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11月10日）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11月18日）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两次提到“宏观调控需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主张，这个提法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国内对于所谓“新供给经济学”的宣传也如火如荼。事实上，在宏观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上，供给侧改革和管理早有涉及。19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从减税方面入手，大刀阔斧的进行经济结构调整，通过一系列政策带领国家走出了滞胀泥淖、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创了新纪元。下面的这篇文章，来自易方达基金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戴险峰，他在2013年的《哈佛商业评论》中曾经刊发了一篇题为《重读撒切尔主义》的文章，当时写作的背景是撒切尔夫人的逝世，但两年前的文章放在今天读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当下国家提倡供给端改革的背景下。 原编者按 素有“铁娘子”之称的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于2013年4月8日逝世。尽管她实际上早已淡出政坛，但伴随她形成的“撒切尔主义”却始终未曾消解，尤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仍复苏乏力、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批评凯恩斯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强，而提倡撒切尔主义的呼声则越来越高。撒切尔主义指的是英国首相撒切尔执政时期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及经济政策，她所推行的货币主义政策、大规模私有化政策以及削减控制社会福利等措施，褒贬参半，影响超越其执政的1979到1990年，延伸至梅杰、布莱尔、布朗政府。当全球仍在经济泥沼挣扎之际，本网特刊发文章，梳理其中可资借鉴之处。 20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了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在当时甚至有转化为萧条的可能。于是各国纷纷推出强力的政府刺激计划，包括备受争议的中国4万亿刺激。以至于2009年流行着“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这么一句话。大萧条的记忆尚存，大家想到的自然都是针对萧条的方子。 但是，四年过去了，世界经济并没有明显好转。尽管美联储将联邦资金利率降到了零区间，但是美国的复苏艰难而缓慢，失业率长期高于8%。欧洲则在政府赤字的重压之下，陷入债务危机。而全球经济增长的希望，中国，最近的GDP增长又一次“破八”，似乎出现了硬着陆的风险。 面对这样的情况，批评凯恩斯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强，而提倡撒切尔主义的呼声则越来越高。撒切尔主义所代表的经济主张，如货币主义（低通胀），市场经济（小政府）及私有化等，对后来很多领域都影响深远。各国央行定位于管理通胀目标、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全球化等，都可追溯到撒切尔主义。

今天，我们有必要重读撒切尔主义。

2 凯恩斯的救赎与出局 撒切尔主义所涵盖的市场经济及自由竞争，早在1776年就由亚当斯密提出。当时英国刚刚开始工业革命，科技的发展（铁路，轮船，越洋电缆等的出现）为资本、信息、劳力及商品的流动提供了技术条件，形成了一轮“全球化”。但是，发生于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及随后的二战，将之彻底终结。大萧条时，传统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所发生的现象。各国政府在金本位制下，实施紧缩政策，加重了危机。由于俄国、德国等政府主导的经济体表现相对较好，因此世界上普遍产生了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

随后，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衰退的原因。这样，政府就可以并应该用公共投资来弥补私人部门投资的不足。凯恩斯就这样一手创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并被认为挽救了资本主义。在凯恩斯的理论里，经济增长与通胀正相关，经济政策就变成就业与通胀的平衡。信奉自由市场的哈耶克曾经与凯恩斯论战，但最终投降，转而集中精力研究政府及法律。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50及60年代盛行，成为西方各国政府的主流经济思想。 具体到英国的表现，就是从1945年到1970年代流行的所谓“战后共识”（Postwar Consensus）：凯恩斯主义、公私混合经济及福利社会。实际上，追求全民就业以及建立福利国家，并不仅仅是凯恩斯主义的结果，而是对付政治动荡的举措，无论工党和保守党均如此。但是由于期间工党执政时间占优，工党又为工会掌控，政治力量上偏左，于是英国于1946年至1950年进行了一系列国有化动作，包括煤炭、钢铁、电力、天然气、航空、铁路等，甚至还进行了价格控制及实物分配制度。

