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5日，胡适在阔别中国九年之后，回国出任北大校长，其一举一动都受到密切关注。是年9月《观察》创刊号登载了一篇“本刊特约南京通信”《组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
胡氏回国后，外界即有胡氏组党的传说，业经胡氏公开否认，然此事非毫无起因者。这几年来，国事日非，一片混乱。人人对于现状表示不满，而一般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怀有的苦闷，尤其深刻。当今中国，国共对垒，一般受英美传统的民主教育洗礼的人，虽不满于国民党，但亦未必赞成共产党。民主同盟本来是超乎国共两党范围之外而独树一帜的，在思想上，大体可以吸收所有的自由思想分子，但民主同盟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怀着许多先天不足的集团，最近一二年中所表现的，也未能使人满意，故民盟本身的前途如何，现在仍在不可知之列。由此，在心理上及感情上，中国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实有急切组织一个政党的要求。然而组党须有领袖，这个领袖要具有各方面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比较言之，今日以胡氏所具较多;胡氏是今日中国有足够的声望以领导群雄组织新党的人物。现在有几种人都希望中国有一个新的代表民主政治及自由主义的政党。第一种人是现在国内一般正统派的自由思想学者，第二种人是现在国内一般倾向民主自由的工商界人物，第三种人是美国人。就中国的大局论，美国当然是要支持国民党的，但是一方面要扶持国民党，一方面又实在感觉国民党的扶不起来。远的不说，就说最近一二年，国民党所表现的许多行为，实在使美国内心烦闷到了极点，美国方面也实在希望中国能有一批新的人物出来，来增强国家的生命，并巩固国家的“安定之摆”。 【1946年9月1日，《观察》创刊号影印本，21页】
在政治上对胡适抱有期待的确不乏其人，就在他回国前，因“高陶事件”而长期居留美国的高宗武5月2日给他写信即说：
中国今日的局面，似乎尚远不及1937年，这胜利声中的亡国现象，真的令我人忧心如焚。
我很盼望你在动身之前，能和你几位美国老朋友交换一点政治上的意见，必要时，我尚盼望你领导一班人作一番最有效的新政运动。【《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79年，108页】
看不出胡适有领导什么“新政运动”之意，虽然此前他曾致电毛泽东，希望共产党能走上英国工党那样的和平竞选之路，那也只是书生之见。至于他组党的传说到底从何而来，《观察》创刊号的这篇通信中也有一点蛛丝马迹：“国民党当局对于胡氏归国后的动向，当然在密切注视中。胡氏甫抵国门，CC系即先来一个宣传攻势，宣称胡氏回国组党。这一拳使胡氏猝不及防。胡氏虽然从事外交数年，但毕竟还是书生本色，立刻公开否认，使CC的宣传攻势，大胜而归。”【《观察》创刊号影印本，22页】
如果说，此时有关胡适组党的传说，只是来自国民党某些方面有意的试探。不久之后，蒋介石确曾有意请胡适出来组党。1947年2月4日傅斯年给胡适的信中就提到过此事，1月15日中午，蒋约傅斯年吃饭，座中别无他人：
“他问我，前谈 先生组党之说，如何?我说，未再谈过。他说，请 先生再考虑。我说，组党不如办报……。”
接着蒋又表示要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傅斯年力陈其不便。他跟胡适强调：“但，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也是在这封信中。【《傅斯年遗札》第三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1732—1734页】
可见，在1月15日之前，蒋介石已跟他谈起过要胡适组党的事。
蒋为何提议胡适出来组党?与美国的关系最大。当马歇尔在华调停国共争端，使命难成(共产党和民盟已拒绝参加国民大会)，1946年12月27日，马歇尔与蒋谈话时强调，“渠必须以本身间接之领导，孕育少数党团，联成一个自由党，而后渠在国民大会中，所作之采取健全宪法之努力，始可免于仍是一党政府掩饰之外议。……余意组织少数党派，为一较大之自由政团，对渠将极有裨益，且能置渠于国父之地位，而非仅续为国民党一党政府之领袖。”蒋虽表示，完全同意他关于自由党之意见，但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这几个少数党派实在不成气候。马歇尔在离华之际发表的声明中主张，“尽力创造机会，使中国较佳之人士得以出头”。他更希望能在蒋介石的间接赞助下，组成一个爱国自由主义者的政团。他认为从蒋的立场言之，“此举实属必要。因渠需要一值得尊敬之反对党，以向世界证明，渠在中国建立民主型式政府之诚意。”【《马歇尔使华报告笺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575、577页】
