一直以来，一些“地缘战略棋手”视阿塞拜疆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及里海和中亚“资源富集区”的“瓶塞”。这正是某些精英将阿塞拜疆与中亚五国相提并论，划入同一块地缘空间的价值所在。他们不仅出于政治利益也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
综观“中亚”范畴之界定的变化，反映出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中亚”作为地域性概念，都是以多种相似性为基础的动态关系体。鉴于此，我们在具体研究中，需要以具有巨大战略价值的地理学资料作为参照点，以直线推进或曲折复杂，甚至迂回发展的历史轨迹为依据，用历时态与共时态思维相结合的视野，不仅强调中亚文明交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连续性的发展脉络，而且紧密联系现实中亚在地缘政治上的生命力、地缘文化上的吸引力和地缘经济上的旺盛活力，去认识中亚，去解读中亚。
注释：
①В. Г. Гафров, Л. И. Мирошников, Изучение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пы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 чества по проекту ЮНЕСКО Москва, Наука，1976；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第一卷，2002年版，第368页。
②(24)《苏联大百科全书》，1978年版，卷28，“Средняя Азия”词条。《苏联百科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1页。
③(唐)李延寿撰：《北史》，第十册，传[九]，卷九十七，中华书局，三二零七页。者舌即康居，是古代生活在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汉朝时期，东界乌孙，西达奄蔡，南接大月氏，东南临大宛，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成海之间，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及锡尔河中下游。
④参见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九十六，3871页。
⑤С. Л. Дихвинский, Б. А. Литвинский,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раннем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8, с.65.
⑥(32)(56)(57)(61)Эрвард Ртвеладзе,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ультур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дипломатии Рё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Ташкент, 2008, с6、с5、с45、с49、с16.
⑦张骞(约公元前164年至前114年)，字子文，汉中郡城固县即今陕西省城固县人。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和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两次肩膺使命出使西域。
⑧В. В. Бартольд, Сочнения Ⅱ, часть Ⅰ, Москва, 1963. с.475.
⑨乌浒水系指令阿姆河(Amu Darya)。阿姆河(Amu Darya)系突厥语，Darya是海或大河之意，Amu得名于沿岸城市阿姆(Amul)，因土著民阿马德人(Amard)得名，今土库曼纳巴德。乌浒水为汉译，汉代称其妫水，隋唐称乌浒水。
⑩参见С.E.博斯沃思著，刘迎胜译：《导言》，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下)，2010年版，第1页。
(11)Н, М, Щукина, Как создавалась карт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Москва, 1955, с.4.
(12)Н. М. ЩуКина, Как создавалась карт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Москва, 1955. с.7.
(13)Humboldt, A. de. 1843. Asie cetrale, Recberchs sur les chaines de motagnes et la climatologie comparée, Vols. Ⅰ-Ⅲ. Paris.
(14)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第一卷，2002年版，第366页。王治来：《中亚史》，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15)Richthofen, F. Von. 1877. China. Ergebnisse eigner Reisen und daraf gegründeter Studien. Vol. I. Berlin.
(19)М В. Певцов，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ашгарию и Кун-Лу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 уры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49. с.3..
(17)(19)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第一卷，2002年版，第366、367页。
(18)Мушкетов И. В. Туркестан. Г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по данным，собранным в путешествиях с 1874 по 1880, СПБ, 1915; Туркестан, т. 1-2, СПБ, 1886-1906
(20)В. В. Бартольд, Отчет о поездке в Сренюю Азию с научной цеью 1893-1894, В. В. Бартольд Сочинения, т. Ⅲ, 1965г.
(21)奥里•阿塔，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
(22)Н. М. Щукина, Как создавалась карт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Москва, 1955г, с.32.)
(23)《苏联百科词典》，苏联国家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词条。
(25)С. П. Полк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Москва, 1980г. с5.
