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汪晖
采访、整理：淡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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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和1989年，我两次陪老师唐弢先生住在宾馆，写《鲁迅传》。第一次在北京十三陵旁边的明苑宾馆，第二次在城里的国谊宾馆。我们住一个房间，谈很多事。每天他写，写完一节，就给我看，我们两人讨论。他希望我提意见，让他来改。有时他说需要什么书，我就回城里借。
那时我刚刚从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毕业留所工作。毕业前有师生长幼这层关系，毕业后还是师生，但又有点像师友。他一再对我说，学生毕业了就是朋友，是同事。
住在一起，又没有别人，话就多了。唐先生比较有意识地跟我谈话，原因大约两个：一个是跟我谈鲁迅，一个也是他老了，需要一个年轻的、信得过的人，去了解他的思想和经历。
每天晚上他跟我说话。老人睡觉打呼噜，很响。因此他跟我说着说着，说到我累到不行，睡着了，他再躺下。到第二天早晨，他很早就醒，怕吵醒我，就半靠在床上不起来，等我。每天都是这样。我醒来就见他在对面床上穿着睡衣睁着眼睛看着我，说，哦，醒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俩聊天，聊到个人生活，就讲起小说，讲人生经历、信仰、爱情故事，托尔斯泰、马尔克斯。第二天早晨，唐先生看着我醒来，就那样看着我，说：“我在想托尔斯泰出走的问题。年轻时无论如何不懂，为什么托尔斯泰要出走。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开始有点明白了。”
我很惊讶。因为他们老俩口感情很好，师母对唐先生非常好。而且唐先生曾经跟我说过，他对师母很歉疚。唐先生曾对我发过一次火，是我们1985年一起去杭州开会。那次他下轿车时碰伤了手，会议方就安排我跟他一起住，方便照顾他，就住现在的标准间，两张床。他就跟我发火，说，来之前你不告诉我，这个地方是可以住两个人的。
我说，研究生院组织会议时我就跟您说过，您是单独一间，我们学生是两人一间。
他就说，你没有跟我说。
我说，我跟您说过的吧。
他很生气。说，你肯定没有跟我讲，如果你说了，我一定会记住的。
过了一天，他给我讲了缘由。唐先生有过两次婚姻。他的亡妻，是抗战时孤岛时期在上海，贫病交加死去的。那时唐先生本来在邮局工作，为了不跟日本人合作，就辞掉了邮局的工作，辞职就没有钱了。这一年当中，一家，母亲、妻子、两个孩子，四个亲人体弱病死。
所以“孤岛”时期，他写散文诗《落帆集》，左翼友人包括冯雪峰就批评说风格太悲观。可是，因为拒绝在日本占领时期继续在邮局工作，他一年当中家里死掉四个人。你可见，像他这样的人，对于战时与日本人合作的事情，在态度上肯定是决绝的。1988年前后，关于周作人附逆问题，有许多讨论，一些论者从不同方面为周作人辩护。但在政治上、在感情上，唐先生都不会赞同为附逆翻案。
对附逆这件事的态度，与个人经验有极深的关联。如果没有个人经验，可能对它的看法也就是那样——虽然是个事情，但觉得毕竟没有杀人，写过《中国的思想问题》那样的带有一点文化民族主义因素的文章，还做了一些好事。但周作人出任伪职，参与日本大东亚文化运动，以他在文坛的位置，无论就个人操守还是社会影响，都难辞其咎。从那个时代过来、并有那样的个人经历的人，像唐先生，就不能原谅了。那个时代不能提供别的思考方式。
唐先生是农民的孩子，在邮局从工人做起。到孤岛时期，已经做到二等邮务佐，当时算比较好的工作，可辞掉了就不行了。邮局被日本人占领，再工作就等于为日本人工作。他就拒绝。不做么，就没钱，家里就出这样的事。他非常悲观，文章也低沉。到后来外人才知道他家一年中死了这么多人。那时很少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在“孤岛”，别人在外头，只能看到他发表的文章，他又写得隐晦。
在“孤岛”上海，他和柯灵等人继续从事抗日文艺运动，合作编辑《周报》等。他一个人鳏居七年，带一个孩子。七年后有了第二次婚姻，就是我的师母沈老师，沈絜云，是什么人呢？她父亲是国民党邮政总局次长，等于邮电部副部长。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沈老师的姐姐是叶向真的母亲，叶剑英的一任妻子。所以唐先生和叶剑英还是连襟。不过唐先生和他们平时没有来往，他觉得知识分子不要和官员来往。
这是唐先生的第二次婚姻。杭州开会时，他为什么跟我发火呢？沈老师当年是大学生，专业好像是化学吧，毕业以后由父亲安排来邮局工作，认识了唐先生，两人自由恋爱。当时唐先生在上海已经颇有文名。沈老师家里知道以后，阻止他们俩结婚，原因一方面唐先生是左派文人，另一方面家庭背景上，唐先生家里比较穷，又结过婚，二人年纪差个七八岁。
父母不同意，把沈老师关在家里，不让她出去。又把她带去南京——邮政总局在南京。过段时间，又要给她介绍男朋友。沈老师就急了，捎信给唐先生说，“你若是不想办法，这就没有办法了。” 唐先生就从上海偷偷跑到南京来，两人见面当天就坐了火车一同回上海，到上海第二天就找沈钧儒证婚。这是预备打官司的，因为沈老师家地位高，所以要找位有名的大律师来证婚，登报。也是怕家里势力范围大，登报同时，他们就去了杭州，等于躲一下。两人蜜月是在杭州过的。从此之后，他们再没有一起来过杭州。
所以唐先生说，倘若知道旅馆可以两个人住，他必定会带沈老师来。这遭杭州开会，有一次我们在山下看到轿子，一顶载男，一顶坤轿载女。我记得唐先生提起，说当年私奔来杭州，什么仪式也没有，也没拜过堂，也没坐轿子，就硬哄着唐先生，请他坐轿子——真是大花轿的样子。我心里歉疚，倘若沈老师来了，就可以请两位老人补坐轿子。那天便留下这样一张照片：唐先生独个儿坐在轿子上，特别不好意思的表情，有点尴尬。
再过一年，就是他们结婚四十周年了。1946 - 1986。
几年后，在国谊宾馆，那个早晨，他75岁，跟我说他理解了托尔斯泰。我不知说什么好，就说，沈老师对您这么好，特别照顾您——真的，沈老师事事都很照顾他。唐先生说，是，对我非常好。他们感情很好，完全不像托尔斯泰晚年与夫人的关系那样——其实，我们又如何知道托尔斯泰与夫人的感情世界？但他的确说起为什么渐渐理解托尔斯泰。意思说，他也想出走。他说，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这个东西很复杂。
