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对神话进行系统研究，茅盾可说是先驱者之一。最早研究神话的是鲁迅，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探索小说起源时，就提出神话是小说最早的渊源。继鲁迅之后第二个研究神话的是茅盾，他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外国文学“穷本溯源”。他说：“二十二三岁时，为要从头研究欧洲文学的发展，故而研究希腊的两大史诗，又因为两大史诗实即希腊神话之艺术化，故而又研究希腊神话。”〔1 〕茅盾当时只是利用业余时间来研究神话，但在他潜心研究之下，出版了不少神话研究的专著，计有：《中国神话研究ABC》、《神话杂论》和《北欧神话ABC》三种。《中国神话研究ABC》在1978年出版《茅盾评论文集》时， 改名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至1980年，茅盾又将《中国神话研究初探》、《神话杂论》和《北欧神话ABC》合编成《神话研究》一书， 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茅盾神话研究的成绩是显著的。
茅盾研究神话的成就，不仅表现在研究成果之多，而且表现在他对神话有许多精辟的见解。首先，他对神话的概念的理解比较准确，他说：“神话是一种流行于上古时代的民间故事，所叙述的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们的行事，虽然荒唐无稽，可是古代人民互相传述，都确以为是真的。”〔2〕这个观点同马克思对神话的阐述相当接近。〔3〕其次，对神话的产生，神话演变的原因等，茅盾也有较正确的看法，他说：“神话是各民族在上古时代（或原始时代）的生活和思想的产物。”〔4〕“原始人民……以自己的生活状况、 宇宙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等等，作为骨架，而以丰富的想象为衣，就创造了他们的神话和传说”〔5〕。 茅盾这里所阐述的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的关系以及艺术想象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基本上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反映论的。在茅盾看来，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对于神话演变的原因，茅盾说：“因为‘文雅’的后代人不能满意于祖先的原始思想而又热爱此等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因而依着他们当时的流行信仰，剥落了原始的犷野的面目，给披上了绮丽的衣裳。”〔6〕意思就是说， 随着社会的发展，后人不满于祖先的“犷野的面目”，便按照自己的思想来删改神话，为己所用，因而使神话不断发生演变。
另外，茅盾对研究神话的方法，也提出了很宝贵的意见。
19世纪西欧有很多神话研究学派，诸如文字学派、比较神话学派、人类学派等等，对这些神话学派，茅盾大多作过研究。其中对茅盾影响最大的是人类学派，此派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神话学家安得烈•兰。茅盾的神话研究理论就是从安得烈•兰那里吸收、改造而形成的。因为人类学派比别的学派更具有科学精神、朴素的反映论和发展观点。
茅盾对欧洲神话曾作过系统的研究，如果从欧洲神话与他的小说创作的关系这一视角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欧洲神话特别是北欧神话对他的小说创作是有影响的。影响之一，表现在他曾利用欧洲神话来讽刺现实。茅盾以神话为题材写的短篇小说共有3篇：《神的灭亡》、 《耶稣之死》和《参孙的复仇》。这3篇都是借神话来讽喻现实的。
《神的灭亡》是一篇北欧神话。天上，“神中之王”奥定，是一个穷凶极恶、口是心非、荒淫无耻的家伙。他“靠着传统的神权统治了世界”，他拥有无上权威，手下有许多战将、武士和警察做他的“羽翼爪牙”，他的“权威建立在刀尖上”。他们一伙，“高高在上，荒淫享乐”，下界在他们“重重压迫下，人民痛苦地呻吟着”。奥定把他所有的“敌人”都锁禁起来，自以为他的统治权“就像铁铸一般坚牢”。然而，在下界，被压迫的人民起来“反叛了”，他的“敌人”也都“挣断了镣梏”，“反叛了”，“全宇宙的被压迫者联成了一条战线”，“叛乱的火焰正在到处延烧”，一齐向“天宫”进攻，使奥定慌了手脚，“脸色惨白”，感到“神族的大崩溃不可避免的了！”最后，奥定和他的战将、武士全都战死了，只有“火焰巨人”没有死，他用他的“火焰”“烧平了那天宫！”重新创造宇宙。当时蒋介石正在实行白色恐怖，连续用武力“围剿”革命根据地。显然，《神的灭亡》正是巧妙地运用北欧神话来“象征蒋家王朝的荒淫堕落及其不可挽救的必然灭亡”〔7〕。历史完全证实了茅盾的科学预见。
