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自诞生以来，就被认为是左翼文学的代表成就，甚至被鲁迅与瞿秋白评为“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①。可1949年以后茅盾却反复评价这部备受肯定的代表作是“半肢瘫痪”的：“这样的题材来源，就使这部小说的描写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差得多了。”②一方面《子夜》被认为成功地表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下，不仅不可能得到发展，并且要受到帝国主义的摧残和控制”③。另一方面小说中的罢工运动就真写得“差”吗？茅盾如此否定这部分内容的成就，是否仅仅出于写作水平层面的评价，而无其他层面原因？这“差得多了”的罢工运动，又是在怎样的“左翼”视角下完成的？
无论是作者后来的自我表白与辩解，还是研究者的考察探究，都曾指出“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同当时颇为热闹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有关”，其中“托派”认为国民革命后“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④，《子夜》被认为“给了托派这种谬论以有力的回答”⑤。然而，包括这一视野在内，既往研究已经关注到的各种“传统”左翼视野，恐怕仍不足以对构成《子夜》创作视野的所有“左翼”理论资源，进行完全有效的阐释。
小说诞生的第二年就被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判定“十五章描写工潮，应删改”，并以各种删节版的面貌出现⑥。1939年茅盾在相对较为“赤色”的新疆学院演讲时坦言：“因为当时检查的太厉害，假使把革命者方面的活动写得太明显或者是强调起来，就不能出版。为了使这本书能公开的出版，有些地方则不得不用暗示和侧面的衬托了。不过读者在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革命者的活动来。比如同黄色工会斗争等事实，黄色工会几个字是不能提的。”⑦尽管《子夜》中极少直接出现“黄色工会”这样的敏感字眼⑧，但相应的罢工章节还是引发了审查者的删改要求。究竟何谓“黄色工会”？茅盾所说的“同黄色工会斗争”，又与《子夜》中的罢工描写构成怎样的关系？除了黄色工会及相关问题外，《子夜》创作的广义“左翼”视野中，究竟还有哪些理论资源一直未得到正视？
一 黄色工会与工人运动
茅盾并非1939年才第一次提及《子夜》与黄色工会的关系。事实上早在1931年，当茅盾决定“不写三部曲而写以城市为中心的长篇”，“重新构思写出了一个《提要》和一个简单的提纲”时，这份“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⑨的《提要》当中，就已经设计了大量与黄色工会有复杂纠葛的人物关系。
这份《提要》首先列出了小说的主要人物：“两大资产阶级的团体”、“介于此两大团体间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此两大资产阶级团体之外独立者”，接着是“政客，失意军人，流氓，工贼之群”、“叛逆者之群”和“小资产阶级之群”。其中的“工贼”分为五种：属于黄色工会中之蒋系者，属于黄色工会中之改组派者，属于改组派而不在黄色工会中，属于资本家方面所雇用者，属于取消派者。⑩
《提要》所列的这些“工贼”，涉及了国民党内部“蒋系”和“改组派”的对立，甚至与中共中央分离的“取消派”也被并置于此。而其中各派政治力量又与黄色工会相互纠缠。若不逐一厘清，很难准确地把握茅盾创作这部小说时的社会视角。
黄色工会，英文为Yellow Union，又翻译作黄色组合。据1929年陈绶荪《社会问题辞典》，可知当时汉语中这个词的用法与意义：“黄色组合，一般的用作软派组合、御用组合的意义。这组合底成立，完全靠资本家底帮助，一切资金，都仰给于资本家，但在同盟罢业的时候，做资本家的走狗，竭力防止罢业的继续。这组合在英、法、德等国颇有势力……黄色组合底命意，因为黄底色彩，不赤不白恰在中间很暧昧的，故有是名。”(11)而对中国近代以来“黄色”一词进行概念史考辨的学者，亦援引当下《辞海》的释义：“黄色工会，一般是指被资本家收买、控制的工会。据传说，1877年法国蒙索莱米讷市一厂主收买工会，以破坏罢工；罢工工人打碎工会的玻璃窗，资方用黄纸糊补，故被称为‘黄色工会’。”并指出“‘黄色’一词在西方普遍渗透到政治运动之中，并程度不同地带有右翼、妥协、改良意味。该词还由此衍生出‘黄色国际’(指第二国际)、‘黄色组合’(指第二国际及改良派等的联合组织)等一系列政治色彩浓厚的词汇和概念，它们在民国时期，也都曾得到一定的传播。”(12)无论词义来源是红白之间的暧昧颜色还是黄色窗纸的传说，黄色工会都用于指一种与赤色工会相对的组织，既有对资本家的妥协性与合作关系，又可具有中间派的改良主义立场。
在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上海的工人运动史上，黄色工会也是相关研究无法绕开的重要环节。“黄色工会的主要特征有两点：一是政治上接受国民党党纲和三民主义的领导，奉行‘阶级调和，劳资合作，反对阶级斗争’；二是工会的活动接受资方的经济补助。”上海自20世纪诞生现代工会以来，国共两党都在工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过各自作用。工会组织经“五卅运动”和1927年国民革命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而壮大，“四•一二”后受重创。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被解散，国民党军方和上海市党部工农部先后成立了“上海工人组织统一委员会”和“上海工人总会”，此后又历经整合重组。在国民革命后，赤色工会很难以合法组织形态存在于南京国民政府掌控的上海华界及各国租界中。“据上海工厂企业党史工运史丛书所列的近20种工运史的介绍，在1927年至1949年的22年间，纯粹由共产党组织领导的赤色工会是不多的，党组织大多是通过打入黄色工会，在一段时间里控制黄色工会，来发动罢工斗争，改善工人待遇，扩大党组织的影响。”(13)
《子夜》的小说文本中出现了三次工人运动。第一次因削减工钱产生的怠工，小说并未正面描写，只由吴荪甫与屠维岳的会面引出，工人要求开除打入者，并发米贴。第二次工潮其实是第一次的发展，黄色工会中的两派——蒋派的钱葆生和改组派的桂长林矛盾激化，屠维岳利用改组派打击蒋派，同时以端阳节赏工等小恩惠密设阴谋分化工人，罢工最终未能形成。第三次罢工则成为中共“立三路线”指导下，上海各行业同盟总罢工的一部分，屠维岳和黄色工会中桂长林等分化工人的阴谋虽然失败，但最终采用武力镇压了罢工，并逮捕了工人中的全部共产党员甚至厂外的革命领导者玛金。
