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逝世与日本新闻传媒
日本的信息传递是很快的，而且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十分关注。因此以日本传媒作为茅盾在世界影响的一个窗口，我以为是很合适的。1981年3月27日茅盾逝世，到4月13日，即1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刚刚过后，计18天的时日，日本新闻媒体共计刊发的消息和文章是17篇的样子。就其要者例举计有：
现代中国代表作家茅盾先生逝世（3月28日《读卖新闻》）／中国的著名作家茅盾先生逝世（3月28日《朝日新闻》）／中国文艺界的元老（3月28日《日本经济新闻》）／中国文艺界的元老（3月28日《每日新闻》）／松井博光：《不亚于鲁迅的存在》（3月31日《信侬每日新闻》等报刊）／茅盾先生追悼会的序列（《读卖新闻》）／茅盾先生追悼会的序列（4月12日《读卖新闻》）／胡耀邦主席印象作家茅盾先生追悼会上党代表致悼词（4月12日《东京新闻》）／陈舜臣：《茅盾先生的事》（4月13日《朝日新闻晚报》）等等。
这些媒体的视点自然不会相同，特别是对社会和政治过分敏感的日本传媒，借茅盾逝世之机，多生异想，我们可以不必理会。但是，如果从总体上审视，却充分地显示出日本公众眼中茅盾的文学审美价值和历史位置。日本的公众认为，茅盾是与老舍、巴金等齐名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要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不可忽视茅盾先生大量介绍外国文学新的理论和文学作品，在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中的历史功绩。”在众多的文章中，松井博光的《不亚于鲁迅的存在》是颇值得重视的。这篇文章写于3月27日的北京，是作者受日本《共同通讯社》的委托写下的电文。因此在《信侬每日新闻》、《山阴新闻》（冈山）、《中国新闻》（广岛）、《山阴中国新闻》（松江）、《北海道新闻》（札幌）以及冲绳的报纸上同时刊发出来。文章告诉我们这是松井先生在医院探访茅盾后，怀着深切的情思写出来的。他以历史品评的目光指出：“在日本，有一种倾向，那就是一说到中国现代文学，往往以鲁迅为中心来思考，而其它气势宏大的作家的身影却被淡化了。确实，鲁迅既是中国人的心灵的代言人这样一个象征的存在，同时也是高耸于世界的存在。但是这样说，并不等于以鲁迅一个人便能涵盖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我以为作家茅盾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文学中，也不亚于鲁迅的巨大存在。”东京大学汉学家丸山升教授也同样具有类似的观点。茅盾逝世后，他在3月27日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毋庸置疑，茅盾是鲁迅以后中国文学界的最高指导者，是文学泰斗中的泰斗。”竹内实先生列举茅盾一系列作品后指出：“只要把茅盾的作品收集起来排列好，就可以成为中国文学史。”
回忆和纪念的内涵是多方面的，但对茅盾作品的品评始终是注意的中心。茅盾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巨匠，特别是长篇小说的能手。他的长篇《子夜》出版后，在国内外获得广泛的声誉。在忆念这位伟大作家的时候，自然离不开这样的话题。对此，陈舜臣在《茅盾先生的事情》一文中说：“历史学家剪伯赞生前来日本讲演时曾说过，要想了解18世纪的中国，最好读《红楼梦》，它比任何文献都更有价值。而我想说，想要了解30年代中国，最好读茅盾的《子夜》。这部小说有许多人物登场，编织了各种各样的故事，象‘曼陀罗’一样在我们眼前展开了多彩的图画。”竹内好在论述茅盾的代表作《子夜》时说：“我想，中国文学可以为1932年诞生了这部作品而夸耀的。”