托尔斯泰晚年的出走，解说的人多半集中于他与夫人之间的关系，比如窥探日记、与托尔斯泰招来的客人或门人之间发生冲突、是否放弃著作版权等等，但实际上他的出走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史事件。他与宗教的关系，他对前半生生活的内疚，他名声显赫而为出于不同目的的人包围，甚至在出走途中，在那个终结其生命的小站，他也没有摆脱“崇拜者”的包围与隔离。
92年唐弢先生去世，我们社科院文学所编纪念他的文集。四处收集他的书信，请大家写纪念文章。沈老师平常也看我们搜集来的材料。有一天我到他们家去。沈老师突然问我——她以前不会这么跟我说话的——她就问我：“汪晖，你觉得我跟唐弢互相理解吗？是不是我也不太理解他？” 我连忙说，不会呀，唐弢先生对您如何如何。她说：“我不是说这个。”
他们家儿子唐若昕在旁边，把我拉开，说：“我妈妈最近这些天老是犯事儿。” 原来，沈老师那阵子老问他们：“你爸爸到底爱不爱我？” 把子女吓坏了。
师母平日里非常捍卫唐先生，也很了解他。这时，看了书信、回忆文章，看到别人都是在学术、思想的范畴内谈唐先生，沈老师就有了说不清楚的想法。她起了一种疑问。这大概是她从来没真正有过的疑问；或者，她从前压在心里，没有拿出来明确说过，反而是在唐先生走后，她不断想。
那天沈老师问那句话，她实际上是在问我她是否理解唐弢。
托尔斯泰晚年出走。死后，在火车站，很多人慕名而来，围着他。都是这样吧，名人的死。托尔斯泰死时不仅是名人了，而且被塑造成了基督转世般的人物，一位圣人。他的真实感情也不再能表露，必须要符合圣人的标准才能表露。其实，或许真正理解托尔斯泰的人仍然是托尔斯泰的夫人，她比那些出于各种动机包围他的人对他的思想经历有更深的理解。托尔斯泰爱她，也与她发生激烈冲突。
1989年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份，初春我们还在宾馆里平静地讨论鲁迅，不久之后，这样的从容就变成奢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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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鲁迅传》是唐先生的长久心愿。很早，或许是五十年代，他就曾经写过一个简略的传记。《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鲁迅部分是他亲自执笔写的，水平很高。他出版了那么多关于鲁迅的研究和考证文章，对鲁迅生平可算烂熟于心，最终却没有完成他的《鲁迅传》。原因是什么？除了时间不断被人占去——索序的，索文的，研究工作——之外，实际上评价鲁迅要讲的是现代史。怎么评价太平天国？怎么评价义和团运动？怎么看待辛亥革命？怎么讲五四？如何看待国共之争，怎样叙述左翼内部的矛盾，又应该从哪里出发解释鲁迅在这些问题上的复杂态度以及文学的、非文学的呈现？
唐先生手稿一开头就讲绍兴，由此勾连起一系列事件，从禹陵、鉴湖、徐文长的故事，到“长毛”，即太平天国运动，还有义和团运动，复仇雪耻的传统，以及刀笔吏绍兴师爷的故事，等等。这是鲁迅生活的氛围。熟悉八十年代思想运动的人都知道，这些正是历史观变迁的基本路径。该怎么看这些？
重评太平天国是告别革命的第一步。因为整个现代史叙述就是从太平天国写起的。八十年代开始了太平天国再评价，1978年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写了文章。此前，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尤其是对天朝田亩制度，评价非常高，认为是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理念、激进地要推翻旧制度，也包含儒学批判。太平天国运动等于是整个中国革命的先驱。
所以反思革命史观的第一步就是再评价太平天国。“文革”初期，围绕李秀成的评价，有关叛徒与爱国主义的论述，曾经引发巨大的讨论。在“文革”之后，有关这类历史问题的评价从政治领域向学术领域延伸。其实，即便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里，这样的转变也是明显的。例如，关于太平天国，一种路子说它是中国传统的神道设教，宗教迷信。这是种韦伯主义的解释。许多人将太平天国运动，尤其是晚期洪秀全问题与当代个人崇拜等等放在一起讨论，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的产物。另一种路子强调太平天国运动的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关系，当然同时也强调这是变种的上帝教，其信仰也就跟宗教挂钩，而说不上是潜藏了历史预见性的革命预言。这个时期重新评价李自成、张献忠也是同一潮流的产物，都是对革命史观中有关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诠释的反拨。
其实，这个转变在美国学术界也类似。像周锡瑞的义和团研究，因为包含了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的历史解释就多些同情。这是当年的新左派吧。孔飞力论太平天国，侧重皇权与士绅关系的变动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他将这个变动看做是内在于中国历史的现代性开端。虽然其侧重点是挑战他的老师的“挑战-回应”模式，也就是挑战以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开端的模式，但如果太平天国运动与中国现代的开端直接相关，那里面不是也包含了肯定的因子吗？
当然，从保守主义的角度看，太平天国导致了传统社会构造的解体，自然是十恶不赦。从告别革命到保守主义史观的兴起，大约只有半步之遥，虽然那个时代告别革命的旗帜上写的是启蒙。
在近代，包括八十年代以来，最核心的变动不在于对事件的评价，而在于分析事件的基本范畴发生了变化。例如渐渐不存在帝国主义这个认识范畴了，或者说它不再是看待历史运动的核心范畴了，只留下民族主义的一点痕迹。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消失后，人们逐渐把太平天国这样的运动看成是封建的——强调中国农民运动是历史循环、所谓封建迷信、描述洪秀全晚年的腐朽、个人崇拜、等等。看不到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时的基本背景，也就很难讨论这场运动的新颖性、多面性和复杂性了。直到讲全球化的今天，不但很少有人提帝国主义与这些运动的关系，而且连革命至多也不过尚存一点剩余价值，也就是民族主义了。这个范畴与二十世纪中国常说的爱国主义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意思。
