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想写点关于唐弢先生的文字，在他生前，在他走后，这想头像摆脱不开的灰色的影子时时追逼着我。在秦岭深处，多少次抬头望着远处无尽的静穆的山峦，听着淅淅沥沥的冷雨，心中只能忆起告别时的场景：先生走近我，神色黯然地说：“我一向不愿占去你写作的时间，但早知如此，不如留在北京帮我写鲁迅传”；又拉着我的手说：“或许你回来时，就见不到我了。我老了。”他的声音在我的雨中的记忆里是悲凉的，那时先生果然已长卧病榻，在生命的尽头孤独地挣扎。得到先生病危的讯息是一个烟雨迷濛的早晨，我从山中星夜赶回北京，但他双目紧闭，对我的呼唤毫无反应。
今年的春天来得真早，但先生已命归黄泉；想起先生的晚年，每天从早至晚，独坐灯下，苦思冥想，写作不辍；想起他病中的生活，每日顽强地挣扎，时好时坏，充满了痛苦与渴望，仿佛一个孤独的、注定要失败的登山者。我默默地想：或许只有在死亡的深渊中，他才能得到休息。先生不是他所喜爱的魏晋名士式的人物，而是一个入世的、始终关注着现实的人，虽然他的心底里荡漾着浪漫的诗意。不止一次，在他的书房里，他说到高兴处竟摇头晃脑地背诵戴望舒、徐志摩、孙大雨等现代诗人的诗，那声音洪亮又带着浓厚的镇海乡音：
“飞着，飞着，春、夏、秋、冬，
昼，夜，没有休止，
华羽的乐园鸟，
这是幸福的云游呢，
还是永恒的苦役？
……
假使你是从乐园里来的，
可以对我们说吗，
华羽的乐园鸟，
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
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我知道，先生的心里从未失去过对遥远的生活的幻想，他不自禁地问：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不过先生又总是立刻从幻想中回到现实，他自己说，由于他的出身和经历，他离“天上的花园”远了一点，他的脚踩在中国的大地上，和农民父兄们一同熬煎着苦难。在剑桥访问(一九八三年)时，他情不自禁地想起徐志摩，几乎为志摩的诗的想象所覆盖，但静下一想，却又觉得志摩“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时候多，而很少“反仆着搂抱大地的温软”；他吟味着志摩的“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却又觉得在历史的重轭下不该如此地轻松洒脱。我私心里觉得，先生活得太累，牵系于中国、于现世的太多，这于他的诗情、他的学者生涯的充分发挥未必都是益处。当我看着先生那样认真地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参加各种会时，当我发现即使焦唇敝舌也不能劝阻他写那些与现实相关的短文时，当我发现到了晚年，他的性情变得急切而且更加直言不讳时，我每每地觉得他太认真。举世滔滔，奔走相竞；清流浊流，何时能分？有时我真想问一句：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经荒芜到怎样了？
先生那时是不会回答的，但现在，我想先生一定知道答案。不过，我忍不住地问：在茫茫的青空中，也觉得你的路途寂寞吗？
我听不到先生的回答。但我知道先生生前时时是忧郁的，虽然他总是面带微笑，声如黄钟，不失学者的优雅风度。记得是在一九八八年的年底，我陪先生住在宾馆里写《鲁迅——一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每晚躺在床上，在暗中听先生讲他的过去：他的童年，他的寄人篱下的少年，他靠自学走上文学道路的数倍于人的艰辛，以及三、四十年代的文坛掌故……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谈到几十年来在中国的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的经历，当说到朋友间的友谊和失和时，我感到他心里有一种很深的隐痛。在黑暗中，我看着先生斜支起身体，声调变得急切而复杂；我知道，我太年轻了，年轻到一句话也说不出的程度。我也向先生谈过我对生活的想法，不想先生却觉得我的想法过于复杂，这才知道心中存着天上的乐园的我，其实更深地、几乎是宿命般地陷于现世的泥淖。先生事后给我写了封信，说：
“昨天谈话，我觉得很好，可以增进彼此了解，我似乎觉得连心也贴近了一步。我至今还不明白，像你那样年龄、环境，为什么有那样复杂独特的想法。你对问题不随便放过，这当然是主要的一面，但什么使你有这样习惯的呢？我年轻时性格内向，喜欢沉思而不多开口，原因是多年来一直寄人篱下(我从十四岁即寄活别人家里)，不得不时时约束自己。你呢？为什么会有那样奇特的想法？我认为一个有社会感和时代意识而生在中国(包括大作家、大诗人)的人，要不忧郁、孤独，实在困难(你看，我仍不免要提及时代)。时代如此，不过每个人的表现又各不相同。……鲁迅对中国社会的思考的确比现在一般研究者所说的要深刻的多，但千万不要将他放在悲观绝望的深渊中，我想你是不会的，你没有忘记他对悲观绝望的反抗。”
可是，先生，您在病倒之前，为什么又那样迷惘呢？您分明地说：您一生中有过许多挫折，几入绝望之境，但您终于没有失去过信心，而现在，您却有些理不清头绪了。其实我自以为是理解的。您不是说过：一个生在中国而又有社会感、时代感的人，要不忧郁、不孤独，实在困难么？倘若这人的心底里又追念着那个永远不能抵达的荒芜的花园，那么他将承受怎样的内心的折磨一一不单是对现世的感受，而且还有内省时的痛楚？