由于英国工会的力量非常强大，在争取工资上涨方面有很强的话语权。比如，在1975年，尽管已经有限制工资的合同，工人工资还是上涨了30%，结果推动了通货膨胀。 其实，凯恩斯主义下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被不少人认为是当时通胀的主要原因。到1970年代初，西方经济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稳定发展。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的瓦解则去除了限制各国货币政策的枷锁，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需要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它们事实上也这样做了。这样，各国经济更加活跃，经济增长加速，愈发形成通胀压力。 1973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赎罪日战争（又称第四次中东战争），造成石油禁运。原油价格一年内翻了4倍并在整个70年代都在上涨，并最终从70年代初的3美元狂涨至于70年代末的34美元/桶。这对英国的经济造成极大影响，并造成通胀与经济衰退的同时出现，也即滞胀。滞胀违背了凯恩斯主义的增长与通胀不兼容的核心结论。

类似于当年的大萧条，上世纪70年代带来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局面，当时流行的凯恩斯经济理论也不足以提供解释。在这样的经济大背景下，撒切尔开始执政。

3 撒切尔夫人做了什么？ 撒切尔夫人的思想体系深受哈耶克的影响。她曾经举着哈耶克的“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说，这才是我们要信仰的。而撒切尔的货币政策则主要来自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作为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之一，弗里德曼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通胀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一个货币现象” （Inflation is always and everywhere a monetary phenomenon）。

撒切尔夫人上台后，首先做的就是控制通胀。当时英国的通胀已超过两位数，并迅速攀升，一度高达21%。撒切尔夫人将通胀视为头号大敌，认为它干扰经济活动，影响企业的理性规划，从而不利于投资与经济增长。于是，她遵循货币主义原则，通过货币的紧缩政策（先是直接控制M3，然后是提高利率）来控制通胀。这实际上是一种紧缩性的需求管理，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失业率从10%上升到大概12%。撒切尔主义对通胀的原则就是，治理通胀要不惜以牺牲就业为代价。 撒切尔夫人在哈耶克自由市场的理论指导下，还采取了一系列供给方面的举措：私有化，减税，放松管制以鼓励竞争，消弱工会力量。她认为，国企是必定没有效率的，将之私有化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和效率。她将20家大型国企私有化，包括捷豹汽车、英国电讯、英国石油及工厂和港口等。这些公司在上市时，股价故意定得偏低，并面向所有的人销售。1979年，英国居民持股比例占7%，但是到了1987年，这一比例则上升到20%。这些举措在企业回归市场、提高效率的同时，还为政府提供了资金，创造了减税的条件。 与此同时，撒切尔夫人大力减税以刺激经济活动。她将高收入的边际税率从80%降到50%，将低收入的税率也从33%降到了30%。

这样，到了1982年初，英国经济衰退开始触底，通胀也降到了8%左右。英国的经济随后进入一段久违的良好发展期：GDP增速达到5%左右，通胀则进一步降到了4%左右。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撒切尔夫人下台的前夕。因此有人评价，是撒切尔夫人挽救了英国经济。

4 今天如何看待撒切尔主义？ 历史往往很相似。

始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迟迟得不到根本性扭转。在政治上，各国的极左和极右都开始活跃起来。在美国，奥巴马甚至被极右派比作“希特勒”，批评他将一切经济活动都收归了政府。而在希腊，极右和极左的党派在竞选中都获取了更多的选票。其中“激进左派联盟”的选票急速蹿升到第二位，而新纳粹的“金色黎明”党则获取了高达7%的选票。 在经济理论上，也出现了争论。一方面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反思，并认为凯恩斯的理论已经失灵。另一方面，又有观点（如克鲁格曼）则认为，政府的刺激还不够。 理论之争，由于建模时的出发点及假设不同，可能都有道理，而且似乎也都有排他性。 不过，现实中既没有绝对的市场经济，也没有绝对的计划经济。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在市场与政府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实用主义”。 但是，我们首先要认清一些基本的原则，尤其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在分配资源，传递信息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效率。因此一切市场可以做到的，都应该交由市场自由竞争与定价。但是人类追求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并获取幸福感。这就需要社会公平及适当的社会福利。这些具有公共性，外部性的领域就属于政府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小政府的概念是正确的。 在以上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认识到，走极端、将一切都交给市场的做法是教条的。比如，这次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市场过度市场化、监管不力造成的。这里其实早有理论上的解释，就是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设。其基本思想就是，投资品本身有泡沫倾向，而金融是顺周期的，在泡沫形成时推波助澜，并在泡沫破裂后落井下石。而金融体系中的杠杆的力量最终压倒旁氏投资者，造成泡沫的破裂。金融体系本身具有不稳定性，需要政府约束。回归到撒切尔主义，这就是其自由市场理念，在一些特定领域没有用好的地方。 与此相关，还有央行的职责问题。受到撒切尔主义反通胀的影响，各国央行无一不把治理通胀作为最主要的目标，如果不是唯一目标的话。但是，金融市场自由化带来的金融创新，使金融工具产生了爆炸式的发展，并且使货币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央行将目标钉在通胀上是否依然合理，就是一个目前热议的话题。比如，美联储如果兼顾资产价格（如房地产）会不会可以有效地避免这次的金融危机？ 所以，我们对撒切尔主义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也要具体分析，并不能全盘接受。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是要解决经济中周期性的需求不足，或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断流。而经济长期的增长，根本上来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供给方面的因素。

