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是我所景仰的前辈大师。记得在年轻的时候，因病休学在家，不愿让时间空过，便大量阅读书籍。当时对历史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唐代的历史。一位在大学工作的朋友为我提供了许多读物，其中就有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过去读白居易《琵琶行》，一句“幽咽泉流水下滩”，怎么讲都难以讲通。后读到陈先生《元白诗笺证稿》，指出“水下滩”实为“冰下难”，一下子就把我多年的疑难解决了，使我对陈先生不胜钦佩。后来又读了陈先生其他的作品，以及有关陈先生的资料，使我对先生的学养和品格，还有他治学的精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前不久,与几个朋友谈论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为了与朋友辩难，乃重翻旧书，再读陈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及有关资料。随着读书的深入，我渐渐失去了辩难的兴趣，沉浸于另一种思考之中。陈寅恪先生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这个问题，注家蜂起，有各种不同的答案，有辩诬说，有女权说，有自娱说，有治史说，有载道说……见仁见智，各有道理。窃以为，陈先生穷十年功力，成此巨著，必有深意，绝非无所事事、为打发岁月的消闲之作。从陈先生两篇重要文字《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和《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看，研读陈先生著作，还是应该从先生一生守护的中华文化，和一生致力的历史研究着眼。陈先生和王国维先生一样，生逢乱世，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沉沦有着巨大的痛苦，而对中华文化的守护、开拓，又有责无旁贷的担当。这样设想也许对陈先生的心路略得一二。不揣浅陋，写出自己的一点管见，以求正于方家。
一、明代士大夫重气节，影响及于青楼
自宋以来，由于程朱理学的深入发展，士大夫都很注重名节，讲究操守。有宋一代，出现了不少有气节的名臣，特别在末世。如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等。理学流风所及，社会也深受影响，儒家伦理道德深入人心，形成中华文化的特色。在名节中最重要的莫过忠孝二字。特别在末世亡国之际，以身殉国成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所以，出现众多的气节名臣并不奇怪。不光朝廷重臣，就是地方官员，如扬州的姜才，李庭芝，都能孤军坚守危城，拒不投降，为国尽忠。《宋史》未能为姜、李立传，为后人所诟病，认为是一大缺失，不能看作信史。
宋亡以后，抗元的斗争并未止息，值得一提的是谢枋得和他的母亲。谢和文天祥为同榜进士，又都是江西人（朱熹的同乡），大号都有个山字（文号文山，谢号叠山），真是两座巍峨的高山。谢枋得抗元失败，逃亡深山，元兵搜捕到谢家，逼谢母说出其子的下落。谢母从容淡定地说，你们要抓我的儿子，不如把我抓去，因为千错万错都是我老婆子的错。我错就错在不该教儿子读书，明白三纲五常的道理，不然也不会有今天。一个上年纪的家庭妇女，却有如此高尚的情怀，这段直白的话和文天祥《衣带铭》中“读圣贤书，所学何事？”真可谓异曲同工，光昭日月。有这样的母亲，才有这样的儿子。也由此可见理学影响的深入社会。说到这里，真忍不住要说几句题外的话了。中国从古以来就重视伦理道德的修养，要求人们“明礼义，知廉耻”，所以才有“礼义之邦”的称谓。不知怎么搞的，“礼义之邦”现在却变成了“礼仪之邦”，央视上还把这个错误的称谓大肆宣扬，好像中国就会讲排场，装样子。这真是笑话了。
到了明朝，宋儒的理学教育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这还应该归功于“代圣贤立言”的八股取士，儿童开蒙就受的这种教育，长大了要参加科举考试，走仕途，求出身，安身立命，都离不开理学。在这样的熏陶之下，有明一代从开国到亡国，真出了不少有气节的名臣。如国初的方孝孺、景清、铁铉，后来的于谦、王守仁，还有鼎鼎大名的海瑞、杨继盛。末世就更多了，杨琏、左光斗、袁崇焕、吕维祺，还有顾宪成等东林党诸君子，直到扬州死节的史可法。可以说个个都是铁骨铮铮、视死如归的真汉子。
