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躺在酒店的大床上，翻阅英国学者蓝诗玲的《鸦片战争》。碰巧，电视正播着一部老片子，《林则徐》。
同一段历史，呈现在我眼前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历史画面。
《林则徐》，是一部样板戏风格的爱国主义赞歌。大义凛然的林大人，率领视死如归的人民，把青面獠牙的英军打得人仰马翻。最终却因汉奸的陷害，酿成历史的悲剧。
蓝诗玲的叙事，没有那么沉重。貌似客观中立的笔调中，透露着英伦诙谐。
我并不认为《鸦片战争》展现的都是历史真相。
蓝诗玲有一点说得很好：
“不存在绝对的‘历史真相’，……在‘集体记忆’中，必然有许多不同的‘个人记忆’。在任何情况下，历史学家都不可能重建历史事件的全貌和复杂性，留下的史料也永远不会是完整的。
而在任何国家或文化里，历史叙事无一例外地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对历史的解读也深深影响着统治者和政治家的立场合理性。
即便如此，历史学家依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可能挖掘第一手史料，从而提醒当代读者历史的复杂性，并鼓励读者重新对史料进行研读，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蓝诗玲的《鸦片战争》，至少，让我透过英国人的视角，重新思考了一些问题。譬如，鸦片战争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战争。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这是我自小接受的历史教育，一如电影《林则徐》的主旋律。
蓝诗玲对这样的观念提出了质疑。
她介绍了当年英国人关于这场战争的看法。
根据蓝诗玲的叙述，英国似乎并没有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作为民主国家，向中国派遣远征军，是主战派和主和派在议会斗争的偶然结果。
蓝诗玲列举了19世纪大哲学家休谟、黑格尔、大文学家狄更斯等一大批西方精英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印象，“狡黠”、“堕落”、“荒唐”、“残忍”、“不诚实”、“缺乏道德”，……作家杰克•伦敦甚至在他“黄祸”小说的结尾发出宣言：“彻底把中国打扫干净……按照美国的民主程序进行”。
正是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一场原本被鸦片商人鼓动起来的肮脏战争，变为对中国践踏世界贸易规则的惩罚，变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甚至变为对中国人民的拯救。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英国媒体发出了这样的欢呼：中国“已经与世隔绝很多个世纪，现在要加入国际社会，与世界其他国家互相打交道了。她有众多的人口，现在冲破了长久以来包围着她的愚昧和迷信，将要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享受更宽广之文明和自由，进入到不可限量的辉煌前景”。
就像今天的美国人看待伊拉克战争一样，当年的英国人，除了对推销鸦片略感羞羞答答以外，对战争本身，并没有多少罪恶感，更不认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的侵略”。即便到了香港回归那一天，英国人也没有对100年前的这场战争说一声Sorry。
另一方面，蓝诗玲认为，中国当时对鸦片战争的认知，与今天也大相径庭。
当年的道光皇帝，甚至不承认这是一场战争。清王朝以天朝自居，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外国都是蛮夷。天朝只知道朝贡，不知道天下还有外交。在朝廷眼里，英军的入侵，只是一场“边衅”，是“贼寇”的“犯上作乱”，“与中国政府那时正在镇压的其他内乱和边患相比，不值得大惊小怪”。即使在清军被打得一败涂地，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时候，朝廷还认为，那是天朝的宽宏大量，不与小人计较，施舍一点小利，为图息事宁人。
当时的中国民众，也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保卫国家、抵御侵略的战争。中国民族主义的萌发，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当官军与英军打得火光冲天的时候，民众多半是麻木的旁观者。“很多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从英国人那里挣钱的机会，他们向英国人出售补给品，为英国人导航领路，甚至为英国人提供情报。”
三元里的抗英斗争，被讴歌为抗击侵略的人民战争。蓝诗玲认为，本质并非如此。“三元里的乡民得以结合起来，是因为遭受的具体祸害(强奸、抢劫、亵渎先人的坟茔)，而不是抽象的爱国主义。” 在蓝诗玲眼里，这场抗争，犹如今天中国农村抗议强拆的暴动，扯不上爱国主义。
那么，鸦片战争，是如何作为“西方凌辱中国灾难世纪”的开端、作为“中国爱国主义”的序幕，被载入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呢?
蓝诗玲认为，最早是孙中山，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对鸦片战争进行了历史“重塑”。之后，老蒋和老毛都继承了孙中山的衣钵，把历史“重塑”得越来越离谱。
孙中山最初并不“反帝”。他曾经这样评论鸦片战争：“林则徐焚毁烟土一案，酿成莫大祸事，……是未根据条约，不知公理的野蛮举动”。孙中山的革命，“一直是靠美元、法郎、英镑和日元支撑的”，他还曾经把英国看作建国的楷模。
自从孙中山转向依赖苏联的援助以后，他不得不赞成“苏维埃的重要原则”，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世界的枷锁”。孙中山认为：“‘民众’需要列宁式的唤起，需要普遍的、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反帝口号和象征性符号，明确指明国家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救星(国民党……)。”
蓝诗玲尖锐地指出：“如果国民党真的要用反帝情绪来构建一个国家，那么，篡改历史教科书就显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蓝诗玲引用了英国政治家的名言：“谁掌握了过去，谁也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她认为：“正是因为有了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宣传，1839-1842年间的事件不再被当作19世纪一件看法不一的花絮新闻(是一场‘纠纷’或‘远征’)，而是成为中国屈辱的、前所未有的民族悲剧‘鸦片战争’”。
蓝诗玲的结论，对传统的中国历史叙事，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之前，中国学者茅海建写了一本颇受争议的书，《天朝的崩溃》，也提出过类似的挑战。
我倒不至于因为看到一种新的历史诠释，就轻率地推翻固有观念。我更反感用“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封杀对固有观念的质疑。
蓝诗玲的《鸦片战争》提醒我们：历史，总是掺杂着太多的政治意义。
这样的提示，对我们观察今天的世界，也很有启迪。
譬如，对于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发生的战争，我们不必轻信西方标榜的正义。当年，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华丽外衣下的真正动机，无非是鸦片贸易所带来的巨额利润。
又譬如，当中国在外交上遇到一些挫折，我们不必陷入被害妄想症，总以为自己100多年来都在被外强欺凌。就如太平天国的灾难远远甚于鸦片战争，中国自虐的历史远远甚于被虐。当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仅因为国家软弱，更因为国家愚昧和黑暗。今天，我们需要强壮的肌肉，更需要开放的心灵、健全的心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