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闻一多先生1946年血洒昆明那一天起，声讨、抗议法西斯暴行的声明、有关的报道以及纪念文章，犹如雪片一样在全国飘飞，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① 其后的60年，不仅政治性的纪念活动一直不断，而且对其诗歌创作、中国传统文化探索和思想的研究也经久不止。即使在国外如日本的一些学校，闻一多也常常成为研究对象。②因此，有关的成果之多真是车载斗量，难以计数。不过，其中对闻一多思想的研究虽然也不乏著述③，但总的看来，更多地仍集中于他的诗歌创作和他对中国传统文学特别是《楚辞》的探索，相比之下对于西南联大的校园氛围与闻一多民主意识和人格精神之联系，特别是与其最后的拍案而起关系之研究，明显较少。窃以为，具体、长期的生活、工作环境对人的思想和行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闻一多之所以会一步一步地走向民主阵营，多次言辞激烈地抨击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现实，特别是在险象环生的情况下无所畏惧地怒吼《最后一次的讲演》，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他长期生活、工作的西南联大民主自由的校园氛围。④ 而这种校园氛围恰恰是由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教授们所营造。因此，笔者在此不揣冒昧地从这个角度，考察闻一多后期的民主意识特别是最后的拍案而起所代表的闻一多精神之养成。

一、大后方的腐败与贫困状况下教授们抗战救国的牺牲精神形成强烈反差，促使闻一多直面现实

关于西南联大办学的艰苦和教授们的贫困，史料很多，在此仅择要简述。

先看校舍建设。物理学大师杨振宁在其回忆录《读书教学四十年》一文里说得很形象：“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⑤

后来物价飞涨，生活日益艰难，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曾作过统计，若以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的物价指数为100，1939年上半年的指数则为273，下半年为472；而到了1943年底，则已达到4000499。6年中物价上涨了400多倍，但教授们的工资才提高了十几倍，生活水平下降了20多倍。⑥ 因此，联大教职工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原来阔绰大方的教授甚至校长都捉襟见肘。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贺祥麟（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晚年曾回忆了一件亲眼目睹“且震撼了灵魂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去当时昆明最繁华的商业大街正义路一家拍卖行闲逛时，居然见到了我的法文老师、联大法文专业一位首席教授拿了师母的游泳衣去卖。这一‘惨不忍睹’的悲剧使我震惊骇怪，把我吓得丧魂失魄，赶快逃走了”⑦。这种窘境连身为西南联大实际负责人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不能避免。有一次其夫人为了招待云南省主席龙云夫人一顿饭，竟不得不把孩子们小时候的衣服、玩具拿到昆明的大西门外摆地摊。此情此景，今天实在难以想象。

为了生计，联大的许多师生在外兼职兼课，朱自清、华罗庚等无不如此。有的因为兼课也难以维持生计，甚至还要靠打工维持，如闻一多每天上午在联大授课，下午在昆华中学兼课，晚上批改完学生作业，半夜还得刻图章卖钱。为此，当时联大12位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梅贻琦、蒋梦麟、熊庆来、冯友兰、杨振声、姜寅清、朱自清、罗常培、唐兰、潘光旦、陈雪屏、沈从文还撰写了“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

造成这种艰难有种种原因，但归根到底乃是因为日本的侵略所致。联大的教授们之所以能忍受这种贫困，乃是因为他们有一种艰苦抗战的信念支撑，把艰苦和清贫作为抗战救国的一种必然牺牲，而当他们一旦发觉大后方的贪污腐败与自己的奉献形成巨大的反差时，其精神、心理受到刺激也就可想而知。于是不平则鸣，奋起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黑暗现实，这成为1943年以后西南联大民主运动的诱因之一。也正因为此，抗战之初闻一多就告诫子女“应该准备吃苦才对”，“度着困难的日子于良心甚安”⑧。甚至到1940年，家里“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⑨，“他仍没有任何怨言”⑩。但是，当他明白了另一种社会现实时则无法忍受：“正是因为我挨过饿，才能懂得那些没有挨过饿的先生们所无法懂的事……国家糟到这田地，人民痛苦到最后一滴血都要被压榨光，自己再不出来说说公正的话，便是可耻的自私。”(11) 于是，他走出书斋，投入民主的激流中。

二、在民主堡垒中教授们的主体意识很少受到干扰，闻一多从而无所顾忌地参加民主活动

在讨论西南联大的办学原则之前，请先看下面一组数字：截止到2005年，在联大学习过的学生中，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8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其中朱光亚、郑哲敏为双院士；另外，有6人在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获得诺贝尔物理奖2人：杨振宁、李政道；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3人：黄昆、刘东生、叶笃正；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6人：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此外，在国内外还有一大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英才俊彦。