关于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竹内实教授的话谈得更有意味。他说：“在小说创作方面，他也以精湛细致的文体、笔触逼真地塑造了超时代与特定意识形态的人的本体。特别是对女性形象的栩栩如生的描绘，能与劳伦斯和谷崎润一郎式的细腻笔调相媲美。这一点与在思想上突出的鲁迅不同。我特别喜欢那部刻划一个照料性无能丈夫的妻子的作品《霜叶红似二月花》。1960年访华归国时，我曾问过来北京机场为我送行的茅盾先生，是不是对女性形象有特别的好感。他当时给我的会心的笑容，实在令我难以忘怀。”对于茅盾晚年回忆录的写作，同样给以充分的肯定。松井博光认为文化大革命后，在杂志上连载的《回忆录》，以其惊人的记忆力和有气魄的笔力，向国内外显示了他健在时的英姿。”
比较分析：茅盾小说中的神话视野
茅盾及其小说不仅在毗邻的日本有一批为数可观的研究队伍，而且在欧美及亚洲其他国家如韩国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并且呈上升的势态。如斯洛伐克的马立安•高利克（Marlan Galik）、美国的陈苏珊（Susan•w•Chen）、前苏联的F•索罗金（前苏联科学院语文学博士，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专家、茅盾研究专家）、F•格鲁纳、美国的华人学者吴德安，韩国汉城大学博士朴云锡（著有博士论文《茅盾文学思想研究》、《茅盾研究：以长篇小说〈子夜〉为中心》等），高丽大学的金荣哲（有博士论文《茅盾初期小说研究》、《茅盾长篇小说的“时代意识”研究》等），白永吉（有硕士论文《茅盾初期文学研究：作家意识在小说中的展开过程》），淑明女子大学高玉均（有硕士论文《茅盾的〈子夜〉研究》）等等。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或比较，或分析，或考证，对茅盾的生活、创作道路及作品和文学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茅盾研究的一些空白，拓宽了我们的思路，使对茅盾作品的评析更趋丰富扩大，从而注入了新鲜的气息，令人耳目一新。
近年来，比较活跃而且著述颇丰的当推斯洛伐克的马立安•高利克教授。这位五十年代末曾留学中国北京大学的茅盾专家的一些论著，显示出欧洲学者对现代中国与欧洲文学的跟踪研究和深刻思考。无庸置疑，高利克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是十分用力的，并且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如他的《茅盾小说〈子夜〉中的比较成分》，通过对茅盾文学思想和批评著作尤其关于欧洲文学史的神话的批评著作的探讨，在小说话语的比较分析中，论证了左拉、托尔斯泰对茅盾的影响。他认为茅盾在股票市场的场景描写方面，在文学人物的刻画上（如刘玉英与桑多尔男爵夫人，李玉亭和齐格蒙德•巴式，都存在大量文字上的联系）以及在某些情节结构原则上几乎都在模仿左拉（如“最后决战”一段）。而“对《子夜》最有影响、而且题材最接近他的是左拉的《金钱》”。“如果没有左拉的《金钱》，《子夜》是不会写得出来的。”不过，茅盾总是对自己充满信心。在接近左拉之后，他又能抛开左拉，走他自己的路，这条路适合他自己的艺术气质和中国民族文学的需要。如茅盾和左拉都相信社会—经济的力量，但在茅盾的作品中，社会—经济的力量与以神话方式解释的自然因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两者共同决定着不同人物的命运，例如吴老太爷和吴荪甫的命运。既而高利克又论证了北欧神话对《子夜》及其他作品的吸收—创造过程产生的重大影响。如《子夜》名字的选择（高利克在他另一篇论文《茅盾小说中的神话视野》中曾有进一步的论述）。茅盾在《子夜》中对某些场面的描写也可以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找到它的原型，但“茅盾的描写比托尔斯泰更少保守，更有生气，更少暗示启发，并更有象征性的作用。”如对年轻女性的描写。文章结尾高利克给予了茅盾《子夜》以非常高的评价：“茅盾的《子夜》作为伟大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仍是无法超越的”。
