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浩瀚星空里，有一颗引人瞩目的星——被茅盾称为“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徐志摩。[1]他曾数度欧游，在西方的星空下全身心地沐浴斑斓的星辉，而后才升起于东方的夜空，焕发缤纷的异彩，迥异于其他的星系、甚至同一星系的其他星座。虽则其生命短暂如流星，但他横贯东西、纵接上下的痕迹已决定了他独特的位置。不论是相对于外国文化的参照系还是中国文学的坐标系，要读解徐志摩，比较的眼光是不可或缺的，只有持比较之“刀”方能“切中肯綮”，由此就决定了“比较”角度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比较”作为一种方法，能使被比较的各个文学对象之间，由于相互参照的角度、层次更广更深，更易于确定事物的特性，更易于发现彼此的同异及其内在联系。在徐志摩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不久，新月派诗人朱湘就将之与中国古典诗和外国诗进行纵横比较，主要侧重于文体和艺术形式的分析。这种跨越东西方诗学的开阔视野和切入方法为后来的研究作了很好的榜样。较早自觉且系统地用比较的眼光评析徐志摩的是穆木天，他于1934年写《徐志摩论——他的思想与艺术》，就徐的人生态度、理想主义、文学倾向的生成等较全面地进行了渊源探索，明确指出徐的思想、艺术均乃直接受西方的“熏陶”所致。他提出一命题：“如果有人对于英国十九世纪末的文学同徐志摩的作品对照起来，作一个比较研究，我以为是很有趣味的。”随即开列徐所受的影响来自于：卢梭、哈代、梅垒代斯、曼殊斐尔、西蒙兹、泰戈尔、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尼采、丹农雪乌、歌德、柏拉图、雪莱、拜伦、济慈、渥兹渥斯、卜雷克、波多莱尔等。这一长串西方群星的名单，虽则被草草开出未及逐个详述，但穆文作为一篇“纲领性”的比较文学论文是当之无愧的，为深入开展比较性探讨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遗憾的是，在其后的四十多年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几乎无人有胆量去接过穆木天传递的接力棒。只有在1957年“双百方针”的鼓舞下，新月派同仁陈梦家曾斗胆陈言，重复了类似于朱湘的观点，指出徐诗的形式受到十九世纪英美诗的影响，在用词和语法结构上“得益于旧诗文和留心口语二事”，并说：“我个人总以为这一条道路是正确的。”[2]陈文一发表即遭批判，难得冒出的这一点“火星”又被扑灭了。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被闭塞的“比较”之眼才又重新开放，即渐渐走向真正的“百花齐放”。
近二十年来，徐志摩比较研究的论文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大致看来，其研究形态与成果呈现出这样一种可喜的趋势：从宏观概括到微观分辨、从偏重外国影响到兼顾本国度量、从一元专攻到多元扩展、从文学艺术到文化心理的观照，这标志着穆之后真正的“薪火相继”且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一、从宏观概括到微观分辨
认识一事物之初，往往习惯于从总体上概览其主要面貌，从而抓住其主要特征。这种宏观研究视角在评价一作家的过程中起到一个定位作用，它提供了一个框架，体现出某种程度的系统性，从而使个案分析不至于太过“离谱”。从比较角度研究徐志摩就是在这一宏观层面上开始的，且从狭义的“比较”即比较文学的角度展开的。徐志摩受外国文学尤其是英国浪漫派的影响之多之深是非常明显的，他的诗“沦肌浃髓渗透了19世纪英国浪漫派的风味”。[3](p.133)因此，研究者们津津乐道于这一主流倾向，从徐诗题材（如自然、爱情）、风格等寻找英国浪漫派诗的影响。超越此局限的是孙乃修，他用动态发展的眼光从徐诗的总体走向上对其所受西方诗歌的影响作了全面的俯瞰，指出徐集泰戈尔、华兹华斯、雪莱、拜伦、济慈等“浪漫派之情热”、哈代“悲观派之阴冷”与波德莱尔“恶魔派之奇崛”于一体。[4]孙注意了徐心灵历程的阶段性、层次性、多面性及其诗歌的独特性、复杂性和流变性，这种宏观把握是科学的、准确的。