1946年11月11日，胡适从北平飞南京，出席15日开幕的国民大会，在南京住了一阵子，请他组党之议大概就在这段时间。11月23日晚上，他和王世杰、傅斯年有一席长谈，当天王世杰日记说：“适之对于国民党过去之贡献，本历史学者之眼光予以同情。值此中外是非混淆之时，适之之态度颇为国民党之一个助力。”【《王世杰日记》上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833页】但要他出来组党，他却拒绝接受。
1948年4月8日，蒋介石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的想法在国民党内受挫之后，请他吃饭致歉，晚饭只有他们两人，宋美龄也不在场。就是这一次，蒋再三表示要他组织政党，他的回答是：“我不配组党。”并建议国民党最好分化作两三个政党。对于这次面谈，他当天 日记记得还比较详细。【《胡适日记全编》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709页】
他无意组党，也无意组阁，两次受邀出任行政院长，他都拒绝了。
二
时空转移，政局变迁。
1949年以后，胡适客居美国，支持雷震在台湾岛上办《自由中国》。然当蒋介石、雷震希望他出面组党时，他还是拒绝了。1951年5月31日，他在写给蒋介石的长信中说：“数年来，我公曾屡次表示盼望我出来组织一个政党，此真是我公的大度雅量，我最敬服。但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勉强。在多党对立之中，我可以坚决的表示赞助甲党，反对乙党，……但我没有精力与勇气，出来自己组党，我也不同情于张君劢曾慕韩诸友的组党工作。”【1997年2月27日《联合报》“联合副刊”，感谢林建刚提供。雷颐在《东方文化》1998年第五期发表的《从一封胡适致蒋介石函谈起》最早引用】张君劢、曾琦分别是中国民主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的领袖，这是他私下说的真心话。
1956年10月29日，雷震在台湾给他写信，恳切地劝他出来领导组党：
先生今年六十六，我已六十，对国事奋斗之日无多，我们应该在民主政治上奠定一基础。……建立民主政治的政府，我们纵不能及身而成，但我们要下一点种子。先生常写“种豆得豆”，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新党如先生愿出来领导，可把民社、青年两党分子合起来，加入国民党一小半及社会上无党无派者，成立国民党以外一个大党，今后实行两党政治。
11月5日，雷震再次写信给他：“我们要挽救危局，把中国造成一个现代的中国，必须有一个有力的反对党。并不是要这个党执政，就【而】是在旁边督促，使执政的国民党能够前进。请先生切实把这个问题想想。”
对此，他不予回应。1957年8月29日，当台湾盛传“反对党呼之欲出”、“胡适博士始作俑”，毛树青受《联合报》之命来访，他说：“这一年来，香港、台北的朋友曾有信来，说起反对党的需要。但我始终没有回过一个字，没有复过一封信，因为我从来没有梦想到自己出来组织任何政党。”当天他给雷震写信，在复述了这些意思之后，继续说：“丁月波和你都曾说过，反对党必须我出来领导。我从没有回信。因为我从来不曾作此想。我在台北时，屡次对朋友说——你必定也听见过——盼望胡适之出来组织政党，其痴心可比后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100—103、116—118页】次日，他日记中提及写长信给雷震，“劝他们切不可轻信流言，说胡适之可以出来领导一个反对党。”【《胡适日记全编》8，497页】就是指这封信。
但雷震没有就此死心，还是希望胡适有一天能回心转意。
1958年5月27日晚上，《自由中国》杂志社举行餐会，有六十多人参加，主要是欢迎胡适，饭后雷震请他讲几句话，他夸了《自由中国》与雷震的贡献，最后提出对反对党问题的看法，认为不如改用“在野党”字样，并主张组织一个以知识分子为基础的新政党。在座的傅正、毛子水等人都明白，“这只表示他赞成有一个知识分子的新政党出现，并不表示他愿意参加这一政党，更不表示他愿意领导组党”。毛子水当场说，明天报上又要说胡适之倡导组党了，使他有些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傅正〈自由中国〉时期日记选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年，100页】