宋明之重气节，不仅在读书人士大夫之中，在市井中也不乏其人。有以颜佩韦为首的苏州五义士，为保护被阉党迫害的正直官员，苏州市民爆发了一场“民运”“风波”，打死了阉党官员。当朝廷严厉镇压时，五义士挺身而出，担当责任，英勇就义。还有在秦淮卖艺的说书艺人柳敬亭，为抗清军不惜千里奔波于扬州武昌之间，冒险犯难传递军情。甚至在青楼中也出过一些侠妓烈女。李香君是大家都熟悉的。最壮烈的则应数葛嫩（蕊芳），她随夫孙克咸参加抗清，随军转战到福建，兵败后与夫同被俘。清军统帅知其为秦淮名妓，欲犯之，葛嫩不屈服，嚼舌含血啐清帅，结果当场被清帅手刃。明亡以后，诸多秦淮名妓都先后离开了青楼，有的从良了，如柳如是；有的出家了，如卞赛赛（玉京），顾眉，还有陈圆圆。这些出家的多少都有点不甘亡国之痛，并非都是出于个人感情问题。当然，还有不幸被杀的，如王月（微波）被张献忠掳去，因小事忤张被杀。还有董白（小宛），一说被清军掳去，献给了顺治帝，很得宠爱，董却郁郁以终。（台湾历史小说家高阳即持此说，不是在他的小说中，而是在他的历史著作中）。纵观以上各名妓，与陈朝“不知亡国恨”的商女是大不相同的。中国的妓女好像颇不乏“救国”的传统，这流风直到清末民初还有赛金花、小凤仙这样的传奇人物。男子爱不了国，便把希望寄托在妇女，甚至妓女身上，也真够没出息的。
二、柳如是是众多秦淮佳丽中很独特的一个
清初以来，柳如是的名字就常为文人学士道及，直到民国，甚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虽然褒贬不一，仍历久不衰，没有淡出历史舞台。作为秦淮名妓，美丽是不消说的，何况她还富有才情，能与诸多名士唱和，名妓之号并非浪得虚名。最后的归宿是嫁与大名士、大文豪，当然也是大官僚的钱谦益作妾。在当时人们看来也算是才子佳人的完美结合了——一个青楼女子有如此结局，真是几世修来的好福气。可是，这位柳女士有个要命的怪脾气，除了才貌，她还要讲气节。当明朝亡国之际，她做出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来，居然劝丈夫钱谦益自杀殉节，自己甘愿与钱同死。这绝对不是一时的冲动而作出的草率决定，只消想一想傅雷夫人朱馥梅女士与丈夫同殉的事，就可以想象她作出这个选择是多么难能，得有多大的勇气与决心。住在秦淮河畔的青楼女子，有民族气节的并不罕见，只不过她们不及柳氏勇敢坚决到不惜一死的地步。（葛嫩除外）。
结果并不如她所愿，钱谦益拒绝所请，没有自杀殉国，而是降清仍然做他的高官。对于钱谦益的降清，我们不能简单地看问题，目之为“汉奸”，“软骨头”，“变节”，其中还有很复杂的原因。总之结果很糟糕，钱谦益虽然保住了富贵荣华，但却失去了名节，赢得了千古骂名。特别是新主子满清皇帝，虽然也予以重用，却从内心里看不起他。新主子的鄙夷他未必感觉不到，事实上降清后钱谦益精神上也十分痛苦。到了乾隆修明史时，将他归入“贰臣传”中，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真是上辱没祖先，下祸延子孙了，幸亏他们本身已经看不到这耻辱的一幕，不然真是将何以堪？柳如是在这个大关节上是彻底失败了，说不定当时许多人还把钱谦益的变节投降归咎于她。在咒骂嘲讽下被人戳脊梁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加之家庭的纠纷，终于使这一代才女投缳自尽，走完了她悲剧的一生。
陈寅恪先生为什么给柳如是作传，无疑是赞赏柳的民族气节。陈先生虽学贯中西，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是情有独钟，一生执着守护，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维护发扬，贯彻始终。忠孝自古是大节，青楼中有如此女子，陈先生自然在思想上认同，为之立传，予以表彰。《别传》中陈先生对柳是深怀同情的，考据她的经历，交游，诗文，并为之辩诬。这就是陈寅恪先生对柳如是的基本态度。
三、怎么看待钱谦益降清变节
陈寅恪先生为柳如是立传，与其说是为柳，不如说是为钱谦益。柳如是不过一青楼女子，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但钱谦益就不同了，不仅是高官显宦，还是一代文宗，诗坛祭酒，无论从文化角度或历史角度看，都是影响巨大的人物。通过陈先生的考据，对浩如烟海的有关史料文字的爬梳整理，耗十年心血，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社会生态，编织成一部巨大的历史画卷，这就是脍炙人口的《柳如是别传》。
世人对钱谦益的“变节”降清大都是交口指责，心怀鄙夷，认为是不可原谅的。清初的范文程、洪承畴、钱谦益“汉奸”的罪名已是铁案，尽管他们对当时的“统一”，“和谐”，“维稳”，“求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也难以洗刷其恶名。陈先生能跳出世俗的偏见，在《别传》中对钱柳都持正面的看法，对他们寄予同情，为他们开脱辩诬。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陈先生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的人格的治学风格，不媚俗，不从众。
