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余英时在他那篇著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演讲中，着重地选择了闻一多为例，来论析中国现代思想冲突、转变之激烈：“闻一多的故事有象征的意义，中国思想历程变化之快，在一个人身上全显出来了。”①的确，闻一多的心路历程浓缩了中国思想界的风云变幻，其一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缩影。同样的，民族主义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也在闻一多身上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甚至可以这么说，在现代，若讨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问题，最典型的范例莫过于闻一多了。他不但在诗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而且还直接介入民族主义的政治实践及理论思考，前期的他曾发起、组织过国家主义社团——“大江会”，后期的他曾写出《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等理论文章。
民族主义一般是指意识形态化的族际情感或观念。其基本含义为：“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②显然，这一观念抽象是趋于中立性的，但在不同的前提条件或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将呈现出不同向度的价值追求与善恶形态。正由于民族主义只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或躁动的情感，它必须由其载体来展示，所以它多渗透于某一政治运动或某一文化形态，乃至某一个体的言行之中，考察这一运动、形态、言行，就可具体地对其进行论析；反之也一样，对作为文化形态中重要的文学思潮、作品以及作家个体，从民族主义的视点楔入，也可做出比以往更加深入与全面的判断与定位，对于闻一多研究来说，更是如此。
一、闻一多民族主义情感与观念的生成
1、中国传统文化的哺育。闻一多出身于书香门第，“先世业儒，大父尤嗜书，尝广鸠群籍，费不赀，筑室曰‘緜葛轩’，延名师傅诸孙十余辈于内。”③祖父的广收群籍、延聘名师，为他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闻一多自幼博闻强记、思路机敏，能把先生所讲述的故事与《汉书》类比，使他的父亲极为高兴，“自尔每夜必举书中名人言行以告之”。中国古代名人志士的高尚品德，杰出言行，便在这持续不断的诱导中注入他的心田。闻一多的家乡属战国时代的楚地，屈原的崇高人格自古以来便为他家乡的人民所敬仰；而浠水县的闻族据传是文天祥的后代因避祸而改姓蕃衍下来的，先祖的丹心赤胆更使闻一多深感自豪。家庭所创造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中国传统文化的哺育，使闻一多在幼年时期起，就有了文化民族主义情感的接受与培育。正如后来他在《杜甫》一文中所描写的那样：这些圣贤、骚人、逸士，都是魁梧奇伟，温馨凄艳的灵魂，他看得到古人的行动，听得到古人的歌哭；他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古人在他心灵里活动，血脉里运行，他只觉得自己和平常的少年不同……写的是杜甫，不也就是他少年时代铭刻于心的感受吗?他忠诚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把自身完全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之中，由此促成了他的具有民族主义文化倾向的文化心理建构。
但闻一多的民族主义精神取向并非仅是一种感性的应合，更有着一种理性的自觉，这体现在他对中国地理环境、哲学思维、伦理规范等在审美心态上的认同上。1922年3月，闻一多在留美前夕，脱稿了他在青年时代最重要的学术论文——《律诗之研究》。他认为，中国艺术与审美心态，最重要的特征是“均齐”，其原因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地理环境上，“我们的远祖从中亚细亚东徙而入中原，看见这里山川形势，位置整齐，早已养成其中正整肃观念。加以气候温和，寒暑中节，又铸成其中庸底观念。中庸原是不偏不倚之谓，其在空间，即为均齐。”第二，在哲学思维上，“我们的形而上学当然以《易》为总汇。”“道理都是从阴阳(或曰乾坤，刚柔)两个原力变化出来的。《易》所谓‘两仪’、‘四象’、‘八卦’，其数皆双。双是均齐底基本原素。”第三，在伦理规范上，“孔子赞美大舜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又说：‘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又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这都讲道德的真理必须从两端推寻出来。”④从地理、哲学、伦理等方面做出了颇有深度的理性审视，这一观念像是有着19世纪法国实证主义美学家丹纳关于艺术的动因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理论的投影，但也说明闻一多的民族主义的立场选择，不像一般民众那样多是由一种随大潮而动的狂热的情绪性而激发而成的。
2、物质主义与人文精神对峙中的价值选择。20世纪初，由于启蒙主义对科技理性的片面强化，在世界的范围内，出现的物质主义膨胀，而人文精神衰败的状况，其二者的对峙，引发众多思想家、哲学家的思考与争论。在西方，对物质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代表人物为罗素与泰戈尔，并随着他们的访华而影响到中国；在中国，最早做出审察与批判的是鲁迅、梁启超。1907年，鲁迅发表了《文化偏至论》一文，对物质主义的批判极为犀利深刻，即使是今日之哲人都难有此力度：“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荫，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⑤鲁迅揭示，由于19世纪“知识”、“科学”高速发展，单向地助长了“惟物质主义”，其失衡的偏误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恶果：“物欲”遮蔽了“灵明”，外“质”取代了内“神”，物质文明的高涨，精神文明的低落，人的旨趣平庸，罪恶滋生，社会憔悴，进步停滞。