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11月4日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李理博士在《中国评论》月刊十月号发表专文《对台湾武装抗日的几点甄辨》，作者认为：“大量源文件证明，台湾同胞在‘七七事变’爆发后，虽身处日本的殖民统治下，仍在台湾各地不断掀起反抗日本侵略中国、预言日本必败的反抗言论及行动。”“台湾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篡改历史，将台湾武装抗日中的一些‘因素’强与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联系起来的做法完全是无视历史史实。”文章内容如下：

1980年代以前，台湾的历史教育作为形塑国家意识的重要手段，把“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历史，所要形塑的国家意识当然也是“中国意识”。但1987年解严之后，这种情形却有了急遽的转变，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所谓“台湾主体意识”的加强。“台湾主体意识”使台湾史研究成为新的显学。中央研究院及各大学历史系所，开始加强台湾史的研究，并纷纷将台湾史从原来的历史系所中分离出来，成立新的台湾史研究系所，台湾史的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出来。但其中有一些专家学者，有意将“台湾主体意识”导向“台独意识”。他们打着经世致用的旗号，将研究重点放在“日据时期的历史”及“原住民的文化与族源”上。他们以“原住民文化与族源”的研究，试图摆脱中国情结上最大的负担——“唐山移民”的后裔身份，来达到塑造新的“台湾民族”的目的。而他们对于“日据时期历史”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将台湾一切美好的事物归因于“日据时代的经验”，刻意隐藏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以重塑这个时代的记忆，企图以强调台湾现代化始于日据时期，台湾的经济成就主要依赖于日本人当年的建设，藉以贬低清朝统治以及光复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来达到脱离中国联系的台湾认同，及造成这种认同的历史记忆动向。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在台湾武装抗日运动的简释上也有所体现，即是将台湾抗日中寻求台湾民族自决及独立的因素与今天的“台独”联系起来，利用错误的“去中国化”的“台独”史观，以各种台湾史书籍及改革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逐渐将台湾主体性问题，在历史观上导向“台独意识”，以改变台湾人的历史认同与爱国之心，故我们必须以历史史实给予甄别与反驳。

“台湾民主国”为中国抗日运动的原点

“台湾民主国”，是1895年5月25日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后台湾官民为自救而成立的所谓“共和国政体”。“台湾民主国”的方案，是台湾省内外的官绅共同酝酿而成的。台湾绅民由于历经一连串争取朝廷重视、地方大吏支持和列强援助、反对割台无果的情况下，开始筹划自主保台，酝酿以自立民主政体的形式，反抗日本的领有，根据万国公法之“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①之条，认为只要台湾“独立”成为“一国”，再向外国求援，或许可以避免被割让的命运。

烟台换约以后，台湾绅民皆知割台之事已无可挽回。5月15日，丘逢甲率领台湾士绅与唐景崧等，集议于台北筹防局，众皆认为：“万国公法有‘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之条，全台生民百数十万，地方二千余里，自立有余。”②这是自主保台之议的初步酝酿。同时，台湾士绅又发电报给总理衙门、北洋大臣、南洋大臣、闽浙总督、福建布政使及全台升官，表明独立的意图：“伏查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③

5月21日，丘逢甲、候补道林朝栋、内阁中书教谕陈儒林等，在台北筹防局聚会。陈季同再申前议，于是自立民主之策乃定。遂铸金印一颗，文曰：“台湾民主国总统之印”，制长方形“蓝地黄虎”旗，“虎首内向，尾高首下”，以示臣服于中朝。丘逢甲等共议，推唐景崧为民主“总统”。

24日，将宣言译成外国语并送至各国驻台领事馆，25日上午9时举行独立典礼，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唐景崧被推为台湾民主国的总统、刘永福被推为大将军、丘逢甲则为义勇军统领。“台湾民主国”将制定好的“黄虎旗”为“国旗”，将刻有“民主国宝印”为“国玺”，建年号为“永清”，台北为其首都。