我们读《柳如是别传》后，不能不思考几个问题，钱谦益为什么要降清？他的降清是可以原谅和理解的吗？陈寅恪先生又是怎样看待钱谦益降清的？为什么他能谅解钱谦益的行为？可惜我们不能起钱、陈二位先生于地下，请他们自己回答问题。但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资料予以推测。
宋自程朱以来，理学逐渐成了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到明清而达高峰。理学特别注重名节，甚至推演到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荒唐地步。吕维祺被李自成军俘获，在押赴刑场准备处死时，路遇福王朱常洵。吕还告诫福王，“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但名节至重，殿下切不可有损名节。”可见名节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分量。钱谦益的行为自然是大节有亏，为士林所不齿。
一个民族，当亡失了国土，但如果她的文化保存下来，并得到延续和发展，那么这个民族是不会消亡的。但是，一个民族如果她的文化中断了，她的文化遗存变成了单纯的“文物”，这个民族才是真正的消亡了。前者如犹太民族，后者如古埃及人。犹太人亡失国土上千年，却保存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宗教，代代相传，不断丰富发展，并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犹太民族今日能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让人敬畏的民族，岂是偶然的。中国古代也有一种说法：史存，则国存；史亡，则国亡。这是中国特重历史的看法，我认为把“历史”换成“文化”就更为恰当。陈先生学贯中西，又专治史学，对中外古今历史的风云变化是有深刻的了解的，深深知道文化的传承对民族的存亡至关重要。王国维之死给了陈先生很大的刺激，在社会大变革之际，固有文化的沉沦，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那些毕生致力于该文化的人，会感到极度的痛苦。因此王国维不惜以死相殉。陈先生所面对的，是远比王国维当时更深刻巨大的社会变动，他却没有选择王先生那条自沉的路，而是在政治上、生活上低调应对，专心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除此以外，他还要维护一个原则，即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
那么，钱谦益的变节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他不能像顾炎武、屈大均、张煌言那样，参与反清的斗争；也不能像黄宗羲、王夫之，傅山那样不降清，不仕清。说他懦怯怕死，贪图富贵，谁也无法为他开脱。但是，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如果钱谦益当年真的选择了自杀殉节，难道就是正确的选择吗？恐怕也不尽然。首先，这对于明朝的覆亡已于事无补。再说一个腐败透顶、天怒民怨的政权土崩瓦解之时，为它殉节值得吗？古人讲愚忠，却早就有人指出，为一家一姓尽忠殉节是没有价值的。而况这时南明弘光小朝廷也已灰飞烟灭，他向谁去尽忠殉节？这里不是说钱谦益变节有理，而是说为明朝殉节的无谓。柳如是的建议他当然不能听从。
钱谦益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在当时已是一代文宗，诗坛领袖，而且是在文学上有重大成就的人。今天凡研究杜甫的学人，都绕不过钱谦益这道坎儿。这样的人，自然而然地都认为自己肩上担负着维护民族文化的使命，特别在文化处于危急存亡之际，他是不会轻易言死的。当关外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女真人入主中原之时，中原的知识分子必然感到中华文化有沦丧的危险，因而保存中华文化对他们来说是“舍我其谁”责无旁贷的。钱谦益当年是怎么想的，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能悬揣。说得好听一点，降清也许是忍辱负重吧。钱谦益的变节降清其实也不完全有悖儒家的伦理道德。春秋时齐国发生政变，君王被弑，一代贤相的晏婴闻知后，哭之，却不肯“死君难”，不去殉节。孔子对晏子的行为没有加以指责，而是给予赞扬。因为晏子还有更重大的责任、有比殉节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何况那死去的国君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有人拿周武王伐纣的事问孟子，这算不算是弑君？孟子回答：“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对于暴君被杀，孟子甚至不承认是弑君，更不会主张为之殉节了。
