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茅盾隐居上海，他身心两伤。
6月下旬陈望道来访。他见茅盾身体虚弱、情绪郁闷， 便建议茅盾换换环境，可暂赴日本。茅盾说：“我也曾跟鲁迅先生议过此事。但我不懂日语，人地两生！何况又有家室拖累。”陈望道是热心人，他说：“后者我无能为力；前者我可以帮忙。庶五（陈望道夫人—著者）在日本研究绘画已经半年。我和她可以代办一切。”茅盾母亲和夫人孔德沚也都劝茅盾不必后顾。于是就定下来了。
不久，陈望道就和吴庶五安排妥贴。也代购了船票。日期是在7 月初，与秦德君搭伴同行。这时秦正住陈家。秦德君在茅盾的生活经历中占较重要的一页。这里据秦德君发表的回忆录与公开答问的文章简要介绍她的身世经历。（注：以下文字均据秦德君的自述：见1985年4月6日香港《广角镜》151期。《我与茅盾的一段情》；1988 年日本《野騲》杂志41号、42号。《樱蜃》（此文系上文的扩充）；1990年《许昌师专学报》2、3期与1991年1、2、3期。 《一位曾给茅盾生活与创作的很大影响的女性——秦德君对话录》，沈卫威整理。）秦德君1905年生于四川忠县，是明末女将秦良玉之后。其母本农家女，“选美”入秦府，怀孕后又被抛弃。秦德君是在野地里出生的，后在二哥秦仲帮助下上学。“五四”运动时她14岁，是成都第一个剪发的女子。参加学运时认识了学运领袖、他哥哥的把兄刘伯坚和长她10岁的《新蜀报》编辑穆济波。她因写信要求入北京大学的事被学校开除。赖吴玉章帮助赴重庆投奔《新蜀报》创始人陈愚生，并随他赴京。这当中她被穆济波奸污，自杀未遂。后来却又与穆结婚，保持着多年的奇怪的关系。此后她辗转武汉、上海、北京，认识了恽代英、邓中夏、李大钊及其夫人，成了革命的“小勤务员”。她在女师大附中学习过，后赴上海参加筹备平民女校，又随恽代英等在重庆搞宣传工作。恽代英任泸州川南师范教务长时，秦德君在小学部任教；与胡兰畦（《虹》中梅女士的原型）结为女友。这时秦德君为穆济波生一女孩。经恽代英向四川军阀杨森（《虹》中惠师长的原型）建议获准，派秦德君赴法留学并批给大洋千元。此款被穆济波以养女儿为由赖去。她于1922年赴沪，在党办的上海大学任工作部长。次年茅盾来此任兼职教授。他们在此有一段同事关系。此后她随邓中夏赴杭州、南京。穆济波又尾随同居。邓中夏安排她入东南大学教育系体育科上学。穆济波任该校附中教员。其学生胡风（当时叫张光人）常来，遂与秦德君熟稔。1923年秦德君经邓中夏介绍入党。不久生一男孩。这时秦德君的女同学在他们家借住养病，也被穆济波奸污，含恨离去当家庭教师，又被雇主奸污，遂饮恨自杀。为此秦德君和穆济波决裂。1925年秦德君被派往西安做地下党的工作，兼市妇协主席。穆济波携孩子追去，遂又同居。这时刘伯坚任西北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部长。后来成为秦德君丈夫的郭春涛，在刘手下任组织处长。这时刘伯坚正要和秦德君的女友结婚，但秦德君和刘伯坚相爱日久，他俩不甘心就此分手，决定借双方各有丈夫与未婚妻作掩护暗中姘居，于是秦德君又怀上了刘伯坚的孩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刘伯坚等共产党员均被逐出西北军。刘伯坚赴江西参加了南昌起义。秦德君则到武汉与先抵武汉的穆济波再次同居。穆的寓所在武昌卫中街，与施存统、胡风三家合住。（注：梅志：《在漩涡中——〈胡风传〉的一章》，《新文学史料》 1991年3期184页，187页。但秦德君在回忆文章中不提此时与穆济波同居，却说住在施存统家中。）这时她一家四口，其女已五六岁，其子三四岁。她这时已失掉党的关系。1927年11月生下刘伯坚的女儿后，她辗转赣、宁，后来化名徐航抵沪，住陈望道家。拟经日本赴苏联。所以陈望道让她与茅盾搭伴赴日。
秦德君自述的以上经历说明，秦德君一直是追随革命的时代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她本是无赖兼流氓穆济波的受害者。在这长期维持的病态关系中，扭曲了两性关系的心态：既有自暴自弃的一面，也具有茅盾笔下慧女士、孙舞阳般西方型女性气质。后者也许是茅盾能够接受她的基础或外因。但茅盾未必知道她这些复杂的两性关系经历。