为什么在如此简陋的校园里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西南联大能“为国家培养出一代的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12) 呢？邹承鲁院士说：“除集中了一批优秀教授外，学术民主、学术自由风气浓厚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当年的西南联大是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对各种学派的教授兼容并包，贯彻的是百家争鸣的办学方针。”(13) 联大所以能培养出众多人才，与联大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学风和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

可见，众多的名教授是联大存在的根本和教授治校的原则能够实行的基础。组成联大的三校，都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名校。虽然其建立和发展的模式不尽相同，但都是在民国以后欧风美雨的影响下所创建，如北大由清代的京师大学堂演变而来，有蔡元培开创的“思想自由原则”和“兼容并包主义”的风气，具有科学民主爱国的传统；清华是由庚子赔款建成的留美预备学校升格而来，深受西方教授治校的影响，主张通才教育；南开则是1919年由张伯苓、严修先生创办的私立学校，强调少而精的培养原则。抗战的烽火，使三校风云际会，菁华汇聚。文科的教授大多中西兼通，卓有成就，如冯友兰、潘光旦、罗隆基、吴晗、王力、陈序经、闻一多、罗庸、朱自清、钱端升、张奚若、罗常培、雷海宗、陈岱孙、汤用彤、郑天挺、钱穆、冯文潜、冯至、叶公超、吴宓、吴达元、陈寅恪、沈从文、傅斯年、钱钟书……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教授则有：梅贻琦、饶毓泰、叶企荪、吴有训、王竹溪、施嘉炀、章名涛、杨石先、杨武之、刘仙洲、华罗庚、曾昭抡、吴大猷、赵忠尧、张文裕、袁复礼、李继侗、郑华帜、陈省身、周培源……

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举出第一届院士61人，其中西南联大的教授就有27人。他们不仅有中国传统的旧学根底，还受过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具备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学贯中西。他们的学识水平、民主意识、科学精神和人格魅力，是西南联大品格和精神得以存在的基础，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永远不落的旗帜，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西南联大之所以能成为大师之园、英才之园，就是因为有他们的人格风范在影响，有他们的学识思想在熏陶，有他们的精神理念在支撑。西南联大的学生就是在这些教授、大师们的循循善诱和潜移默化之中茁壮成长；西南联大精神、西南联大的办学原则和民主堡垒也在他们营造的氛围中形成。

所谓西南联大的办学原则，《西南联大校史•前言》说得很清楚：“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例如，抗战前梅贻琦成功地维护并巩固了清华大学独立自主办学的优良传统，保障了大学学术思想自由及知识分子在学校中重要的地位，使清华大学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成为国内外的名校。联大成立后，坚持了三校“教授治校”的优良传统，并且在新的条件下发扬光大。联大沿袭了三校用人精简的制度，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以及各系主任均由教授兼任，没有副职，职工人数也较少，常常是一人兼任数职，但所有兼职都不增加薪水。尽管迫于极端的贫困，联大教授或“教授会”曾多次给当时教育部或联大领导写报告，要求维持战前十分之一的生活水准，但当教育部准备给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发放“特别办公经费”（相当于今日之“岗位津贴”）时，他们竟联名谢绝。(14)

要知道，在当时，增加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收入，对于啼饥号寒的妻儿老小是多么重要。但也就是在能否生存的边缘，联大的教授们显示了精神的非凡和校风的“刚毅坚卓”。他们谢绝了特别办公经费，照样工作，教学工作量跟一般教授相同。那时，教师“彼此之间是同事，不分什么上下级；他们更不是官，没有官僚味儿。从同学方面说来，他们都是老师，平时一律称为‘先生’，从不叫什么这个主任那个长。随时随地大家都尊敬地叫梅先生、闻先生、吴先生、叶先生、沈先生……”(15)

有这样精神的教授当然能够治校，而教授治校的实质是大学独立。当时时局动荡，物价高涨，条件简陋，久负盛名又各有其历史和校风的三所大学，却能在三位校长特别是梅贻琦（因当时张伯苓、蒋梦麟两位校长常在重庆并另有职务，主持联大常务工作的实际上是梅贻琦一人）的领导下，密切合作，共度时艰，取得全体师生的支持，“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16)，把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作为抗战救国的指导思想，尽量保持学校的独立性。即使对主管部门的命令，如认为不合理，也会据理力争或公开抗议。