《耶稣之死》是茅盾1942年8月在桂林写的， 《参孙的复仇》的写作时间也大致相同。《耶稣之死》是根据《旧约》、《四福音书》写成的，描述耶酥为宣传福音要到耶路撒冷去，耶稣明知道那里的“法利赛人一定要害他，也知道他若到了耶路撒冷，那就是他被谋害的日子近了”；然而为了宣传福音，“他还是决心到耶路撒冷”，跟着耶稣同去的有12个门徒。耶稣宣传福音，揭露那些“假冒伪善”的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很受人民的爱戴。祭司长和文士们看到耶稣当众揭露他们的阴私，十分恼怒，便“想要捉拿耶稣，只因怕百姓，就不敢下手”。耶稣的门徒中有个叫犹大的加略人，为了得到“30两银子”，便把耶稣出卖了。他趁着耶稣在一个园子里过“逾越节”的时候，带领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兵丁们，把耶稣捉拿走了。耶稣终于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
《参孙的复仇》是根据《旧约》中《士师记》写成的，描述参孙有无比的神力，他“撕裂活狮子跟撕裂羔羊一般”，他只“用一根驴腮骨”就“能够击杀一千非利士人”。他的情人大利拉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参孙把神力来源的秘密告诉她。起初，参孙有警惕心，没有把神力来源的真实秘密告诉她，讲的全是假的秘密，这就使得大利拉三次谋害参孙都告失败。但妖媚的大利拉并不因此便胆怯，仍坚持要参孙把真实的神力来源的秘密告诉她。她以攻为守，说她之所以三次将他捆缚，都是为了试验参孙是不是真心爱她，结果证明参孙三次都以假秘密骗了她，也就证明参孙并不真心爱她。“在大利拉韧性的、坚强的、媚感而又辛辣的攻势下”，参孙动摇了，以为自己错“把好人当作坏人了”，便把自己神力来源的真实秘密告诉了大利拉，结果被大利拉出卖。大利拉勾结非利士人来把参孙捆走了。他们将参孙的眼睛挖去，强迫他服苦役。一天，非利士人的首领召集了三千多的族人，来到他的大殿里，要杀参孙来祭神。这时，参孙的神力已经恢复，他把大殿里的一根顶梁柱撞倒，和三千多非利士人同归于尽。
这两篇神话故事，显然是针对1941年的“皖南事变”和新疆的盛世才为迫害进步人士，于1939年10月制造的所谓“阴谋暴动案”而写的，它寄寓着作者对被迫害的人士和死难的烈士的深沉悲痛和对国民党统治者的极大愤慨。茅盾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茅盾短篇小说集•序言》中说：“《耶稣之死》和《参孙的复仇》都取材于《旧约》，是对当时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诅咒并预言其没落；因为只有用这样的借喻，方能逃过国民党那时的文字检查。蒋介石是基督教徒，他的爪牙万万想不到人家会用《圣经》来骂蒋的。”
影响之二，表现在以北欧神话命运女神中的“二姐精神”来塑造和评价“时代女性”系列形象。
茅盾在研究欧洲神话时，经过比较，他最喜欢北欧神话，这是因为北欧神话崇高、庄严，总的基调是现实的，充溢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北欧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中的二姐（Verdandi）就最富于斗争精神，她总是“既不依恋伤感于‘过去’，亦不冥想‘未来’”，而是执著地追求着现实，“勇敢，直视前途”〔8〕。因此茅盾特别喜欢她。 茅盾说：“我们，生在这光明和黑暗交替的现代的人，但使能奉Verdandi作为精神上的指导，或者不至于遗讥‘落伍’罢。”〔9 〕当他自己在大革命失败后，曾一度流露出悲观苦闷的思想情绪时，便以北欧的勇敢的命运女神做他精神上的向导，使他自己很快就振作起来。同时也就以北欧命运三女神中的二姐的精神来塑造“时代女性”的形象，并以二姐的精神为标尺，来衡量和评价这些“时代女性”形象的高低。当我们考察这些“时代女性”形象时，我们就会发现，茅盾笔下的“时代女性”的行为，凡类似或接近北欧命运女神二姐的精神的，就受到作者的喜爱和赞扬，凡背离了二姐的精神的，就必然受到作者的批评。北欧命运女神二姐的精神，最集中体现在她对现实的执著追求上，因而“时代女性”执著追求现实的程度如何，便成为作者或褒或贬的轻重的尺度。在作者看来，“真的勇者是敢于凝视‘现实’的”〔10〕。