这是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社会弊病的根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1918年底，梁启超作为中国赴欧观察组成员参加巴黎和会。在欧洲，他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灾难：生灵涂炭，民生凋敝，思想混乱，精神失落。这一切都使梁启超震惊不已，但他更关心的是战祸及危机的根源，他也把此原因归罪于“科学万能”论与物质主义的膨胀：“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的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⑥梁启超乃清末以来鼓吹西方文化、倡导科学思潮着力最甚的代表人物。而今，他居然一反前说，对科学的地位提出质疑，这就极大地震动了当时的中国思想界，闻一多正是此中的一员。此时的闻一多虽然还是一位在清华学校就读、准备留洋的学生，在青年学生中，他是最早感应到物质主义与人文精神对峙问题的一员，说他是当年思想界的先驱者之一，也并不显得过分。1920年他在《清华周刊》上发表《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一文，其观点之鲜明，论证之周密，堪称其前期最重要的论文之一。文中，闻一多写道：“欧战以后，世界底潮流趋重精神方面，菲薄物质方面。奇德(Benjamin Kidd)在他的《势力底科学》里硬讲：‘文化的势力是根据于集合的感情，不是理性。’他又说人类进化底动机的原质不是像达尔文所主张的‘科学在这个期程里是势力底理性的知识。’”他敏锐地感悟到世界当时重人文精神的思想动向，并且寻找到理论的依据，这就是奇德对苏格拉底以来重知识谱系、笛卡儿以来重理性决断、达尔文以来重规律演进(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倾向的质疑，强调了人文精神核心的情感地位。
他也像梁启超一样，对“一战”前的人类思想的偏误予以尖锐的批判：“人类从前依赖物质的文明，所得的结果，不过是一场空前的触目惊心的血战，他们于是大失所望了，知道科学是靠不住的，所以现在都倾向于艺术，要庇托于她的保护之下。”此段话似乎是上引梁启超之语的翻版，是否属于援引，现已无法考证，但作为一名学生的闻一多能与名闻天下大师之间，思想吻合到如此程度，实属不易。而且他也像鲁迅那样指出：“现在我们对于科学那样热中，而对于艺术这样冷淡，将来势必将社会完全变成一副机器，他的物质的运动当然是灵敏万分，但是理想底感情，完全缺乏。”对于解决的办法，他跟鲁迅开的处方也一样：要使牛顿与莎士比亚比肩，康德与贝多芬并重，这样才能“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⑦闻一多也说：“艺术、科学是‘并行不悖’的，并且是缺一不可的。”这都说明青年闻一多的完全跟上了当时世界与中国学界的哲学潮流，处于思想的最前沿地带。
这种对物质主义的批判，在闻一多留美时期的作品与书信中不时流露出来。在太平洋的航轮上，他作了《孤雁》一诗，对即将前往的美国予以这样的刻画：“啊!那里是苍鹰底领土——／那鸷悍的霸王啊!／他的锐利的指爪，／已撕破了自然底面目，／建筑起财力底窝巢。／那里只有铜筋铁骨的机械，／喝醉了弱者底鲜血，／吐出些罪恶底黑烟，／污我太空，闭熄了日月，／教你飞来不知方向，／息去又没地藏身。”机械的利爪撕破了美好、纯净的自然，这是以诗的形象对现代工业丑恶一面的揭示与批判。到美之后，他的看法依然不变，在日常的书信中，他向友人倾诉衷曲：“一个‘东方老憨’独居在一间apartment house底四层楼上，抬头往窗口一望，那如像波涛的屋顶上，只见林立的烟囱开遍了可怕的‘黑牡丹’，楼下是火车、电车、汽车、货车(trucke，运物的汽车，声响如雷)，永远奏着惊心动魄的交响乐。”⑧作为一位东方的“老憨”，他无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所构成的喧闹与奢华，也无法从根底上溶入异质的文化体系之中。
由于“一战”所造成的世界性灾难，使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西方重物质而没落，东方重精神而有望。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末了，不就这样地呼吁中国青年：“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指孔子、老子、墨子——笔者注)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精神来加佑你哩!”⑨物质主义与人文精神的矛盾对立，在这里童话般地转化为东西方的优劣比较，在想象中建立起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闻一多同样受到这一观念的濡染，1922年5月，在一篇批评清华园里美国化的风气中写道：美国文化到底是什么?“笼统地讲，物质主义；零碎地数，经济、实验、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物质的昌盛，个人的发达……”这一切，在闻一多的心目中，统统不可取，全属于鄙弃、否定之列。所以，他在篇末发出了最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呼声：“美国化呀!够了!够了!物质文明!我怕您了，厌你了，请你离开我吧!东方文明啊!支那底国魂啊!‘盍归乎来’!让我还是做我东方的‘老憨’吧!理想的生活啊!”⑩鲜明的价值选择，决定了终其一生的民族主义立场。
3、西方民族歧视造成心理上屈辱与激愤。民族主义在其群体及个体的心理层面上，更多地表现为情感的形态；而受歧视与压迫的屈辱的心态，则最容易激起民族主义情感。1940年代中期，历尽沧桑、饱尝艰辛的闻一多开始能比较理智、冷静地审视这一问题。他在《复古的空气》一文中，详细论及因他者的歧视而产生民族主义的情感与观念的心理过程。他指出，这一时期的复古的倾向，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自卫的机能，是一种带有报复意味的自尊心理：“凡是与外人直接接触较多，自然也就是饱尝屈辱经验的人，一方面因近代知识较丰富，而能虚心承认自己落后，另一方面，因为往往是社会各部门的领袖，所以有他们应有的骄傲和自尊心，然责任又教他们不能不忍重负辱，那种矛盾心理的压迫是够他们受的。压迫愈大，反抗也愈大。一旦机会来了，久经屈辱的自尊心是知道报复的；于是紧跟着以抗战换来的民众荣誉和国家地位，便是甚嚣尘上的复古的空气。”(11)虽然闻一多另有一些批评的意思，但还是比较确切地从理论上把民族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论析清楚。