茅盾与秦德君同船离沪赴神户，不过天把时间。船抵神户改乘火车时，有个日本人主动搭讪，问长问短。茅盾颇觉此人可疑，不肯多话；只告以自己名方保宗。车抵东京，自有吴庶五迎接。她安排秦德君住在白山御佃町中华女生寄宿舍，秦德君随即入东亚预备学校学日文，每天上午都有课。茅盾住在“本乡馆”。刚刚住下，车上遇到的那日本人就来“拜访”。幸遇同住本乡馆的武汉旧友陈启修来解围。他和来人用日语交谈了几句，那人就“告辞”了。陈启修说此人是日本警视厅“便衣”。茅盾奇怪，自己化名来日本，他们怎么会知道？陈启修说：“老兄大名鼎鼎，日本人情报何等灵通，怎会不知？我来日本时，他们也来‘拜访’。今后也只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不过日方的态度是，只要你不搞政治活动，就只监视，不动你。”陈启修原是国民党右派的《中央日报》总编，曾是共产党员。他赠茅盾一册新著《酱色的心》，解释说：“在武汉共产党认为我投降了国民党，心是黑的；国民党因我是共产党员，心是红的。我的心岂不是酱色的？”他署名陈豹隐，寓豹子隐居，既不当国民党，也不当共产党之意。
茅盾读《酱色的心》，峥嵘岁月与萧杀现状的反差，令他心情难以平静。他觉得，被“五四”壮潮唤醒，奋起后无路可走者，并不比走上新生如《创造》中的娴娴者少。写这些软弱者的悲剧结局，促人猛省，催人振奋，当有意义。于是7月8日他写了第二个短篇《自杀》。
茅盾赴日前后活动多，获得信息也多。所获最重要的信息，是6 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情况。 茅盾获悉， 在共产国际与苏共中央帮助下， 大会总结了建党七年来， 特别是1927年“八七”会议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性质未变，仍属共产党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目前革命处在低谷，而不是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中心任务是深入发动群众，而不是继续搞“总暴动”。大会对“左”倾路线的批判，与对今后路线的确定，使茅盾冰释了疑虑困惑；消除了幻灭悲观情绪。他决心重振精神，继续奋进。这时他的《幻灭》、《动摇》在国内连遭批判。他早感到有回答之必要。他的新思考、新心态，也有必要披露。写完《自杀》后，茅盾就动手写构思日久的洋洋15000字的长文《从牯岭到东京》， 直到7月16日始得脱稿。
文章的具体内容，一是对《幻灭》、《动摇》、《追求》的创作心态、写作动机、“托尔斯泰式”的写法，以及全书的成败得失，作了坦诚的自白与反思；对其中反映的自己的消极情绪与倾向，作了严格甚至严厉的自我批评。二是反驳了强加于自己作品的不公正的批评；对国内文坛的错误倾向，尤其是“左”的与标语口号化的倾向，也给予批评。特别重要的是，茅盾沉默经年后，第一次宣布自己所得的结论：“悲观颓丧的色彩应该消灭了，一味的狂喊口号也大可不必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要有苏生的精神，坚定的勇敢的看定了现实，大踏步往前走，然而也不流于鲁莽暴躁，我自己是决定要试走这一条路。《追求》中间的悲观苦闷是被海风吹得干干净净了，现在是北欧的勇敢的运命女神做我精神上的前导。”“她的永远奋斗的精神将我吸引着向前！”“我希望能够反省的文学上的同道者能够一同努力这个目标。”