下面，让我们对茅盾在“五四”时期、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塑造的“时代女性”进行系统的考察：
在“五四”时期出现的“时代女性”有《创造》中的娴娴，《诗与散文》中的桂奶奶，《虹》中的梅行素和《一个女性》中的琼华。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就是反对封建礼教，以上几位女子都是被“五四”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唤醒以后走向不同道路的女性知识青年，虽然她们各人的教养、经历和个人的素质、性格不同，而她们的思想一经解放以后，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时代潮流的漩涡，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娴娴的性格和素质很像北欧命运三女神中的“老二”，她温柔、典雅、美丽，生长在风流名士之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曾受庄子哲学的影响，有过虚无主义思想，认为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平平的，分不出高下来”。后被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丈夫君实的苦心“创造”，变为一个追求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新女性了。君实却反而不安，想以“中庸”之道来约束她，但这时的娴娴已有了自己的信念——“我们只要抓住了现在，用我们现在的理解做我们所应该做”的，要跟着时代前进。最后，因夫妇双方思想距离悬殊，娴娴只得与君实分道扬镳了。茅盾对他笔下的娴娴的这种彻底的追求解放、追求光明、一往直前的精神是肯定的，因此他处处都以赞扬的笔调来描写娴娴的行为。对于桂奶奶敢于摆脱旧观念的束缚，打碎了娇羞、幽娴、柔媚这“三座偶像”，大胆地追求“青春快乐的权利”的行为，茅盾也是赞同的，因为这也是桂奶奶追求思想解放，执著于现实的一种表现。因而对于娴娴和桂奶奶这两位女性，茅盾断定，“只要环境转变，这样的女子是能够革命的”。
梅行素是作者最喜爱的“时代女性”。她原爱上姨表兄韦玉，父亲却把她许配给有钱的姑表兄柳遇春。她原以为这是“薄命”。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她解放了思想，主动找韦玉商量共同逃走的办法，不料韦玉太懦弱，不敢共同逃走。为了“让父亲借此机会卸清了积年的债务”，她嫁给了柳遇春。婚后她发现受柳的欺骗，便毅然冲破“柳条的牢笼”，跑到泸洲去教书。在泸洲，她看不惯那些所谓“新派教师”在政治上的勾心斗角和生活上的颓废荒唐，加上那个野心家惠师长对她的邪念，她又毅然离开了四川，跑到上海去另寻新路。在复杂的上海，她得到了革命者梁刚夫的帮助和指引，几年来对美的追求到这时便从朦胧变成清晰，心胸由狭窄变得宽广，视野也变得开阔了，终于加入到群众运动的行列中去，最后登上一幕“历史的壮剧”的战场，从革命的同路人变成了新时代的一名战士。梅行素的这种不顾人生道路如何崎岖，都勇于“摸索而碰壁，跌倒又爬起”，一直“往前冲”，始终执著于现实，斗志永不衰退的精神，与北欧命运三女神中那位象征着“现在”的年轻、活泼、勇敢、直面现实的二姐，又何等相似！
琼华出身“望族”，年轻漂亮，很多青年向她求爱。她发现追求她的青年是“魔鬼”，便以“不爱也不憎”的虚假态度与他们周旋，使她在社交中成了乡中“女王”。不幸她家被一场大火烧毁，父亡母病，家境败落，她脸上也给烧了一个疤，人们疏远了她。她不但不正视现实，反而更加高傲，把自己关在老屋里，结果没人理睬，抑郁而死。显然，茅盾对她的碰上困境，却不正视现实，采取对策，只一味想盲目报仇的思想和行为给予了严峻的批判。琼华这种经不起挫折的考验与北欧命运女神二姐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在茅盾的小说中，出现在大革命时期的“时代女性”较多，主要有《幻灭》中的静女士、慧女士，《动摇》中的孙舞阳，《追求》中的章秋柳，《自杀》中的环小姐，《昙》中的张女士，《色盲》中的赵筠秋以及《陀螺》中的五小姐和徐女士等。她们大都是在“五卅”运动的冲击下，才卷到大革命的漩涡中来。在她们身上，多数有“愤愤然要革命”的热情，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观念，敢于大胆地爱，然而又不像“五四”时期的子君那样把爱情当作自己生活中追求的唯一目标，而是在爱情追求上碰到问题时仍不忘社会和人生。