由此，我们可回过头来看看闻一多在留美期间，促成其民族主义倾向的一些经历。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时，闻一多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其绘画已达到一定的水准，深得老师赏识，但送展却未能参加评奖。在毕业典礼时，甚至没有一个白人女生愿意和黄皮肤的中国人一起上台。这种民族歧视与精神屈辱，对于才气横溢、颇为自负的闻一多来说，无异于心灵上的巨创。所以，我们才能理解他给父母亲的信：“美利加非我能久留之地也。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俟后年底我归家度岁时当与家人围炉絮谈，痛哭流涕，以泄余之积愤。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如美人者?将谓吾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总之，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12)何以有着如此激愤之语?!海外游子所受的屈辱无法抑制，民族主义的义愤溢于言表。
4、浪漫主义倾向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果从更深的理论层面上着眼，民族主义情绪与浪漫主义思潮之间有着一种思想上的逻辑关联。西方不少思想家对此曾有过考察，罗素曾指出：“在十九世纪上半期，民族主义是最有声势的革命原则，大部分浪漫主义者热烈支持它。”(13)如浪漫主义理论重镇费希特就是通过《告德意志国民》一文，而成了德国国家主义(或曰民族主义)的理论奠基者。正如雅克•巴尊所说：“人们不仅要从政治上记住，也要从文化上记住，德国曾经遭受法国的霸权统治有一百五十年。在这种背景下，自由的意义只可能是政治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14)
在中国，当年古典主义者梅光迪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近代大一统思想之演变》中指出：“近代民族主义之发生，与其渐变为帝国主义，盖皆与浪漫主义息息相关。浪漫主义，由尊重个人天才与特性，进而尊重各个民族之天才与特性，由尊重个人之天才与特性，而崇拜超人。拿破仑之雄才大略，超人之首出者也。故在西洋浪漫派文人中，多受瓣香。”(15)这里，由浪漫主义的尊重个人之天才到民族之天才，最后到崇拜超人、强权政治，划上了一条内在逻辑连线。
若从史实出发，在留美之前与之后一段时期内，闻一多是倾向于浪漫主义的。他曾在给梁实秋的信中写道：“我想我们主张以美为艺术之核心者定不能不崇拜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慈了。”(16)唐之李商隐、英之济慈皆为风格特异、色彩浓丽的浪漫诗人，闻一多对他们极为崇拜，还想在二人之间作篇比较文学式的论文。他在给吴景超的信中也提及，要重视“浪漫派艺术”，因“中国的艺术多属此种”，把浪漫派的美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贯穿在一起。
浪漫主义在世界上的风行，与德国古典哲学、美学有较大关系。早在清华学校就读时，闻一多就接触过德国古典美学，特别是康德、费希特的美学，他曾论述道：“康德、费希脱都说艺术是介于实体世界同现象世界之间，作他们的桥梁的。”也就是说：“艺术可以抬高社会的程度——这就是艺术的功用。利用人类内部的、自动的势力来促进人类的友谊，抬高社会的程度——这才是艺术的真价值。”(17)康德美学推崇理性，尊重个体，崇奉天才，是德国浪漫哲学、美学的源端。康德把审美判断力作为从纯粹理性过渡到实践理性、从现象界过渡到物自体的中介环节，亦即闻一多所说的桥梁。对于国势衰败、民生凋敝、生活枯涩、精神堕落的现象中国来说，闻一多迫切地想通过艺术的美感教育来涵养、陶冶民众的心灵，使人们的思想情操趋于美好的“实体世界”，从“自然的人”上升为“道德的人”，从而振奋起中华民族的精神，“抬高社会的程度”，达到拯救中国的目的。所以他的民族主义情结的构成，也有着浪漫主义思潮影响这一内在的逻辑动因。
闻一多强调艺术的审美功能，强调艺术家对于提高社会与民族的文化道德品位的作用，在个人天才与民族整体，或者说个人自由与民族自由之间划上了一条逻辑连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浪漫主义者大多会成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的原因。但民族主义者是否如梅光迪所言，一定会成为帝国主义者，却并不具有必然性。事实上，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当它面对外侮的时候，保卫民族自由即是保卫个人自由之时，它具有无可置疑的正面的积极意义；而当它穷兵黩武，不断扩张的时候，就已然超越了维护个人自由的界限，已经走向了浪漫主义的反面。
二、闻一多文化民族主义的表现
郑师渠指出：“民族主义有两种范式，一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强调民权论的政治民族主义，一是以德国为代表，强调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18)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之中，全民性的救亡图存在中国的两条战线——政治与文化上同时展开。作为诗人与学者的闻一多选择的更多是文化民族主义的途径，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凝聚力上着眼，力图以集体文化和民族情感构筑起精神的壁垒，来对抗异己力量的侵入，企盼达到救亡、立国的目标。
1、警惕、反抗西方殖民文化。20世纪初，中国也踏上了现代化进程。但中国的“现代性”不是由自我内在萌生，而是“外迫性”的，即由帝国主义列强逼迫而成的。最早，西方的文化现代性以“科学、民主”为标志，以正向的面貌为中国思想界所热诚地接纳；但伴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入，帝国主义列强进而在中国攫取政治上的霸权与经济上的特权，带有一定的侵略性质。于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开始对原先崇拜的西方文化持警惕与审视的态度了。