1930年代初的上海历史中，黄色工会参与的各种工人运动与小说描绘的颇为一致。1928年冬到1930年夏，上海有名的黄色工会“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工会，就领导了三次大罢工。第一次因电车司机被法兵杀害，工人恢复了工会组织，工会的16条要求被拒绝后引发大罢工。工人被骗复工后，资方却未在“劳资调解委员会决定书”上签字，罢工失败。随后共产党员徐阿梅“打入黄色工会”当选机务部工会委员，领导第二次罢工，争取米贴成功。第三次则是1930年中共“立三路线”指导下上海各行业同盟总罢工的一部分，同《子夜》中写的“自从三月份以来，公共租界电车罢工，公共汽车罢工，法界水电罢工”相仿(14)。不同的是，这次罢工在“马浪路惨案”后获得全市声援，罢工57天终获胜利，达成了涨薪、抚恤金和8小时工作制等协议。但工会中的共产党员徐阿梅于1932年被捕，工人运动受损(15)。
与《子夜》描绘更相近的上海丝厂女工罢工，同样受黄色工会控制。据民国时期《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记载，当时丝厂工资以每日计算，车工0.3-0.46元，盆工0.28元，选茧0.4元，复摇0.45元，扯丝0.4元。“自世界经济恐慌发生，丝市不振，营业衰落，各厂将工人工资，一律折减，并取消蚕蛾津贴及礼拜赏工。”1933年7月5日“振丰丝厂首先罢工，更大批冲至其他各厂，要求一致行动”，发展至27家丝厂两万余人，上海市社会局召集调解委员会，签订恢复四角五分常薪、礼拜赏工、升工、蚕蛾津贴等四项条件，但工人上工后资方并未完全执行。“此时丝业虽有工会，然系官办性质，未能代表工人利益，其呈社会局呈文，甚至谓工人此次罢工，事前未提正式理由，是被人煽惑，有意扰乱。”(16)无论是小说中还是现实中，黄色工会都在工人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同资方争取工人权益；另一方面协助资方安抚甚至欺骗工人，反对暴力冲突和阶级对立，具有很强的暧昧性。
问题关键并不在于茅盾的小说是否写到了现实中存在的黄色工会，而在于《子夜》对黄色工会的呈现究竟是在怎样的“左翼”理论视野下展开的，又为何在后来的研究中无法获得正面关注。
二 黄色工会中的国民党改组派
《子夜》中的罢工运动与黄色工会问题，始终围绕着工会中蒋派与改组派的尖锐冲突展开。小说文本虽未像《提要》那样，直接出现对工会中钱葆生和桂长林“蒋系”与“改组派”身份的文字表述，但多有暗示。屠维岳向资本家吴荪甫报告说这两人背景不同。屠维岳拉拢桂长林时，桂长林骂钱葆生“不过狗仗官势!”暗示了钱葆生与南京政府的关系。而屠维岳对桂长林指出：“就是这一点你吃了亏。你们的汪先生又远在香港。”为了让桂长林放心，屠维岳又说：“吴老板也和汪先生的朋友来往。”(17)小说以“汪先生”来说明桂长林属于改组派，不直接出现“改组派”的字样，因为“改组派”也曾经是敏感字眼，须顾忌当时的图书出版审查。
改组派全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1927年4月国民革命时期一度出现了宁汉对立的局面，蒋介石率先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屠杀共产党，汪精卫则在武汉继续国共合作直至“七•一五”才开始“和平分共”。其后宁汉合流，政局几经动荡，蒋终获南京政府正统，汪则先赴广东再引退海外。长期支持汪精卫的陈公博、顾孟余和王乐平1928年创办《革命评论》和《前进》等杂志，宣扬恢复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的改组精神(18)，奉汪精卫为孙中山遗志的正统继承者，在全国范围内分化国民党，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的蒋派势力。正是由于改组派在国民党内反蒋，并不断联合各地军阀如唐生智等起兵倒蒋，尤其是改组派在中原大战期间联合冯、阎、桂系反蒋，故而“改组派”才成为当时非常敏感的话题。
1929年2月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不仅宣告其正式成立，还在“民众运动决议案”的第三条专设了“工人运动决议案”，提出了工人运动最低的具体要求：
a健全工会的组织。
b制定劳工法，工厂法，工会法，劳资争议处置法。
c制定劳工保护法(尤其注意女工童工)。
d制定劳工保险法(产病保险，灾荒救济，伤害赔偿，死亡抚卹，年老卹金等)。
e在不妨害国民革命的范围中，工人有罢工自由权。
f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g取消包工制。
h确定工人最低工资额。
i切实赞助工人生产消费合作事业。
j设立工人补习学校与俱乐部，增进工人技能，及精神上之修养。
k改良工厂之设备和工人之待遇。
l工人在休假日应照给工资。
m援助华工在居留地之政治经济斗争。(19)
国民党改组派的许多政策，由于其反对派地位而未能作为国家政策执行。但改组派积极组织黄色工会，获得极大成效。上海七大工会之首的邮务工会，就是典型的黄色工会，领导了1932年5月的大罢工，甚至引发了全国邮务同盟总罢工，最后出面调停的市政府特派代表正是陈公博。该工会不仅争取劳工利益，后还建立消费合作社及函授学校等(20)。黄色工会成为了改组派上述工人运动决议的直接执行者。尽管改组派在后来的政治格局中风流云散，其所掌控的黄色工会却在工人运动中长期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如何展现罢工中黄色工会与改组派的作用，茅盾经历了几次改写。《子夜》最初构想为都市与农村的“交响曲”。1930年10月茅盾写了三个记事珠《棉纱》、《证券》和《标金》，作为“交响曲”中的“都市三部曲”，手迹存留至今(21)；而另一半即农村部分当时并未详细设计。《棉纱》虽未直接出现黄色工会，却已详细设计了由竞争者煽动的罢工，和女工领袖在第二次罢工中遭厂方离间而被群众怀疑的情节。茅盾为此还专门研读了井村薰雄的《中国之纺织业及其出品》，该书认为日商在华棉纱纺织厂“今日强烈罢工运动之背后，除共产主义者之煽动外，又有华商纱厂之策画”(22)。而“五卅”前夕茅盾与杨之华、张秋琴等亲历的上海日商纱厂工人联合罢工(23)，同样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潜在视野。
1931年茅盾“重新构思写出了一个《提要》和一个简单的提纲”。《提要》不仅在主要人物中介绍了“工贼”与黄色工会的纠葛，还在“总结构之下”写了吴荪甫与劳动者的三次冲突。其中第二次罢工“有赵派在中鼓动”。“工贼中间，亦有蒋派，改组，取消，及资本家雇佣工贼四者之间的暗斗”，同时在“工人中分裂”。“第三次为赵派所鼓起”，“黄色工会企图夺取群众，则欺骗，造谣，恐吓，无所不至”(24)。到《提要》当中，黄色工会已经成为罢工运动中资方利益的代表；工人的分裂也与黄色工会的欺骗造谣等不无关系，且夹杂在蒋派与改组派的暗斗中，为资方所操纵。
1931年4月小说写成四章后(25)，瞿秋白对前四章手稿和原大纲“谈得最多的是写农民暴动的一章，也谈到后来的工人罢工。写农民暴动的一章没有提到土地革命，写工人罢工，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也不合理，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26)。之后茅盾按瞿秋白的意见重新写了详细分章大纲即现存大纲，但仍保留了原大纲中的部分设计。其中“钱派不防屠派在工人中间面指其为走狗”，以及钱派拦厂生事等处，现存大纲手迹上都清晰标明采用“原大纲”。尽管原大纲已佚，却可由《子夜》小说文本得知，这些保留原大纲设计之处，恰与瞿秋白的修改意见并不一致。茅盾在瞿秋白指导修改后，仍然让黄色工会的派系内斗成为罢工持续的原因之一。