8月14日，雷震给他写信，又一次发出这样的呼吁：“我说在台湾搞反对党，可能流血。如先生出来，不仅可以消弭台湾人、内地人之隔阂，且可防止流血。先生当时亦【不】以为然。今日看情形，我的话一点也没有说错。对在野党事，是为中国民主政治铺路，我还是希望先生出来。”【《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137页】
11月17日，雷震到台北郊外的南港探访胡适(此时，胡已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第二天对《自由中国》编辑傅正说，“胡先生仍旧表示对政治无兴趣”。傅正在日记中说：“其实，这完全在我意料之内。老实说，人各有志，我们也不必勉强，事实上也无法勉强。在我看来，今天一切有志于以反对党救国的朋友，应该不必老把希望寄托在胡先生身上了。”【《傅正〈自由中国〉时期日记选编》，116页】
而雷震直到入狱前，对胡适一直抱有希望。1960年4月20日，他还对傅正说起，前些时单独探访胡适时，胡适曾向他慨叹，局面没有希望，除非有一个反对党出来。但是当他希望胡适出面领导时，又遭到了拒绝。不过胡适表示，反对党一旦组成，就在组成的当天，自己会正式发表声明，要求全世界支持这个组织。虽然他为胡适的态度转变，感到兴奋，甚至很乐观地认为一年内一定组成，而胡适自始至终都没有同意出来组党。【《傅正〈自由中国〉时期日记选编》，298页】
三
胡适为什么一次次拒绝组党?无论提议来自最高当政者，还是与他有多年交往的朋友。一方面他对自己的性格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49年2月12日，胡适告诉雷震，蒋介
石过去请他组党，他说自己的个性不适合，他有“四不”，“第一、不请客，被人约请则去，但从不回请;第二、不拜客;第三、不写信介绍人，渠之学生甚多，从未写一封信;第四、△△△△，故不能组党。”【《雷震日记》1，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89 年，130页】
1957年8月28日，胡适给雷震的信中再次提及：“我一生有四不：不拜客，不回拜客，不请客，不写荐书。近一、二十年来又添‘不回信’。这样疏懒的人，最不适宜于干政治。此我自知之明也。”【《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115页】
他确乎只是论政的人，未必适于从政。当年《观察》创刊号上那篇通信对他的有些分析，颇能抓到一些痒处。面对胡适组党的传说，分析了他个人的条件，认为不可知的因素有两个，“第一，即胡氏的行政的才干，是否一如其思想的才干。治政与治学的性质不同，所需要的条件亦不同。……胡氏如组党，而其行政才干不足以副之者，则至少必须能有一个核心的高级的党的干部，以为策划执行的动力。第二，在大的思想倾向上，胡氏当然是领导得起来的，但一个政党不能单靠一种广泛的倾向来维持，尚须较为具体的纲领。……今日组党，领袖人物固然重要，而政党的基础仍在广大的群众。而群众决不能仅靠任何一个偶像来维系，须靠进步的政纲来维系。关于这点，胡氏出国多年，一方面他对于中国社会隔膜，一方面中国社会对于他也同样隔膜”。【《观察》创刊号影印本，22页】
这种隔膜可以说是他的书生本质所决定的。1948年4月2日，他正在南京，暂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蒋介石决意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在王世杰、周鲠生的劝说下，他确有心动，勉强接受了，但又有点犹豫，“事后仍觉身体健康与能力不能胜任”。【《王世杰日记》上册，893—894页】