徐是个很“驳杂”的人，必须借助微观的具体分析才能考辨其复杂性，也弥补宏观把握的粗略性，研究界转而深入细致地分析其宏观“阶段”的丰富性。仍旧以外国诗歌的影响研究为例，微观性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对个体作家的分述。最突出的就是由以前对英国浪漫派的统论转向对派中不同作家的区别论述。分析较透彻的当属毛迅，在论及徐诗“浪漫的启动”一节时，他追根溯源到“先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布雷克，对浪漫派中每一位施予影响的人物都作了个别性的探微，从而描绘出徐受浪漫主义影响的斑斓色彩。[5](p.178)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拜伦和雪莱。以往人们总是把二者混为一谈，只见其共性而未辨其差异。徐对雪莱和拜伦的传承内容是不同的，所以有人看出徐有着与雪莱“爱真理”、“爱勇敢”相似的“人格追求”，但作为“个人主义者”，徐离拜伦更近。[6]这种细微的区分是把握徐本质的分辨，有其重要性。之后又出现比较个体作家的单篇论述，如与泰戈尔、华兹华斯、曼殊斐尔、哈代的单独比较，这些都标志着研究的细致化、精确化。
二是对个别作品的解剖。对于徐的创作方法，研究界向来的看法是“没有超出十九世纪英美浪漫派诗及其二十世纪余绪的范畴”，“要说还是和二十世纪英美现代派有缘，那么也仅限于和哈代”。[7]对后一点有人作了否定，认为徐虽然“佩服和赞扬波德莱尔，为哈代的悲观主义辩护，但从本体论上讲，它仍然与现代主义对生命本体的荒诞和悲剧感有较大的距离”。[8]深究徐诗内涵，无疑，此论是中肯的。然而徐也曾讲授过“未来派的诗”，对西方现代主义定有所涉猎，但至于究竟有怎样的认识与实践，必须返回具体的文本来解读。评论者们把目光聚焦在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西窗》、《秋虫》等诗上。高岩将徐的《西窗》与艾略特的《序曲》进行单篇比较，认为前者是对后者的模仿，“是一首反徐志摩（浪漫主义）的徐的诗（现代主义）”。高岩从这一艺术上的结论出发，还为《西窗》的内容翻案。此前该诗因其内容“借用普罗塔里亚的瓢匙在彼此请呀请呀的舀着喝（青年的血）”而被判为反动诗，高岩认为按照其构成全诗的原则，“‘舀着喝’图景不是该诗的主旨”，指出以前的误读“即来自浪漫主义诗歌读法的误解”[9]。此外，另有人较全面地对徐汲纳西方现代诗艺进行阐述，“徐用力勤、数量多、质量高的是汲纳了西方现代诗艺的另一类作品”，“其意象蕴含、情调表露、语言传达，开中国现代主义诗艺风气之先”，[10]从而推翻了以往奉戴望舒为现代诗开山的定论。此文虽然有些问题没有说透，论点甚至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仍有其独到之处，扭转了以往以《再别康桥》来概括徐诗的价值的偏差，对孙乃修的宏观三段论有更进一步的补充。应该客观地看到，徐诗中现代手法的运用，尚处于尝试阶段，未与诗人个性化合为一；且“徐后期的诗虽然向现代主义倾斜，但亦非与浪漫主义决裂……只不过由积极浪漫主义转向了消极浪漫主义”。[11]
由此可见，通读作家全部作品，不忽略数量少的非主流倾向，并对作品进行深透研读，是全面、准确地评判作家的一个基础。与此同时，也要防止拘泥于某一微观的挖掘并夸大某一点发现，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病。宏观与微观研究可以相辅相成，如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所说：“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致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足矣”，这样才能做到“解会赏析之道”。
二、从偏重外国影响到兼顾本国度量
由于徐旅外的经历及其思想、艺术明显的“洋化”痕迹，再加上“比较文学”热的一时兴起，评论者多热衷于对徐进行跨越国界的影响研究，而有点忽略了徐作为中国现代诗人，母体文化给他带来的本土性，这也是比较研究最易犯的割裂本土的片面性毛病。有些论者在“外视”的同时也注意了“内省”，从本国诗学与诗史出发，从历时与共时层面来比较徐诗的特色与价值。