“北欧运命女神”所指为何？在未遭曲解前茅盾就多次作过解释。1929年5月9日茅盾写道：“在北欧神话，运命女神也是姊妹三个。”“Verdandi是中间的一位，盛年、活泼、勇敢，直视前途；她是象征了‘现在’的”。他以北欧运命女神象征倾心向往的勇者：“真的勇者是敢于凝视现实的，是从现实的丑恶中体认出将来的必然。”茅盾决心从头开始“有效的工作”，“要使人们透过现实的丑恶而自己去认识人类伟大的将来，从而发生信赖”。“既不依恋感伤于‘过去’，亦不冥想‘未来’”，而“是紧抓住‘现在’”（注：《写在〈野蔷薇〉的前面》，收入1929年7月该书初版，《茅盾全集》9卷521—523页。）沿着“北欧运命女神”指引的方向踏实地前进。这就彻底回答了《追求》中提出但未作正确解答的那个“向何处去追求”的问题。1961年6月15 日茅盾《致庄钟庆信》中又解释了其政治寓意：“北欧的运命女神见北欧神话。当时用这个洋典故，寓意盖在苏联也。”（注：《茅盾书简》247 页。）这就使我们更明白了《从轱岭到东京》一文和他听到的在苏联召开中共“六大”精神之间的联系。它再次证明了茅盾所说的话的真诚可信：“我幻灭了，但没有动摇。”
在1988年《野騲》发表的《樱蜃》一文中，秦德君也证实说：“茅盾还说：北欧命运女神也是象征苏联。”但她又说茅盾给她看《从牯岭到东京》时说：“北欧命运女神中间最庄严的那一个，就是你啊。”她说，“因为当时茅盾的消极、颓唐、悲观、失望的呻吟”相当严重，甚至把当“蒋介石的秘书”作为自己“平生志愿”与现实追求。是她“义不容辞”“倾全力扶持他前进”，“从此茅盾的心情开朗起来……很快活的写好一篇文章《从牯岭到东京》”，并把她讴歌为“北欧命运女神。”（注：《樱蜃》，日本《野騲》41期69页。）
秦德君这些话，忽略了两个重大的历史事实。一是她是否有足够的时间与力量做到这点。他们7月初同路赴日，《从牯岭到东京》7月16日写毕。当中充其量不过十天多一点时间。除去旅途、在东京安顿食宿、写《自杀》与动笔写《从牯岭到东京》的时间，即便连觉也不睡，秦德君到底有多少时间用去“打消”茅盾“当蒋介石秘书”的“平生志愿”，并使茅盾由“消极、颓唐、悲观，失望的呻吟”振作起来，跟着她这个“北欧运命女神”走？何况茅盾扭转自己的情绪需要一个自我斗争过程，秦德君即便有充分的时间，她又是否有“扭转”的能力？退一步说，茅盾会不会说这种开玩笑的话？即便说过这种玩笑话，难道真可以“拿着棒锤当成针（真）”，几十年后还故作正经地向全世界郑重披露吗？二是并不符合事理与逻辑。若茅盾真有此宿愿，为什么1926年在广州他不去钻营，反倒返回上海与老蒋对着干？为什么他要在武汉发表那一大批讨蒋檄文，号召大家努把力尽快把老蒋送进坟墓？正是这一切导致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27年6月发布通辑令， 开列的“罪魁”与“首要”名单共193人，沈雁冰名列第57位， 不仅在郭沫若（第116位）之前，而且在瞿秋白、周恩来之前。 可见老蒋对茅盾切齿到什么程度。此通辑令当时还由各省转发。笔者见到的一是浙江戒严司令周凤岐转发的刊浙江省政府公报令（6月1日第18期）所载，所列计197人，与国民政府原通辑令名单略有出入，沈雁冰列58位， 其前加了顾孟余。二是由福建政务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陈乃元1927年5月15 日签发的，此件名单与原通辑令出入较大，排列次序亦不尽同，沈雁冰名列第56位。由此可推断，这通辑令可能转发大部分省份，日本警视厅便衣特务监视茅盾也事出有因。既然这样，茅盾怎么可能向秦德君表示“能做蒋介石的秘书就心满意足了”呢？又何劳秦德君说服茅盾打消此念头，致使茅盾感激她崇拜她称她为“北欧命运女神”？其实十几天的相处，直到写《从牯岭到东京》时，茅盾还谈不上与秦德君相爱。
茅盾自7月初抵东京到12月初转赴京都与秦德君同居， 当中逐渐相爱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占去他不少的精力。故这时著述甚少。仅编了在国内写好的《小说研究ABC》、《中国神话研究ABC》、《近代文学面面观》和《现代文学杂论》四部旧稿。新写的论著只有《希腊罗马神话的保存》、《埃及印度神话的保存》两文，与上述四书的短序，总共不到两万字。比刚到东京所写《自杀》、《从牯岭到东京》的字数还少。以茅盾的敏捷才思，当不至于此。这段生活，《我走过的道路》中所记甚简。其谈情说爱经历，茅盾是有意回避不提的。
