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曾经首创“拿来主义”一词，表达了自己对当时国人对待传统文化的两种极端方式的痛斥之情，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数次改革都未赶上日本的一次明治维新，不得不让人困惑，然而教科书却一直以“闭关锁国，顽固派势力强大，民族资本主义薄弱”作为解释，当然这些原因绝对是对的。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本国的体制和文化的认知错误。鸦片战争后国人对传统文化认识数次走向极端，以至于鲁迅先生先后撰写了《狂人日记》和《拿来主义》来痛斥走向极端的两类国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若不能够深入了解本国文化，又何谈其发展。

从已有的史料来看，约公元前5000年起，华夏族就已经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起源并逐渐发展，并把中原以外的四方地区分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以区别华夏族，又是以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为主，中间历经了由夏商到封建制的周，再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最终由秦汉统一文化，由此形成了几千年的以儒家为体制的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从疆域上看，秦汉以来世界版图的国家很少有超过中国的，从文明发展来看，也很少有可以和中国媲美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却也养成了国人持久以来的自豪感，最终也形成了自负心理。

准确地说，中华文明属于“内陆文明”很少涉及海外，无论越南，朝鲜，还是海岛日本也属于中华文化的包围圈内。由此形成的自豪高更是数千年延续在国人心中。一直到清朝末年，西方国家仍被称为“夷”，就连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也曾这样说过“英国之经济全靠我朝茶、瓷贸易，若断其供给，则英国之经济比崩溃，其坚船利炮只适远洋海战。若靠岸，比搁浅，在我炮台射程之内。”当时林则徐也已经这样想，可想其他官员是何等自负。

然而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最终打破几千年来国人的自醉感，使国人手足无措，不知将要何去何从，因此无数仁人志士开始探索救国之路然而无论戊戌变法，洋务运动，还是辛亥革命都以失败告终，不是改革者全盘否定中国传统中国文化，就是反对者全盘肯定中国传统范围，走向两个极端，正如戊戌变法，自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宣告变法开始时，就遭到一大片的反对之声。当然不乏因为自己利益收到损害而反对的，但大部分迂腐之士仍然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这一观点。早在北宋时就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然而到现在迂腐思想仍然存在当时的脑海中。可见对体制的自负程度何等深。再如后来的洋务运动更是提出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是最好的，只是器物上的不如人家。实在是让人无言以对。

而后的新文化运动在改造国民思想上可以说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却把中国的传统思想贬的一文不值。反孔高潮更是达到了顶峰，不免过于偏激，不能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挥之不去的问题。

反观日本这一国度，却是一个善于吸收，融合，创新的国家。无论世界时局如何动荡，都未曾落后于世界潮流，在中华文明发展的2000多年的时光里。日本从未落伍过，若说几千年来中国是亚洲第一强国，日本称之为第二则毫不为过。不得不称日本在文化融合方面是做的最好的。在大唐鼎盛时期，日本曾经派遣13次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学习后日本开始了大化改新，政权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光贞曾指出，日本积极吸收唐代政治和法律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二三阶段就是融合创新时期，这里的融合即以本国文化融合他国文化。第二阶段要以唐令为基础，发布单行法和制度，第三阶段则是在完全消化唐代律令知识的基础上，编纂了日本独自的成文法。在维护传统上日本继承了大夫制传统，可见日本在学习时从未走向极端。

再如近代的明治维新，在改革初期便提出“王政复古”这一观点，主张把政权交归日本天皇，因为在幕府时期，日本形似三国，幕府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且实行“三取制”，其中皇族三人，公卿八人，诸侯二十人，这样的配置就是为了适应当时的体制。在文化思想上，仍强调“国君之于臣民，犹如父母之于子孙”，在编制的《教育救语》上更是说国体之精华在于“克忠克孝”，臣民遵守和实行德行，可弘扬祖先遗，以德立国，臣民尊德乃是古今不易之遗训，可以看出日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以至于当时到日本留学的学生中有人惊呼:“若变，不如把自己文化研究好”日本明治维新持续三十年才形成“内阁制”。而戊戌变法者却只看到了改革后的制度，没看到变法的过程，怎能不败?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若想改革，必须充分认识本国传统文化，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更是强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强调文化的共用思想。在共产党领导的初期，共产党也遵循了不少苏联的模式，没有结合本国具体实际，走了不少弯路。而后在结合本国具体实际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是适合遵循的思想，《习近平用典》一书的出版，更是体现了无论是变革还是治国都要结合传统文化，不能走向两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