所谓“后悔史学”，其源头大概就从那个时期开始吧。
唐先生要重新诠释鲁迅，即便聚焦于个人的生平和思想，也必须从对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再认识开始。鲁迅对义和团批评也很多，对长毛也没那么正面，这个大家都知道。但在二十世纪的尾巴，回头看整个世纪的政治时，该怎么放置这些历史事件？这是很严峻的问题，我觉得唐先生没真正解决那些矛盾，或者说他用他的方法解决了那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今天依然是问题。他常常提及《左传》、《史记》的传统，尤其赞赏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但即便如此，历史叙述背后离不开史识和史观。唐先生是过来人，对于近代中国的基本处境，他有最基本的态度。
他的另一个尺度是五四精神。
新的时代使重新理解鲁迅、重新评价五四变成一个问题。因为鲁迅是和现代史联系在一起的，除审美、个人史外，对他的任何判断都牵涉到其他历史判断。所以这成为一个问题，一个难处。即便写个人史、生平也关乎历史事件的重新解释，譬如《呐喊•自序》写的“幻灯片事件”既是国民性问题，也是帝国主义问题。若强调反帝就是帝国主义问题，若强调反封建就是国民性问题，但思考国民性问题的契机和动力又是置身异族环境的屈辱感和羞耻感，因此有关国民性的反思就不能仅仅放在对中国传统的批判的范畴内解释。事件是双重的，可以有不同的、更深入、也更贴近历史脉络的诠释。
唐先生希望把这些说得更加周全、平衡一些。《鲁迅传》就写得困难。
这本书蓄谋已久，他自己需要写出来，同时这也是很多人的期待。我多多少少觉得，大家对他的期望造成了负担，他的自我期待也造成了某种重负。相比于他的其他一些文章，比如《四十年代上海文学》、《关于周作人》、《关于林语堂》、《关于新诗》漂亮、松弛、行云流水，将艺术洞见与时代氛围和盘托出，他关于鲁迅的写作似乎要重很多。
为什么一写鲁迅，就重得不行？首先他把这事看得很重——他是、或者说曾经是一个信徒。信徒写上帝，没法写得轻松。他写《鲁迅传》，是一直拖一直拖，到最后才动笔，我觉得他那时找到感觉了。多年的心愿到晚年找到了一些新感觉。即便如此，他一定让我住在宾馆陪他写，说明他还是有一些不确定的东西。除了前面提及的历史问题，如何解释鲁迅也还有许多需要考虑的地方。他希望能讨论一下，每写一章、每写一小节，几千字，都要求我看一看。讨论过后他再继续。
八十年代，新思潮汹涌而来。那时唐先生觉得受挑战。他显然不走在潮流上了，但我没觉得他特别要站在潮流一边。他呢，总的来说绝不是保守的“老朽”，但也不太赞成那些新思路，特别是“方法热”、“系统论”，那时一些学者将科学主义的方法、概念用到文学研究上，他不以为然。
与“重评革命”同时发生的，就是“重写文学史”。国内是85年前后，一帮年轻人比如王晓明、陈思和在提。同时八十年代港台版的现代文学史的书、夏志清的小说史很快都传到大陆，引起争论。
早在入学前，我第一次见唐先生时，他就给我讲国外有关研究的情况，让我留心。不过他说，我们做我们的。他有很强的自主性意识。在海外，很多人觉得是夏志清发现了张爱玲、钱钟书、芦焚，大陆也有许多人如此认为。唐先生没有对此做正面回应，但他在八十年代写《四十年代上海文学》，一个一个讲中国文学史上这些人的发现过程和早期评论，显然是对学术思潮和流行说法的回应。比如，他专门讲了傅雷推荐张爱玲、柯灵发表其作品的过程和时代氛围。
在美学上，他和夏志清看法也不同。他认为钱钟书、张爱玲都是很好的作者，尤其对张爱玲的艺术很肯定，但不觉得要捧得那么高。他认为张爱玲早期作品《金锁记》、《封锁》都特别好，但她后来五十年代到香港写为反击中共土改的《秧歌》等作品不行。其实，《秧歌》、《赤地之恋》都是张爱玲为香港美国新闻处做翻译时期写成的，据说后者的故事大纲都是美新处拟定的…… 不过，唐先生侧重的问题倒不是这些作品政治上太反动，而是觉得太像宣传了。他批评得很尖锐，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张爱玲后来一些作品艺术上不行，不真实、苍白、粗糙，为宣传而写，人物立不起来，对土改的描写不真实。他认为早期那些作品才好——我想这都是定评，现在很多人也都承认。
他觉得钱钟书特别聪明，写的人物有意思，还说钱钟书记忆力太好了。但觉得《围城》作为小说，掉书袋多了些，有些地方过于炫耀。至于林语堂，那时《京华烟云》出版，又拍电视连续剧，评价越来越高，唐先生觉得他的《苏东坡传》写得好，但《京华烟云》模仿《红楼梦》，艺术上模仿色彩太重，他评价并不高。我是同意唐先生看法的。
这些分析，都着眼于艺术，不是说政治。他觉得这些都是好作品——他对《京华烟云》评价低一些——但是在他眼里头没到那么高。他对张爱玲的艺术评价是最高的。他觉得张爱玲聪明、技巧好，“将全部社会经历、生活感受、艺术修养集中在一点上，成功地写出了她的《金锁记》”，可惜《秧歌》就宣传性太强，就是propaganda。你说艺术作品写成共产党的宣传材料不好，难道你写成美国的或者国民党的宣传就好了么？
他对沈从文看法正面，评价也是高的，不过我没有见到他对沈从文的专门论述。从文学史的角度说，他可能不觉得沈从文一定比郁达夫高，不好说。现在讲沈从文似乎艺术地位很高，甚至是鲁迅张爱玲沈从文并称，但其实后两位与鲁迅之间隔着很远的距离。说老实话，我年轻时读沈从文觉得好，现在读张爱玲觉得更值得玩味。当然这是个人偏好，甚至不同时期感觉也有不同。我是觉得张爱玲技巧真好。沈从文不错，很独特，但世道人心，是张爱玲能够读透。
当年沈从文“抗战无关论”引起争议，也是在战争条件下。文学是不是都要和抗战有关？其实沈从文不是“纯文学”，他写过带有政治性的文章。争论只有放回到那个历史关系和情感关系内部，才能获得丰富的解释。八十年代以后，因为对“极左”的厌恶，连同对于二十世纪的全部实践，都怀疑起来，文学史评价变化很大。而唐先生一直觉得二十世纪有些东西他丢不掉。他讲鲁迅的诗《自题小像》、郁达夫的文章，是带着殖民地人的屈辱进入一个对民族命运的探索，这里面的东西，他自己摆脱不掉的。他认为文学史需要反思和重写，但不能从左边一下子跳到右边。
1985年夏天，我陪唐先生去富阳参加郁达夫讨论会。会议是当地举办的，郁达夫的几个孩子，郁云、郁飞，都在。叶浅予、郁风也来了。唐先生在开幕时有个讲话，他一开头就说：“我是来向达夫先生请罪的。”他的意思是，由于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郁达夫的评价不够充分。结果当地报纸第二天的头版报道就用这句话做标题，颇为耸动。