对于“台湾民主国”，一些别有用心的台独立场的学者，试着将“台湾民主国”视为一个“事实”“独立的国家”，而将其放在台湾人民从十七世纪以来反抗异族统治的脉络下来解读。认为，“台湾民主国”和台湾历史上之前的政治运动相比，具有以下三大特点：在独立宣言中主张所有的国务都由公民公选出来的官吏来推动;明确地表达以台湾作为领土的建国运动;它是首次尝试亚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未曾经历过的共和体制。④

“台湾民主国”在事实上并非与今天西方的各民主国家相同。它是特殊环境、特别状况下的特别产物。史实充分说明，它的成立不过是中国及台湾官方上层领导阶级用来寻求国际支持、藉以吓阻日本攻台的权宜作法。其成立宣言中的“恭奉正朔，遥作屏籓”之语，明确表明其对中国的忠诚。故连台湾主体史观的创立者与推行者李筱峰都认为：“‘台湾民主国’不能算是一次真正的台湾独立运动。清廷的官吏在甲午战败后，想以台湾作为和谈的筹码，但恐台民不服，因而必须在台湾制造抗日行动。”⑤

故“台湾民主国”虽然短暂，但设计是属于清朝或中国之下。它并不具备一种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且“民主国”也是一种过渡性的短暂组织，它设计当台湾归还中国的任务达成后，它就自行结束。

从以上历史史实可以看出，“台湾民主国”的成立，主要是迫于当时急迫形势的需要。“民主国”一成立，便立即任命新的官职以填补空缺。这样，台湾抗日的领导体系才得以维持，并对其后台湾的反割台武装斗争起了组织保证作用。“台湾民主国”虽名义上为“国家”，但实质上其设计属于中国之下。它成立的本身，就是台湾人民对抗日本侵略斗争的步骤，其后的对日抗战，更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原点及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引爆了第三波武装抗日

1902年，总督府以诱惑、欺骗、强迫等手段，残酷杀害武装抗日首领及同志数千人后，台湾各地开始平静起来，但实际上各地反日义士摄于日本人的威权，反日情绪处于埋藏期，一旦有导火线，反抗运动就像火山一样爆发。受中国辛亥革命的影响，从1902年到1915年，台湾各地爆发了多起武装抗日活动，这也是台湾人武装抗日的第三期。此时期陆续有13起零星武装抗日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有11件是1911年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的影响而发生，特别是其中的4件明确要与大陆的辛亥革命相呼应。尽管这样，依然有别有用心的台湾研究者硬是将这些事件与所谓的“独立意识”联系起来，借普通民众对台湾史的不了解，来误导民众的历史观，以达到相关塑造台湾人民的主体意识的目的。他们竟然在维基网站上公然宣称在“这13起事件中宣称台湾与大清帝国友好的有4件，称王称帝、要自立台湾王朝的有6件，两者皆可的1件，不明其目标的2件。由此数字可以发现，欲自立“台湾独立国家”或政权的比例，超过与大清帝国友好的部分。”⑥维基的观点体现台湾个别学者完全无视历史事实。这个时期几大武装反抗殖民统治者的起义的历史史实，足以辩驳台湾某些台独学者有意篡改历史的险恶用心。

北埔事件是此时期第一次大的起事。当时正值佐久间总督加紧征讨山地，派遣一批批军队及警察队讨伐番人。当局拟召北埔管内之隘勇，援助大溪嵌，隘勇们不愿意前往，心存怨气。居住在北埔支厅月眉庄的蔡清琳，素仇恨日本人。他到处宣扬已经与祖国军队约定好，祖国大军将从旧港登陆，先攻占新竹，渐次扩展到全岛，最后光复台湾。隘勇们皆信以为真，表示愿意参加。蔡清琳采取同样的方法，劝诱山地同胞，山地同胞更是表示支持。

林圯埔事件起源于林启桢事件。刘干借此事件招集庄民集会，藉神佛指示，宣传曰：“我前日在国姓爷庙，梦见三圣人对我指点，命我为明朝崇祯帝义子，驱逐日人，救民于水火，故你等须听我之命令指挥，共成大事，事成之日，得地得管，皆从所欲，如有不听命令者，余必处之死刑。”⑦1912年3月23日清晨，刘干指挥同党，袭击了距林圯埔约十里的顶林派出所，杀死日本人巡查饭田助一、川岛与川及巡查补陈霖仔。⑧

