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执政第一年即将结束。在他上任之前，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达到了创纪录的低点。当2020年特朗普担任总统时期，盖洛普就美国领导力在60个国家和地区所做的民调显示，对美国领导力的赞同率中间值只有22%。拜登执政前几个月确实扭转了美国的形象，据盖洛普今年8月在46个国家和地区所做的民调，对美国领导力的赞同率中间值上升到49%。但紧接着美国在阿富汗糟糕的大撤退令拜登政府的全球控局能力露出原形。
不仅在阿富汗和中东的策略出现问题，美英澳“奥库斯”同盟也令美欧出现龃龉。在对华和对俄关系方面，拜登政府同样没能改变局面，国内种种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有些甚至更加糟糕。美国的全球战略出了什么问题？
新加坡前外交官马凯硕在他的新书《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中有不少精彩见解，他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存在诸多问题。笔者的观察与马凯硕有相同也有所不同。笔者认为，美国其实并不擅长全球战略，其唯一相信的就是“实力的平衡”（美国人叫Power Balance）。如今与美国达成任何外交协议很可能都不可靠。如果不发展本国的经济、国防力量及科学技术，不在外交上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想通过让步、示弱就能换取美国的见好就收，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说美国没有真正的全球战略？
首先，美国有扩张的目标，但从来不考虑战略，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它崛起前没有碰到过真正的对手。从地缘政治来看，美国有着非常得天独厚的优势。自建国以来，美国周边从未出现过真正强劲的对手。假如美国北边的邻国不是加拿大而是俄罗斯，南边的竞争者不是墨西哥而是中国，美国这套手法有可能维持吗？美国历史上曾经的对手英国，因当时主要精力陷于欧洲争霸，所以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干预北美殖民地的独立。
就“战略”而言，美国远比不上英国的“分而治之”，也比不上俄国彼得大帝寻找东西出海口的高瞻远瞩，因为美国东西出海口是现成的，没有想这个问题的动力。美国也没有德国那种夹在大国之间腹背受敌的紧迫，旁边两个大洋隔绝了对手。所以，美国看重的只是“实力”，玩的是“实力的平衡”，形象一点说就是“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在美国拥有强大控局能力时，华盛顿还能主导游戏。但是当其控局能力逐渐衰退时，带来的结果是不断制造新的“对手”。美国不少“对手”，都是当年美国扶植用来对付另一个对手的盟友。因为被扶持的国家强大后毕竟都想要独立自主，不愿再受美国控制，于是盟友又变成美国新的更强大的“对手”。以中东为例，无论是伊拉克还是伊朗，包括埃及，都曾有这样的经历。为了维持自己的霸权体系，美国和其他国家交往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和则两利”，更多是不对称的游戏，逼迫其他国家受它的控制。如何实现这种控制？美国除了用军事干涉的手段外，更常用的两个手段是经济和金融。
其次，容易陷入“为了反对而反对”，美国体制决定了很难推出长远战略。美国是总统制国家，但总统所在的政党并不一定掌握国会多数优势。而且美国又不像欧洲国家那样有很多政党，除了共和、民主两党，第三党很难立足。两党竞争很多时候是没有理性的，为了反对而反对。比如共和党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承认要搞基础设施建设，但在野的民主党议员会反对；而在拜登上台后，民主党提出要推动基建计划，共和党就要出来反对。一切都从党派利益和选举目的出发。
例如，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建立国联，希望给欧洲带来永久和平，但是方案在美国国会被反对党否决了，美国自己反而没有参加国联。后来当大家希望通过国联来制止新的世界大战时，发现国联已经发挥不了作用。这一体制的弱点几十年来引起美国学者和政治家的讨论与反思，但谁都无力改变。如今，因为阶层矛盾加剧、族群日益撕裂和政治对立激化，“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弊端在美国空前突出，2020年美国大选创下历史纪录的投票率即是证明。
再次，多重因素令美国外交战略越来越荒腔走板。过去在美国以及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竞选总统或者议员，如果没有高学历、没有好口才以及出色的履历，获得普通百姓选票的可能非常小。但是，如今美国的选举正好相反。美国地方选举的议题经常是非常莫名其妙的，选出来的也多是擅长夸夸其谈的人物。我在美国感受到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是，他们已经不是比谁更有远见，更有政绩，而在比烂，相互挖对方的丑闻。这就使得一些真正有能力有远见的人不愿意参加竞选，不想跳入这个大染缸中。
此外，如今美国的公立学校，教师把学生当顾客，对学生所有的表现无论好坏只能表扬不能批评。如遇到被批评的学生的家长是有地位的白人，打个电话告到校长那儿去，被炒鱿鱼的往往就是想要把学生教好的老师。所以美国基础教育在走下坡路，学生多是被哄着，导致很多人眼高手低，缺乏真才实学。
也正因如此，美国社会底层反科学、反精英的人越来越多。在美式民主的选举制度共同作用下，这阻碍了美国外交着眼长远和吸取历史教训。即使美国一些优秀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战略家能进入内阁，但当政的政客大多刚愎自用，导致美国的外交战略荒腔走板。（作者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