首先从历时性比较来看，主要集中在徐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上，力求从历史的渊源上弄清前者对后者的承续与超越的关系以及转换的内在机制。苏雪林把徐志摩在现代诗歌思想史上的地位与古代词史上的李后主相比拟，认为徐诗是新诗的六朝体，其风格是中国文人常见的浪子气质。这还只是印象式的批评。陈剑晖从诗歌文本入手，指出徐诗是在深得西诗精髓的基础上，同时汲取我国古典诗歌的长处，是把中西诗艺“融合在一起的一种艺术创造”。[12]在徐手中，中西诗艺如何交融，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综合比较课题。张玲霞《徐志摩的“洋”与“土”》一文，不满足于停留在源流关系的评述上，而力图通过比较，进一步揭示出作家本人的实践特点以及与相应源流的契合、改造（笔者加）。文章论道：“与异域文化的接触，给与他的是体是式是意，传统的文化才是他的根与质与神”，“熔西洋的理趣与中国的意境于一炉”，其表现之一为“东西混融的自然审美意识”，“是自然与心境相契，‘相值与相取’，使徐志摩继承中国诗学而有别于西方诗学之要点”。这个观点从中西自然观总体上来说是对的，但是就徐而言又“例外”，在徐心中，似乎恰恰相反。他那篇表明“自然崇拜”的散文名篇《鬼话》道出了他的中西自然观：“吾国诗人莫不吟月，然皆止于写态绘形而无深切之同情”，转而推崇济慈的月赋Endymion，“独真觉之灵翼乃得突击而过者”。[13](p.184)张玲霞以惯常的普遍性代替了徐个体的特殊性，未免失之于想当然。也许对此细节的批判有点“吹毛求疵”，但“自然”在徐的生命及艺术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问题的评判必须实事求是。此后对“洋”、“土”研究的天平又大多垂向“土”这一头，强调传统胜于西洋影响。他的情趣爱好、思维方式以及表达方式完全是中国式的”，由此总结出“真正影响和制约徐诗的诗歌创作并不是西方诗歌”。[14]此论有失偏颇。其实，在文本上徐诗受外国诗歌的直接影响非常之大，仅以其意象为例，东西方意象几乎平分秋色，而在章法结构上受西诗影响更甚。李怡的《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论徐志摩与中国传统诗歌文化》也存在类似倾向，认为徐“最深刻、最完整地领悟了中国诗歌物化传统的真髓”，[15]强调中国传统诗歌文化对徐的决定性影响，这个观点固然有其深刻的一面，但却没有兼顾作为“五四”时期跨越国界的诗人，徐推崇西方思想、文化包括诗艺的突出趋向以及在跨越时空处境中的双边取向。
对文化背景的探究应紧扣“文学现象”，一国文学对他国文人的影响或传统文学对现代文人发生影响，接受者必然要经历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扬弃等复杂过程。在辩证考察徐传承中外文化文学的过程中应充分注意他传承的是什么、怎样传承、又怎样使中西结合，即研究与分析“影响——接受”这一过程中的保留、排斥、变异、融会、贡献等。这样才能达到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应该看到，徐在文学与哲学、政治、社会观方面对中外传承是各有侧重的，不能一概而论，要注意徐本身的复杂性。
上述是在中国文学坐标系纵轴上的考察，在横轴（新诗史）上的比较则主要集中在郭沫若、闻一多等现代诗人身上。与郭的比较，主要是突出徐在新诗体制上的尝试即开创性地位。作为新月诗派的两位大将，闻徐的比较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朱自清在《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率先从美学上概括了闻徐的不同风格，指出徐“没有闻氏那样精密，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后由于长时间极左路线的控制，论者好用政治标准褒闻贬徐，直至1983年臧克家在《文艺报》上发《闻徐诗品比并看》一文，仍在批判徐“英伦胜祖国”的逆子思想，抬闻抑徐。由于新月诗派的贡献主要在于对诗艺的提倡上，而闻徐分别作了不小的努力，注意到此问题的论者转用“历史”与“美学”相结合的标准去比读，涌现了一大批相关论文，乃至选题大量重复。