我那时年轻，看了就不以为然，也直率地跟唐先生说，他不必要这么说。他听后没有说话，但后来对我解释说：“现在给张爱玲这么高的评价，相比之下，对于郁达夫的评价是不公的。二十世纪是不能离开政治的。郁达夫是被日本人杀掉的，张爱玲在日伪的刊物上发作品。我并不是因此否定张爱玲，但我们对郁达夫是要更公正一些的。”
表面看，这是从政治的角度评价文学。但唐先生一向注重艺术方面，这在他的鲁迅研究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与他的同时代学者相比，唐先生的特点是比较不那么抽象地离开文学文本去谈论政治，反而是更加细致地讨论艺术问题。二十世纪的政治与文学是相互内在化的，政治是文学的内在要素，甚至非政治也是政治的要素。文学或文化问题也是内在于政治的，而政治直接地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态度之中。唐先生对郁达夫命运的关切表达的就是从历史的具体关系中产生的情感态度，文学及其评价怎么可能外在于这种情感态度？
二十世纪的文学谈不上纯文学这个概念。因为政治内在于文学，强调艺术性就不等同于排斥政治，政治的表述本身是构成艺术评价的关键要素之一。这里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党派政治，而是内在于文学的政治，它使得文学表述具有更深刻的时代性和广阔性，也就是歌德说的“时代精神”，是应该放在文学评价中加以考虑的。文学与政治的相互生成在这个时代是一个重要现象。
在这个意义上，唐先生的文学观就不同于夏志清主要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中产生的文学观。表面看是所谓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其实是如何理解二十世纪文学的性质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概念的关系的问题。对于唐先生，重新评价郁达夫的问题，不能只是限制在浪漫主义、颓废主义等范畴里观察，而需要考虑对这个时代的文学性质和创造者的命运构成深刻影响的那些因素。那些因素不应该外在于文学评价和文学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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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先生是宁波镇海人，方音满重的。他身材宽厚，声音非常洪亮，特别沉，是那种很重的丹田之声，中气很足。平日里总是很整洁，穿衬衫。他内在世界里可能文人性比较重，不过，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在那时，比起文人、作家的角色来，唐先生更像个学者。他比较温和、也谨慎，脾气也有很倔的部分，对人有看法后也不大容易改变。
虽然认识鲁迅，但在鲁迅周围那一圈青年中，唐先生是外围吧。唐先生出身农民，贫苦社会里出来的。要知道他不是左翼进步学生，他是工人运动里头的，在邮局当分信工，很重的劳动。一个农民的孩子来到上海，所谓寄人篱下，初中二年级就失学，当邮政工人，从学徒做起，年轻，没有别的背景，就是写文章。那时的唐先生对鲁迅就是学生样子，完全是仰望。他特别崇敬鲁迅，鲁迅对于下层的描述和最深的同情首先触动了他。渐渐地，他变成了鲁迅专家，鲁迅思想的阐释者。
我1985年进社科院研究生院跟唐先生读书，也做鲁迅研究。这么多年来，鲁迅文学中的很多感觉，我自己慢慢读进去了。鲁迅教我最深的，第一是黑暗，由此产生了他的怀疑、反抗绝望的斗争。第二，鲁迅的世界在黑暗中有一种明亮的东西，他的杂文中洋溢着幽默和某种犀利的快感，更不用说女吊、无常的绚丽和怪诞了。第三，鲁迅的东西，知识分子尤其能体会的，是一种孤独。鲁迅是我所了解的最伟大的反媚俗的人物。但是，鲁迅比我们所感受的——尤其是八十年代知识青年所感受的——要更加宽广。这也是为什么唐先生写鲁迅传需要去处理那个时代极其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
当时社科院是最好的博士生培养机构，跟大学不同，像作坊，师傅带徒弟。不正式上课，就是到老师那里聊天，也会让我们看一些书。没有哪所大学能有这么多杰出的导师。翻译黑格尔的贺麟九十多岁了，国际关系方面宦乡先生带学生也在我们那里。不久前去世的沈关宝是费孝通的大弟子。经济学家马洪曾是社科院院长，后来是国务院发展中心主任。八十年代中期，胡绳院长等计划在社科院设立院士制度。唐先生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那要请谁做院士呢？“社科院能够做院士的，我觉得，两个半或者三个。” 他没有提自己。而他说的三个人是，费孝通、钱钟书、夏鼐。他说，这三个人，放在国内、国际，都有位置，社科院的院士不能仅对我们说了算，要对全世界都说了算。他说目前我看也就这三个人还可以。后来院士制度也没有搞。坦白地说，我认为不搞更好。
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学生跟老师距离近，耳濡目染，是带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既耳濡目染老先生做学问的方式，也学他待人接物、看人看事。比如唐先生从鲁迅那里学到的方式，他也常常跟我聊起，其中一件是鲁迅1936年死前，在报纸上找周作人名字的事。
鲁迅觉得太热闹的事总不是好事。鲁迅不喜欢热闹，也从来对签名啊、上街游行啊，抱不那么赞成的态度。“三一八”事件前，他也是劝学生不要去无谓牺牲。虽然学生牺牲后他站出来为他们说话。他不喜欢动不动签名。签名究竟是干什么？究竟是为了这个事，还是为了自己要表态呢？
但1936年，日本侵华走到很深状况了，华北危机已到最后关头。有一次周建人去看鲁迅，发现鲁迅靠在桌上，正细细看报纸。当时北平文化界有一个对日宣言发表，鲁迅这时就是在报纸上找名字，看周作人是否签过。找不到呀，他就跟周建人说：“老二在这种事情上不能太后退。” 意思是说，在这种大关节上，人不能犯糊涂的。鲁迅很着急。他太了解他弟弟了，他怕周作人在这件事上犯糊涂，就让周建人去劝周作人离开北平。鲁迅自己很快去世，可周建人真去找过周作人要他南下。周作人没有走。
五十年代，周作人从狱中出来，好像在文史馆工作，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翻译——毛主席说让他翻译希腊神话什么的。有一次，在政协礼堂，作人建人两兄弟迎面撞上了。兄弟两人自三十年代以来就没有见过。停下来，周建人就看着他。周建人跟周作人的关系太特别了，周建人的妻子是羽太的妹妹，他们关系很近，可周建人在情感上向着大哥，不向着二哥。
