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恐怖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或狂热主义之传统历史的产物。相反，它是全球化的当下伴侣。为了确定其主要的特征，我们有必要指出全球化的一个简明谱系，尤其是它和独特（the singular）、普遍/普世（the universal）的关系。

“全球”与“普世”之间的相似性一种误导。普世化不得不涉及人权、自由、文化和民主；全球化则关注于技术、市场、贸易和信息。全球化似乎是不可逆的，但普世化似乎和它相反。至少，从西方现代性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并且其他文化也无法与之相匹敌的的一套价值体系，似乎正隐退而去。任何想要普世化的文化都会丧失其独特性并就此消亡。在被我们所强行同化的文化身上，恰恰发生着这样的事情。这对我们自身的文化而言也同样成立，尽管它宣称具有普世的合理性。唯一的不同在于，其他文化因为其独特性而消亡，是优美地死去。我们则因为丧失独特性和消除一切价值而渐渐灭亡，是丑陋的死亡。

我们相信，任何价值的理想目标都是要获得普世化。但我们并未真正意识到如是要求带来的致命危险。它远非令人振奋的行动，而是所有价值趋向零度的颓势。在启蒙运动中，普世化被视为一种终极的成就和进步的历程。今天，普世化却悖谬地通过缺席才得以存在，并被表述为一致向前的逃避，旨在获得最小限度的普遍价值。这正是人类权力、民主和解放在今日的命运。它们的扩张实则是其最无力的表达。

普世化因全球化而迅速消逝。交换的全球化终结了价值的普世化。这标志着普世价值标准化的胜利。首先并首要地被全球化的是市场，是交易和一切种类商品的多样化，是货币的永恒流通。在文化上，全球化提供了一系列混乱的符号与价值，提供了实际上是色情的形式。的确，全球化就是色情的，它借助网络来传播一切又什么也不传播。不需要任何性的猥亵行为，你所面对的就是一场全球互动的性交。并且，作为这一切的结果，全球与普世之间将不存在任何区别。普世已被全球化，而人类权力的循环就如同其他任意一种全球商品（例如石油或资本）一样。

从普世到全球的变迁促成了一种持续的均质化，但也促成了无尽的分裂。移位而非定位取代了集中化。离心化而非疏散化已经取代了中心化的位置。类似地，歧视和排他并不是全球化的偶然结果，而毋宁是全球化本我逻辑的产物。实际上，全球化的表象使我们怀疑，普世化是否还未遭受自身批判性群体的否认？在一些官方话语或大众道德情感之外，普世化与现代性是否真正存在过？这实际上或许就是机遇。在这里，在已破裂的镜子的碎片中，所有的独特性又重现了。这些我们曾以为陷入了危机的独特性终究免于一死，一度丧失却又再次复活。

随着普世价值失去其权威性与合法性，一切开始变得疯狂。当普世信仰在文化思虑中被作为唯一可能的价值时，宣称拥护差异的普世文化还能把诸独特性合并成差异的模型，这对如是信仰而言是很容易的。但现在它们没法再这么做，因为全球化的成功传播已经根除了一切差异的形式和过去倡导差异的那种普世价值。通过这样的行为，全球化导致了完全非差异的文化。从普世化消失的那一刻起，一个无所不能的全球技术-结构就开始了独裁统治。但这一技术-结构，如今不得不在涵养自身的普世化尚未缺席的情形下，去面对自由的、猛烈扩张的新独特性。

历史将机遇赋予了普世化。今天，即便一边是毫无其他选择的全球命令，而另一边是引发暴乱的漂浮的独特性，解放、民主和人类权力的概念依旧看似恐怖。它们持留为过去普世化的幽灵。普世化曾致力于提升一种由超越性、主体化、概念化、真实和表象所塑造的文化。相反，今日虚拟的全球化已用屏幕、神性、数字和毫无深度的时-空连续体取代了普世化概念。（至少）普世化还保留着对世界、身体或过去进行本质性指涉的空间。一种辩证的张力或批判性运动，其实体就存在于历史或革命暴力当中。但对批判性否定的驱逐却为另一形式的暴力——全球暴力——打开了大门。这一新的暴力是由技术效率和确定性的霸权，组织化整体，完整循环和一切等价交换所塑造的。此外，全球暴力终结了理性的社会法则（这是与启蒙运动和普世化紧密联系的理念），同时也终结了行动者的法则，行动者的命运曾与批判性对抗及历史性暴力紧密地相连。

全球化是致命的吗？有时候，其他文化而非我们的文化更能逃避非差异交换的致死性。今天，普世化与全球化之间的批判性视点在哪里？我们已经抵达这一不可逆的视点了吗？何种眩晕将推动世界去消除那一个理念？而同时，又是哪种另外的眩晕要强迫人们无条件地认同那一理念？

