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能够在列强入侵时出现“同治中兴”局面，不得不说是精英政治的结果，其中的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若有人因为他们的一些失败而厌恶他们，我不得不用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来回答他们：“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评价一个人，若只从道德角度去评价，只能评价一个人是否是君子。也就是李鸿章所讲的“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那一类人，虽然这类人比卖国贼好一点，但于家于国一点作用也不起。最多只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多增一具尸体。真正的能臣都应该以实干为主。把权利作为公器，发挥其最大的作用。另外，评价一个人，也要把他放到大环境中去比较，在同样的环境下，推己及人，才能得出最公正的评价。

在《李鸿章政改笔记》中，作者以李鸿章本人口叙的方式，展现出了一个真实的李鸿章。作为一份政改笔记，书中自然展现出了李鸿章对许多事物的认知，但我则着重观察了李鸿章对于“臣”、及“日本与甲午海战”这几方面的叙述。

看到了“臣”，我们自然就想起了官，也想起了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体制，有人认为这是儒家留下的糟粕，我却不以为然，孔子创下儒家学说的初衷就是为了达到“仁治天下”，孔子强调：“学而优则仕”，其目的只是为了建立贤者治天下的体系，也就是已逝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强调的精英政治，可以说李光耀总理是把儒家学说发挥最大作用的政治家。然而儒家学说几千年传承下来，却越走越窄，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这其中的缘由无非是儒家学说沿袭成为一种为统治者服务的学说。直到现在才散发其该有的光辉。因此，“官本位”并不是儒家遗留的糟粕，它只是几千年官场腐败，不正之风留下的副产品。本身就已经违背孔子初衷，怎么可以把罪责怪到他老人家的学说上。在这本书中，李鸿章的叙述更是把“臣”解析的非常透彻，李鸿章把“臣”分为六种，分别为权臣与懦臣，忠臣与奸臣，能臣与庸臣，他划分的标准为，权与懦基于影响力，忠与奸基于道德，能与庸基于执行能力。李鸿章是一位实干家，所以毫不避讳别人说他是一名权臣，因为他至少不是懦臣，也不是一些清谈之臣，他认为，权利乃是公器，无权你更是妄谈实现抱负。他也是一名能臣，一辈子倾其所有为洋务运动与海防，晚年垂暮之时更是离乡遍访欧洲各国。另外，李中堂在提到“官本位”时也说到：“当今之世，官场败坏，做官俨然成为渔利之代名词，拼命做官，便似乎等同于钻营投机。”从中，我们或许可以觉察到人们为何对官场趋之若鹜，只是因为腐败盛行，若官场不正之风一直流行，那么“官本位”就会一直存在。国家也就失去了精英政治的效果，只会浪费行政资源，降低办事效率。

此外，李中堂一直痛恨清谈误国，不仅因为翁同龢对于他掣肘，更是因为李中堂认为清谈者常会漫天阔论，叫嚣着，指责者执行者，而自己要么要么做一些小资情调的事情，不务实事。要么什么也不懂，满脑子只有激进，就以李中堂签订《马关条约》伪劣，骂他为卖国者的不在少数，甚至在日本时遭到了刺杀，李鸿章在遇刺后，曾怨为何不能一枪毙命，死矣，则名得以保全，现在却仍要忍辱负重，梁启超在面对这个事件时曾说“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愤膺 之力，无所用其力。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然而，一群清谈者，在甲午战争时无能为力，却在此满嘴虚言，其中可悲之处，也许只有李中堂自己知道，这也许也是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正如上天美军舰进入中国南海，满网都是喷子在喧嚣，他们不考虑利弊得失，只图个人一时痛快，完全不顾中国其他数亿人，直到昨天才看到一篇理性的评论即《南海各方舆论通病》。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曾提出“语言腐败”一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语言腐败，但它绝对是激进民族主义。

另外，李鸿章也是近代对日本了解的非常深的一个人，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军时就曾说：“如吾中华有以自立，日本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如吾中华无以自强，日本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之崛起，绝不在我之掌控之中，吾所能做，无非因势利导，谋吾之自强，不自强则必受其噬。”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李中堂的远见。在甲午海战之前，李中堂就常常上书朝廷：“日本阴有大志，宜阳与之结好，阴为只备，整顿海防，”然朝廷并未采纳一言，人们常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那么李中堂可以说是睁眼看日本第一人。对于日本我们应该时刻记住李鸿章他老人家的一句话：“卧榻之侧，已有劲敌酣睡，唯有自强二字。”如今，虽时代变迁，但民族性不宜改，且不可不记。

李鸿章所说的话虽属晚清，但仍有现代社会状况的影子，可能历史还是有一种相似性，但李鸿章的观点是可以借鉴的，他不仅展现了一个真实晚清，也为现代的我们提供了一个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