晚年的先生时时说起生老病死，但不知怎的，在我的记忆里，那声调总和他诵读《乐园鸟》的抒情的声音缠在一起。也许这两种情境都来自一个经历了现世苦难的人面对天国时的虔诚。我知道，对于死，先生是坦然的。他说过，我做得太少，也太贫乏了，如果灵魂必须受审，我便是自己灵魂的审判者，“火湖”在前，我将毫不迟疑地纵身跳下去，而将一块干净的白地留给后人。
先生又一次提到了“火湖”这个圣经上的词，那原文是：And who so ever was not found written in the book of，life was cast into the lake offire。六十六年前唐弢先生曾被他的英国老师勃朗夫人叫起来分析这个句子，而学校外面正响着紧密的枪声。年轻的先生用不很纯粹的英语答非所问地说：
“在我开始分析之前，先得把这句话的意义弄清楚，这是灵魂受审时的规则：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现在，火湖就在眼前，可是我们的名字呢？题在生命册上了吗？”
也许我能理解，先生为什么总是不能克制地写那些在别人看来是“应景”的文字，面终于没有完成他个人处心积虑的愿望——他的鲁迅传和文学史。因为，六十余年来，那“火湖”总在面前，烈焰在他前后激荡，他怎能那样静穆地在生命册上从容刻写他的名字呢？
但我心底里还有一个冷酷的声音：这是先生的不幸，但不幸的不只是先生。
今年一月四日的傍晚，我突然接到若昕的电话，告以先生已于上午仙逝。我站在路边电话亭的高台上，听任冬天的寒风吹拂，心头的记忆却怎么也连不成片。为先生的丧事和纪念活动面奔波，劳人碌碌，回忆却如冬天的枯草一般僵卧着。纪念性的学术讨论会开得隆重，那么多师友写了文章，先生的四十余本著作俱在，我又何必多言呢？直到听说有人指责先生晚年培养的博士生并非“接班人”而是“掘墓人”时，我的记忆才如越冬的枯草一般甦生过来，像是要藐视那些匿名的孱头们。但记忆依旧是零落的，就像鲁迅先生形容的那样：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鉴赏家的眼目。
在我的印象里，先生的学术有两块基石：一是史，一是诗。在他看来，一个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可以不写小说，不写散文，但倘不写点诗，那就不必搞文学了；而一个研究者，又必须多读史，从历史中总结出理论，所以他又一再推崇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不过，我觉得，史也好，诗也好，在先生那里又总是立足于最日常的现实生活。他喜欢说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是开放的，因为映现着中国的历史生活，又充满了诗情。追随先生学习的几年，我自觉学到的并非具体的东西，而是一种观察人世的方式：从最日常的现实关系中审视对象，又从超越了这种现实关系的位置上审视对象。先生的严正与宽容似乎来自一种切身的体验。先生论林语堂，以为他把绅士鬼和流氓鬼萃于一身，他觉得林语堂先生有正义感，比许多文人更强烈的正义感，同时又十分顽固，和他同乡前辈辜鸿铭一样冥顽不化，例如明知没有的事，却要批评什么“马克斯生理学家”、“马克思列宁自然科学”。不过先生并不就此把林先生说得一无是处，他从林先生无中生有、深文周纳却又沾沾自喜的神态中看到了一种“诗意”：林先生是天真的，虽然偏颇，只要不是存心捏造，有时倒比中庸主义坦率，能够说出多一点真话。先生常说：生活的复杂在于，有是非，还有似是之非，似非之是，不能一概而论。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关于周作人出任伪职一事众议纷纭。先生的看法自然也有从民族大义出发的一面，但更多的是谈生活的小事，读周作人在处理家庭事务中的那一面，他失望于周作人的是后者的自私却又欲加以掩饰的阴暗心理，因为他不能忘怀当年谈妇女问题、介绍卡本特、蔼理斯的周作人。至于“大义”，先生也是从日常生活之中体会的，他几次谈到鲁迅在救国宣言上找寻周作人的名字的细节，他的心阵阵作痛，禁不住泪下潸然。他后来写道：爱护人，爱护一个人的清白乃至开明的历史，难道这只是单纯的、仅仅由于所谓手足之情吗？
我自己是感受过先生的爱护的人，但因年轻和任性，又为这爱护而冒犯过先生。读书期间，先生曾要求我们在发表论文前先送他审阅，这是他积几十年文字生涯的经验而作出的规定。一九八六年我写了一篇关于《野草》的论文，兼及了鲁迅与尼采、基尔凯廓尔等存在主义先驱的关系，未经先生审阅便交约稿的先生带走。有人告到先生那里。先生立即命我将文章复制一份给他，我在送文章时又附了一封信解释。先生后来给我写信说：别人说起此事时，他未发表意见，“我不能轻率地在人前说我的研究生‘是’或‘不是’。我当然有我自己的看法，但不会勉强我的研究生一定要和我抱一致看法，和我不同意见，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我还是尊重的，也不会影响我对他为人或文章的看法。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和你们谈话时，总是谈写法方面多，谈思想内容(除非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显著的错误)少，因为意见容许有各人自己的体会和见解。”他又多次以严复“一言之立，数月踟躇”相告，他在信中说：