论及闻徐诗歌语言风格的差异、成因、“三美”艺术追求的比较等，多数认为徐侧重于音乐美而闻侧重于绘画美。毛迅从“国家主义的殊途同归”、“穿透唯美主义：理性与激情”、“走出死亡和走向死亡”三方面阐述了闻徐互为因果、有着内在牵连的三大差异，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上去感悟两个诗人的不同选择。[5](p.221)前文提及的李怡那篇论文也将徐与郭、闻作横向比较，指出郭是“社会之子”、闻是“文化之子”、而徐则是天生的“自然之子”，认为在现代，徐是“成功地实现了个人观念物象化的第一位大家”；在论及“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时又着重将徐与闻作比较，“闻一多的迂执在事实上是拉开了与传统的距离，最终走向对传统的拆解；而徐志摩的变通却是真正进入了传统文化的境界，完成了对传统理想的一次相当成功的再现。”这种平行式的微观分辨，能具体指出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以“放大”徐诗的独特性，徐在新诗史上的地位也能相形见“出”了。
三、从一元专攻到多元扩展
近年来，对徐的研究由集中在主流方面而渐渐转向对其他众多支流的比较考察以补缺填白，这也体现了研究者渴望把握整体的严谨心态。
多元化面貌首先表现在思想层面上，由孤立地批判其政治观念到动态全面地涉猎其哲学观、艺术观。由徐“布尔乔亚”的身份属性出发，徐钟爱的“婴儿”——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在无产阶级政治标准唯一的年代里历经半个世纪的鄙弃。八十年代起，人们开始关注并追查此“婴儿”的“襁褓”——当时的国际政治学说背景。毛迅认为，徐“反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受到罗素等的阶级斗争悖论、泰戈尔的反物质主义、萧伯纳的杰出人物治国等思想的影响，[5](p.68)并结合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说明徐接受这些外国政治思想的内在原因，他补充和丰富了之前统括式的政治比较。当政治风气逐渐淡化，人们的兴趣中心渐渐转向更宽泛的哲学思想时，徐的人生哲学系统也得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爬梳。毛迅指出徐由人道爱、单纯信仰和悲观厌世三大要素构成的观念系统是世界性的，与西方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具体指出哪些思想家或文学家构成了徐人生哲学的源头。另外，刘为民论及徐自然科学思想的《徐志摩与相对论》一文值得关注。刘认为徐介绍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思想在他身上表现为崭新的宇宙意识和“冲破时空”的超越感，从而指出徐创作的一个重要价值趋向：从人的生存意识与宇宙时空的相对关系中来体味或探寻那具有普遍意义的哲理情思。刘文从自然科学思想出发的研究角度，为研究其他作家作品提供了颇为诱人的大胆思路。研究哲学思想的同时，也展开了对其艺术思想的考辨。徐认为“真纯艺术”在于“扩大净化人道与同情”，这明显地受泰戈尔等人的影响。徐艺术功用的观念是单纯的，然而体现在他创作中的诗艺观又是丰富的。毛迅认为徐作为原则的艺术观由自我意识、表现意识、历史意识、神秘意识等构成，而这些既受西方诗人（如雪莱、哈代）等影响，同时又有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佛教）的积淀，[5](p.125)从而拓宽了以往对其“独抒性灵”的单一认识。徐作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独特艺术主张的新月派骨干，他的文学主张在新月派内部是否有其独特性，这也是一个应该注意的问题。朱寿桐将派中最杰出的作家徐志摩与理论批评家梁实秋作了比较，指出二者对文学构成的理解和表述不一样。梁强调“先验的理性”，徐主张“仁爱心”的理性，[16](p.160)朱寿桐给予后者较高的评价。对徐的艺术思想宏观与微观的把握，勾勒出一个颇具特色的“理论家”的徐志摩。