在20世纪中国学人中，闻一多是最早发觉了西方“后殖民主义”动向的一位。他曾警辟地指出：“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其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19)对于内忧外患的中国，闻一多并不停留在事象的表层，痛心于被帝国主义列强所瓜分的国土、所掠夺的资源，而是锐利地看到精神文化被西方所征服，即今天所说的“殖民化”的动向。他向友人们呼吁：要自觉地承担起弘扬文化民族主义的职责。
闻一多这种对西方殖民文化抗衡的动因，和他的民族主义立场，即对中国传统文化一贯持肯定的立场是分不开的。早在1922年底所写的《女神之地方色彩》中，他就呼吁：“我以为，一，当恢复我们对于旧文学底信仰，因为我们不能开天辟地(事实与理论上是万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够并且应当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房屋。二，我们更应该了解我们东方底文化。东方的文化是绝对美的，是韵雅的。东方的文化而且又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哦!我们不要被叫嚣狂野的西人倒了!”(20)这里有着梁启超及而后的梁漱溟、林语堂等那种以东方儒、道、墨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来抵御西方罪恶的物质主义文化，来拯救渐趋没落的西方世界的理论想象，同时也是他民族主义情怀淋漓酣畅的呈露。
在给父母亲的信中，他还这样地写道：“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多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所藐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士大夫久居此邦而不知发奋为雄者，真木石也。”(21)在20世纪20年代之初，当人们大多还为接受西方文明而振奋之际，对西方殖民者的文化、政治、经济的侵略，能有着如此清醒的意识和坚定的抗衡心理，十分难得。
2、勾勒“现代民族-国家想象”蓝图。民族主义在一定范畴内是与国家主义叠合的，杨春时说：“民族主义是国家主义存在的理由，国家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归宿。”(22)此言甚当。尤其是在中国，其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从根本上看，就在于救亡图存。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依仗霸权，恃强凌弱，割我国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此时的民族主义者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也就是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潮兴起的动因。
闻一多留美时，就在纽约同人中倡导“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发起组织“大江会”。其宗旨为：“大江的国家主义，乃中华民族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及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强调了中华民族及其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自由独立与发展。由于“大江会”的群体多为知识分子组成，所以他们高度重视文化的功能：“文化乃国家之精神团结力也，文化摧残则国家灭亡矣，故求文化之保存及发扬，即国家生命之保存及发扬也。”(23)文化民族主义的地位被极大地提高。
闻一多为国家主义性质的“大江会”的发展。做许多具体的组织工作。留美时，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大江’前途之发展，有赖于本年中之活动者甚多。本年东部年会中之活动不但可以宣传国家主义，而且可以宣传‘大江’会。大概添加会员，在年会前，很有限。年会中‘大江’政策若能实现，定有同志的愿来参加我们的阵列。然后会员增加了，声势浩大了，‘大江’的根基便算稳固了。”(24)回国后，闻一多等还和李璜为主的醒狮社诸团体携手组织了“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由于政见不同，这一国家主义组织与共产主义者产生了激烈的矛盾，甚至短兵相接，大打出手。“前者，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发起反日俄进兵东省大会，开会时有多数赤魔溷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件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伪共产主义者隔桉相骂，如两军之对垒然。骂至夜深，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25)
但闻一多不只是位政治社团的组织者，他更是一位诗人。在创作的诗篇中，不断勾勒出“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蓝图，从而以诗的语言唤醒国人，来反抗西方列强的瓜分国土的侵略行为。著名的有《口供》、《爱国的心》、《醒呀》、《南海之神——中山先生颂》、《七子之歌》等。在《爱国的心》一诗中，诗人写道：“这心腹里海棠叶形，／是中华版图底缩本；／谁能偷去伊的版图?／谁能偷得去我的心?”诗中，海棠叶形的意象与中国的版图叠合，那经霜傲雪的海棠红叶，在每一位中华儿女心底中如火焰般燃烧。影响更大的是《七子之歌》，1998年澳门回归晚会上，其“澳门”一节是作为主题歌词演唱的。正如闻一多在诗的“题记”中所传示的创作原由：“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诗人作《凯风》以愍之。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凯风》之七子，因择其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国疆崩丧，积日既久，国人视之漠然。不见夫法兰西之 Alsace-Lorraine耶?‘精诚所至，金石能开’。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诗人为“国疆崩丧”而痛心疾首，为“七子”回归而泣血盼之，其中“澳门”一节之末为：“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这撕心裂肺的呼号，穿越世纪的风云，感动了每一位中华民族的儿女。诗人拳拳之心，诗人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情怀，跃然纸上。