土库事件是嘉义厅大埤头庄青年黄朝，平素非常关心祖国的各种事情。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台湾，给这个年轻人很大的鼓舞，他与忘年交黄老钳，为祖国革命情怀所感染，相互称为同志，讨论以何种手段获得同志，认为：祖国革命成功，推翻满清二百余年帝业，定“中华民国”基础，我亦人也，岂不能驱逐日人，而为“台湾国国王”乎?林圯埔刘干只有十余人，犹能击杀警察，而使顶林派出所全灭，我若广集同志，又何愁革命大业不成。⑨

西来庵事件是日本据台时期最后一次武装反抗事件。主要领导人为(闽)福建人余清芳。余清芳以西来庵庙作为筹划革命的基地。他对信徒传播，日本原本只有占领台湾二十年的运，现在已将要期满，届时中国大陆会调派军队相助，我们应该里应外合，迅速将日本人击退。⑩他还宣传日本暴政，唤起群众的民族意识，而且利用扶乩请神谕等方法，让信徒们相信台湾革命一定成功。总督府认为事态严重，派出台南步兵第2联队约一千人进行镇压。根据当地人盛传，死难者达3,200余人。?这场屠杀是1895年乙未战争以来规模最大者，因此有不同的数据留传，最多者有谓屠杀30,000余人。不过根据考证，三千余人是一个较可信的数字。?9月22日余清芳余部也遭日本军警逮捕。

从以上事件史实来看，无一不与中国相联系，他们或寄希望于祖国的帮助或受辛亥革命成功的鼓舞，他们都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根本没有今天的“台独意识”，他们即使有宣称“独立”也是希望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并将其作为回归中国的前提。

日据台湾后期没有抗日活动的说法是错误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时，台湾已经被日本殖民统治了四十二年。尽管如此，总督府马上于9月10日，根据近卫内阁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及本部规程，在总督府设立本部，组织本部参与会，下设州厅支部、市郡支会、街庄分会，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总督府又以禁止报纸汉文栏，广泛利用大众传媒手段，采用广播通讯、出版报纸杂志等方式，向台湾民众灌输日本“被迫战争”的思想，皇民化台湾人民，以图安定殖民地的民心。但这些都无法阻止台湾人民对祖国大陆的深切关心，除了有些人内渡到大陆，参观抗战活动外，台湾岛内各种反抗的言论及行动也有很多。大量源文件证明，台湾同胞在“七七事变”爆发后，虽身处日本的殖民统治下，仍在台湾各地不断掀起反抗日本侵略中国、预言日本必败的反抗言论及行动。

从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现藏史料来看，这些文件是根据当时台湾宪兵队长、总督府警务局长、各州知事及厅长的通报编纂的，由台湾军方高级长官向日本陆军最高长官提供的情报数据，例如在1923年9月1日，台湾军司令部参谋长秦雅尚，报给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的“台军作第43号”密件：《通过北支事变看本岛人的皇民化程度》。

这十八份数据，记录了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从8月中旬开始到1940年6月的三年间，台湾岛内民众大量的充满祖国情结与民族大义的反抗事件及反日言论。台湾民众的反抗行为及言行，应令日本殖民统治者极为担心，认为台湾民众“还是过信中国方面的实力，由于民族观念而视中国为祖国，诽谤日本，有过半的民众希中国的胜利乃至台湾要回归祖国。”?由于数据庞多，本人仅就第一件文件《通过北支事变看本岛人的皇民化程度》的文件进行整理研究，通过这份档案文件可以看出，在这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台湾岛内就有70多件反抗事件发生。

1、以投书形式出现的反抗事件，计共9件

2、以落书标语形式出现的反抗事件，计有4件

3、以具体行动进行的反抗事件，计有6件

4、以言论行为出现的反抗事件，计有52件

这份数据表明，尽管七七事变爆发时，台湾已经被日本殖民统治了四十二年，但台湾人民心中仍然强烈怀念着清朝时期自由的生活方式，强烈地不满总督府的各种苛政，憎恶日本殖民统治者;也因无法改变的民族性，视中国为其祖国，并心向祖国，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台湾人民在高压的殖民统治下，对统治者充满憎恶。