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根据战时情况，也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贯彻“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思想，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实行统一管理。但有的部令并不符合一些大学的实际，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等等，就不利于发展具体学校的特色，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抵制。1940年6月10日，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统一大学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部给予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因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17)。陈立夫虽贵为部长，大权在握，但也只好任其不了了之。其实，联大对蒋介石的训令有时也是如此。建校之初，西南联大便把苦心孤诣的“刚毅坚卓”四个字作为校训并呈报教育部。但是，不久教育部致电联大，要求联大以蒋介石亲手为各校题写的共同校训“礼义廉耻”为校训。而联大的大多数教授认为，这四个字不能体现联大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顽强的经历和办学精神，因此予以策略地抵制。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不再谈论校训以免争论，事实上坚持了原来的校训。

由此，不难想见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地位和性　格。不能说联大完全实现了大学独立，但它作为一种理念，在校园里已经深深扎根则是毫无疑义的。这对于西南联大后来的民主运动，则提供了一种保护和张扬作用。联大之所以能够成为民主堡垒，也就在于其有很大的独立性，一般的党政军警机关不得随便干涉校内人事及其活动。因此，抗战后期校内的民主运动不仅能够蓬勃发展，而且因得到学校当局的默许和保护，还越出校外，成为昆明民主运动的发源地。虽然国民党也试图在校内灌输“党义”，但成不了什么气候。如梅贻琦后来虽然也加入了国民党，但教授治校、大学独立的办学思想依然如故，一如既往地对待教授和教授们的思想和活动。因此，在西南联大，真正成为国民党党棍的教授和负责人微乎其微，党派意识很难取代教育至上、大学独立的理念。民主同盟之所以能够在西南联大发展，闻一多又所以能够无所顾忌地参加并积极活动，其主要原因之一也就在于此——他们在心理上有一个安全可靠的后方。既然教育部长的训令可以不听，国家元首题写的校训可以不用，那么，又何所惧之？于是，早在“一二•一”惨案之前的1944年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的大会上，闻一多就慷慨激昂地表示：

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如今，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实在感到痛心！(18)

而在“一二•一”惨案之后，他又岂能胆怯？他不仅参加了抗议追悼活动，还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录》。

三、在西南联大精神自由理念影响下教授们个性张扬的传统，使闻一多民主意识喷发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物质贫困，精神富有。他们首先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和志趣中独立思考，自由探索，且有很强的责任心，认真教学，坚持学术研究和创作。例如，陈寅恪公开宣称别人讲过的他就不讲，每堂课都讲新的内容；闻一多讲课精深，一首《天问》就讲了一学期40多节课，居然门庭若市；张文裕、赵忠尧则前瞻性地开设原子物理学课程；冯友兰开始写作著名的“贞元六书”……

但是，他们又决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隐士。联大师生中本来就有不少人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师生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失所，更加激发了爱国热情，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前和1943年“五四”以后，联大民主空气活跃，思想活跃，部分教授还自办杂志，出版刊物，《今日评论》、《当代评论》、《自由论坛》、《边疆人文》等都成了师生自由发表言论的阵地；有的教授还在《中央日报》上编文艺副刊。联大的教师在课堂以至各种论坛上都可以宣传自己的观点，不大被执政党的意图所左右。如当年曾挑起全盘西化论战的陈序经，曾一度做过联大的法商学院院长，从不参加政治活动。1941年前后，国民党为了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参加国民党。他知道后淡淡一笑，对他的一个学生坚决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作这个院长。”(19) 其实，当时许多教授都是这样做的，例如政治系主任张奚若、体育系主任马约翰等就是不参加，后来别人对他们也无可奈何。虽然也有一些教授入了国民党，但多数人对此很不以为然。这不仅说明当时西南联大师生对国民党的态度，同时也说明西南联大的民主空气很浓，教授有很大的精神自由，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也不能干涉教师的信仰自由。已故西南联大学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浩曾这样形容联大的风气：“昆明的物质生活异常清苦，但师生们精神生活却很丰富。”“当时的联大有‘民主堡垒’之称。身临其境的人感到最亲切的就是‘堡垒’之内的民主作风。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资历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20) 对此，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约翰•伊斯雷尔教授（John lsreal）认为：

和战时其他大学相比，联大最大特色是师生都享有超常自由，无论其表达的观念所涉及公共领域之广泛性、还是所针对公共问题之重要性。

昆明的知识分子极少为意识形态所桎梏。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联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保持着高度的宽容、文雅和互敬。(21)