当晚，他找年轻的考古学家夏鼐聊天。他说，最近半年内打算把《水经注》作一结束，这本是思想史中的一小注，竟费了他四年多的功夫，实出意外。此后，他计划续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上卷也拟重写，可将殷墟材料加入，大约需一两年的功夫。然后再写《中国白话文学史》，下卷也许改成“活的文学”史，不一定是白话文学。他还想写整个中国文化史。说到这里，他又摇头，说自己老了，还有这三大部书要写，颇有“日暮途远”之感。说到自己教书三十年，没有教出一个可以传衣钵的徒弟出来，大部分上课听讲的学生，不能算是徒弟……说到自己成了公众人物，不能脱离一切，去从事研究，“最好是像陈独秀先生一般，被关禁几年，如又可得阅书之自由，或可专心著作。否则像副总统这样职任，消闲无事，亦属不错，且地位较高，有些小事像写字之类(指着书架上一大堆人家敬求墨宝的纸)，人家也不好意思来麻烦了。但是万一总统出缺，这又更加麻烦了。最好能有一职位，每天以二三小时挣钱吃饭，其余时间可专心研究工作，北大校长仍嫌过忙，希望傅孟真先生或蒋梦麟先生能够来代理一两年，自己可以脱离行政事务，专心研究工作。……”
他越说越有精神，一直聊到十一点，夏鼐才告辞出来。【《夏鼐日记》卷四，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年，180—181页】这一夜的聊天是放松无忌的，同时可以看出他内心有点兴奋、有点激动，有可能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不能不在他心中引起一点波澜，难怪他会想到“副总统”和“总统出缺”。这是当时夏鼐所不知道的。
4月5日下午，当王世杰告诉他，蒋介石想推选他为总统候选人的意图在国民党内没有通过，他非常愉快，如释重负，因为外间记者已喧传蒋将推荐他为总统候选人，他正十分头疼难以应付。【《王世杰日记》上册，895页】他当天的日记说：“我的事到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胡适日记全编》7，708页】同一天，夏鼐在《大公报》上看到这个消息，猜想他前一天之所以没回来过夜，可能在友人那里躲避。【《夏鼐日记》卷四，182页】
他真正的志趣并不在从政上面，平时对时局的关心，也只是出于一个读书人的关怀，真要他去应对复杂、繁琐的事务，却非他所愿，也非他所长。何况，他清醒地了解中国的时局，即使他付出牺牲，也未必就能像他所愿望的那样。何况，他也从未打算牺牲。
当雷震他们在台湾组党已势在必行，明知胡适不可能出来领导组党，雷震身边的傅正对他早已失望了，1959年1月30日上午，傅正和雷震谈到胡适时，坦白指出，“胡先生不可能为争取原则而牺牲，并认为把组织反对党的希望放在他身上，便一定会落空。”雷震依然在为胡适辩护，傅正因此抱怨：“雷公对胡先生的崇拜，似乎有几分近乎狂热，总是替他辩护。”
当时还年轻的傅正，对胡适的认识倒是值得留意的，1958年4月9日的日记说：
其实，胡先生之为人，自为者多，为人者少，只是遭遇这样一个时代，使他左右逢源而已!这种人在学术上固然能够开风气之先，但人格上并不够完满。他之不可能出来组织反对党，是我早就料定了的，但假使反对党已打开了相当好的局面，那时若再拉他出面领导时，倒可能会出来的。
这些年来，因为是《自由中国》鼓吹反对党最力，所以一谈到组织反对党，大家总认为非胡先生出来领导不可，这固然是由于他的偶像作用已经造成，同时也由于大家未免太重视偶像。老实说，一个理想的反对党，并不是以某一个偶像来号召，而是要以具体的政治主张和行动来号召。……
当然，胡先生既已有他的偶像作用，假使他真愿为反对党而努力，不惜牺牲自己，以求能对苦难的中国人有所贡献，站在有志于反对党活动的人，固然是求之不得。但胡先生如果真不出我所料，而不肯冒这种风险，人各有志，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他认为胡适的性格“不是一个可以断然决然从事政治运动的人”。持有类似看法的也不仅傅正一人，5月3日晚饭后，傅正拜访台湾大学教授王叔岷，谈话的中心就是胡适，“彼此的看法很接近。共同认为胡博士要在学术上有什么惊人的成就恐怕很难，而要想胡博士在政治上领导反对党则更难。”【《傅正〈自由中国〉时期日记选编》，171—172、67—68、298、85页】
中国应该走什么路，往哪个方向去，在胡适心中是确定的，在他有限的人生当中，他能做些什么，他大致上也是清楚的，所以，他给雷震的信之说：“我平生绝不敢妄想我有政治能力可以领导一个政党。我从来没有能够叫【教】自己相信我有在政治上拯救中国的魄力与精力。胡适之没有成为一个‘妄人’，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自信吧。”【《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116、118页】他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愿成为那样的“妄人”，一次次拒绝组党就是必然的。
2015年4月7日—8日、7月4日修订【原载《同舟共进》2015年第十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