在现存大纲的第十三章中，虽然不再明确写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煽动起来，却将罢工设计为由黄色工会中蒋派钱葆生煽动起来的。吴荪甫的干将屠维岳则“计划再扶持桂长林等在工人间的势力而借工人以打倒钱葆生，然后用武力解决罢工”。现存大纲里蒋派最终打倒了黄色工会中的改组派，即屠维岳“政权”之倒塌：“钱葆生他们又引军警到工人住区捕了许多人。少数工人就此进厂上工。”(27)蒋派武力平息罢工，改组派的调和策略一败涂地，经瞿秋白指导新大纲似乎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突出了一下。
然而在与现存大纲对应的小说章节中，茅盾却又将罢工的最终结局写成黄色工会中改组派的胜利。蒋派在资本家平息罢工的活动中扮演了“反面”角色，钱葆生不仅挑动罢工，当屠维岳和改组派成功使工人回厂时，钱葆生还支使流氓在厂门口殴打工会中的改组派手下，阻碍工人上工。但最终屠维岳改用铁腕手段，叫警察捉捕了蒋派流氓，并在最危急关头让桂长林带警察开枪镇压了上海各地前来冲厂的罢工工人。改组派逮捕了共产党员陈月娥和女工朱桂英，甚至共产党领导玛金。领袖损失殆尽，半年之内很难再形成工潮，完成了屠维岳对吴荪甫的许诺。
1930年在中共“立三路线”指导下的上海各行业同盟总罢工大多以失败告终，茅盾固不能改写历史，却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几次改写具体的工潮走向。茅盾仿佛是在与瞿秋白的指导意见“讨价还价”，每次“屈从”之后又总是想方设法改回来。虽然《子夜》对“立三路线”和所谓“取消派”观点都有所批判，但最终结局还是无法符合这位结束了“立三路线”并与“取消派”斗争的共产党领袖的要求。1933年8月瞿秋白发表《读〈子夜〉》，一方面在“立三路线”问题上为茅盾辩护，另一方面提出五点意见，最后一条指出：“在《子夜》的收笔，我老是感觉得太突然，我想假使作者从吴荪甫宣布‘停工’上，再写一段工人的罢工和示威，这不但可挽回在意识上的歪曲，同时更可增加《子夜》的影响与力量。”(28)罢工斗争最终由改组派取得胜利的结局，并非瞿秋白所希望看到的，更不是其左翼理论指导的直接效果。显然，除了瞿秋白的指导之外，《子夜》的创作还有着多维度的理论资源。
三 “黄色国际”与工人阶级的“变质”
黄色工会，尤其是黄色工会中国民党改组派对罢工运动的领导与控制，在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期难以获得正面关注。但在民国时期，却是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一题。1929年11月中共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对黄色工会问题决议案》，提出赤色工会“反对黄色工会及其领袖们，应当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斗争”。这一决议，连同“立三路线”指导的各行业同盟总罢工，使上海赤色工会损失惨重。“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时，约有会员27000余人，由于会后‘左’倾错误的影响，到1930年6月则减为2012人，发展到1931年1月，上海赤色工会会员还剩下700人。”(29)事实上，1929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已指出：“赤色工会的大多数，还不是群众的组织。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影响还是很大。国民党改组派在(北方)黄色工会里尤其有影响，共产党在国民党黄色工会里的工作，还没有认真的实行。”(30)当1930年夏刘少奇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由共产国际创立的国际赤色工会组织——职工国际，最终通过了“在中国黄色工会中也要搞公开的赤色反对派，把黄色工会变为赤色工会的决议案”(31)。无论1930年代初这种斗争是否一度“左倾”并得到纠正(32)，对黄色工会的斗争或联合，都是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工作。这虽构成茅盾关注黄色工会的原因，却不足以解释《子夜》为何如此呈现黄色工会对工潮的“成功”控制。
《子夜》中黄色工会的改组派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瓦解三次工潮，除了与蒋派明争暗斗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女工当中分化出许多“工贼”。也正是因为茅盾注意到了工人的“变质”，《子夜》才无法像瞿秋白希望的那样写出“理想状态”的罢工图景。在所有女工中变质最为突出的一个，就是第一次工潮的领袖姚金凤，最终成为了屠维岳安插在工人中的“黄色”代表。小说中最先出现的罢工者就是姚金凤：莫干丞对资本家吴荪甫报告，女工姚金凤不服管理，和管车薛宝珠发生肢体冲突，女工们停工支持姚金凤，要求开除管车薛宝珠并要求发米贴。吴荪甫意识到资方管理人员在工人眼中无异于走狗，这才开始留意职员中的屠维岳。而屠维岳第一次见吴荪甫提出的建议，就是答应工会的请求。吴荪甫虽然答应，却怀疑“共产主义的‘邪说’已经风魔了这班英俊少年”(33)。黄色工会尚未正式出场，其在资方与工人之间游走的暧昧特性已初步显现。更厉害的其实是黄色工会软化工人领袖的手段，但屠维岳刚刚买通姚金凤，黄色工会内部的蒋派薛宝珠就向工人们泄密，导致姚金凤被工人们骂作走狗。蒋派破坏了改组派的软化调解，不料屠维岳用反间计，开除姚金凤，反而提拔薛宝珠作稽查。自此，曾被开除过的姚金凤，成为工人们信任的领袖，蒋派薛宝珠则难再打入工人内部。而真正的共产党女工何秀妹，却遭到黄色工会改组派的有意离间。屠维岳派李麻子带流氓去骚扰恐吓何秀妹，再让账房先生莫干丞前去“拯救”，然后在工人中放风说何秀妹被莫先生请去看戏了。
在第三次罢工中，姚金凤听命于屠维岳，煽动罢工以打击黄色工会中的蒋派。而黄色工会中的改组派桂长林，也在屠维岳的授意下公开反对扣减工资。女工在姚金凤家中开会商量罢工，蒋派工贼都被姚金凤揭穿，无法获得工人信任。尽管遭到中共罢工领导玛金的怀疑，姚金凤还是在第二天罢工中转移了工人的目标，使得屠维岳和桂长林能够以黄色工会来代表工人，与资方交涉上工条件。但姚金凤随即因屠维岳在草棚与女工发生冲突，而被女工中的党员陈月娥揭穿其走狗身份，遭到罢工者的驱逐。改组派企图借黄色工会代表工人的阴谋随即败露。
与少数“变质”的工人个体不同，小说中真正“变质”的工人阶级，并未出现在吴荪甫的工厂里，而是出现在杜氏叔侄的争论中。吴荪甫被罢工女工拦在厂门受惊而归，亲友们纷纷前来探望。杜新箨以英美鞋厂为例，认为工人人股成为股东，就不会再有工潮。杜学诗则认可意大利的情形，要资方和工人都肯牺牲。范博文指出工人人股的法子虽好，却不符合中国实情：“就可惜荪甫厂里的女工已经穷到只剩一张要饭吃的嘴!”(34)这场看似无关紧要的争辩，其实是茅盾对该问题不同解答方式的点睛之笔。正如小说开始时在吴老太爷葬礼上关于实业与金融的争辩一样，这些争辩直接道出了当时某些派别的重要观点。一旦工人入股成为所谓股东，就不完全是纯粹的无产阶级，不再具有天然的革命诉求。作为股东的工人，能够与资本家之间达成某种和解的可能性，成为工人当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新阶层。