据秦德君文章说，她上午有课，其余时间或与茅盾独处，或与吴庶五偕游。她住在集体宿舍，茅盾住的本乡馆又极简陋（为防地震，日本房屋多系“拉板”墙式木结构），茅盾的屋子与商务印书馆、中央军校两度同事的樊仲云仅一壁之隔，樊曾寄住沈家，与沈母、孔德沚极熟；茅盾的表弟陈瑜清正在东京，也经常来。所以他们不具备同居条件。何况还有个情感发展的渐变过程。
茅盾与秦德君由相恋到同居，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特殊处境固然有关；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以其内因为基础。
对秦德君说，情况较为单纯。她虽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这时毕竟才23岁。她不能不有改变爱情悲剧命运的强烈愿望。头一个男人穆济波是流氓加无赖，第二个姘居者刘伯坚是她真心相爱的戎马将军，然而短暂的同居所获的寸断的柔情，远大于柔情的享受。眼前的茅盾，有北人的厚重，南人的机灵，是叱咤风云的革命家，蜚声中外的文学家。他那外表文弱、心灵内秀、刚柔相济的性格，温文儒雅的风度，怎不使她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一见钟情。因此她就以四川人的热辣辣的性格，和无所顾忌的性扭曲心理，不顾一切地扑到茅盾的怀抱里。秦氏女子血缘中的刚烈暴燥，被炽烈的爱火融化为“绕指柔情”。她这时想爱就爱，爱得死去活来，正如后来因爱的失落想恨就恨，恨得欲报复则不择手段一样。
茅盾的心态却复杂得多。接受包办婚姻虽非情感意愿，却是理性承诺。从人道主义出发的结婚与“创造”，为自己培养了一个同志与爱人。孔德沚的表现并不使他失望。茅盾培植起的爱也绝对真诚。加之一双小儿女与白发高堂母的维系作用，使茅盾守身如玉，从无二心。但他同时也体验到，人工培植的爱情，缺乏发现的喜悦，与一见倾心、心心相印的激动。茅盾小说中曾塑造热烈浪漫的慧女士和娴静温柔的静女士。在描写中，他无意中流露出更倾心于慧女士型女性的内心隐秘。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就说过“如果读者并不觉得她们可爱可同情，那便是作者描写的失败”这样的话。何况，个人的体验与时代的发展，又导致他的妇女观发生了很多变化。1922年起他发表了许多修正自己旧说的新观点。（一）屏弃了结婚不必以恋爱为前提的旧说，提出“两性结合而以恋爱为基的”才合于道德的新说。（二）对恋爱作了石破天惊的界说：“丝毫不带理知作用的恋爱才是真的恋爱”。它是“不怕天，不怕地，盲目的举动”。“忘了富贵名分底差别，忘了丑美差别，忘了人我之分。”（注：《恋爱与贞洁》1922年4月5日《民国日报•妇女评论》，《茅盾全集》14卷33页。）也“忘记父母，忘记社会，甚至于连自己是什么也忘记。”“我相信恋爱是不受什么礼教信条，社会习惯的束缚的”；“其冲动不免带些‘肉的’气息。”茅盾还“对于有上述的‘狂’气分的现代青年女子颇表示敬意！”（三）他认为“恋爱固不以性交之达到算为成熟的证据，但是因为恋爱而自然到这地步，就是极合理的事，不能算是可耻，或秽污。”（注：《解放与恋爱》， 1922年3月29日《民国日报•妇女评论》，《茅盾全集》14卷323页、332页。）（四），“不能指恋爱的减弱而终至于无，为不道德。一个人有过两三回的恋爱事，如果都是由真恋爱自动的，算不得什么一回事。”“恋爱之真伪，与贞洁与否有关；而恋爱的次数，却绝对无关。”（注：《恋爱与贞洁》1922年4月5日《民国日报•妇女评论》，《茅盾全集》14卷333页。）（五）“因为恋爱是神圣的， 故不但强令恋爱者不得恋爱乃为罪恶，即如强令本无恋爱者发生恋爱也是不应该的。”（六）“新性道德反对片面贞操，并非即为主张把旧性道德所责望于女子的贞操主义亦同样的加之于男子身上”。“因为恋爱不过是人类感情中之势最强烈，质最醇洁，来源最深邃者而已，决不能保其永久不变迁。”“所以恋爱神圣与离婚自由实在是新性道德的两翼。”“在此两性关系正在变化过渡的时代，采取离婚自由便所以实现恋爱神圣。”（注：《新性道德的唯物史观》，1925年1月5日《妇女杂志》八卷1号，《茅盾全集》 15卷261—263页。）（七）“不许离婚固然不对，许人自由离婚毫不加以制裁，也有流弊。”这“于社会组织之固定，很有妨碍。”“在两极端中间，本可以得个执中的办法。”（注：《离婚与道德问题》，1922年4月5日《妇女杂志》8卷4号，《茅盾全集》14卷327页。）
