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土耳其的反华活动很惹人注目，包括游行、袭扰游客，打砸中国商家等实际动作，更重要的是还包括土国各种媒体上的反对中国的言论。很多人通过不同渠道向我打听这些事情，也希望我发表一点评论。大部分情况下，我越来越希望避免就这些事情发表言论，因为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是水面上的浪花，是现象，现象随时可能更新，一个学者总是追着现象跑，不是什么好事情。透过现象看本质，至少是很多学者被期待要做的事情吧。本质往往并不复杂，也不会随时而变。在中国与土耳其关系方面，这其中的历史缘由、问题的敏感性，我在不同场合都讲过多遍了，实在也讲不出更新颖的东西来。所以，不要太期待我这次能说什么新的观点。

至少从2008年奥运会前夕开始，我就接受过多次关于土耳其这个国家以及中土关系方面的访谈、约稿或座谈会。后来，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更是把新疆存在的复杂现实问题暴露给了全世界，这其中，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也被凸现了出来。不过，说来说去，大部分都没有跑出我在201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那本书的结论：土耳其这个现代民族国家骨子里是个“(泛)突厥主义”的国家，要么是政治上的，要么是文化上的，要么是两者兼而有之，短期内我是看不到它会摆脱这个自身的历史宿命。有兴趣的人可以再去看看我那本书的“结论”部分。

现在，我想把曾经在不同场合说过的话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土耳其出现今天的反华游行，是有深刻的现代历史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我前边提到的所谓“本质”。掌握了这个本质的主要内容，就容易看透土耳其出现的涉我种种现象。我主要讲过如下三个方面的意思：

首先，还是“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这个老问题。子曰：必也正乎其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土耳其共和国(Turkiye)这个国家的词根是Turk，我们有的时候翻译成突厥，有的时候翻译成土耳其。这个现代国家是在1923年建立的，它建国的时候，关于国名也是颇有争议的，毕竟这个新国家的前身是一个挺大的奥斯曼帝国，他们都习惯了自称奥斯曼人，现在认同的对象变成突厥或土耳其，总让人不是那么适应。这个身份转变还涉及到一段民族迁徙、融合以及思想文化史的内容，此处就不赘述了。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熟悉的那个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他这一派的势力和意见占了上风，国家就被定名为Turkiye Cumhuriyeti,即土耳其共和国。这个名字定下来之后，一些自19末以来就认同“突厥”的不同族群的人就把这儿视为自己的祖国，当时在土耳其的一些来自中国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也抱有这样一种情感，这一点是有史料可证的。泛突厥主义的一个影响就是能让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之间认为自身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

前天有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生问我：说到“东突”问题，沙特来的瓦哈比主义也有很大影响力，可是，为什么中国和土耳其的关系很特殊，与沙特的关系方面，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的特殊性呢?我告诉他说：按照土耳其内务部的一个说法，它境内有近30万维吾尔族人，这其中当然包括很多先前移民的后裔，土耳其自视为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的领袖，土耳其上上下下都普遍地称我国的新疆为“东突厥斯坦”(Dogu Turkistan)，这个问题在两国之间当然容易形成敏感的症结，不管是哪个党派，都很难忽视这个在土国有一定民间基础的问题;中国与沙特之间并不存在这种特殊性，另外，瓦哈比主义(Wahhabism;وهابية‎)的传播越来越依赖网络等高科技的手段。

关于泛突厥主义，我和一些土耳其学者也争论过多次。现在，大家都普遍认为，历史上那种政治性的泛突厥主义，也就是要建立一个大突厥国家的妄想，基本上已经没什么人还当真了，但是，在它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在特定的时刻它自然会表现出其政治性来，比如，在经常出现的反华问题上就是如此。

其次，就是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的问题。全世界穆斯林有十几亿人口，他们信奉一个神安拉(Allāh; ﷲ)，读同一本《古兰经》，朝一个方向礼拜，这其中自然有一种朴素的“同胞之情”(brotherhood)，这种情感并不复杂，不难理解。它还被发展成为一种叫做泛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至少从19世纪末的奥斯曼帝国开始，这种意识形态就被有意识地运用了，主要是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宗教来团结广大的穆斯林，二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对抗。这两个目的都有其历史的正当性。

中国很多人都知道那个左宗棠平疆的故事，被平的对象是一个来自中亚的名叫阿古柏(Muhammad Yaqub Beg)的人，他是入侵了中国领土，并在那里自立为王。较少为人所知的是，这个阿古柏至少在名义上是尊奉在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皇帝哈米德二世(sultan Abdul Hamid II)为最高领袖的，他还接受了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册封，据说他统治下的地方还在星期五清真寺的聚礼上赞颂奥斯曼皇帝的名字，甚至发行了带有这个皇帝头像的硬币。这些举动虽然在历史上都是昙花一现，但从认同政治的角度来说，那个地方有些人对“远西”的伊斯坦布尔更为认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里仍然是伊斯兰帝国的中心，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哈里发就是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而在中亚地区，其中心当时已经陷落在帝俄之手。

最后，还有一个现代性(modernity)的问题。很多中国人习惯性地将土耳其视为一个东方国家，对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远远不如民国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关注或了解那么多，从而容易忽视土耳其现代历史的西方性一面。尤其是中国现在越来越发展，一种自我膨胀意识当然也让很多人瞧不上土耳其这个被一些网友称之为所谓“火鸡国”的西亚国家。

土耳其文明的西方性，不只是土耳其人的自我宣传，或者仅仅是表现为要加入欧盟(EU)的种种不成功的努力，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显然又不止于此。土耳其的西方化努力甚至可以被浪漫地追溯到其帝国的发家史。按照著名学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的说法，突厥人西迁就是一个逐渐向西方靠拢的姿态，这个靠拢是先受到波斯文明的影响，并接受了伊斯兰文明，进而是继承了地中海文明的复杂遗产，随后又向近代西方文明靠近——入北约(NATO)，(欲)进欧盟。

土耳其当代著名的战略家、前外交部长、现总理阿赫麦特·达乌特奥卢(Ahmet Davutoglu)曾撰文谈北约对土耳其的重要意义，其中他就写道：北约之重要性不是因为两大阵营的冷战，而是为了实现自由的世界，只要这个世界还没有真正完全地实现自由，北约就有存在的必要;所以，那种说冷战结束了北约就该解散的观点是错误的，土耳其在北约里面，不只是个安全考虑或者战略选择，更是个价值选择。

从上边的这一点可以容易看出，土耳其的价值既是伊斯兰的，也有很大成分上是西方的。所以，说什么西方媒体歪曲了对中国的报道，从而引发了土耳其的反华游行，这个说法是非常笼统的，毋宁说，在(歪曲)这个问题上，土耳其与西方是“沆瀣一气”的，它就是西方，分享同一个近代传统和价值，出于同样的偏见，做同样的歪曲。所以，他们所关注的所谓宗教自由、少数族群问题，是一个西方语境下的普遍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人会攻击中国，其他的西方国家也同样会攻击土耳其，其理一也!此外，中国对自身的世俗秩序、神圣特质以及国体-政体-党性的表述，迄今尚未被世界所普遍理解，大概也是一个原因吧。

简言之，泛突厥、伊斯兰和现代性，这三个方面共同影响着土耳其对中国某些敏感问题的关注和反应。这就是我开头所说的本质所在。

昝涛：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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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信息

书名：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

作者：昝涛

出版机构：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1年11月

页数：481

定价：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