对于这种新出现的工人贵族，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的讨论不多。然而当时第二国际对此问题却有深入的分析。与黄色工会中“黄色”一词之意相仿，一战后重建的第二国际，也由于其改良主义的调和立场，被称为黄色国际。列宁将第二国际视为中产阶级的代表，认为其与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盟(国联)妥协，处于赤色和白色之间。中国共产党也沿袭了共产国际的观点和词汇。“早在1921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俄文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里，就提到：‘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这里的‘黄色’带有阶级调和、改良之意，同时也表明这一语义承袭了苏俄的理解。在1922年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和1925年《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等文件里，又用到‘黄色国际’、‘黄色工会’等词，也都是沿袭苏俄的用法。”(35)
第二国际的左、中、右三派，在一战中彻底分裂。战后，1919年成立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自命第三国际，右派于1920年重建的伯尔尼国际仍自命第二国际。而作为中派(温和派)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一战’后唯一没有分裂的第二国际政党，它把维持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视为自己的传统使命”。其加入共产国际的意愿受挫后，1921年在维也纳建立了社会党国际联合会。“它成立之后除了继续和伯尔尼国际联系以外，也努力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36)列宁称其为“第二半国际”。1922年4月三个国际在柏林举行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联合宣言。但最终维也纳国际和伯尔尼国际于1923年5月合并，仍作为“第二国际”，共产国际则作为“第三国际”与之彻底分道扬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为合并后第二国际的主导力量。作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麦克斯•阿德勒1933年在他依然主张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联合的《工人阶级的变质》这篇重要文献中，细致分析了上述工人阶级的分化问题。尤其是对新产生的所谓“工人贵族”，阿德勒认为这一阶层主要由那些在技术部门的劳动者、高级工人与办公室职员构成。他们“在生活方式与思考、感受等方面都与其他无产阶级深度分离”。“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立场转变为基本保守的倾向。”他们中一部分显出小资产阶级特征，另一部分如办公室职员则具有官僚特权集团的特征。(37)正因这些对工人阶级分化的讨论，自命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第二国际，一面与所谓代表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盟相抗衡，另一面却被第三国际指责为不赤不白的“黄色国际”。
就在阿德勒发表《工人阶级的变质》这年年初，《子夜》在上海出版。茅盾没有机会在写作过程中见到阿德勒的这些分析，也没有证据表明茅盾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有何了解。但阿德勒对工人特权阶层的分析，却为理解《子夜》更为广阔的“左翼”创作视野提供了一种可能。黄色工会依靠账房里的高级职员屠维岳和众多管车、稽查以及被收买的“工贼”来平息工人运动。这些人虽然还不像《子夜》中谈到的工人股东那样，足以构成阿德勒所讨论的一个分化了的阶层，却同样具有官僚特权集团的特征，丧失了革命性而在罢工中协助资本家。被指责为改良主义的“黄色国际”的某些理论视野，在几乎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与茅盾小说创作对中国当时社会问题的某些认识如此相通。那么真正为茅盾直接提供这些思考维度的理论，又来自哪里？这样的“左翼”创作视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第三国际的左派立场？
《子夜》完成之后，1934年苏联“国际文学社”就十月革命、苏维埃文学，及资本主义各国事件对作家的影响等问题向世界著名作家提问。茅盾答复中说：
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开始写小说。对于布尔乔亚的文学理论，我曾经有过相当的研究，可是我知道这些旧理论不能指导我的工作，我竭力想从“十月革命”及其文学收获中学习；我困苦地然而坚决地要脱下我的旧外套。(38)
究竟是哪些“布尔乔亚的文学理论”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文学之间发生了冲突，茅盾又是否完全成功地在这种冲突中脱下了“旧外套”？创作《子夜》时，已经“脱党”却担任左联行政书记的茅盾，是否做到“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四 夹在赤白之间的“实业党”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改组派的既反帝又反苏的立场，恰与“黄色的”第二国际中间立场相仿，都是中产阶级的代言者，被认为具有暧昧性与进一步分化的可能。改组派最著名的口号之一“夹攻中之奋斗”，就是这种中间立场的典型表述。这一口号来源于国民革命时期汪精卫在武汉分共之前发表的同名文章(39)。其后又在1928年由张北海将一系列改组派言论以《夹攻中之奋斗》为题编辑成册，详细阐述了改组派既反共又反蒋的中间派立场，并与第三党、西山会议派等其他派别划清界限。该书扉页上就题有汪精卫手书的“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40)。这句话是1927年双十节《申报》国庆纪念增刊汪精卫的题词，正成为改组派反蒋反共的宣言，秉承了汪既反帝(英美)又不附庸于共产国际(苏联)的“不左不右”路线。《夹攻周刊》更成为改组派赵惠谟主编的刊物名称，标榜“左手打倒共产党，右手打倒西山会议派”(41)。处于赤色与白色之间的改组派一再寻求的，正是“打破赤白帝国主义者夹攻势力的方法”(42)。