四、陈寅恪为何选钱谦益和柳如是的故事作主题
有人说，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是以小题目作大文章，确实是写文章的高手。这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人们要写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的社会问题，写风云激荡、社会巨变的时代，都会面临一个难题：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世界该从何处着手？写历史好办，司马迁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范例。以帝王本纪为经，以志、传为纬，交织成宏伟的历史画卷。但所谓正史也有它的缺点，绝大多数的读者难以卒读，特别是本纪的后部，简直就是流水账，读来索然无味。小说家却能另辟蹊径，能写出生动精彩的文学作品来，其诀窍之一就在于设置了一个线索人物，贯穿始终。这个线索人物能把许多看似互不相干的人和事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读来条理清楚线索分明。《儒林外史》是中国讽刺小说的经典之作，可是就因为没有设置一个线索人物，许多人物、事件与人俱来，又随事俱去 ，虽精彩纷呈，却神龙无尾。《官场现形记》等步其后尘，在写作上也是不成功的。曾朴写《孽海花》就有了改进，书中以金雯卿和傅彩云（洪钧和曹梦兰，也就是赛金花）为线索人物，写晚清的政局，写了当时众多的历史人物，从上海写到北京，从中国写到外洋，再现了晚清的官场社会。《文汇报》前主笔徐铸成先生认为《孽海花》中设立的这两个线索人物不算成功，特别是傅彩云，她的社会涉及面不够广阔，书中许多场合主人公都不能不缺席。徐先生认为，要写民国史演义，写民国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形态，要设线索人物就莫过于梅兰芳。无论政界，财界，文化界，梨园行，青洪帮，三教九流都与梅先生有所接触。甚至涉及美国，苏联，日本，真是无远弗届啊。
因此，陈先生在选题上独具匠心：钱谦益和柳如是。一个是政治精英，文坛领袖；一个是秦淮佳丽，薄命才女。他二人同为南明主流社会的代表人物，既有时代特点，又具地理特色，真是再恰当不过的不二人选。陈先生正是用他独到的眼光，史家的大手笔，以小题目写出大文章，这就是誉满天下的《柳如是别传》。
当然，陈先生写的是历史，不是创作小说，但也不妨借鉴这种手法。明末，1644年北京被李自成攻下，崇祯帝自杀。随即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败走，多尔衮进驻北京，明王朝已不复存在。早在明亡之前，中国北方战乱频仍，女真入侵，农民军攻掠，加之连年灾荒，北方国土残破，经济凋敝。中国的经济重心早就转移到江南了，大批的知识分子也流落到了江南。弘光小朝廷在南京建立时，南京已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社会的矛盾也集中到了江南，这里成了明末历史大剧演出的大舞台。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一下子集中了这么多的社会精英和红粉佳丽，演出了多少惊心动魄、悲催惨烈的历史活剧；又演出了多少曼妙无比，凄婉绝伦的爱情故事。生逢乱世却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这一悲凉阶段大大的丰富了中华文化，不仅为其后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境界，也促进了新思想的诞生。没有这一场大的变故，就不会有孔尚任的《桃花扇》，也不会有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深刻反思，就不会形成新的思想。自然，这场大变故也给历史学家提供了用武之地，深刻检讨历史的经验教训。大动乱大凋敝换来了文化的繁荣。当然，那已经是痛定思痛之后的事了。