几米之外两个人停下来，看对方。周作人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已经有多少年没见了。我记得你那时候，是劝我走的。
周建人说：是的，但是你没走。
这话说完，两个人就擦肩而过。此后没见过面，到死。
唐先生讲这件事情是带着沉痛的。二十世纪的命运，今天的人不太能理解。要求个人对时代作出迅猛的判断，实在是太难了，可二十世纪就要求人有这个能力。你可能很有才华，周作人没有才华么？太有才华了。可到特定时刻，缺乏判断力。这不是日常个性的问题。平常比周作人不好的、更贪婪的，多了。但那些人在这些大节上可能会作不同的选择。这是历史的吊诡。
鲁迅对周作人的态度是爱护，不止是兄弟之谊。若说兄弟之谊，当时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早一塌糊涂了。都闹成那样了，还那样关心周作人，这不只是关心他的名声吧。这里面有一种独特的观察历史、理解人的方法。
八十年代有一阵子重新评价周作人，对周作人评价很高，抬了起来。这主要是因为国内起了一个大思潮。周作人讲“人的文学”和自由主义，这符合八十年代的启蒙潮流。再加上日本对周作人很重视，日本研究传了进来。
有些人就为他日据时期的作为来辩护——有些说法有道理，但也有一些说法自然是走火入魔的，到了为他的所作所为翻案的程度。说当时周作人去当文化局长，可能北平地下党有人知道，甚至支持——要不然会有另一个更坏的人去当。这恐怕有一点影子。周作人确实做了很多事，他也自辩过，当时他护送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去新四军，还保护北大文物。但这些事情挡不掉你去日本东京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发表那么多文章为日本侵华说项。周作人情绪中有没有复杂性？肯定有。他写《中国的思想问题》《汉文学的传统》，都算是为中国说事儿的。他有一点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也关心中国的思想，在四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去写儒释道一气化三清，等于是在讲中国有自己的认同。但这些仍旧是在大东亚的框架下讲的。
唐先生一直喜欢周作人的文章，年轻时就崇敬周作人。唐先生这一代是五四的产物，从小读新文学。直到三十年代，在周作人附逆之前，都是读他的。他写过一篇文章《关于周作人》，回应当时重评周作人的潮流。他承认周作人的文学贡献，但他不认可为周作人翻案这种事，所谓周作人没有附逆，这个他绝不承认。
但仔细看他的讨论，他的着眼点其实不完全是在政治。那篇文章其实是在说周作人对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的背叛。他觉得周作人太自私，太爱钱，他很多大失误都是由爱钱而来。我前些时查看周作人的年谱，似乎1951年和1961年都提及唐先生跟他的往还。当时稿费挺高的，周作人缺钱，唐先生就安排请周作人写《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文章弄到香港去发表，帮助他挣钱。五、六十年代国家给周作人每个月四百块钱，那时这个数字很高了。但周作人还哭穷。
唐先生曾经给我看过一个周作人给周总理的信的影印件，就是为了钱吧。唐先生很不满，他说，四百块钱，这在五十年代是了不得的数目，周作人居然不够用——他生活奢侈，羽太要求特别过分。
原本唐先生对周作人有好感，除了因为他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主张，还因为他倡导性别平等，尤其是介绍蔼里斯的《性心理学》，为女性解放呐喊。但周作人后期变化了。恐怕变化的不是观点，而是言行不一。唐先生尤其不满周作人对朱安的态度。鲁迅去世后，许广平一直按时寄钱给朱安，接济她的生活。但“孤岛”时期，许广平一度被日本宪兵逮捕，接济也就中断了。朱安穷困之中，不得已求助于周作人，但周作人从朱安那里用低价买走鲁迅的藏书，却没有给予她真正的接济和帮助。这等于是欺负朱安嘛。
在四十年代，有人传来消息，发现琉璃厂旧书肆有鲁迅藏书流传。郑振铎他们很着急，为了保护鲁迅藏书，他们委托唐先生去北平看朱安，从中协调，也赈济朱安的生活。派唐先生去北平探望朱安，是因为那一群人里头，只有他没来过北平。北平也是日占区，那些人来怕被发现。唐先生抵达北平后，就去看望朱安，见她锅里是稀粥，桌上一点咸菜。朱安说：你们要保护鲁迅遗物，先保护我这个鲁迅遗物呀！唐先生感到心痛，他个人也寄钱去帮助朱安的生活，还在朱安与许广平之间转信。他了解朱安的境况，就觉得，周作人不该这么对朱安一个女性。
他对我讲：“我不能忘记的是五四时，那样一个谈妇女解放、讲蔼里斯，倡导人的文学的，带着那样气息的周作人。”他觉得，周作人不仅是背叛了民族，也是背叛了他自己。从唐先生的文章看，他侧重的是后者。
唐先生的特点是，他不是直接讲周作人是汉奸，而是讲兄弟之情。讲周作人离不开讲鲁迅，唐先生说，我总是忘不掉，鲁迅在病重的时候，趴在桌上找周作人的名字。他说，爱护人，爱护一个人的清白乃至开明的历史，这是怎样的兄弟之情啊。
这是二十世纪的兄弟情，不是别的时代的。对人的关心包含着对他的政治上的关心、对他的清白的关心。在我看来这都是政治，这里面藏着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和情感方式。这和一对普通兄弟在没有大变动的条件下的关系不一样。平常，我给你一点钱，接济你，帮助你就可以。鲁迅对周作人接济当然很多，但同时鲁迅的关心里还包含了对周作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文人，如何在动荡时代里自处的关心。这个要深得多。这就是时代的问题，也是思想的问题，甚至也是文学的问题。
二十世纪就是这样一个世纪。你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必须在政治内部。这个政治并不只是、甚至主要地不是国家权力的政治。政治渗透在你日常生活里面，要求你做出判断和选择。在今天的日常生活里，我对父母好，家庭里父慈子孝，就可以了。但在二十世纪，政治毫无疑问是时代最核心的部分。遭遇历史事件，你作为知识分子该怎么做？我关心你就要关心你的选择。关心不是强迫。
评价张爱玲、评价周作人、评价郁达夫，更不用说评价鲁迅，都离不开政治——不仅是左右、国共或者党派，政治渗透在日常生活中。这是生活的问题，是艺术的问题，一切都和它有关。脱离政治是一种姿态，但作为历史诠释就很浅。今天二十一世纪，失去了这种东西。时代不同了。政治的中心位置一定程度上失去了。
4