自“七•一五”分共以来汪派一直标榜的这种立场，在《子夜》当中有最奇妙的展现。茅盾所写《提要》当中，“工业资本家倾向改组派(即汪精卫派)”，“银行资本家中，赵伯韬是蒋派”(43)。既然《子夜》成功表现的主题，是民族资产阶级能否发展民族工业从而战胜买办与帝国主义，那么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组派与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派的斗争，自然成为小说对这种主题的重要呈现方式，甚至比工潮中改组派与中共领导的斗争更为激烈。
小说中改组派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在三条战线展开斗争，首先是与蒋派赵伯韬直接在交易所斗法，其次则是一轮又一轮的罢工风潮，还有就是赵伯韬的金融封锁和吞并企图。小说第七章就让吴荪甫同时“夹在三条火线中”，在银行公会遇到李玉亭告诉他赵伯韬的阴谋：“他们想学美国的榜样，金融资本支配工业资本。”这一消息令吴荪甫心情极度阴暗，想到一战后美国资本渗入德国工业的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只要中国有一个统一政府，而且是一把抓在Yankee的手里，第二道威斯计画怕是难免罢？”(44)这一章结尾吴荪甫“在两条战线上都得了胜利”，心情豁然开朗，唯独对付赵伯韬的这个阴谋仍胜负未卜。如果说《子夜》中工业资本家面临的罢工风潮是来自共产党方面，那么金融资本吞并工业资本的威胁则是来自蒋派的金融界巨头，而两者背后又是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与美国金融资本的对华输出与控制。尽管小说文本中只有提示而从未出现一句明确说吴荪甫是改组派(45)，吴荪甫置于汪精卫所谓左右“夹攻”之中而“悉力奋斗”之势却明。
正因为小说中吴赵分属汪蒋两派，他们对中原大战的态度也就相反。1930年冯、阎、桂、粤军阀联合起来与蒋派中央军展开大战，改组派及汪精卫成为各派反蒋军事力量拉拢的最重要政治力量。而赵伯韬“他们希望此次战事的结果，中央能够胜利，能够真正统一全国。自然美国人也是这样希望的”。蒋派自“四•一二”前后获得江浙金融财团支持而成立南京政府以来，与美国金融资本的关系向来密切。蒋派占据中央政府财政，以“关税收入”等为担保发行巨额公债以资军费。战势胜败难料导致公债偿还风险大增，涨跌态势遂随战势急剧变化。另一方面，被称为实业党的改组派，中原大战期间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拟订的《经济政策及财政政策草案》中提出诸多振兴实业而严格管控金融投机的经济政策。(46)事实上早在改组派成立之初，就在其《经济建设决议案》指出：“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支配的半殖民地，一切都市和农村的经济，都直接和间接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吸收和操纵。”(47)小说中吴荪甫“有发展民族工业的伟大志愿”，“他是盼望民主政治真正实现，所以他盼望‘北方扩大会议’的军事行动赶快成功”(48)。小说的结局固然不能违背中原大战蒋派取胜的历史事实，但吴荪甫与赵伯韬斗法的胜败，却同样经历了重要的改写。正由于瞿秋白的意见对小说结局改写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49)，茅盾创作视野中原有的一些左翼理论来源，从此被长期掩盖。
若回顾茅盾在国民革命时期与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的密切工作关系(50)，再将吴荪甫发展民族工业的改组派倾向和改组派的《工人运动决议案》，甚至“变质”的工人等等问题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子夜》从改组派理论中汲取的，绝不仅仅是对某个单一的阶级(如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立场上的简单肯定或否定，而是在更广阔层面上把握某种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五 《子夜》创作的多重左翼理论资源
尽管有批评者认为“茅盾的问题未必来自他揭发中国经济与工业发展中的矛盾，更多来自他有赖解释这些矛盾的那套左翼理论”(51)，却罕有学者意识到茅盾创作《子夜》的多重“左翼”理论资源，其实超出了传统左翼研究视野。除了常谈到的对“立三路线”和所谓“取消派”观点的批判之外，最富见地的文学史经典也只能引述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中国社会的分析(52)，而未能在《子夜》的创作与更为确切的理论资源之间找到联系。国民革命时期曾与茅盾有密切工作关系的毛泽东，究竟为《子夜》提供了什么理论资源，很少获得有效关注。
日本学者桑岛由美子提出“《子夜》的问题是大革命时期的矛盾的延长”，并注意到“在1926年1月的中国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茅盾担任宣传部秘书，是宣传部长汪精卫的直属部下(当时的代理部长是毛泽东)”(53)。国民党“一大”首次改组之后，“二大”上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宣传部长，宣传部长由毛泽东代理。毛泽东正在筹备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茅盾作为秘书住在毛泽东寓所，替毛泽东编辑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机关报《政治周报》。1926年2月16日，毛泽东称病，“实际上他是秘密往韶关(在湘、粤边界)去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54)，茅盾替毛泽东代理宣传部各项事务。