资料的考实，观念的创新，使高利克因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而成为欧洲有影响的学者。从《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以及近期的论文中，他更是不断地吸取许多学派的研究成果，建构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如《茅盾小说中的神话视野》、《茅盾的〈子夜〉：与左拉、托尔斯泰、维特主义和北欧神话的创造性对抗》都是高利克近期的论著。这里，比较文学的研究仍是他所专注的方法之一，但与此同时，也容纳着神话——原型等研究方法的因素。
高利克认为，茅盾在《子夜》的构思和创作中时，也正是他在撰写《北欧神话ABC》的时节。在《北欧神话》与《子夜》之间，会引起研究者一种联想：这便是悲剧与悲剧形态的置换变形。如果说，北欧神话中呈现的是众神与恶势力争斗的悲剧，那么《子夜》则赋予它以现实的特征。但是，“神的曙光”这一主题笼罩着或者影响着差不多整个情节。在这部小说中，开头便将诸神的统治和1930年的上海联结在一起。这使得悲剧的主人公已从众神的悲剧衍化为人，为英雄的悲剧，从神话的境域转为世俗人间化了。高利克写到：在《子夜》创作中，“从《北欧神话》中借用来的悲剧和庄严的要素贯穿了整个小说情节的发展，只是在最后时刻，‘夜、黎明和白昼’的母题参加进来，占据了主要地位，以缓和夕阳的沉重和朦胧”。这是茅盾的理性精神，以及文化与历史的时差，给予不同作品以不同的特色。高利克认为，茅盾最后将小说命名为《子夜》与最初的命名《夕阳》之间，除社会、时代和作家信念等基因外，也许与北欧神话中的“夜之子”的典故不无关系。“在北欧神话中，夜之女诺特，和她第三个丈夫‘黎明’，生了一个儿子‘白昼’，大概在选择‘子夜’作小说名称时，茅盾想起了这个典故——夜之子。”如果就文学与社会的趋实研究着眼，也许高利克的观点，有些玄远而难于被我们所接受，或者感受到了许多猜想的成分。但是，如果放在神话——原型批评的视角，在北欧神话与现实之间，观察悲剧形态以及神与人的衍化，却不无一定的意义。就此来说，高利克有他自己的批评视野，并且是开阔的，富于探索性。
英语世界的茅盾和《子夜》
长期以来，《子夜》一直被视为一本政治性小说。现代西方茅盾的研究者们的看法便大致如此。如夏志清曾说：“他（茅看）在本书的表现，仅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给上海画张百丑图而已。”普实克（Prusek）也说：“他在艺术上的成熟与其政治观及用马克思主义解释现实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葛浩文认为：“《子夜》在中国现代政治小说中之重要地位是无可忽视的。”甚至有的文章题目就是：《〈子夜〉，茅盾的政治小说》。
将《子夜》视为政治小说或许是因为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在救亡与富国的双重主题的变奏下，政治问题始终是一个中国社会的焦点核心。而在现代文学史上《子夜》又是唯一一部正面描写中国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复杂局势的小说。五十年代以后，随着阶段观念的日益强化，将《子夜》视为政治概念图解的倾向越来越强，越来越左。再加上茅盾当年写《子夜》时的那场大论战的戏剧式背景，使得《子夜》成为一部政治小说在所难逃。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尽管陆续有了几篇为《子夜》主角吴荪甫翻案的文章，然而其中争论焦点仍然笼罩在政治性问题上。在这种背景下，曾为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的吴德安博士撰文《茅盾的历史意识和〈子夜〉结构的关系》，从茅盾同时代的读者的反响和当时大多数评论文字以及《子夜》最初的大纲加以考察，认为“茅盾在写《子夜》时的历史意识更强于政治意识。”茅盾从研究经济入手，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兴起、发展和前途作了历史的研究和剖析，显示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及发展前途的强烈的历史兴趣及要表达出来的欲望。因此吴德安认为“茅盾当时要写的就是一本历史小说，而非政治小说。”