多元化面貌表现的第二方面在体裁上，从诗歌转向散文、小说、戏剧。对徐散文的比较研究，因其“浓得化不开”的“洋化”特色而最早集中在外国散文的影响上。倪婷婷认为徐散文在体裁、写法上“取法英国Essay”，指出徐“浓烈华美的风格”是“把英国的随笔与梁启超的新散文特点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加以改造创新”而成。[17]黄宇对此作了具体分析，他从与康桥文化的比较角度，指出徐散文“跑野马”的特点及幽默风趣的笔调不同于中国的“文以载道”而更接近于率真的英式随笔。[18]随着本国文学“内省”眼光的提倡，一些论者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层面来比较考察徐的散文。朱寿桐从中西绅士文化的比较角度出发，将徐代表的新月派散文与周作人的散文作比较，指出前者以西方绅士“感美感恋”的思想内容而游离于后者的传统名士性情。另有奚学瑶的两篇《人生与艺术的中西文化取向——朱自清、徐志摩散文比较》[19]、《不羁的文化游子与深沉的文化乡愁——浅谈徐志摩与余光中散文的文化性格》。[20]前文指出朱是忠厚诚实的传统文化继承者，而徐是浪漫不羁的传统文化的叛逆者，是西方向东方文化扩散的一个引火人，其散文可视作是一场中国散文领域里的“审美变革”。后文则主要通过比较徐、余散文品格，提出二者背离传统的“开放性文化性格”。尽管二文在个别地方的比较有些牵强，但其结论意义是可以肯定的，都凸现了徐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某种开创性地位。徐志摩的创作四面出击，尽管其小说、戏剧成就不高，但也有其独特意义。卞之琳指出徐的小说有一点像现代派小说，受曼殊斐儿、伍尔芙的影响，“他在小说创作里可能是最早引进意识流手法。”[7]胡凌芝也指出小说《轮盘》用了意识流手法，使小说散文化。对于徐的戏剧创作，余上沅早在《〈卞昆岗〉序》里就指出该剧“仿佛有一点意大利气息”。胡凌芝对此作出细致的辨析，认为《卞》剧既有我国话剧固有的传统特色，又吸取西洋剧作的某些因素（主要来自于莎士比亚、丹农雪乌等）。[3](p.114)这种比较并非捕风捉影，联系徐对莎氏、丹氏的推崇与大量译介确可证明。
此外，多元化面貌还表现在文本的解读上，从思想内容走向结构、语言形式的探索。由于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徐诗思想的兴趣，再加上研究者自身对外国诗歌形式上的知识储备不足，故而结构、语言上的探讨迟迟未有人光顾。毛迅等人指出了英国十九世纪中后期维多利亚时代诗风对徐诗艺术上的渗透，罗列出了多种内在结构形式，并对徐诗外部结构的形式实验尤其是“语体尝试”作了细致的溯源探讨。鉴赏作品，只有对其内容、形式作全方位的把握，才算较完整的鉴赏。总体来看，对徐文体形式上的研究还嫌薄弱。
四、从文学艺术的品评到文化心理的观照
从上述对散文的比较，可看出“文化”眼光的兴起。由文学到文化的观照，这是比较研究深广化的必然趋势。对于地域文化如英国康桥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因前文已有涉及，不再作另外生发，只重点提一下朱寿桐《新月派绅士风情》一书的文化视角。他从纵横方向指出以徐为“盟主”的新月派绅士风情传承了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雅趣味、梁启超等前辈学人的人格风范；此外，还通过绅士文化与精英文化、平民文化、名士风格等多元文化比照来突出徐志摩代表的新月派文化倾向的价值。朱的论述显示了文化比较的综合性、系统性，且不乏深刻性与细腻性。
随着国外新的批评方法的引进，一种新的比较方法“神话原型批评”也被运用到了徐志摩身上。有代表性的论文分别由美籍学者李欧梵[21]和吕文君[22]所撰。前文从徐“想飞”的心理角度出发，把他看作是欧洲浪漫主义真正模型的艺术家、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伊卡洛斯形象，指出徐具有伊卡洛斯综合症“高升”的性格，充分体现了伊卡洛斯“膨胀的精神和狂喜神秘的向上性”；而徐的结局，在“翅膀”的火焰中死去，“独自一人重演了这个原型的神话剧”。