1945年，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雷洁琼、柯灵、郑振铎、徐伯昕、王绍鏊、林汉达、唐弢等11人共同创立了民进（民主促进会）。多半是上海教育界、文化界的人。也就是说唐先生是中国最早的民主党派创始者之一。很少人知道这个情况，是因为五十年代，唐先生脱离民进，加入了共产党。这是五十年代的特殊性。那时有好几个民主党派的领袖主动向周总理提出要解散他们的组织——意思是新中国也成立了，民主运动成功了，这些组织也不要了罢，就解散了吧？
其实，在三四十年代，很多知识分子不主张中国形成西方式的政党政治。他们把自己称作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民主同盟，而不叫做党，恐怕有这方面的原因。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促进民主的社会运动，随民主大潮而起，随时代变化而转型。社会运动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但未必就是政党。他们中不少人不认为中国一定要走多党政治这条路，而希望能大众参与、人民民主。
这有很复杂的原因：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党政治非常混乱，大大小小的党派和地方政府、军阀政治纠缠在一起，内战、军阀混战、冲突都和它有关，国会里头乱七八糟，打得一塌糊涂，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当时梁漱溟等人都有这个看法。他们认为，真正的政党政治需要以全国统一为前提，形成全国性政党。而中国政党多半都是和中国地方性军事力量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除了国共两党是全国性政党，其他多半有地方背景。所以不少知识分子不想走西方政党政治的路。这个立场从名称上都能看出来。
当然民主党派中不同的人取向也各有不同。罗隆基和章伯钧应该是比较典型的从美国政治的框架或者欧洲政治的框架讨论他们的角色的，他们要做的是典型的政党政治。我没有深入研究过，但民盟里的老派与他们取向并不一致。张澜、黄炎培与罗隆基、章伯钧的各自道路和政治主张其实非常不同。前面这拨人是辛亥一代，看到中国饱受政治折磨，军阀混战，议会乱象，政党胡作非为、乱七八糟，认为中国要民主，但不一定是辛亥后的旧路，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不要走，因为政党政治是阶级高度分化的产物。梁漱溟干脆认为中国阶级没有那么大的分化，他对中国社会作结构分析，一个农业社会为什么要形成政党政治呢？不需要。
刚建国时，约有一半的政务部长不是共产党，是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到今天，全国政协绝大部分人是非党人士，其中民主党派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这是当年的传统。1957年以后发生重大变化。民主派别建党，这是国家建制化、政党建制化以后必然会走的一条道路。社会团体成为民主党派恰恰是制宪的结果——你建立一个国家，颁布一部宪法，就会要求他们注册为合法政党，其实原来他们就是社会组织。从老政协到新政协，都是在制宪，也就确定这些社会组织作为政党的位置。社会组织的模式是和建国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唐先生参与成立的民主促进会开头也不是一个政党，是社会组织、社会运动。唐先生当时是左翼，又不是共产党内的人，就参与到这里面。其实民进主要是批评国民党，争取民主，在政治上接近左派，同情共产党。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也是他们发表政论的园地。我理解，这类组织就是促进民主的社会团体，而不是一个正式的党派。
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开的时候，什么人都有。费孝通那时振奋得不得了，他后来写过回忆文章《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获益终生的经历》。49年9月，召开政协，把人从四面八方接过来。费孝通有个很有意思的描写：什么是民主？开政协会议的时候，有拉洋车的，有穿长袍的，有穿短衣的，各色各样什么人都有。因为当时要各色各样社会界别都有代表。这些人就都来了，有的西装笔挺，有的中式衣服戴个瓜皮帽，还有工人，或者士兵，都来了。因为早期政协有点类似于人大，它要先制宪。所以费孝通写，开头有些不适应，因为脑袋里想的都是西方议会，个个西装笔挺；后来他想明白了，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民主是什么？普通人每个人都去当家做主。
你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时对一批人的感召。费孝通原本是亲国民党的，他一些文章反共反得很厉害，在1949年经历了转变。八十年代，费孝通曾经送给唐弢先生一篇油印稿，是美国人对他的采访，问他，你这个转变是真的假的？你是迫于压力写的关于思想转变的文章吗？费孝通在采访里详尽解释自己这个过程，意思说，并不是压力。新中国成立时，不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都有这样一个过程，一边是对国民党旧中国不满，一边是新中国确实万象更新。
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信任，这其实发生得较晚。否则你解释不了那段历史。新中国建立后发生那么多灾难，其中最大一个灾难是大跃进，伤害最多、人死得最多，原因复杂，教训深刻。大跃进到底死了多少人，争议很大，应该实事求是澄清。但无论如何，大跃进时期的损失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其他社会、其他政治条件下，都会是不得了的事。但即便大跃进，当时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对共产党的基本信念。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唐先生是从左翼文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建国时对共产党是完全拥抱的，很快被郑振铎、夏衍他们拉到华东局去了，做华东局文化处副处长。他一边做文学，一边担任领导职务，同时跟柯灵创办《文艺学习》刊物。后来去复旦大学改任教授。