以上七点是对茅盾原有妇女观的改良主义部分的重大理论突破。其中不乏他个人生活体验的理论升华。不过在他的私生活中，赴日前从无旁顾。尽管交际中不乏理想的浪漫谛克的女性；有的也曾使他怦然动心，产生如前所说的种种创作冲动。但他却从未越雷池。孔德沚对他也一百个放心。母亲监督多年，也放下了她的种种戒备。与秦德君搭伴同行，孔德沚还亲送上船。她不料此去会发生婚姻与爱情生活中的轩然大波。茅盾开始也并无他念。但去国离乡，解除了一切束缚。秦德君的热辣辣地追求，使茅盾也产生了“狂热”的恋爱的真情。于是他不顾一切迈出关键一步：同赴京都与秦德君正式同居。这时他们相互只有认同，而忽略了客观上存在难以契合的差异和难以逾越的障碍。但当时他们均属真情，毫无假意。双方的爱的真诚，都不容置疑。
离开东京时，警视厅那个“便衣”又来“相送”。直跟到京都移交给当地“便衣”才算。那当地的“便衣”此后也常来“拜访”。茅盾秦德君先在茅盾的商务印书馆同事、上海兼区执委会的下属与战友杨贤江家借住。后迁到与高尔柏、高尔崧弟兄等同租的寓所。杨、高等都是通辑令上有名的中共党员。这时也都失掉了组织关系。据日本著名学者是永骏教授考察，茅盾在京都最早的寓所在高原町。现已找不到当年的旧建筑。但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及当时所写《雾》、《卖豆腐的哨子》、《虹》、《邻一》、《邻二》、《速写一》、《速写二》的记实部分，都作过描绘。秦德君在《樱蜃》等回忆录中也有具体的室内环境、同居生活的描绘。清贫，相濡以沫，靠写作为生，茅盾帮秦德君提高文化素质，以秦德君为主料理家务，大部分时间是日本人般席地而坐从事写作，后来才有了小凳与小桌。朝夕相处少了些浪漫，多了些务实。他们有一段相爱的幸福日子。茅盾的论著与创作大大丰收。他的《野蔷薇》与《宿莽》中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这时期所作，还写了一批包括《读〈倪焕之〉》在内的颇有份量的论文，最重要的是写了一部外国文学史专著《西洋文学通论》，创作了长篇小说《虹》。
茅盾写《虹》，秦德君有辅助之功。主要是提供了部分素材，抄写部分稿件，抚慰感情和料理家务。但她说是她“拚性命”与茅盾“共同写成”，则显然言过其实。据她回忆录所述，她当时不过中专程度。并无创作的经历，此后她也无创作；“共同写成”的条件何在？她提供的素材是《虹》的根据之一，但不是全部。在提出“共同写成”说之前，她曾说：“文学创作乃是虚构”，“它有真人真事作依据”，但“不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的经历。作家还要溶进大量其他事件”，“还要加进大量想象的成分。这种想象依据的是作家的观察、体验，像《虹》里对梅女士的心理活动所作的细致、精彩的刻划就是一例”。“因此，谁也不应该说小说里的典型就一定是谁”。“这原来就是常识范围以内的事。”（注：《我与茅盾的一段情》，1985年4月16日香港《广角镜》总151期35—36页。）秦德君也说胡兰畦对《虹》很不满意， 认为许多事不是她的，茅盾把她写歪曲了。杨森则因许多情节与他的作为不符，曾当面斥责秦德君，并声言要控告茅盾。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证明：《虹》是茅盾的虚构的创作。既非与秦共同写成，也非仅仅依靠胡兰畦、杨森的材料。
事物总是按对立统一规律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发展，并向相反方面转化。茅盾与秦德君在特定条件下相爱、同居，后来又在特定条件下分手。两者都存在必然性。