3、强化有文化民族主义内涵的图腾、符号、意象。民族主义文化的要素可以在伦理学范畴展现，如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制度法规、风俗民情等方面，但在美学和文学方面，更集中地是在一些具有民族主义内涵的、有代表性的图腾、符号、意象上表现出来。闻一多充分认识到这一文化资源的珍贵性，曾一再在新诗创作与诗学理论中予以强化。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论：“闻一多在‘五四’时代倾向于文学上的浪漫主义，他反对胡适一派关于诗的见解。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是相当向往的。在政治思想上，他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其实便是民族主义者的别称。浪漫主义不免要美化过去，他也是如此。所以他在美国念书时，写了一篇很长的英文诗，歌颂中国各种历史文物的成就。”(26)
由于历史文物及文字符号等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凝定、民族精神的载体，作为民族主义者的闻一多对此热切关注、时时标举。在新诗草创期，他倡导具有民族精神的诗作，而对过分欧化的新诗予以尖锐的批评。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他对郭沫若滥用西方文化典故表示不满，指出《女神》中所用的典故，西方的比中国的多多了。“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也不要人们误会我的作品是翻译的西文诗。”他感慨万分地呼吁：“我们的中国在那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那里?那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那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27)
由此，闻一多在诗的创作中运用了众多具有民族主义内涵的诗的意象，使这些意象成为熔铸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特定符号。略加整理即有：五岳、泰山、大江、黄河、长城、天安门、京师；神农、女娲、黄帝、尧舜、孔子、庄周、荆轲、李白、东方朔、项羽、太白、太乙、怀素、田单、鲛人、仙娥、；宫阙、楼阁、石栏、琉璃宝塔、广寒宫、琼宫、纱窗、假山、澄江、寒溪、龙宫、古寺、古佛、钟楼；红荷、丁香、宫柳、菊花、槐树、苍松、兰花、芝草、玉莲、青苔、红豆、白杨、菱花；更鼓、暮磬、玉箫、笛声、律吕、画角、红烛、烛焰、丹心、玉盤、霓裳、碧玉、螺钿、珠箔、宝剑、古瑟、草书、瓷瓶、苦茶、灯笼；金乌、凤凰、火牛、寒雁、流萤、凤蝶、金鱼、春蚕，以及美人春睡、水国烟乡等等。
此类意象、符号的典型创造，当数《忆菊》一诗：“我的祖国底秋之杰作啊!／啊!东方底花，骚人逸士底花呀!／那东方底诗魂陶元亮／不是你的灵魂底化身罢?……你是有历史，有风俗的花，／啊!四千年华胄的名花呀!／你有高超的历史／你有逸雅的风俗!……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迎着凛冽秋风怒放的各种各类的菊花，并不仅是自然之物，它积淀着民族文化的特定内涵，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它是骚人逸士的花，是诗人的花，是陶渊明的诗魂之花；它是逸雅的花，是东方风俗的花，是有着四千年高超历史的名花……最后，闻一多在“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这一回旋往复的诗的旋律中，把对菊花意象的塑造推向最完美的境界。
以诗作凝聚民族奋起的伟力文化民族主义者的行动策略多是从文化角度着眼，力求以文学艺术唤醒民族主义情绪，形成同一民族的认同感，从而凝聚民族的力量，形成共同的民族信念，与异族的侵入相抗衡，来拯救本民族于危难之中。闻一多正是这样做的，在《醒呀》一诗的附记中，他写道：“这些是历年旅外因受尽帝国主义的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的呼声；本已交给留美同人所办一种鼓吹国家主义的杂志名叫《大江》的人。但目下正值帝国主义在沪汉演成这种惨剧，而《大江》出版又还有些日子，我把这些诗找一条捷径发表了，是希望他们可以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我想《大江》的编辑必能原谅这番若衷。”(28)以诗作唤醒同胞，激发民气，同仇敌忾地反击侵略者，这就是作为民族主义者的闻一多的强烈的艺术功利宗旨。
闻一多这类诗作的基调，多是慷慨激昂、血泪迸溅的。如《发现》：“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在异国他乡千百次梦回魂绕的祖国，居然变得满目疮痍，到处是“恐怖”，是“噩梦”，诗人追问青天，逼迫来风，捶胸顿足地哭诉，却得不到答案，愤懑之情，无以言喻；爱国之心，感天动地。时光甚至也无法削弱这一诗作的力量，即使在今天，它仍然是一首唤醒民众国主义情怀的不朽之作。又如《一句话》：“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把我们民族成员赤诚的爱国主义情怀，比喻成像是缄默却即将爆发的火山；把他们的寻求独立富强的愿望，比喻成青天霹雳般的爆响：“咱们的中国!”这“能点着火”的撼人心魄的呼喊，正是由共同的民族主义信念凝聚而引爆的。
三、闻一多文化民族主义的特色