1959年，唐先生到北京来，在社科院文学所。唐先生跟我说，如果他留在上海，就糟了。原因是他在上海算文化界头面人物之一，到了北京这个地方藏龙卧虎的地方，就谈不上头面人物了。如果文革时期他还在上海，势必处于风口浪尖。像巴金这样最重要的人物，并不是党内的。唐先生已经是党内的，就更麻烦。解放后，唐先生受到的最大冲击之一是59年反右倾，那是党内比较重的一场运动。当时他很苦闷，经历很多事，也不理解。他有一次就跟郭沫若说起他这些事情，很多委屈。
如今很多人攻击郭沫若，有这样那样看法。郭沫若毛病也明显，他是文人性格，最主要是他对毛主席无条件的鼓吹和认同。但他对新中国的态度也要放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脉络中才能说清楚。鲁迅的天才是内敛的。郭沫若是才华横溢，每做一个事情就是一个领域的大家，开创一个领域内的潮流。现在没谁能做得到。就才华言，他真是不得了的人。郭沫若经历过的事也很丰富，有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哲学。所以1959年，我不知道是写信给郭沫若还是怎样谈起，总之唐先生讲到自己的苦闷，郭沫若告诉他：“人都是自己倒的，别人是打不倒的。”
唐先生说他很感激郭沫若。因为郭沫若这话，他得到了很大的鼓励。
唐先生跟我说过他对自己的评价，是1989年吧，“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是不怕孤立的人。我还是太需要别人支持了。别人都攻击我时，我觉得需要支持。郭老的信就是支持。” 他清楚真正能在历史上站住的人，都是身处最艰苦的逆境也不改变的人，“我总是还想得到别人支持。”
他的自我提醒也是从鲁迅那里汲取力量。鲁迅说过：“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现在会说这句话的人很多了，但真正能够体会这话的分量的人，又有几个呢？
他去日本时，有位汉学家说，“唐先生，您的文章好，您的文字有一种清的气息。您研究鲁迅，但文字风格上或许更像周作人。” 日本学者对周作人的文字十分推崇，他们这么说是褒奖吧。唐先生当然也写过很沉的文章，但谁又能写得像鲁迅那样沉呢？而且唐先生有浓厚的艺术趣味，写文章往往带着趣味。但唐先生听了以后，挺矛盾的。回来之后他跟我说这事，说了不止一次，说明这话肯定是触动他了。
一生中，唐先生先是工人，后是作家，学者，只在五十年代很短的一段担任过文化官员。他对做官没有兴趣，我猜想他离开华东局去大学也并不是他对文化事业失去信心，也不是因为政治压力从创作转向批评的。他心里是个学者，喜欢读书，做研究。他一开始就是个评论家，又很早就写过《怎么写文章》这些著作。他是喜欢这个。另外他年轻就写书话，后来结集成为《晦庵书话》，收罗各种版本的书；建国后搞现代文学，他提出现代文学版本学，强调基础的资料收集和版本的研究考订。其实这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路数。他是鲁迅的弟子，但恐怕不是鲁迅核心圈的人物，能成为鲁迅研究最权威的人也和版本学有关系：鲁迅的文字是在哪儿，笔名如何，版本，他最清楚。中国现代文学的笔名特别复杂，版本也复杂。唐先生既做过研究，又清楚情况，身在其中，年轻时候就开始收罗。樊俊先生后来在纪念会上说，许多现代文学上的掌故、笔名等等，恐怕因为唐先生的逝世而永远无法追踪了。鲁迅1936年去世，唐先生协助许广平编辑《鲁迅全集》，尤其是收集、考证和编辑《集外集拾遗》。第一个版本的《鲁迅全集》，很多具体的事是唐先生做的。他可能很早就显露出来收罗史料、爬梳材料的能力了。
他不是科班出身，对自己能不能像一个学者那样研究有怀疑。所以他特别勤奋，对自己要求非常高。从年轻以来，他特别喜欢书，对书也喜欢把玩，看到同一本书的不同样式也要买来。经常去书市搜罗，也喜欢整理。我师母沈老师说：“老唐这个人就是勤奋。”说他吃饭的时候旁边都是笔记和文稿，一边吃一边记笔记、改文章。
他是1913年生人，年轻时是在“五四”之后的文化氛围中，三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四十年代从事民主运动和文化运动，五十年代入党，退出民进。他后来也说过自己年轻时候曾受胡适的影响大，身上自由主义的东西多，可像他这样聚在鲁迅身边的青年又都很瞧不起自由主义者，政治上对胡适也有看法。
这是那一代人中的许多进步青年的共性吧。八十年代我记得和他聊过一次对胡适的看法。那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开始生根的时代。唐先生回答我，在他年轻时，胡适是真的主流，鲁迅影响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他也受胡适影响，身上有很多自由主义的东西，个人主义等等。你想，五四青年，个人主义，婚姻自由，爱情，讲一点西方的权利、民主、自由，不都是这些东西吗？
但他强调，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当年自由主义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自由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譬如三十年代很重要的事件是民权保障同盟的事，胡适、林语堂的发难，杨杏佛的遇刺，关于北平监狱的争议，回头看，有许多复杂的情境，不那么简单。但这涉及年轻人对政治的判断。年轻人认为，自由派和国民党越来越到一起，嘴上说民主自由，背后和政经权力的关系盘根错节。“五四”一代的许多人，尤其是胡适周边的人，不都成了“党国栋梁”？年轻人逐渐就不佩服了。在今天，权力的谱系更加复杂，内与外、政治与经济等等，没有独立思考，不知道会跑到哪儿去。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总结二十年来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两个革命的深入，一个是土地革命，一个是文化革命。他说，最有意思的是所谓文化革命的深入，因为以鲁迅为旗手的文化左翼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在所有方面都处于劣势的前提下，却取得了文化领导权。在国统区，他们也影响了青年。虽然当时政权、经济权都不在他们手上，更不用说军事权力了。他们争取到了相当大的文化上的领导权。
像唐先生这样的青年，起初受胡适影响，最后又都变成了鲁迅一党。最初鲁迅身边的人是极少数，到鲁迅死后，到四十年代，就不一样了。
5
八十年代是一个奇特的年代。政治运动并没有停止。我曾经写过一篇论《野草》的文章，后来有人告到研究生院，说有什么问题。此后唐先生要求我发表文章前给他看，这不是限制，而是为了保护，怕惹出政治问题。