吴德安概括茅盾的基本历史意识为，“当西方帝国主义入侵打破了中国原有的秩序，中国社会开始处于动摇中，最能表现这样动摇的便是民族资产阶级，因为他是一个新的经济和阶级因素，在努力为自己能在中国的土壤中扎根而奋斗，他面对着两个传统社会转化来的力量——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的集团主义，他们也同样在为自身存在而博斗。”在“恶循环”的历史意识的影响下，《子夜》在人物、事件、地点、时间的安排上也使用了“互为因果”关系的循环结构。《子夜》的中心人物是吴荪甫，书中的人物和事件便是围绕着吴的事业和家庭两个圈子展开的。这两个圈子的人物和事件交错出现，并交替发展下去，在茅盾历史的潜意识作用下，这两个圈子的人物和事件也呈现一种互为因果的恶循环状态，由此构成交错、连接而又多层次的两个环型结构。《子夜》的故事一开始吴荪甫到码头去接从家乡来的父亲吴老太爷到“玉女”四小姐的出走，这整个过程是互为因果的循环：吴维持一个传统大家庭——大家庭使各种思想的青年聚在一起——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冲击着传统观念，导致个性解放——传统家庭破裂。《子夜》的事件是以吴荪甫的益中公司兴起，发展到破产为其主线。这个事件总结构的安排与茅盾视社会三方面互为因果的循环关系的历史意识，关系很密切。以吴为首的工业资本家集团组织益中公司对抗赵伯韬的压迫，同时通过增加工人工时而减少工资来获利，结果引起工人罢工。在两面交替进攻情况下破产。《子夜》的时间结构也与作者的历史意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吴德安认为，茅盾的历史意识导致他在《子夜》中使用了一个环型结构，但每一个环型结构中又不是一个单纯的循环，而是在人物、事件、地点、时间的结构中都有一个与现实历史背景相呼应的大环型结构。同时又有象征意义的小环型，而且这些环型结构互相连接、交替，构成了《子夜》结构的多层次性。
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的作品以“客观”反映社会而受到广泛重视。持这种观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代表是雅罗斯•普实克。他声称，“茅盾首先努力做到把他的经历严格地客观地提出来”，他拒绝作家自己的叙述，尽管是“煞费苦心的谨慎”。这个观点是以茅盾早期的评论为可靠根据的，在那里茅盾主张完全“客观的”、“自然主义的”小说。这似乎得到了茅盾研究者的共识。但也不尽然。美国学者陈苏珊撰文论证了自己与此根本不同的看法。她认为，茅盾早期小说“包含着一种深刻的个人成分，茅盾特有的经历在早期作品中发挥了深远的有意义的作用，”这种个人生活不仅是“内部的”（他的情感、看法和下意识的思考过程），而且是“外部的”（他的经历、他对人的认识）。陈苏珊通过大量的茅盾的有关回忆录和纪实性散文如《从牯岭到东京》、《我走过的道路》、《回忆录》等等及其与茅盾早期小说的比较考证，论证了茅盾早期小说如中篇小说三部曲《幻灭》、《动摇》和《追求》是他个人生活的反映，感情因素和个人因素非常多，如茅盾在《追求》中将他自己的经历和情绪注入到仲昭的性格中去，并利用仲昭作为自己的观点的代言人。
陈苏珊还通过对茅盾的自传体随笔《五月三十日的下午》与小说《虹》的某些章节的比较，认为茅盾的早期散文与他的小说是接近于平行的。茅盾利用《虹》的叙述者表明他对五卅示威的感情反应外，还利用小说主人公梅女士在作品中再创造出他在第二天的又一次示威运动中的经历。甚至小说的细节都是以茅盾自己的历史经历作为基础的。《动摇》的情节与茅盾1927年写的社论也是接近平行的。