“……我从鲁迅那里学到的东西不多，但我以为谨慎、认真、勤奋是从他那里来的，鲁迅没有以谨慎教育人，只是我觉得鲁迅尚且如此谦虚小心，我就应当谨慎为是；认真是正面的，直接的；勤奋集中在“锲而不舍”这点上，不急于求成。但这种感觉又常常是和个人的境遇相结合的。……”
先生仔细地写了阅读意见，并让我交给研究生院，以防万一。他就是这样地爱人以德，同时又并非脱俗的训诫，而是“入俗”的爱护。
先生的严正与宽容中隐含着一贯的原则，那是作为学者和普通人的良知或道德感。先生一生研究鲁迅，但他即便在鲁迅研究中也从不固守教条，而是从生活的进程汲取思想的动力。他的鲁迅传起初定名为《鲁迅——一个天才的颂歌》，但动笔之后，却又改为《鲁迅——一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这之中隐含了先生对中国社会和鲁迅的不断深化的认识。“文革”之后，先生觉得必须改变自己的习惯思路考虑问题，正是写旧的不愿，写新的又一时不能，但经过痛苦的思考，他终于重新开笔，写出了诸如《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等精彩的篇什。为研究鲁迅学医的过程，他东渡日本，收集了大量医学资料；为研究鲁迅与尼采的关系，他不但阅读尼采的著述，而且比较了许多大部头的论著(如卢卡契的《理性的毁灭》)；……我时时惊异于先生以七十多岁的高龄仍葆有这样的求知的、开放的心态，但这不又是一切以探求真理为目标而不是把真理据为己有的真正的学者的品格么！
记得是在一九八九年的下半年，某权威杂志约请先生写一篇评论“重写文学史”的文章。我曾劝先生不要写，因为倘先生表述他的一贯的见解，自然不合时宜，而且先生的手头还忙着他的鲁迅传。但先生还是写了，这一是因为他早就对现有的文学史——包括他自己主编的两种文学史不满了，他在“新时期”写下的关于艺术风格和文学流派、关于钱钟书、废名、师陀、张爱玲的文字也都是为重写文学史作准备；二是因为从鲁迅那里他学到的还有对青年的爱惜与保护。对于研究过文网史的先生，他是深知中国的有些文人深文周纳的本领的。在他看来，文学史总是要重写的，重写的过程中自然也有是非，但那是学术的是非，也可以说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该杂志先是压下了先生的文章，后来又复制几份当时的批判“重写文学史”的文章连同先生的文章一同寄回，供先生“参考”。先生又一次将文章寄给该杂志，只作了个别文字的处理，并声明不得修改他的观点，否则退回即可。结果先生的文章在稍晚之后登出时被移入“争鸣园地”，而后面又刊发了另一位先生批判“重写文学史”的雄辩的大作。先生见我时苦笑道：还是你说得对呵！
我无言以对。我没有见过年轻时的先生，没有见过中年时的先生，我见的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先生。倘人真有孔子所说的那个“进德之序”的话，先生的一生也在不断发展。师母说先生晚年的性情有很大变化，我则从而知道所谓“不勉而中”的境界其实是有代价的，甚或有致命伤。不知怎的，我总想起鲁迅忆韦素园时的话，是：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对于先生而言，这是一种老年的认真和激烈，一种面临生命终端时的不愿作一点违心之论的良知！
但鲁迅的追问仍在：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鲁迅那时的回答是：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那么，在二十世纪将尽的此刻呢？鲁迅的原话是：“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呵，先生，我终于明白了您不能纵情驰骋于浪漫天国、不能任性潇洒于旷野荒原的原因。我心中怀着遗憾，却没有勇气再问：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归真返璞，先生的自由隐藏在他的朴素、平实、散发着尘世气息的日常生活之中。
看一看日历，已是清明。生命册上深深地镌刻着先生的名字，“火湖”却仍在作为生者的我的面前。现在灯火明亮着，入夜的街上仍有嘈杂的声响，而先生却听不见、看不到。但我又分明地在深的夜中看到先生的眼睛，沉静中带着渴望；“先生之谓易”，而先生终于是沉默的。我记起先生晚年喜爱的艾青的《鱼化石》：
“你绝对静止，／对外界毫无反应
看不见天和水，／听不见浪花的声音。”
先生曾评论说：自由在天边召唤，诗人渴望听见自由的声音，好比鱼的渴望听见浪花的声音。我知道先生如鱼化石一般是不甘的，他的宿愿未竟，在人生的大海中，他既盼望出发也盼望到达。然而，我想，即使让先生如死火般地复活，他也不会是一个纯粹的宁静的学者，他还会说：那我就不如烧完。倘若我为失去导师而痛惜，他定会说：走自己的路，“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我说：先生，您终于是鲁迅的弟子呵！
一九九二年清明于纷纷细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