因为她们大都有着一种“向善的焦灼”的心情，也就是有一股热烈的革命情绪，就像静女士一样，虽然在爱情上迎来了幻灭的悲哀，可是她又从幻灭的悲哀里去追求新的憧憬。她们这种在革命高潮中昂扬亢奋的行为，与北欧命运女神二姐那种勇敢、向上的精神是吻合的。作者对她们这积极的一面是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的。然而，由于这些“时代女性”们全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她们在与工农结合之前，都有软弱病，都缺乏坚定的革命意志，因而当革命受到挫折的时候，她们大都消极悲观，甚而颓废自杀。静女士几次追求都破灭了，章秋柳苦闷到用性刺激来打发日子，过着荒唐、颓废的生活。张小姐从革命的浪潮中退出来后，父亲逼她嫁给南京的一个王司令作妾，她不敢以反抗寻出路，认为“还有地方逃避的时候，姑且先逃避一下吧”，便逃到广州去了。赵筠秋在革命失败后甚至不敢承认自己的革命史。她父亲为了“结交权贵”，强迫她嫁给一个军阀做姨太太，她既不愿嫁给军阀，又不敢违抗父命，便以独身来了结一生。大革命时期“时代女性”中的这些消极面，背离了北欧命运女神二姐的精神，理所当然地受到作者的严肃批判。
在大革命时期的“时代女性”中，孙舞阳和徐女士相对来说，表现较好。孙舞阳和静女士一样对革命的追求有一颗“向善的焦灼”的心灵，她的生活虽然有点浪漫，但在方罗兰的缠绵悱恻的爱的纠葛中，她有“我决不肯因此使别人痛苦，尤其不愿因我而痛苦者，也是一个女子”的纯朴感情，说明她的浪漫是有节制的，决不为了自己获得幸福而去牺牲别人的幸福，在她浪漫的内核里，仍保持着一颗正义、善良的心。她更讨人喜欢的是思维敏捷、立场坚定、斗争坚决。她与胡国光一接触，就能发现这家伙不是好东西。她在反革命的血腥屠杀面前，表现得勇敢而机智。作者在塑造孙舞阳的形象时，多持赞扬的态度。因为孙舞阳不管遇到什么风浪，意志都比较坚定，都执著现实，不懈地在追求着光明，这些精神，与北欧命运女神二姐很接近。
抗日战争时期，茅盾在他的小说中塑造的“时代女性”没有大革命时期多，主要有《锻炼》中的苏辛佳、严洁修和《腐蚀》中的赵惠明等。抗战时期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其他矛盾退居次要地位，因而这时期的“时代女性”是否执著于现实，是否具有北欧命运女神二姐的精神，就看她对抗战的态度如何。抗日不抗日也就成为衡量“时代女性”进步还是落后的主要标志。茅盾这时期的“时代女性”，大都“要从狭的自私的爱的圈子，从舒适的然而使人麻醉的生活环境中，掉臂而去，——去做什么呢？去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贡献她的一份力量”〔11〕。苏辛佳、严洁修就是这样的女性青年。在上海“八•一三”事变中，苏辛佳怀着满腔热情，到伤兵医院去宣传抗战，国民党将她逮捕，并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要追查她的政治背景，威逼她写悔过书。她坚强不屈，一字不写，坚持斗争。最终，苏辛佳留在上海，严洁修打算去汉口，继续“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贡献她的一份力量”。对于她们这种满腔热情从事抗战工作的精神，茅盾持肯定的态度。
赵惠明算不算“时代女性”？评论茅盾“时代女性”的文章极少提到她，大概因为她当过国民党特务的缘故吧！我认为“时代女性”不是一个政治概念。在茅盾的小说中，凡在“五四”、大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卷进时过时代漩涡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的），不管她卷入的程度如何，也不管她结局怎样，均可称“时代女性”，反之就不是。如果按照这种理解，赵惠明就应放到“时代女性”的行列中来。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由于蒋介石集团抛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甚而散布“不抗战止于亡国，抗战则将亡党”的怪论。还是中学生的赵惠明，出于单纯的爱国热情，曾经参加过反蒋抗日活动，并且还是一个激烈分子，她慰劳“赴京请愿”的同学，发动“择师运动”，因此与官僚父亲闹翻。这些都表明她已开始执著于现实，卷到时代的漩涡中来了。然而，她很快就走上了邪路，沦为特务。这外因是由于希强的“逼胁、诱惑”，内因则由于她存有较严重的虚荣心和“贪图舒适生活”的思想。但她的人性尚未泯灭。