1、弹性的、兼容的文化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源端来自本民族成员自发性的情感，所以常带有自恋的情结，以及非理性的因素。而当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糅合时，往往会出现封闭自骄、排它驱外的盲动，给历史的进程造成障碍，这是它的负面效应。如，晚清滥杀外交谈判使节而导致火烧圆明园等即是。闻一多文化民族主义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有理论的自觉性，在文化实践中有弹性与兼容性。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文化以科学与民主这一鲜明的特色为中国思想界所接纳，并成为主流意识，从而促发了中国现代性的萌始。在诗歌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诗人偏执于西方文化的汲取，注重于从科学主义角度思考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按闻一多的看法，即是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但在闻一多的诗学坐标系上，还缺了另一维，即“地方色彩”。他认为，中国的新诗，“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它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它又尽量的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29)既批评了中国新诗界全盘仿效、耽于西化的偏误，又否定封闭自处的文化民族主义，强调中西文化艺术的汇融化合，这是闻一多自始至终的艺术主张。在实质上，这也是对单向的、线性发展的“历史现代性”的一种反思与调整，具有“文化现代性”的内涵。
闻一多之所以有着弹性、兼容的文化民族主义，在于他的文化视野开阔、通脱，能真正做到学贯中西，挟古凌今。在他的后期，这种兼容的理论自觉性更是达到新的高度。写于1943年的《文学的历史动向》这样地论述：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的文化，“四个文化，在悠久的年代里，起先是沿着各自的路线，分途发展，不相闻问，然后，慢慢的随着文化势力的扩张，一个个的胳臂碰上了胳臂，于是吃惊，点头，招手，交谈，日了久了，也就交换了观念思想与习惯。最后，四个文化慢慢的都起着变化，互相吸收，融合，以至总有那么一天，四个的个别性渐渐消失，于是文化只有一个世界的文化。”(30)他用形象的描写性语言，生动而精炼地概述了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与文化民族主义处于矛盾另一极的“世界文化”，有着十分清醒的理性认识，并持肯定的态度。
闻一多此观点是否受到歌德、马克思当年所预言的世界文学远景的影响，尚需再加考证，但其间相通的脉流是明显的。不管怎样，世界文学的概念，或曰世界文化坐标的确立，标志着闻一多的文化民族主义具有了最新的“时代精神”的理论色彩，这使他对文化民族主义有了更为开放的空间与更富弹性的幅度。他曾指出：“文化史上每放一次光，都是受了外来的刺激，而不是因为死抓着自己的东西。”“不但中国如此，世界上多少文化都曾经因接触而交流，而放出异彩。凡是限于天然环境，不能与旁人接触，而自己太傻太笨，不能，因此就不愿学习旁人的民族，没有不归于灭亡。”(31)正是抱着这种开放的心态，闻一多在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同时，对西方的社会科学名著敞开了心扉。据他的学生回忆，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研读了中外文化史、思想史及人类学的许多著作，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弗洛依德《图腾与禁忌》、摩尔根《古代社会》等，并能实践性地运用其中的理论观点来研究中华民族文化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在中国学术史上，把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提高到新的层面。这从他当时所写的《说鱼》、《说舞》、《姜履大人迹考》、《诗经中的性欲描写》、《端节的历史教育》、《伏羲考》等论文中都明显地表现出来。(32)
与新人文主义交融的文化民族主义在新月派中，其理论中坚，或曰该派思想核心，应为梁实秋。如同胡适从美国带回杜威，徐志摩从英国带回罗素，梁实秋则和他的师兄梅光迪、吴宓一样，从美国带回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具有强烈的文化守成主义倾向的古典主义美学、文学理论体系。闻一多与梁实秋两人志趣相投，关系密切，在美学、文学理论上相互浸淫，共鸣谐振。相对来说，梁实秋对闻一多的理论启示会多了一些。由此，闻一多的文化民族主义也渗入了新人文主义的理论因素。
新人文主义理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维护，以建立恒定的价值标准。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由培根、卢梭所代表的科学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盛行，使人文精神沦落，带来了严重的文化危机国这就必需维护传统文化，从中寻求一种恒定的价值标准。在传统文化中，释迦牟尼、耶稣、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积储了人类经验的精华，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恒定的价值标准，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是全人类精神文化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宜称之为“四圣”。(33)在这一点上，新人文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是合拍的，这就使闻一多对新人文主义产生共鸣，有了认同感。
1925年初，到美国留学三年之后，在准备购买船票回国的闻一多，给梁实秋的信中写下这样两首诗：“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觖舌总猜疑。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艺国前途正杳茫，新陈代谢费扶将。……神州不乏它山石，李杜光芒万丈长。”(34)以《红烛》一集而名扬全国的新诗人居然宣告要“作旧诗”了，神州的传统文化在他的心目中闪耀着万丈光芒。诗中可以看出，闻一多在东西方文化价值的选择上，有着不同常人的动向。到了美国留学，接受的是西方的文化熏陶，接触的是西方的物质文明，按理来说，多如胡适般，会做出以西方科学文化改造落后中国的选择。从史实看，闻一多对西方现代科学知识、政治的民主平等、个体的自由权利等是持赞同态度，但在是否“全盘西化”，即是否无条件地接纳西方文化的问题上，保留了自己的意见。文化民族主义的观念使他在中西文化价值的冲突有了独立的思考与选择。