1990年，我下放到陕西商洛。当时叫“了解国情”。去基层锻炼正常，但我当时正在接受审查，上头一度说要把户口都迁下去，或许是传言。但为此唐先生特别着急。
先是院里审查，后来说要给我作个结论。所里想给我过关，就开会——现在回想，他们还是想帮我。院里清查组的人、党委的人，都来了。平时唐先生都不来我们室的，他77岁了。听说为我的事要开会，他专门拄着拐杖，从永安里他家走到建国门文学所来。
我还记得那天。大家说，唷，唐先生还专门为这个事跑来。唐先生坐下，所里头先讲，院里头又讲，讲我的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呢？不知道。唐先生第一个发言，他说，“我先说说吧。汪晖过去是我的学生，现在是我的同事。他虽然是我的同事，帮我做事，但是他刚刚毕业不久，也就是说他这个学生身份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如果汪晖有什么问题，首先就是我的问题。而且他的问题，首先就是学术观点的问题嘛，讨论就好。”其实他平时说的是：你过去是我的学生，现在是我的同事，不再是师生关系了。
为那次座谈会，院党委院清查办专门说，唐弢先生包庇自己学生。——因为他那样一说，坐在那里的其他老师就敢于发言了，为我辩护。院里就认为唐先生领着大家为我开脱。
原本定下90年三月去商洛，唐先生让我走前去他家。像往常一样，他请我吃饭，又给我几样东西，水果刀，灭蚊器。这些生活物品，他帮我准备好了，让我带到乡下。那次他说，“早知道这样，我早就写信要你留下来当我的助手了，我原来觉得太耽搁你的时间”，又说，“等你到了那个时间，如果还是不能上来的话，我就用那个理由”，指让我当他的助手，把我再调上来。
三月，被子行李已经运到乡下，突然国务院派驻社科院的清查组在我走前一天晚上说，“你的事情没完，你还要再清查。”那以后我只跟唐先生通过一次电话，就没再见他。不敢再去他家，怕老先生有负担。担心牵连他，也怕再去他家会给他压力。我其实没有什么事情，但奇怪地成为重点审查对象了。
中间因为什么事情，给他打了一次电话。我就提起，说唐先生，我没走，也没去看您，因为不太方便。唐先生说，你不用说，我都明白，都知道。
所以五月我走时没和他告别。到商洛一个星期，他病重。有朋友给我发电报，唐先生报病危，脑溢血。第二天我一个人背个小包出来，只跟当地的干部说了，没跟领队说。秦岭里下大雨，坐公共汽车去西安，到西安买火车票，没有卧铺，买的站票，后来有了座，坐到北京。他住304医院，我隔着窗子看，也不能进去。重症看护病房，只能在玻璃外头看。这样一个星期后，因为我是偷偷跑出来的，就只好又悄悄回了商洛。
那时他已经没有意识了。
应该是1989年后，他心理压力大，又整理《鲁迅传》，累着了。八十年代的政治风波很给他刺激，我的事也给他刺激。
1992年唐先生去世。他1913年生人，1992年去世，79岁。他出道早，不到二十岁就出名。很多人以为他很老，其实没那么老。
唐先生到晚年有急迫感，他自己书没写完，《鲁迅传》写到一半就放在那里了。对现实则是焦虑感。对现实，老人很难参与了，但非常焦虑，对中国看不清，对八十年代末的大动荡看不清。这代人经历过很多变故，因此很担心这次又转变成一次大动荡的开端。他当然希望能稳定。他们这一代人是为了新中国的到来努力过的人，而社会主义到这时出现这么大危机，以后往哪儿走，不清楚。
6
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上，在鲁迅研究的历史上，唐弢先生是位重要人物，是学科奠基者之一，也是我的老师。但在历史里头，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位置，连我都弄不清，不知道把他放在哪里。像他自己说的，他并不是影响一个时代的人物，不是独战的那种人。可他年轻时又激进，冒风险做过很多事。待人处世上，又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
唐先生是个典型的中国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待人接物有传统文人的风格，不仅是温和，而且有一些内部的狂狷。狂的那部分他表现得不多，狷的部分很多——“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他有所不为，不去追名逐利，不与伪政权合作，爱惜羽毛，和政治的关系也谨慎。大变天中，始终是要有所不为，若事事都要为，那怎么行？
唐先生是个正直的人。他文字上的严谨也是很清楚的，他品评人物，表现在笔底春秋上，调子是严正的。这个分寸其实很不容易。看多少有才华有学问的人，在历史评价上，在很多重大事情上，是暧昧不清或者糊涂的。
鲁迅也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在于，鲁迅是魏晋风度，有尼采气息，既狂又狷。很多知识分子有从激进到后退的过程，但鲁迅不是。鲁迅一辈子都激进，这是一种鲁迅式的激进，里面有极其复杂的因素，这些因素不能随意地用左/右、激进/保守来形容。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和思想方式不是随意模仿就能够有的。
在变动时代里，有一种态度是谨慎前行，这是唐先生。另一种态度是真正的认识和进击，这是鲁迅。鲁迅看什么都看得透。当时代变化到来时，认识它是能力也是品格。对时代缺乏判断的人经常就是乱七八糟的人。鲁迅欣赏农人的质朴和想象力，觉得他们比“聪明人”好得多，因为有质朴的认识能力。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一个人的道德水准，除了个人的品行之外，一定程度上与认识能力有关，是相互的。道德水准与他对历史变动的看法密切相连。你很难讲汪精卫人好还是人坏。但他的认知导致了他那些历史行动。周作人也是一样。在历史上，有些看起来是好人的人，也可能害人，结果将自己也搭了进去。
我不是说判断力等于道德。但在大潮流里，判断力确实会影响一个人的立身处事。
对知识分子来说，慎思明辨、把握问题的能力是关键的。若没有这个能力、洞见，做个普通人可以；若不在浪潮当中，也可以。若在浪潮中，躲也躲不了。知识分子与时代相呼应，需要胆识也需要洞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不能过于自恋。即便并非为名或利，如果缺少真正的历史洞察力和时代判断力，最终只能误人误己。那些不是把时代的课题当成自己的课题，而是将自己的意念当成时代的课题的人，不免如此的。
或许有鉴于此，唐先生才反复说要爱惜羽毛和有所不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