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耻却不知耻是真正知耻，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总是涌现大量社会问题，且这些问题虽然大家都知道，却习以为常，尽管偶尔也会有人抱怨，但殊不知自己也是这些问题的制造者。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变得无耻。所以，社会之所以变得无耻，是社会与人交互的产物。中国社会现在就处在转型期，随着改革逐步深化，社会问题也明显增多，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要改变这种不良局面，还需要找出问题的症结，建立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的管理制度，要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体系，加强对社会的管理。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城市的耻辱》对现在治理中国，解决社会问题和矛盾就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城市的耻辱》由美国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根据他所写的系列新闻报道收集成册而成，由邢锡范翻译，胡彧校。《城市的耻辱》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著作，只是一个文集，但却并不失著作的特性，是一本值得认真品读和学习的好书。具体来讲，《城市的耻辱》有四个特点：

第一，反映真实情况。真实的情况，往往不需要争议什么，事实就是如此，无论是谁都改变不了。20世纪初，美国社会面临的腐败问题和其它社会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作者正是看到了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才勇敢地拿起笔杆子，记录下当时的真实情况，以引起大家的重视，也正是因为作者的举动，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扒粪运动”。作者勇敢的指出社会问题，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更是难能可贵的，诚如作者所说“我的目的不是搞科学研究，而是表现我调查和报道这些事件的勇气”。最终，大家认可了作者指出的问题，甚至有人邀请作者到其它城市调查，以揭露社会问题。

第二，揭示的问题具有共性。本书加上导言，一共有八章内容，讲述了城市的七种无耻行为，叙述了六个城市，其中圣路易斯叙述了两次，一次是讲贿赂团伙，一次是讲无耻行为。作者选择的六个城市都是高度发达城市，这样就可以进行横向比较，可能选择城市面临的问题不同，但具有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无耻”问题都很严重。如果选择的城市发达程度不一，则难以进行比较，因为问题的产生可能是城市自身的规模所造成的。虽然作者讲述的是不同城市所面临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章之间是没有联系的。从叙述风格和叙述的问题来看，这些城市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密切的联系，那就是这些问题都是“城市的耻辱”，而不是荣耀。

第三，写作方式不拘一格。一般情况下，在讲述一个问题时，除了有醒目的题目外，还会有标题，标题是对所讲述分问题的高度概括和凝练，但是《城市的耻辱》没有。本书除了题目之外，从头到尾，没有出现一个标题，只是在叙述城市面临的问题和耻辱。通常写作使用标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而且显得层次清晰。而本书不拘一格的写作方式虽然打破了常规，但却没有混乱的感觉，反而让人觉得更容易理解作者想要揭示的问题。

   第四，讲述内容通俗易懂。内容的通俗性，是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要把问题介绍清楚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用最简单最通俗的方式，把作者想要揭示的问题介绍给读者。由于本书本身就是作者的系列新闻报道结集成册而成，在加上作者特有的写作方式，使得本书内容除了反映真实情况之外，还通俗易懂，既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又能让读者读得懂。现在西方的学术著作，大多枯燥难懂，有些虽然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由于其学术风格难以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使得不少学术著作只能是停留在理论层面，难以发挥其借鉴和参考的作用。而《城市的耻辱》则进一步打开了这种困境，主要就是由于其内容通俗易懂，易于被理解，也易于被借鉴和参考。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来讲，《城市的耻辱》可以给我们四点启示：

第一，继续严厉惩治腐败犯罪。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期，现在面临的问题与美国在20世纪初面临问题具有相似性，为了有效解决美国社会的“耻辱”问题，美国掀起了一场“扒粪运动”。“扒粪运动”指出了美国城市社会面临的腐败问题和无耻行为，加快了美国的改革进程，有效打击了腐败，使美国社会走向正确轨道。中国现在也是如此，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之下，打击腐败，惩治犯罪的力度不断加大，一批大老虎纷纷落马；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依法治国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等，这些举动是党和国家在转型期的必然行动。经过最近几年的治理，社会风气明显好转，贪官污吏明显减少，中国社会继续朝着更加健康与和谐的方向发展。但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依然比较多，社会发展步入新常态后，不仅需要高压行动，更需要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和规则，以规范社会运行，而这些工作才刚刚开始。

第二，揭示社会问题需要有勇气有良知的媒体和记者的参与。美国的“扒粪运动”是新闻记者发起的，记者死磕总统，与总统叫板，勇于揭露社会问题。而中国的反腐问题是自上而下的，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进行的，底层和民间力量主动性不够，勇于揭露问题的勇气不足。中国的媒体和记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很不够，他们的焦点不在社会问题上，而在明星身上，明星干什么都会有人爆料，而社会问题却很少能像明星那样，引起媒体与记者的高度关注。媒体与记者对社会问题，有的只是报道，没有进行深入调查，根本不可能找到问题的症结。中国现在非常缺乏像林肯·斯蒂芬斯这样有勇气的记者，更缺乏有认识社会问题和分析社会问题能力的记者，这说明中国媒体和记者的责任心不强。因此，需要规范引导媒体发展方向，不断减少媒体对所谓“明星”的关注，提高记者的良心和社会责任心。

第三，中国的荣辱观教育仍需加强。中国的荣辱观教育主要是口头学习教育，没有惩罚措施，这样难以起到应有效果。在社会转型期，需要采取非常手段治理社会风气，否则会使社会运行出现问题，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先例，比如在唐玄宗刚登基时，就任命姚崇为宰相，采取果断措施，解决社会问题，其中有一项措施就是打击厚葬，以整治社会风气。中国是一个家本位社会，个人对家是私心和私情并重，容易出现以私害公的现象，正如《城市的耻辱》中所讲的“公共精神变成了私人的性情，公共事业心变成了私人贪欲”。因此，要让人有耻感，不仅要教育，还要对无耻者进行惩罚，以惩罚代教育。比如，考试作弊问题，通过教育肯定不能解决问题，而对作弊者进行严惩，以儆效尤，这样，其他人自会收敛，绝不会再明目张胆去做。中国人家庭的团结与和谐，往往会形成冲击社会的力量，所以必须由外向内打击无耻者，因为当惩治一个无耻者时，这个人一定属于某个家庭，自然而然会起到应有的警示作用；如果不惩治，肯定不会有人遵守。中国这么多年的道德教育之所以效果不佳，就是因为只有教育，而没有惩罚。

第四，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美国是一个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它不像中国有着长时间的城乡二元分割，所以林肯·斯蒂芬斯讲述的是“城市的耻辱”。但是对于中国来讲，不仅存在城市的耻辱，还存农村的耻辱。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农村最近几年的变化也非常大，如社会风气恶化，传统的道德秩序不复存在等。目前，由于国家对农村的政策重经济发展，轻社会管理，所以农村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多。为扭转农村社会风气，建设和谐农村，急需要加强对农村社会的管理，防止农村社会的耻辱问题逐步加重和“无耻走遍天下，有德寸步难行”尴尬现象的出现。

“城市的耻辱”之所以无人觉得是耻辱，就是因为耻辱已经成了社会运行的法则，而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要想正常生活下去，就必须按照这个运行法则下的规则行事，久而久之，无耻就变成了一种正常现象。中国社会面临的耻辱是双重的，城市耻辱与农村耻辱并存，并且相互交杂和影响，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比20世纪初美国面临的问题轻。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统一，紧跟党的步伐，坚决拥护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不断努力奋斗。

高志奇，作者系延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