就在1926年3月，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再次发表了毛泽东最初写于1925年12月后又做过修订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将中国社会分为五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其中的中产阶级“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但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不行的。因为现在世界上局面，乃革命反革命的两个大势力作最后争斗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两面大旗：一面是赤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反革命分子都集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在西洋如所谓第二国际等类，在中国如所谓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等类，必须赶快的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毛泽东的划分十分简明：共产国际代表赤色革命，国际联盟代表白色反革命，处于中间的第二国际则是黄色的动摇者。毛泽东还列举了北京《晨报》上一篇文章的说法：“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55)以此来描述中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就在同一时间，茅盾在《政治周报》上发表了一篇《国家主义者的“左排”与“右排”》，针对《醒狮周报》上一位国家主义者自命“右排英日帝国主义，左排苏俄帝国主义”，茅盾发现这所谓的“中”并不真的右排英日帝国主义(56)。对比毛泽东与茅盾的文章，即可发现两人此刻社会分析视野的一致。而此后国民党改组派在左右“夹攻中之奋斗”的姿态，又验证了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之初对动摇立场的预言。
曾与毛泽东共事的茅盾，自然十分熟悉这种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甚至当茅盾以小说描绘国民革命却遭到阿英等人质疑其立场时，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中曾为自己的文艺观颇为自信地辩解道：“中国革命是否竟可抛开小资产阶级，也还是一个费人研究的问题。我就觉得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能全然抛开小资产阶级。说这是落伍的思想，我也不愿多辩；将来的历史会有公道的证明。”(57)而毛泽东这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谈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时说“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动革命的力量”(58)，恰印证了茅盾的理解。中共领导人大谈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分歧的文章所在多有，很难说哪一篇是茅盾思想来源的切实证据。然而如此细致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并对各自革命性加以考察，又能对茅盾日后左翼小说创作产生直接影响的，恐怕就连毛泽东本人在工农武装割据时期给林彪写的私人信件《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即后来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不及这篇国民革命时期公开发表的文献更能有效说明问题。与其套用毛泽东日后成型的话语去图解《子夜》的创作，不如寻找当年他的理论文献对茅盾创作视野产生的直接作用。
更重要的在于，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黄色”动摇本性的分析，恰与《子夜》当中描述的情形高度一致。在这篇后来被修订收入“毛选”的重要文章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产阶级的右翼“只要国民革命的争斗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和买办阶级作很好的伙伴”，而中产阶级的左翼“在某种时候，(如抵制外货潮流高涨时)颇有革命性”，但“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久持”(59)。这正是《子夜》中民族资产阶级吴荪甫、周仲伟等的所为：起初支持国货和发展民族工业的论调不离口，后来工厂的抵押使他们“终于买办化”。所谓的民族工业，终为外资所掌控。
茅盾在《提要》中设计的结局并非民族资产阶级被买办彻底击败，而是红军占领长沙“促成了此两派之团结，共谋抵抗无产革命”。但茅盾后来在写作中按照瞿秋白的建议“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尾，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60)。此刻瞿秋白要求小说突出民族资产阶级的惨败，更多的是针对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来批驳当时所谓“取消派”的观点，却由此遮蔽了毛泽东此前论述对《子夜》的某种影响。
如果说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将共产党视为无产阶级的代权者，来分析民族资产阶级分化及其革命的可能性，那么茅盾《子夜》则将改组派置于民族资本家位置上，来写其黄色工会对工人的分化与诱导，从而与毛泽东的文章形成某种奇妙的对应关系。汪精卫或毛泽东当年固不曾言及黄色工会，然而自国民革命以来与茅盾革命活动与文学实践产生重要联系的一些理论资源，如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革命性的分析，汪精卫及改组派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甚至瞿秋白本人与茅盾的早期共同经历与思考等等，或许比瞿秋白从苏联归来后对“立三路线”和所谓“托派”问题的批判，以及茅盾弟弟沈泽民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看法，更早地进入到了茅盾广阔的左翼创作视野当中。茅盾在新旧观念的冲突中，终究还是未能“困苦地然而坚决地”完全脱掉这些“旧外套”。
余论
1931年10月，时任左联行政书记的茅盾，在发表于左联的机关刊物《文学导报》的《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中指出：“我们要宝贵我们过去的斗争经验，然而我们要奋然一脚踢开我们所有过去的号称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作品以及那些浅薄疏漏的分析，单调薄弱的题材，以及闭门造车的描写!”
我们必须从工厂中赤色工会的斗争，——左倾与右倾的机会主义，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黄色工会的欺骗以及黄色走狗个人权利的冲突，改组派的活动，取消派的出卖劳工利益，——在这样复杂的机械，这样提示了斗争中的严重的问题，这样透视的观察与辩证法的分析上，建立起我们作品的题材!(61)