普世化即是一种理念。当它在全球化中得到认同的时候，它作为一种理念就消退了。它选择自杀，选择自身的终结而迅速消失。由于人性取代了上帝死后留下的空位，人性便是自我的神性，人已成为了唯一的尺度并且至高无上。然而这种人性并无任何终极性。由于缺少宿敌，人们实际上不得不制造花样繁多的非人化位移，以从中创造出敌人。

这正是全球暴力所从出之处。它是一个系统的产物，该系统能够发现否定性和独特性，包括独特性的终极死亡在内的任何形式的踪迹。它是社会的暴力，其中，冲突不被允许而死亡也不得认可。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终结暴力本身的暴力，力求建立一个消除一切与自然相关的东西（不论是身体、性、生育还是死亡）的世界。或许不该称之为全球的暴力，而应说是全球的病毒。这一暴力形式实际上就是一种病毒。它通过传染而运转，通过连锁反应而前进，并一点一点地摧毁我们的免疫系统和抵抗能力。

然而游戏远未结束。全球化并未取得完全性的胜利。为了对抗这种消解性和均质化的权力，异质性力量——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显然是对立的力量——正在四处兴起。在对全球化不断增长的强烈反应，以及对全球化社会与政治进行抵制的背后，我们发现了一种对否定性的并非简单怀旧的表达。我们发现了一种强制的、关于现代性和进步的修正主义，一种对全球技术-结构和全球物体系的拒绝，这个全球化的物体系承担了一切文化的等价原则。这种反应可以采取某些暴力、变态和非理性的形态，至少在我们传统的启蒙思维的视域里，它们可以被感性地视为暴力的、变态的和非理性的。这一反应可以采取集体化伦理、宗教和语言学的形式。它也可以采取一般情感爆发甚至神经错乱的形式。无论如何，把如是的反应草率地痛斥为平民主义、保守主义甚至恐怖主义都是错误的。一切具备此类性质的事件，近来都急切地投入到了对全球化抽象的普遍主义的抵抗当中，这其中也包括伊斯兰自身对西方价值观的反对（这是因为伊斯兰是众多价值中最具力量的争论，并在今日被视为西方世界的头号敌人）。

谁能够击垮全球体系？当然不是反全球化运动，它把减缓全球化的无管制进程作为了单一的目标。这一运动的政治影响或许很重要，但其象征效力只有微乎其微的价值。这种运动的反面不过是统治体系能否轻松地保持内在控制的问题。肯定性的选择并不能击垮统治体系，但既非肯定性又非否定性的独特性却可以做到。它们呈现为一组不同的象征性命令。它们不服从价值判断或政治关系。它们既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它们不能在集体之历史行动的意义上被正规化。它们反对任何独一的统治思想。然而它们并不将自身表象为一种独特的反对主义。简单地说，它们创造了自己的游戏并制定自我的法则。一些语言学的、艺术的、肉体的或文化的独特性是特别精巧的，但其他，例如恐怖主义，却是暴力的。恐怖主义的独特性是为其他文化的独特性报仇，这些独特性为了对抗独裁的全球权力而付出了灭绝的代价。

在这里，我们不是要讨论“文明的冲突”，而是讨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对抗，这种对抗发生在非差异的普世文化与一切在所有领域内都始终保持变化的事物之间。从全球权力的视角（其信仰的基本要义就像一切宗教的正统学说一样）出发，任何差异和独特性的模式都是异端。独特性力量要么加入全球体系（自愿或被迫）要么就被灭亡。西方（或曾经的西方，在其丢失自我价值很长一段时间以前）的使命是依据残酷的文化等价原则来驯服一切文明。一旦一个文明丧失其价值体系，它就只能通过攻击他者文化的方式来寻求复仇。除去政治或经济目标，战争——如阿富汗战争——的目的就是将野蛮状态正常化并将所有区域连为一体。它要征服反动地区，在地理与精神的双重意义上把任何野蛮的、持续抵抗的区域殖民化、驯化。

建立全球体系是一种强烈嫉妒的结果。这种嫉妒是一种非差异的低级文化对拥有更高等级的文化的嫉妒，是觉醒了的、得到强化的体系对更高强度的文化环境的嫉妒，是去神圣化的社会对献祭仪式的嫉妒。依据统治体系，一切反动形式都是实际上的恐怖主义。（依照这一逻辑，我们甚至可以说，自然灾难都是恐怖主义的形式。大的技术事故，像切诺贝利事件，既是恐怖主义行动也是自然灾难。博帕尔、印度的毒气泄露以及其他技术事故，都可被视为恐怖主义行径。所有坠机事件都可以由恐怖组织宣称负责。非理性事件的主要特点在于，这些事件可以归咎于任何人或被赋予任何动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把任何事情，甚至寒潮或地震，设想为犯罪。这并不新鲜，1923年的东京地震中，成千的朝鲜人遭到了杀害因为他们被认为对灾难负有责任。在一个强烈转型的体系，如我们的体系中，一切事物都具有不稳定的相似效力。一切都趋向那个自称是绝对可靠的系统的崩溃。就我们的视角来看，我们处于理性的和纲要化的系统的控制之下，我们能够想到的最坏的灾难实际上就是系统自身的绝对稳固性的表现）。看一看阿富汗，事实是，在这个国家自身内部，我们所认为的一切“规训”的自由及其表达——从音乐、电视到看妇女面孔的权力——都被禁止了，这个国家采取了与我们所说的文明（不论借助何种宗教原则）完全相反的方式，无法得到“自由”世界的容纳。现代性的普世维度是无法被拒绝的。就西方及其双向模式的视角而言，在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中，不把现代性理解为善的显然的根源或人性的自然理念都是一种犯罪。同样地，当我们价值与实践的普遍化受到某些个体的怀疑（他们流露出他们的怀疑，并因此立即被视作是狂热分子）时，这种怀疑也成了一种犯罪。