其次、因中国领土广大，资源丰富，而确信中国方面在战争中的实力，相信祖国必然在战争中获得胜利;

第三、认为这场战争是因日本侵略而爆发的，中华民族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必将得到俄、美、英等国的支持，这是中国方面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从民族主义大义出发，以血缘为脐带，视中国为其祖国，坚决反对日本侵略自己的祖国，“吾等流着祖先之血，不忍心同族被残”，切望其胜利。

第五、以此次战争为契机，号召台湾人民团结起来，发起台湾独立运动，使台湾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先期达到自治独立，以为回归祖国怀抱创造条件。

第六、期待中国胜利后，台湾能够回归祖国的怀报，台湾人民也因此获得自由。

以上史实所反映出来的“七七事变”后台湾人民的各种反抗行动，实质上就是1946年林献堂率“台湾光复致敬团”前往南京和西安时所言的本意，即“须知台胞在过去五十年中不断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壮烈牺牲，前赴后继，所为何来?简言之，为民族主义也。”资料还表明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人民反抗行动的严苛镇压，有时就因一句牢骚的话语，就会被拘留长达29天。台湾人民的这些反抗，也许更是总督府后期强力推行皇民化政策的一个诱因。因为殖民统治者自己也在这份资料坦言：“通过北支事变所反映出来台湾人的皇民化程度，十分令人寒心。”?

小结

综上所述，台湾抗日运动分为武装抗日与非武装抗日二个大的分类，它们贯穿于整个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间。武装抗日行动大多发生于1895年-1915年之间，也就是在日本领台的前20年。这20年的武装抗日运动，没有任何的今天所谓的“台独意识”。1915年以后，台湾抗日运动转为维护台湾文化、争取台湾自治的非武装抗日形式，但这期间发生了原住民武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雾社事件。这个时期的“自治、独立”意识，也与今天的“台独意识”完全不同，它是脱日本殖民地的“自治、独立”意识，其归向点是回归中国。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台湾各地反抗行动与反抗言论接连不断，只是由于当时总督府极力的镇压，且秘而不宣，致使今天的史学研究者与一般民众很少知悉，大量源文件证明，台湾同胞在“七七事变”爆发后，虽身处日本的殖民统治下，仍在台湾各地不断掀起反抗日本侵略中国、预言日本必败的反抗言论及行动。故台湾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篡改历史，将台湾武装抗日中的一些“因素”强与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联系起来的作法完全是无视历史史实。

注释

①《台海思痛录》，《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1期，第7页

②《台海思痛录》，第7页。

③黄昭堂，《台湾民主国研究》，前卫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④黄昭堂：《第二次大战前“台湾人意识”的探讨》，《台湾沦陷论文集》，财团法人现代学术研究基金会，1996年，87页。

⑤《台湾，我的选择!国家认同的转折》台北：台北玉山社.1995年，第73页。

⑥参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台湾抗日运动(阅读日期：2015年5月9日)

⑦井出季和太着、郭辉编译：《日据下之台政》卷二，第411页。

⑧井出季和太着、郭辉编译：《日据下之台政》卷二，第412页。

⑨井出季和太着、郭辉编译：《日据下之台政》卷二，第415页。

⑩苏乃加：《日据时期台湾武装抗日事件之研究─以西来庵事件(1915~1916)为探讨主题》，私立中国文化大学日本研究所硕士论文，2002年6月，第20页。

⑪庄德：《余清芳革命四十年祭》，《台湾风物》，第5卷第10期，1955年10月，第14—20页。

⑫王晓波：《台湾史与近代中国民族运动》，帕米尔书局，1986年，第91页。

⑬《“北支事変を通して见たる本岛人の皇民化の程度”送付の件》，日本公文书馆藏档：C04120039500。

⑭《“北支事変を通して见たる本岛人の皇民化の程度”送付の件》，日本公文书馆藏档：C04120039500。

文章来源：《中国评论》月刊十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