茅盾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这篇文章与《子夜》的创作有一定的关系。《子夜》的酝酿、构思始于一九三○年秋，中间几经变动和耽搁，到一九三一年十月已经‘瓜熟蒂落’，我正准备摆脱一切杂务来写《子夜》。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就是我在构思《子夜》时反复想到的；而且，我也企图通过《子夜》的创作实践来检验我在文章中提出的‘理论’，即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62)
由此可见，《子夜》写工人运动的部分，未必真的是写得“差”，恐怕倒是不完全符合“我们所有过去的号称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作品以及那些浅薄疏漏的分析，单调薄弱的题材，以及闭门造车的描写”，以致1949年以后不再为作者自己所称道；而《子夜》写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斗法的成就可以获得公认，除了写作水平之外，对当时所谓“托派”观点的批判，恐怕也是重要原因。茅盾的创作视野是否超出了其写作才华而影响作品优劣，或许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再展开讨论；但其创作视野超出了研究者曾一度固化的狭义左翼视角，则是众多文本碎片和历史情境共同证实了的。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解析《子夜》必须回到民国历史情境。“在这里，国家的基本经济状况究竟如何，世界经济危机与国民政府的应对措施，各种经济形态(外资经济、民营经济、买办经济等)的真实运行情况是什么，社会阶层的生存状况与关系究竟怎样，中国现实与知识界思想讨论的关系是什么，文学家茅盾与思想界、政治界的交往，茅盾的深层心理有哪些，他的创作经历了怎样的复杂过程，接受了什么外来信息和干预，而这些干预又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茅盾，茅盾是否完全接受这些干预，或者说在哪一个层次上接受了、又在哪一个层次上抵制了转化了，作家的意识与无意识在文本中构成怎样的关系等等，这样的‘矛盾综合体’才是《子夜》，‘回到民国历史’才能完整呈现《子夜》的复杂意义。”(63)
无论是黄色工会、黄色国际，还是国民党改组派，以及瞿秋白、毛泽东或汪精卫与茅盾共同的革命经历，抑或早已被研究者讨论过的“立三路线”和所谓“托派”问题，甚至尚无人关注的茅盾、瞿秋白早期与研究系的关系等等，都只是进入《子夜》广阔“左翼”创作视野的某一条路径，不应取代其他维度的观察与思考。而所有这些广阔“左翼”创作视野的逐步打开，正为理解《子夜》提供了更多新的可能。
注释：
①乐雯：《〈子夜〉与国货年》，引自瞿秋白著、朱正编：《论〈子夜〉及其他》，第11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1933年4月3日瞿秋白与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以笔名“乐雯”发表该文，相关考证见丁景唐、王保林：《谈瞿秋白和鲁迅合作的杂文——〈《子夜》和国货年〉》，《学术月刊》1984年第4期。
②茅盾：《再来补充几句》，载《子夜》，第5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茅盾1952年就有过相似的表述，见茅盾：《自序》，《茅盾选集》，第9页，开明书店1952年版。
③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第301页，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
④茅盾：《再来补充几句》，载《子夜》，第5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⑤(52)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二)》，第171页，第169-1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⑥金宏宇：《〈子夜〉版本变迁与版本本性》，《中州学刊》2003年第1期。同时判定应删去的还有描绘农村斗争的第四章。陈思广考证民国时期《子夜》删节版并未删净，见陈思广：《〈子夜〉的删节本》，载毛迅、李怡主编：《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巴蜀书社2013年版。
⑦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战时青年月刊》1939年第3期。该文最初发表于1939年6月1日《新疆时报•绿洲》，原题为《茅盾谈〈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⑧小说中只有第十三章中共罢工领导人玛金提到“黄色工会里的两派互相斗争”，而执行“立三路线”的蔡真批评玛金“你还以为黄色工会的工具能够领导群众，你这是右倾的观点!”小说中罢工工人打碎玻璃窗，虽未出现黄色窗纸，却可视为对黄色工会典故的某种隐喻。见茅盾：《子夜》，开明书店1933年再版。
⑨(26)(60)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⑩(24)(43)茅盾：《提要》，载茅盾：《子夜(手迹本)》，第445-449页，第452-453页，第44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11)陈绶荪：《社会问题辞典》，第648-649页，民智书局1929年版。
(12)(35)黄兴涛、陈鹏：《近代中国“黄色”词义变异考析》，《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13)(15)(20)宋钻友、张秀莉、张生：《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第220-227页，第223-225页，第228-23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
(14)(17)(33)(34)(44)(48)茅盾：《子夜(手迹本)》，第307页，第162页，第119-123页，第330页，第167-169页，第27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16)胡林阁、朱邦兴、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70-171页，远东出版社1939年版。
(18)存统：《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革命评论》1928年第5期。
(19)(47)《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第25-26页，第19页，出版者不详，1929年版。