惟有一种强调象征义务的逻辑可以解释全球化与普世化之间的冲突。为了理解世界其余部分对西方的仇恨，我们有必要反转视角。非西方世界人民的仇恨并非基于西方偷走了它们的一切而不曾归还这样的事实，而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它们接受了西方的一切却从不允许回赠。仇恨不是因为掠夺或剥削，而是源于耻辱。正是这种仇恨能够解释9ㄠ1的恐怖袭击事件，那是一种耻辱的行为对另一种耻辱的回应。

全球权力所能遭遇的最坏事情并不是被袭击或毁灭，而是蒙受耻辱。全球权力在9ㄠ1中受辱，因为恐怖分子施加给全球体系的东西是体系本身无法偿还的。军事报复只是一种物质回应。然而，在9月11号，全球权力被象征性地击溃了。战争即是对这一挑衅的回复，但不是一种象征性的挑战。象征性的挑战在他者因偿还而蒙羞时就被接受并移除了（但这一情形在他者被炸弹炸飞或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里时并不奏效）。象征义务的基本法则规定，任何形式的统治都是以对应者及其偿还的完全缺席为基础的。单向度的礼物就是那种权力行动。而善的统治，善的暴力，恰好就是能够只给予而不许回赠的。这也是处于上帝的位置所意味的事情。或者是处于统治者的地位，他允许奴隶生存以继续为之工作（这种工作并不是相关生存的象征性配对物，实际上，奴隶唯一能做的回应就是反叛或死亡）。上帝曾经还允许献祭的空间，根据传统的命令，通过献祭的方式来回赠上帝、自然或其他的超验实体是可能的。这就确保了人类和其他事物之间的象征性平衡。然而今天我们不再拥有可以回赠的，偿还象征性债务的对象。这就是今日文化的绝症。并非礼物是不可能的，而是配对的礼物丧失了。所有的献祭形式都被中性化和移除了（留下的只是对献祭的可笑模仿，可以在当下各种牺牲的实例中瞧见的）。

我们因而处在了只能接受并且总是接受，不是来自上帝或自然，而是以技术机械论方式实现的普遍交换与满足的不可救药的境地。一切在实际上都能够给予我们，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拥有了获取一切的权力。我们就像那些奴隶一样，生命虽然得到了赦免却依旧为无法偿还的债务所限制着。这一情景还要在延续一会，因为它正是经济贸易里交换的基础。总会有这样的时刻，根本性的法则重现了，消极的回赠不可避免地应答了积极的转送；对被奴役的生活、被保护的生存及存在的饱和状态的一种暴力的清洗作用将会发生。这一反转可以采取暴力的公然行动的姿态（例如恐怖主义），但也可以是一种关键的让渡（这更符合我们的现代性特征），一种自我仇恨，一种忏悔，换言之，是一切以不可能之回赠礼物的强化形式出现的否定性激情。

我们对自我——作为怨恨的隐晦目标——的不满是我们现实、权力、舒适的剩余物，是普世的有效性，是明确的成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为那些被驯化者准备的宿命。这也是恐怖分子对我们文化感到厌恶的地方（这解释了他们得到的声援和其得以发挥作用的魅力）。恐怖主义的支援并不只来自被羞辱和被损害的人们的绝望，同样还来自由主义全球化赋予特权者的不可见的绝望，来自我们自己对无所不能的技术，对压迫性的虚拟现实，对网络与程序之主宰的盲目服从，它们可能重绘了全人种持续退化的进程——所有人类都已被全球化了（毕竟，人类对其他物种在地球上的霸权难道不是想象西方对其余世界之统治的一面镜子吗？）。这种不可见的绝望，我们不可见的绝望，在其成为我们一切欲望之认识结果的时候就已是无望的了。

因而，如果恐怖主义来自于现实的这种过度，来自现实的不可能之交换，如果它就是某种给予的结果，那么，这种给予没有任何可能的配对物或偿还，如果它就产生于激烈的文化冲突，那么，一种把它当作客观的邪恶而加以克服的幻象就会产生。由此，在荒谬和无意义中，恐怖主义乃是我们社会自身的审判和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