陈苏珊在这篇论文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证了茅盾的熟人给他提供的灵感和素材。如他在武汉和牯岭结交的漂亮的年轻寡妇范志超，很容易让人想起《虹》中的梅女士和《幻灭》中的静女士两人的境况。而“茅盾早期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同样如此。”
陈苏珊在《茅盾早期小说中的个人成分》一文中，对资料的严密细致的考证功夫确实令人叹服。但她把茅盾创作的主观成分强调到一种不适当的程度，以致与茅盾作品的“客观的”、“现实主义”的特征对立起来，把“客观”绝对化。按照陈苏珊的观点推论，如果说描写亲自观察或亲身经历的事就算主观的话，那么所谓“客观的”就只能是作家凭空臆想出来的了。这种大胆的考证有时不免令人感到牵强，而这种“对号入座”方式也是茅盾先生所一再表示不希望看到的。
实证研究扫描
研究者切入作家的文本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宏阔的思辨审视诚然是需要的；精确的实证考释同样引人注目。近年来，国外有些实证研究是颇为有力的。例如日本是永骏的《京都高原町调查》、白水纪子的《茅盾〈论无产阶级艺术〉的典据》、阪口直树的《茅盾〈腐蚀〉的最后一页》以及香港地区卢玮銮的《茅盾1938年至1942年间在香港的活动》、朱伟霖的《茅盾与香港（文汇报•文艺周刊）》、关荣基等的《茅盾[见闻杂记]初刊原貌》等，都是有参考价值的。这些文章并不以宏论见长，却以扎实的功力，呈现出坚实的文献价值。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并不忙于立论，却以翔实的材料，确定科学的价值取向。有些命题，并不一定是重大的，但它却补足了某些研究方面的空白。比方，研究者大体是知道茅盾在1928年7月到1930年3月，有一段客居日本的生活，但具体的居住情况并不落实。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虽然讲到这段生活，但更加侧重于文学创作活动。他只告诉我们“在东京住了五个月，知道杨贤江夫妇住在京都，就和他们联系；他们劝我也到京都去，谓生活费用比东京便宜，而且他们住的高原町远离尘嚣，尚有余屋，可以代我租下，于是我决定到京都去住，这大约是1928年12月初旬的事。”但是，具体情况如何，尚不清楚。如今，是永骏教授用去几年的时间，多次访问京都，并且仔细地查证了大正8年（1915）的日本地图，于是推定茅盾的旧居是京都府东北部田中东高原町地区。诚然，由于时代的变移，物化星移的结果，当年茅公住的平屋，已经被一簇簇新的楼房取代了；那平屋前“小水池旁的一排樱花树”，“浓艳得象一片云霞”，那“没有行人的池畔小道”，也已经为一家葱茏丰硕的菜农园地替代了，但是大正8年的地图上却有它的标记。据健在的年长者回忆，当年的小水池左近，是少有人来的。因为水草丛生，常有虫蛇出没，因此，可以想见当时的荒芜和沉寂。不过，周围的群山，依然尚在。那重重叠叠的山峦，那最高的山峄峦，却依然显得翠绿。这是茅盾在他的散文中不时提到的。他说：“我来此的第一夜就看见那最高的一座山的顶巅象钻石装成的宝冕似的灯火”。是永骏教授的调查报告，不仅为我们描述出当年茅盾客居日本的生活世界，也为我们理解茅盾由经验世界转化为艺术世界的创作，提供了现实的基础。诚然，历史的研究，失去应有的观念便失去了灵魂；但是正如一位学人所说：“事实对于学者就是空气，没有它。你就永远腾飞不起来”。就此说来，是永骏的考查，是切实而宝贵的。
北冈正子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界比较熟悉的一位学者。她的鲁迅《摩罗诗力说材料来源考》，在中国有北师大出版的译本。缜密的考释功力，给予鲁迅这篇早期著作的创作源流，以坚实的理解的基础。当她的研究目光转向茅盾时，在1935年10月15日版的《日文研究》第三号上，又发现了《山根讲述，雁冰译注的〈汉字与日语〉》这篇文献。对于这篇文章目前尚有疑议。例如说，1935年茅盾已经归国；同时，茅盾在日本用的是方保宗的化名，因此，这里的雁冰是否即茅盾？但从以英语译注来说，又很相似。而且，在他归国后，用雁冰的名字也不无可能。果然如此，从中可见，茅盾对日语的学习还是颇为用心的。他的注译有时用英文，有时就用日文。例如“‘ビツヶル，即英文的pickele登山用的鹤嘴锄。”“‘挂’接尾语，有ソノママ之意”。这篇资料如果得以证实，将使我们知道，茅盾不但深通英文，粗通德文，也通达一些日文。想来，在客居日本时，一些生活用语，似乎是可以应用的。