(21)这三个记事珠辑录有部分文字认读错误，见茅盾：《茅盾作品经典》第1卷，第499-513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三个记事珠手迹首页的照片见孙仲田：《图本茅盾传》，第128页，长春出版社2011年版。
(22)[日]井村薰雄著，周培兰译：《中国之纺织业及其出品》，第318页，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23)茅盾：《五卅运动与商务印书馆罢工——回忆录[七]》，《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25)汉学家冯铁考证，现存手稿的前四章是未经瞿秋白建议修改的原写作稿，与瞿秋白提出建议后才写出的后面几章手稿，不是同一时间层面完成的。见[瑞士]冯铁著，李萍译：《由“福特”到“雪铁笼”——关于茅盾小说〈子夜〉(1933年)谱系之思考》，载[瑞士]冯铁著，火源、史建国等译：《在拿波里的胡同里》，第456-47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7)茅盾：《大纲》，载茅盾：《子夜(手迹本)》，第477-47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子夜》现存大纲手稿后几章的序号经过涂改，将较长的第十三章分为了三部分，相当于各为一章(即十三、十四、十五)，并把后面接续的章节序号改为第十六章，依次顺延。把详写裕华丝厂罢工的第十三章扩充成三章，无疑会增大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在小说内容中所占的比重。
(28)施蒂尔：《读〈子夜〉》，《中华日报•小贡献》，1933年8月13、14日。引自瞿秋白著、朱正编：《论〈子夜〉及其它》，第123-12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29)赵金鹏：《评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关于黄色工会问题的策略》，《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30)《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国际政治秘书处通过)》(据《红旗》第76期，1930年2月15日刊印)，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一九二九)》，第791-799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31)云本、宋侠：《1930年前后刘少奇在白区工运中反对左倾错误的斗争》，《历史教学》1982年第5期。
(32)仲篪(刘少奇)：《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什么》，《红旗周报》1932年第30期。
(36)陈林：《试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中的作用和影响》，《国际政治研究》1992年第1期。
(37)Max Adler,"Metamorphosi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Austro-Marxism, tr. & ed. Tom Bottomore and Patrick Good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p. 217-248.
(38)茅盾：《答“国际文学社”问》，引自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第66-67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39)汪精卫：《夹攻中之奋斗》，载恂如：《汪精卫集》第三卷，第164-168页，光明书局1930年版。
(40)张北海编：《夹攻中之奋斗》，扉页，难花书店1928年版。
(41)《夹攻周刊》广告介绍赵惠谟说：“他在黄埔因公开反对本党受第三国际指导曾被共产党赠给他一个国家主义派的头衔，他在去年因为反对腐化分子与国家主义派勾结又曾被西山会议派送给他一顶红帽儿”，恰是被左右两派夹攻。见《夹攻周刊》1928年第8期。
(42)周之舞：《打破赤白帝国主义者夹攻势力的方法》，《感化》1929年第24期。
(45)小说第三章写唐云山的汪派主张：“我们汪先生就是竭力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真心要开发中国的工业；中国不是没有钱办工业，就可惜所有的钱都花在军政费上了。”同时道出吴荪甫的政治倾向，“也是在这一点上，唐云山和吴荪甫新近就成了莫逆之交”。见茅盾：《子夜(手迹本)》，第6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46)汪精卫：《经济政策及财政政策草案》，《国闻周报》1930年第35期。
(49)刘小中甚至认为1931年4月茅盾拜访瞿秋白之前四五个月两人的几次会面，已经对《提要》产生了间接的影响。见刘小中：《瞿秋白与〈子夜〉》，《扬州职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50)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回忆录[九]》，《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51)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119-12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3)[日]桑岛由美子著，袁暌译：《茅盾的政治与文学的侧面观——〈子夜〉的国际环境背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3期。
(54)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回忆录[八]》，《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55)(58)(59)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青年》1926年第116期。
(56)雁冰：《国家主义者的“左排”与“右排”》，《政治周报》1926年第5期。
(57)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1928年第10号。
(61)施华洛：《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文学导报》1931年第8期。
(62)茅盾：《“左联”前期——回忆录[十二]》，《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63)李怡：《作为方法的“民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