五、文化的没落和文人的命运
明末清初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社会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这是一个痛苦的时代，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有多少精彩的素材等待作家落墨。陈寅恪先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相比于他所处的时代，中国也正处在一个历史大变动时期，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远远超过明末清初的兴替轮回。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率先接受了一种外来的、完全有别于传统的新文化，——共产主义的革命文化。他们欢呼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满腔热情地参与创造一种新的文化。这些人包括周扬、陆定一、郭沫若、冯雪峰、丁玲，甚至还包括胡风。都是一些追随中共的左翼革命的知识分子。随着中共领导的革命的不断发展壮大和胜利，这支革命的文化大军也在不断地扩大。尽管有伟大的革命领袖和革命导师的统率和指引，教他们去创造一个全新的“共产主义的新文化”。他们就紧跟伟大领袖和导师，全身心地投入新文化的创造，辛勤耕作，无私忘我。可是，一个作家完全抛弃了自我，捐弃了灵魂，还能创造出什么呢？何况负有原罪的人，欲入天堂必先经历痛苦的炼狱磨炼。他们才发现，这条路却并不那么好走，上帝并没有在天堂摆上糖果等待作家来品尝。正如某位“革命家”所说的，要达到彼岸，还要翻过多少座大山，跨过多少条河流，死掉多少人。在历尽艰难险阻之后，终于撞到南墙，直碰得头破血流，许多人才逐渐醒悟过来，原来那是一条不归之路，一条无尽之路，一条不通之路。这样就有人开始反思了，周扬在反思，韦君宜在反思，许多人也都在反思。反思是痛苦的，那是灵魂在受拷打，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尽管如此，能作反思的人，也是幸运的，通过反思，一朝大彻大悟，何尝不是一种解脱，一种朝闻夕死的痛快。有的人却连反思忏悔的机会都没有，他们老了，痴了，死了，已经不可能得到解脱，只能带着伤残的灵魂抱恨终天。悲夫！
回过头来再看看他们汲汲追求，努力创造的“共产主义的新文化”境况又如何呢？风靡一时的苏联文化，而今其遗存其影响还剩几许？那些经典著作，经典理论还有多少人记得和过问？尤其可笑的是，眼见苏联共产文化的没落，中国的怀旧之情却油然而生，巴巴地跑到乌克兰去拍电视剧《保尔·柯察金》，试图唤起人们当年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的激情。结果反应冷淡，没有激起预期的波澜。不仅是时间和距离拉大的问题，而是共产主义文化的思维方式，今天已无法让人接受。比如保尔和冬妮娅的决裂，对她的批判，都不是今天的年轻人所能接受的。再看看咱们中国。49年以来，大力投入创建“共产主义的新文化”，也可谓不遗余力，而数量如何，质量如何，效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无待多言。仅举一例。在革命文艺路线指导下刻意打造的精品《艳阳天》《金光大道》，今天处境又如何呢？还有人问津吗？那种以假大空为依托的“高大全”，那语言情节，人物形象和思想情操，在今天还有市场吗？“高大全”只要更动一个字，把“高”字改为“假”字，就一文不值。虽然这样一改就比较符合实际。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某个杰出伟大的人物所创造出来的，哪怕是上帝。这一点很容易证明，假如文化是上帝所创造，那么祂（这是一个新造的字，见于教会的出版物上。造得很奇妙。这是第四种对第三者的称谓）为什么要造出许多异教文化？那么多无神论者？一种文化的诞生和发展只能是自然的产物，这个“自然”并不是我们常说的“大自然”，而是历史、环境和人文的进化。人可以影响文化，却不能制造某种文化，正如人可以认识自然规律，却不能左右自然规律一样。可笑的是今天仍然有人以为文化是可以创造出来的，只要上面发出指示，指出方向，就可以被创造出来。在他们看来，所谓文化也不过是一种工具，可以造出来为我所用。所以，他可以作讲话，发指示，定规矩，下指标，所以他可以对文化指手画脚。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新的文化创造不出来，创造出来也站不住。勉强造出来也并不尽如人意。没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不可能长久的。人们都知道，即或是人参，家养的远不如野生的。这就是革命领袖和左翼文化人士悲剧之所在。