后文则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里揭示徐诗所蕴含的原型题旨和文化内涵，指出“勇武而痛苦”的追求精神是贯穿徐诗的主线，是精神实质；并以徐《为要寻一颗明星》和神话故事《夸父逐日》的构架作具体比较，指出徐在“海滩上种花”的精神就是“夸父精神”，也就是人类“烂漫的天真、跳动的灵魂”，强调夸父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一种集体无意识。此二文所论实质相同，只是分别从东、西方神话中找类似原型。这种建构于心理基础之上的神话原型批评有其合理性与独创性，可透视出徐“英雄崇拜”的中坚心理。但二者均有牵强之处，如都用徐的“空难”结局来印证与两个神话人物结局的“一致性”，未免带有一种“巧合性”，这样看似“完全契合”的比照也就失去了应有的说服力。但是必须承认，这种新的批评方法，给我们增加了一个“彩色”的视角。
如果说上二文是从徐外显的个性心理到文化心理的追溯的话，那么孙绍振《徐志摩的情书和中国的男性沙文主义》则是对潜藏的民族性别心理的揭秘。文章从徐与陆小曼的婚姻最终走向痛苦为例，指出“徐的悲剧根源不完全在外部，更在他们的缺乏自我剖析，这是二三十年代中国个性主义者的通病”，进而指出他们的个性自由是不成熟的自由，正是徐“潜意识中的男性沙文主义”把情感引向了死胡同。[23]联系考察徐的妇女观（其英文硕士论文题），可以看出，孙的观点有偏激之处，但这种批评方法带来了启示——对早期启蒙主义者的“潜意识”应引起关注。
从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大背景、广角度来观照作家作品，其好处是可以通过“这一个”来显现有相关特征的“这一类”；但反之，其可能的弊病是用“这一类”的大致特征硬套到“这一个”身上去，易造成不同程度的牵强附会。
处在“五四”时期流行多种文化、多种学说的交汇点上，处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接点上，处在中西文化大碰撞的交战点上，徐志摩成了那个时代思想、文化（文学）多元化奇观的一面镜子。由这种复杂、矛盾的身份属性出发进行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全方位地把握和透视徐志摩“这一个”，而且还可以通过这面多棱镜折射出作为“现代化”开端的时代思想、文化上的林林总总。综观徐志摩比较研究的状况，可总结为：从平面性观照走向立体性考察，从单向性判断走向多向性还原，从表征性感觉走向穿透性体验；更趋于把握历史性与美学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整体性与系统性；也更贴近于研究对象主体与时代背景客体的本质性。应该说，这种比较是开放性视野、连贯性视线及显微性视点共同出击的丰硕成果，它的发展与逐步完善也为研究其他作家作品、其他文学现象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方法上的经验。
然而，还应看到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如在趋新求异的风气下，虽有“大胆设想”，却缺乏“小心求证”、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导致结论上的偏颇、方法上的牵强。另外，研究领域中有些层面仍待开掘：如徐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古典美学思想的传承与变异；从徐诗中表露的纷乱的宗教信仰来梳理他与中外宗教的复杂关系；作为梁启超的高足，徐对这位学贯中西的“维新派”人物又有哪些继承与突破，以比较这前后两代文人在时代中的价值取向与作为、影响。还有一些空白点，如徐诗韵式上与西诗的异同比较，徐很重要的一个文学活动——翻译研究等。徐生前译介了大量作品，并且曾发起译诗活动，可见他对翻译的重视。“翻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既涉及影响联系，又涉及到借鉴接受。”[24](p.255)面对这些包容古今、跨越中外的比较研究课题，研究者本身面临着一个对自身知识结构完善的巨大挑战，但作为立足于“全球化”、“世界性”大潮背景下的“现代人”，我们应该有勇气接受这份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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