白水纪子的关于茅盾《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的考证，是以英文和日文的苏联阿•阿•波格丹诺夫的《无产阶级艺术的批评》为证，在比较中考实茅盾的论文是依据波氏的文章写成的。这对于研究茅盾的文艺观念的变化，是很重要的。不过，目前在认识上，依然存在疑议。有人认为：茅盾在《无产阶级艺术》的写作中，基本参照了波格丹诺夫的文章，但是，也渗透着自我的意识，因此，有所删除，也有所增益。在文学的本土化和社会的功利目的上，是有所变异，有所发展的。白水纪子先生则不同意这点。按照她的见解，这种变化是量的增加，因此认为“《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是全面衣据亚•波格丹诺夫论文而写成的。”（见她的《关于〈无产阶级艺术〉》，《湖州师专学报》1989年3期）但是，就在这篇文章中，白水先生自己也不能不认为有几个地方是不同的。例如“亚•波格丹诺夫将农民阶段规定为小资产阶级，而茅盾将此改写成‘农民中的佃户虽然也是无产阶级，而最大多数的自耕农也是被压迫者，过的生活极困难’，可以看出这是意识到读者是中国人，而根据当时在中国进行的阶级分析来写的。”同时也把“受到士兵影响的艺术翻译（按：应为写成）为‘革命的艺术’。”在茅盾的文章中也“把亚•波格丹诺夫所论述客观性、观察的重要性的部分省略掉，而把论点集中到阶级性上”，等等。仅以白先生的这几点例子来说，就茅盾对波氏的参照来说，已经不是那么“全面依据”了。不仅有所增删，而且有所变异。白先生可能会说这是量的增加吧！然而，就是白先生的文章中也不能不“看出这是意识到（按：指作者）读者是中国人，而根据当时在中国进行的阶级分析而写的。”照我的见解，意识到读者是中国人，这不仅有作者的主观意向，而且有明显的本土化的特征。特别是“根据当时中国进行的阶级分析”把“论点集中到阶级性上”，这显然是观点、内涵和思想上的变异，又怎能用量的增加发落呢！事实上，茅盾在《论无产阶级艺术》写作的前后，对于无产阶级艺术已经怀有自己的见解，这只要考察一下他这时的著作便可得知。所以白先生也不能不认为在“《论无产阶级艺术》中茅盾全面否定地改写（按：不是全面依据）了对未来派的评价”。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白水先生在她的文章中把量与质的问题，截然分开来，好象也未必妥贴。一般说来，两者各有其规定性，但是量与质又相互联结着的。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中从量变到质变的事例是不难寻取的。按照列宁的见解，现象常常是本质的显现。“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然而就连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哲学笔记》）。茅盾对波氏的文章自然在基本上是参照的，但是，许多地方（如前例）也不能认为完全出于笔误，在有些地方也应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就以“无产阶级的精神是集体主义、反家庭主义的、非宗教的”的提法来说，白先生认为这是波氏文章中原来就有的。然而，茅盾把波氏原文中集体主义之后的“友好关系、合作”等语言略去，而代之以上面的词组，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智慧的表现。如果说是改文章的话，这也是点睛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