另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对传统文化有长久深入的研究，对传统文化有深厚的感情，他们之中有些人还曾留学国外，对西方思想文化有过亲密的接触，也有深入的了解。今天单一的国学大家早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已经无处觅踪，而近代的大师都是对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大学问家。像梁启超、王国维、胡适之、傅斯年、林语堂等等，无不如此。当然还有陈寅恪。今天的国学也不再是单纯的正宗的儒学或道家，现代的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杂糅交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对于左翼革命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思想偏于保守，却不能把他们视若迂腐的顽固派老八股，现在是把他们都归之于右翼文人之列。但他们却具有清醒的头脑。49年以后，他们绝大多数都流落到了海外或港台，都能够继续他们的文化事业，并取得相当的成就。而留在国内的大多处境不佳，甚至很悲惨。不仅不能继续他们的学术研究，连人身的安全都没有保障，甚至迫害致死。如梁漱溟、俞平伯、张东蓀、吴宓等。陈寅恪最终也在劫难逃。
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既非左翼，也非右翼，是中间派的好好先生。他们一生兢兢业业，谨小慎微，努力工作，服从领导。巴金、老舍是典型的代表。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中小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他们心地善良，不愿整人。运动来了，却不得不紧跟领导，不得不违心的表态，因为在平时，人们没有讲话的自由，在运动中人们连不讲话的自由也没有。他们运动中的表现是不能令领导满意的，因为他们不会斗争。他们的作品也总难使领导点头，他们的旧文化植根太深，对新文化理解太浅，尽管他们学习很努力。他们有他们的生活圈子，有他们熟悉的人和事物，对新事物新理论总有些格格不入。一句话，“世界观没改造好”，所以也做不出领导中意的文章。他们活得很累很苦，还保不住哪天在哪件事上出事翻船，闹得家破人亡。
1948年底，在胡适的劝说下，陈先生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离开了风雨飘摇中的北平。到了南京，他却又停了下来，最终止步于广州。作为深层高端的知识分子，陈寅恪先生似乎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一个幽灵已在中国上空徘徊，中华固有文化正面临沉沦的危险。当此之际，陈先生该何以自处？他没有选择去台湾，也没有像他的老友王国维那样，怀沙自沉。台湾当年处境与中国大陆一样，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纵然去了台湾，仍免不了再次逃亡。“义不再辱”，何况已经双目失明，再难经受颠沛奔波。当时陈先生心情极端凄惶，曾赋诗一首以自况，有句曰“只余未死一悲歌”。他还不能死，他还有事要做。留下来，对他一生守护并热爱的中华文化也许还能做一点事。还是拿陈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吧，“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 所幸宽厚的中山大学收容了陈先生，并优礼相待，重要的是给与他一个安静的环境。陈先生一介文士，无权无势，不能登高一呼，天下风从，他只能低调行事，只能以写书度过馀生。因此，他拒绝了中科院历史所的征召，不近天颜，自流边远，为国学的传承，做兴亡继绝，开拓新境的工作。这就是陈先生自况诗句“只馀未死一悲歌”所浩叹的《柳如是别传》。
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2014年2月25日于破万书房
原稿已发表在《黄河文学》2014年第6期。当时为了发表，不得不对原稿作删改，不仅许多话不能说，有的删改几近阉割，完全失去本意。这次对原稿重新改过，恢复原貌，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
2015年11月4日补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