她一方面由于对特务机关的凶残卑劣的痛恨，另一方面由于受革命者小昭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所感召和热情真挚的劝导，使她产生了逃离“狐鬼世界”，走自新之路的思想。对于赵惠明的追求虚荣，“贪图舒适生活”的思想和行为，特别对于她劝小昭自首和告发K 和萍的卑劣行径，作者都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因为这是不符合北欧命运女神二姐执著追求光明坚持正义的精神的。对于她沦落在魔窟中，孑然一身、孤苦无靠、受人凌辱，有子无力赎，有夫不能爱，有仇不能报，有苦无处诉的境遇，则寄予一定程度的同情，这也是女神的正义感所固有的。这种正义感并不与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相悖。
可以说，茅盾笔下的“时代女性”，大都用北欧神话命运三女神中的二姐精神来作为衡量她们的尺度，或爱或憎，或褒或贬，这绝不意味着我把“时代女性”的思想水平降低到远古的神话时代，更不意味着我贬低了茅盾的创作思想水平，说他在各个时期所塑造的“时代女性”的思想高度超不过北欧命运女神二姐的思想水平，我绝没有这个意思。茅盾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早在1925年，他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美学观点，发表了《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他从那时就已基本具有了无产阶级文艺观。我想表明的是他对“时代女性”的要求，主要是要求她们执著于现实，坚持正义，追求光明，紧跟时代步伐。像梅行素那样，在人生崎岖的道路上行走，“跌倒又爬起”，“一直往前冲”，一旦得到了先进思想的指引，就会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再经过革命的锻炼，不断克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的缺点，便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茅盾笔下的“时代女性”，茅盾自己说都还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是“不很勇敢、不很彻悟者”，她们虽然“不是革命分子，然而也不是浅薄的浪漫女子”。根据时代的要求和当时的具体条件，茅盾还用不着以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来要求她们，所以便用北欧神话命运女神中二姐的精神作为衡量她们的标尺。
必须指出，茅盾虽然用北欧命运女神“老二”的精神作为衡量她们的标尺，而有些“时代女性”中却是含有政治寓意的。这指的是《野蔷薇》中的5篇。因为正如茅盾所说， 在“恋爱描写的背后是有一些重大的问题”的。既有政治寓意，便必然产生这些小说主题的二重性。如在《一个女性》中，表面看来是对琼华不正视现实情况的变动仍一味地高傲，终于自取灭亡的批判，其象征寓意则是对盲动主义者在革命低潮时仍不正视现实，继续去攻打大城市，致使革命惨遭失败的批判。《昙》中对张女士逃避现实的批判，如从政治寓意的角度来思考，却反而是对张女士的赞扬了。因为广东当时是革命的策源地，她暂时“逃避”到广东去，是她采取的正确策略，是她对革命有坚定信念的表现。这样写，也是对盲动主义者的批判。北欧神话中的命运女神，本来就是“象征了无尽的时间上的三段”，即“过去”、“现在”和“未来”，作者这里运用象征，可能也是从北欧神话得到了启迪。
注释：
〔1〕茅盾：《神话研究•序言》，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2〕〔6〕茅盾：《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63、15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4〕《茅盾评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42页。
〔5〕茅盾：《楚辞与中国神话》，《文学周报》1928年第6卷。
〔7〕《茅盾散文速写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8〕〔9〕〔10〕〔11〕《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49、48、48、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