新人文主义者把孔子尊为人类精神的“四圣”之一，这和以“打倒孔家店”为宗旨的“五四”激进主潮是尖锐对立的。那么，回国后的闻一多是采取什么立场呢?1926年，他写道：“孔子教小子，教伯鱼的话，正如孔子一切的教训，在这年头儿，都是犯忌讳的。依孔子的见解，诗的灵魂是要‘温柔敦厚’的。但是在这年头儿，这四个字千万说不得，说出了，便证明你是一个弱者。当一个弱者是极寒碜的事。特别是在这一个横蛮的时代。”这一“横蛮”，是指那些“伪浪漫派”的诗人，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要化作诗篇，强迫世人读之，若人们不太经意或是稍有批评，便要大发雷霆，咒骂一通。对此，闻一多感叹道：“但是我怕这一来，中国诗人一向的‘温柔敦厚’之风会要永远灭绝了。”(35)显然，这里他是正面肯定了中国的“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
与上文同一个月发表的《诗的格律》一文，闻一多针对一些人对新格律诗的攻击，进行了反驳：“近来似乎有不少的人对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表示怀疑，以为这是复古的象征。做古人的真倒霉，尤其做中华民国的古人!你想这事怪不怪?做孔子的如今不但‘圣人’‘夫子’的徽号闹掉了，连他自己的名号也都给褫夺了，如今只有人叫他作‘老二’，但是耶稣依然是耶稣基督，苏格拉提依然是苏格拉提。”(36)他不顾时忌，公然站出来为孔夫子抱不平，并把孔子与耶苏等相提并论，这一行为显然是受到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影响，内中同时也深含着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与原则。
2、与家族主义相抗衡的新的民族主义。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抗战进入最为艰难的历史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闻一多重新思考民族主义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见解，并赋予民族主义以新的内涵。
他认为，若从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出发，与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相对峙的不只是“世界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家族主义。家族制度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封建制的国家不过是一群家的组合体，其重心在家而不在国。“我们三千年来的文化，便以家族主义为中心，一切制度，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等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按闻一多的梳理，从南宋开始，由于蒙古、满清、西方列强，以及日本的侵略，我们的民族主义才真正地萌生、发展起来，“由明太祖而太平天国，而辛亥革命，以至目前的抗战，我们确乎踏上了民族主义的路。”(37)民族主义的意识才日渐鲜明，日益激烈。
那么，这一概念的抉出与重新设定的意义何在呢?闻一多强调，它将取代家族主义，具有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功用。当时国内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复古的空气，而且“颇为活跃”，它的要旨仍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倡孝，尊重儒”，这样古老的价值观念有着极大的“文化惰性”，是民族主义发展的障碍，如若再次盛行，我们民族的复兴必将无望。“家庭是永远不能废的，但家族主义不能存在。家族主义不存在，则孝的观念也要大大改变，因此儒家思想的价值也要大大的减低了。家族主义本身的好坏，我们不谈，它妨碍民族主义的发展是事实，而我们现在除了民族主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因为这是到大同主义必经之路)所以我们非请它退让不可。”(38)闻一多明确地宣告了，民族主义取代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家族主义是中国历史大趋势。
对于民族主义，闻一多再度指出：“我得强调的声明，民族主义我们是要的，而且深信是我们复兴的根本。但民族主义不该是文化的闭关主义。我甚至相信，正因我们要民族主义，才不应该复古。老实说，民族主义是西洋的产物，我们的所谓‘古’里，并没有这东西。谈谈孔学，做做歪诗，结果只有把今天这点民族主义的萌芽整个毁掉完事。”(39)民族主义在闻一多的手中，成了批判当时以儒学为内里的复古思潮的利剑。而只有坚持有弹性的、兼容的民族主义，以开放的姿态接受异域的优秀文化，才能使我们民族文化在与他者的接触、交流中焕发出新的光彩，中华民族也由此而复兴。这才是闻一多当年所坚持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要质。
注释：
①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17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②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第2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③郭道晖、孙敦恒编：《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第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④闻一多：《律诗底研究》，《闻一多研究四十年》第52-53页，季镇淮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⑤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⑥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文选》第19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⑦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⑧闻一多：《致梁实秋》，