在秦德君一方，情况比较简单。同居后她对茅盾的看法逐渐恶化，这从她的回忆录中对茅盾的思想、意识、品格、性情、生活习惯所作的种种指责中不难看出。尽管这些指责出于挟嫌报复，有许多丑化诬蔑成分，但也有其当时就有的真实的看法在。不过当时这并不影响她的基本态度：让茅盾与孔德沚离婚，和自己结婚。在茅盾这方，情况要复杂得多。他和孔德沚由结婚到产生了真挚的爱，同时又有些不尽如意处。这都是实情。但在国内，这“婚变”绝不会发生。去国后一切隔绝，秦德君身上某些孔德沚不具备的东西，以及她炽烈的爱，激起他对她的爱，因而同居。这也是真情。漂泊离国与家隔绝，维持这同居关系并不困难。一旦回国，与孔离婚与秦结婚，则困难重重。茅盾面临二者取一，并妥善安排另一方的严峻局面；但不论如何取舍，又都处在被一方责以负心的两难境地。1929年9月秦德君怀孕后打胎， 据《樱蜃》载，她“最主要的是想去苏联，不能身怀‘累赘’”。“次要”的是什么？除经济困难外，与茅盾是“有妇之夫，有子女之父”不无关系。
何况这时国内与日本的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国内，党领导红军开辟了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后，蒋政权与南北两方地方军阀的矛盾与战争日趋激烈，内部的控制，包括通缉令的实施，因之有所放松。党中央又平息了文坛论争，加强了内部团结。到1930年初，成立左联的条件已经成熟。他们回国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在日本，“中国共产党组织被‘一网打尽’”。秦德君的日文老师漆湘衡、袁文彰及经常往来的沈启予都被捕。杨贤江夫妇等已经先后回国。茅盾他们的处境也很危险。通货膨胀又使生计日感拮据。加之“茅盾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迫不得已，不能不作归计。”这时秦德君又怀了第二胎，孔德沚和沈母业已知道他们同居的事。沈母态度严厉。并且出面干预。他们何去何从，也必须立即决断。围绕这点，茅盾和秦德君的矛盾，就一天深似一天了！
茅盾赴日后，孔德沚挑起侍奉婆母、教养子女、继续地下党的工作三副重担。为缓解她经济无着的困难，党安排她担任党办的女子职业中学的教导主任，继续培养革命后备力量。但很快引起当局注意，有两次她险些被捕。一次赖同事分散了便衣特务的注意而脱险；另一次军警搜查该校，赖门口烟店老板报信，她未进校门，从而脱险。但这些艰险，与丈夫与秦德君同居带来的痛苦比，要轻多了。幸有叶圣陶、郑振铎等老友帮助，婆婆又是个主心骨。茅盾的稿酬，叶圣陶总是留一部分交孔德沚养家。茅盾即将回国的1930年初，郑振铎和叶圣陶帮助孔德沚议定了“动之以情，待之以礼”的应对方针。孔德沚勉为其难，但做得落落大方。
茅盾与秦德君的分手，有三个决定性因素：一是性格因素。秦德君承认：“我们家族中女性多暴烈脾气。我的远祖出了女将秦良玉。”“据胡兰畦告诉我”，茅盾对她说：“德君的脾气倒像“暴君”。（注：参看《对话录》（一）（四），《许昌师专学报》90年2期55页，91 年2期73页、75页。）二是品格因素。 秦德君对孔德沚的无端攻击，甚至说她有外遇，颇有不近人情之处。茅盾对孔德沚所知最深，“外遇”之说，怎会相信？三是秦德君逼茅盾离婚甚急。这一切都导致茅盾的逆反心理，遂逐渐产生离心力。
1930年4月初他们回国，借住杨贤江家。据韦韬回忆， 孔德沚主动邀茅盾携秦德君来家赴宴。孔德沚嘱韦韬姐弟对秦先生要有礼貌。沈霞负气躲走不见她；韦韬却深深鞠了一躬。孔德沚还常把茅盾喜穿用的衣物，爱吃的菜肴送去。沈母则责备茅盾：“你自幼丧父，我含辛茹苦抚养你，教你诗书礼仪，现在你弃妻抛子，摧毁这个美满家庭，于心何忍！应该知道糟糠之妻不下堂。你应该回心转意，归家团聚，负起家庭责任，这才是正道。我年事已高，想回故乡休养，这个家从此交给你和德沚了，你们自己料理一切吧。”沈母说话至此，孔德沚和孩子们都泣不成声，这也对茅盾有很大触动。然而，秦德君则以服药自杀等举措相威胁，吓得茅盾破窗而入急救，弄得十分狼狈。这一切使茅盾终于下定决心与秦德君分手。秦德君离沪返回四川。从此茅盾与孔德沚破镜重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