教授影响所及，学生亦沿袭成风，创办各种社团，从官方的三青团到共产党影响下成立的群社，各种社团应有尽有；学生社团还经常邀请不同专业、观点的教授演讲。校园里还有一个“民主墙”，上面贴了各种壁报，不管是谁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评论或文学作品贴在上面；学生们还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如“七•七”抗战纪念会、“五四”运动纪念会等，如“联大剧团”曾演出《祖国》和《原野》等，还邀请了闻一多参加其中的一些活动。

也正因为在民主堡垒中享有精神的自由，西南联大的师生能够在人类的各种文化中汲取营养，比较鉴别，追求真理：姚从吾、陈雪屏可以信仰三民主义；陈铨可以宣扬尼采；潘光旦可以极力鼓吹妇女解放。更有甚者，在“一二•一”惨案以后，联大的教授们可以公开游行抗议，就连像冯至那样文静温和的诗人学者也能放心大胆地走上街头，并写出抗争的诗篇《招魂》，何况闻一多呢？他后来所以能够一步一步放言无忌，口诛笔伐国民党的弊端，与联大民主堡垒的精神自由之风气实在是密不可分的。当时曾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郑天挺先生在《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中回忆：“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联大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既然彼此可以不设防，那么又有什么不可以宣传，不可以坚持？何况又是在为国家、为民族而呐喊！因此，闻一多在李公仆被暗杀以后，能够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最后一次讲演》。

最后，需要总结和概括的是，联大的一切之所以能够存在，最根本的基础是有作为联大主体的留学生出身的教授们。虽然由于战乱，西南联大教职工流动频繁，但是教授队伍基本稳定，到抗战后期，教授、副教授比抗战初期还稍有增加，其中大部分又是留学欧美的：“联大一百七十九位教授当中，九十七位留美，三十八位留欧陆，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廿三位未留学。”(22) 事实上，组成三校的校长也都是留学生，而且是清一色的留学美国。他们中西合璧，深受西方现代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作为个人来讲，他们当然各有特点，但是作为一个在相同文化背景下熏陶出来的知识群体，他们又具有较多的共性，特别是在民主、自由和科学等方面有更多的共识，形成了一个能够影响联大风气和走向的校园氛围——中国大学校园中特有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的氛围，培育了西南联大的民主堡垒。因此，西南联大能够秉承刚毅坚卓的校风，坚持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和学术至上的原则，维系了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命脉，不仅创造了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一批文化学术科学大师，也揭开了中国现代民主运动史上悲壮的一页，滋养和培育了中国民主运动史上不朽的斗士——闻一多。闻一多虽然遇害了，但他用自己的声音和文字，谱写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不屈悲歌。他又用自己的鲜血，铸就了中国民主运动历史上永远不朽的丰碑。他那刚毅执著的形象，也鼓舞千千万万个后来者前赴后继，总结中国民主运动史上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民主法制的新进程。

注释：

①　详见《闻一多纪念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②　如1995年日本就成立了以早稻田大学铃木义昭教授、古屋昭宏教授和日本东洋史学会工藤元男教授等为骨干的“闻一多研究学会”，并获得了早稻田大学300万日元的资助。

③　有关传记如王康的《闻一多传》、闻黎明的《闻一多传》和刘烜的《闻一多评传》等；有关的专论如韦英先生的《闻一多后期思想发展及其转变原因初探》等。

④　有关的著述主要有：1988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国立西南联大史料》，1988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回忆文集《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1946》；《西南联大在蒙自》；《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等。

⑤ 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香港：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13页。

⑥ 此为杨西孟：《几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实值》一文的分析，见《冯至文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⑦ 贺祥麟：《西南联大教授们的道德和人格力量》，见http:// www. luobinghui.com/1d/wt/200506/1969.html.

⑧ 1937年12月11日《致闻立鹤》，见《闻一多书信选辑》，刊于《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⑨ 1946年2月22目《致闻家騄》，见《闻一多书信选辑》，刊于《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2期。

⑩ 韦英：《闻一多后期思想发展及其转变原因初探》，见季镇淮主编《闻一多研究四十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

(11) 王康：《闻一多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6、327页。

(12) 陈岱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3) 邹承鲁：《建议重建西南联大》，《科学时报》2006年2月17日。

(14)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3—314页。

(15) 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见http://forum.netbig.com/bbscs/read.bbscs?bid=275&id=6775691&page=1&

(16)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碑文。原碑现存云南师范大学内。

(17)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0页。

(18) 王康：《闻一多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6、327页。

(19) 林元：《碎布集1919—1949》，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

(20) 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

(21) 约翰•伊斯雷尔：《西南联大模式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见http://www.confucius2000.com/outside/ ldmsdggzsfzdyx.htm。

(22)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版，第160—161间插页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