《闻一多全集》第12卷，17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⑨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文选》第22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⑩闻一多：《美国化的清华》，《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第127、12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1)闻一多：《复古的空气》，《闻一多全集》第3卷，458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12)闻一多：《给父母亲》，《闻一多全集》第3卷，653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13)罗素：《西方哲学史》(下)，第216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4)雅克•巴尊：《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第2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5)梅光迪：《近代大一统思想之演变》，《梅光迪文录》，第63页，罗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6)闻一多：《给梁实秋》，《闻一多全集》第3卷，611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17)闻一多：《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第7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8)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261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9)闻一多：《给梁实秋》，《闻一多全集》第3卷，617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20)闻一多：《女神底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第3卷，367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21)闻一多：《致父母亲》，《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5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2)杨春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年版。
(23)《大江会章程》，《大江季刊》，1925年第2期年版。
(24)闻一多：《致实秋、一樵》，《闻一多全集》第3卷，第619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25)闻一多：《致实秋》，《闻一多全集》第3卷，第624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26)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17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7)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第3卷，第362-363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28)闻一多：《醒呀!》“附记”，原载1925年6月27日《现代评论》第2卷第29期。
(29)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第3卷，第361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30)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第1卷，第201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31)闻一多：《复古的空气》，《闻一多全集》第3卷，第460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32)详见俞兆平著：《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第317-37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33)参阅吴宓译：《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国故新知论》，5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34)《闻一多全集》第3卷，621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35)闻一多：《诗人的蛮横》，《闻一多全集》第3卷，409-410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36)闻一多：《诗的格律》，《闻一多全集》第3卷，415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37)闻一多：《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闻一多全集》第3卷，453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38)闻一多：《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闻一多全集》第3卷，455-456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39)闻一多：《复古的空气》，《闻一多全集》第3卷，461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