(26)(29)加文•汉布里主编，吴玉贵译：《中亚史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4页。
(27)《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页。
(28)《大英百科全书》，1980年版，伦敦，第1119页。
(30)《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卷，第602页。《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78页。
(31)陈翰笙：《〈中亚学刊〉发刊词》，《中亚学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
(33)Россия——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Политика и ислам вXX-XX Ⅰ вв. том 2, Москва, 2010г. с.9-10.
(34)РГМД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я；содержаий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ограничители, Москва, 2013г. 10. с.5-6.
(35)ODA即官方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缩写。
(36)2014年6月13日，土耳其—中国丝绸之路经济贸易文化艺术合作协会会长赛乃西•司马懿的访谈讲话。
(37)С. Т. Кляшторный, А. А. Колесников,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глазами русских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ов(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9в),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88, с.57.
(38)尼古拉一世全名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罗曼诺夫(1796年7月6日-1855年3月2日)，1825-1855年在位。
(39)Т.涅博里辛：《俄国对外贸易统计报告》(第2册)，圣彼得堡，1835年版，第248页。
(40)俄国对外政策档案，文件宗(Ф. Канцерялия)，外交大臣的工作报告，1859，279页。
(41)M.A.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2)，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64页。
(42)Ф.马尔简斯：《俄国和英国在中亚》，圣彼得堡，1880年版，第18页。
(43)帕米尔地处中亚东南部、中国的西端，横跨塔吉克斯坦、中国和阿富汗。克什米尔是南亚次大陆西北部(青藏高原西部和南亚北部的交界处)的一个地区，位于印度、巴基斯坦、中国、阿富汗四国之间，曾为英属印度的一个邦。大部分地区现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控制(东北阿克塞钦和喀喇昆仑走廊由中国控制，已并入新疆、西藏两自治区)。
(44)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亚洲的枢纽(Pivot of Asia)》，第二章，第48页。
(45)19世纪初，布哈拉汗国的疆域除泽拉夫尚河和卡什卡河流域外，还包括今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部分地区，以及锡尔河北岸、突厥斯坦城及其附近一带。
(46)Н.П.伊格纳捷夫：《赴希瓦和布哈拉外交代表团》，《俄罗斯导报》，1871年第3期，第66页。
(47)(49)俄国对外政策档案，文件宗(Ф. Канцерялия)，外交大臣的工作报告，1858，217-218、155-156；1859，219；1864，28-219。
(48)国立列宁图书馆手稿部，馆藏全宗：169，目录10，文件17，第24页.
(50)(51)俄国土地建设局移民处：《亚洲俄罗斯》，圣彼得堡，1914年，第71页。
(52)С. П. Поляк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Москва, 1980г. с5.；《苏联百科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1601页。
(53)Центр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реформ,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Россия, Китая 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2012, с.7.
(54)Алан Хабалов, Основные угроз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для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материк, Москва, 2014, 2, с.111.
(55)汉兰台令使班固撰，唐秘书少监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一二，传(六)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第三八九六页。宛即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
(58)D.西诺尔：《什么是中亚》，载《民族译丛》，1986年等1期。
(59)W.M.麦高文著：《中亚古国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页。
(60)马曼丽主编：《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卷》，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62)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第184页。
(63)Ю. В. Бромлей, Этнос и этнография. М. Наука, 1973г. с.264.
(64)Г. А. Пугаченкова, Искуство Туркеместан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Искуство》, Москва, 1967, с.8.
(65)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Из ист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Алма-Ата, 1990, с.3.
(66)С. Г. Кляшторный, А. А. Клешников,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глазами русских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ов(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Ⅹ Ⅸв.), Алма-Ата, 1988, с.15.
(67)Н. О. Ахунов, Этнотопонимы—важ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источник,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Узбекской ССР, Из истори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вв, Ташкент, 1987. с.86.
(68)ДКыдырбекулы, Г. Аннакулиева, К вопросу об этногенезе казахов и туркмен(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ысль, 1997.2.с.48.
(69)Россия—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Политика и ислам вⅩⅩ-ⅩⅩⅠ вв. том 2, Москва, 2010г. с.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