目前各国的经济问题，有周期性的因素，包括金融市场流动性问题。也有长期性因素，如经济增长缺乏推动力的问题。教条地去套用单纯的凯恩斯主义或者单纯的撒切尔主义，都很危险。这就要求从理论上到政策上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认清问题，再采取相应措施。

5 中国经济改革如何借鉴撒切尔主义？

撒切尔主义中，国企上市以加强社会保障，供给方面的措施如减税等，是中国特别可以借鉴的地方。

以中国为例。中国的经济发展受益于房地产投资及全球化带来的国际需求（以及衍生出来的基础设施等投资需求），GDP因此长期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但是，长达四年始终得不到根本性好转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产生了巨大压力。美国复苏乏力，欧债危机也迟迟得不到解决，中国的净出口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会受到制约。而投资已经造成众多行业产能过剩，很难继续野蛮追加。房地产市场长期畸形发展，房价高居不下，已经超越经济，成为社会问题。房地产调控政策不能轻易放松。推动GDP增长的第三辆马车，消费，则受制于消费习惯的改变，很难得到迅速提升。中国的经济似乎也已陷入发展困境。 但是，从实际出发，这反而可能是一个加强各方改革，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时机。 以消费为例，之所以消费占GDP比重难以提高，是因为居民的消费习惯难以改变。中国的居民长期高储蓄、低消费，是因为缺乏社会保障，对未来没有信心。要根本性地改变这个状况，就必须加强社会保障，以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这里，撒切尔主义就有启发，如国企上市。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变通，将原国企的股份注入社保体系，从而解决社会保障的资金问题。这样，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又为经济增长增加了一个较为长期的推动力，还在政府公共政策领域解决了民生问题。政府、社会、市场之间并没有矛盾。我们也不用担心撒切尔主义中的“消费主义”的批评（英美的过度消费），因为中国的消费占比相对仍处于很低的水平。

撒切尔主义中，供给方面的措施如减税等，则是中国特别可以借鉴的地方。中国的小企业在促进就业方面起到绝对性的重要作用，但是生存环境却很艰难，在税务方面的负担特别繁重。对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减税，可以促进投资，活跃经济，并进一步促进就业。减税造成的财政收入空缺，也可以从国企上市中获得补偿，如果政府推动这项改革的话。 谈中国就不得不谈房地产市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长期发展畸形，在供给方面受到严重制约，而在需求方面又有强大的投资需求（中国的投资渠道有限，而且贫富差距较大）。这样的供求关系下，市场的泡沫化倾向非常严重。这时，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从土地制度入手，根本性地解决供给问题。但是，土地制度的改革，短期内难以有突破。这时，为了防范泡沫的产生，只能限制需求。所以，政府的限购政策是个必须坚持的次优方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绝不能再次沦为刺激经济的权宜之计。但是，这个领域也可以改革，比如征收房地产税，包括针对投机性需求征收重税。这样，既可以抑制投机需求，又可以为地方政府提供资金，以支持企业减税。 所以，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撒切尔主义，都有非常经典的思想精髓，但是使用不当的话都会带来问题。现实经济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面对复杂的经济及市场，凯恩斯主义及撒切尔主义都是丰富的“工具盒”，我们可以针对具体问题，从中拿出不同的工具——“实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