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外交一直缺乏改革。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后，大家关心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等，对外交体制的变化就比较少。但是，如果体制不变化，新的外交思想、政策的执行，就会打折扣。根据我们的研究，现在中国的外交，正在从“韬光养晦”向着“奋发有为”转变。
事实上，反对中国“奋发有为”的，不仅仅是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例如美国，他们当然不愿意中国强大，不愿意中国外交转型，他们总批评中国“搞坏了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因此，这是一种讽刺的现象：希望中国强大的人，不愿意中国外交转型;不希望中国强大的人，也不愿意中国外交转型。
那么，中国的外交转型，能不能取得比原先的外交政策更好的成果?这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我们发表了一个报告——《改革创新：打造中国外交新思路》，就是讨论该问题。
在最近一期的《国际政治科学》上，徐进、杜哲元发表了《反思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思维定势》一文。他们谈论的是，中国外交转型过程中及之后，中国人有哪些思想上的“不适应”现象，也就是说有哪些思想“跟不上”这次外交转型。他们有从六个方面预测了中国人思想观念上的变化。这次转型要想成功，就要有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如果思想不变，那么政策转型也不能成功。如果思想不变，那么在执行政策的时候，就不会心甘情愿，甚至有些人会抵制这种转型。
同时，我也在上一期的CJIP上发了一篇文章——《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我分析了中国外交出现了哪些变化，并且分析了这些变化是带来了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其中我分析了中国与各大国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与周边各国关系的变化。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外交，不能搞改革。或者说，“改革”这个词，无法进入外交政策这个领域。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有文件说，中国的外交在文革中并没有发生太大错误。也就是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没有严重影响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因此在外交领域“不需要拨乱反正”。长期下来，就导致出现一个现象，外交领域没有改革。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的确在出现变化，但是“改革”这个概念却不能说。这很像是当年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过程。现在的“韬光养晦”，就好比当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的“奋发有为”，就好比当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年是有人认为“阶级斗争为纲”没有错，所以不需要改革;现在也是，有人认为“韬光养晦”没有问题，所以不需要改革。
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韬光养晦”变得越来越弱，“有所作为”变得越来越强;而是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根本性的改变过程。这是一个性质变化，原先的很多原则要发生转变。后者要取代前者，就好像当年“以经济斗争为纲”要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一个性质上的变化，原先的原则要被取代。
去年，我们团队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当时讨论的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但后来看到了习总书记的讲话，他说“外交要改革创新”，所以我们才准备写这个报告。因此我们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了“合法性”，因为领导人是这么说的。我们认为，外交领域没有特殊性，不能其他的都改革，这个领域不改革。因此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什么”的问题，还要讨论“怎么去改”、“怎样使改能够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怎么改能够实现新的目标”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到“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从“经济导向型”的外交变为“政治导向型”的外交。而且这是现实的目标、眼前的目标，不是将来的目标。既然目标改变了，那么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总体设计、政策措施、外交组织、外交制度，都要发生改变。
如果外交制度不改革，是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当年搞改革开放也是类似，我们面临的是制度问题。过去有人说“私有企业不能雇超过七个人，因为马克思说超过七个人就是资本主义”。现在可能觉得很可笑，但当时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制度改革是最重要的。例如，中国的外交政策，需要不需要一个“政策评估环节”?需要不需要一个专门的“政策评估机制”或“职能部门”?现在我们的外交机构中，没有这样一个部门，来评估“外交政策执行过程中，是不是需要进行调整”。甚至我们的外交部门都不知道，某一个文件应该执行到什么程度，到什么情况下应该作废。也没有一个制度，来判断某项政策什么时候应该执行，什么时候应该停止执行。我们应该有相应的部门，判断某些政策什么时候应该停止，某些文件什么时候应该解密。这不仅仅是一个策略上的调整，而是指导思想、战略原则、外交制度的调整。
在外交领域里面，创新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这和别的领域很不一样。周恩来当年的原则是“外交无小事”。当初我们的开国将军们，很多人直接成为外交官。他们以前在战场上打仗，原则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是，当他们成为外交官后，就不能再以此为指导原则了，必须要服从中央的统一命令、严格执行命令，事事必须请示。当时，这是符合国家需要的。但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外交工作不能僵化，不能拒绝改革。
如果没有改革的机制，就等于把改革的任务全部留给了领导人。导致只有领导人才可以改革创新，其他的人都无法改革创新。如果领导人没有创新，下面的人先创新，就可能会导致所谓的“政治不正确”。但实际上，领导人不可能“事无巨细”地管所有事情。我们既应该有创新的机制，也应该保证全国外交战略的统一。因此，在外交领域里面搞创新，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我们现在的制度，导致前线的工作人员无法了解实际情况，很多工作人员没有时间进行调查，甚至连我们这样的会议他们都没有时间参加。我们必须有一个好的制度，鼓励工作人员去了解实际情况。
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是不同的，二者都需要做研究。前者是发现客观事务背后的规律，后者是研究国家用于指导自己外交实践的思想。前者不一定用来指导实践，后者为政治政策服务。很多时候，学术研究，无法变成指导国家政策的理论。我们很难看到，某一个学者提出的理论，被国家领导人看到，然后用来指导外交实践。事实上都是相反的，是领导人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然后再找学者提出的各种理论，进行物色，之后拿来为自己所用。他可以说“这是专家的意见，是学者提出来的，很有学理价值”。事实上，这个领导人早就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看法了，只不过是从各种学术理论中，找一个符合自己的思想的理论，等于是找了一个“装饰”。不存在“现有理论，后有领导人的政策”。例如，小布什上台，新保守主义大行其道;小布什下台，新保守主义似乎影响力不大了。但是事实上，新保守主义的学者、思想、成果都是始终存在的，只不过奥巴马不喜欢这些思想而已。我们学者的工作，就是要建立多元的思想，供领导人选择。这就好比，领导人可以进入“超市”，可以进行“多样化选择”。学者是卖东西的，领导人是逛超市的，我们尽量提供多元的“商品”，但能被人家选中的思想是少数。
现在有一个争论，即外交政策转型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仅仅认为“这纯粹是领导人自己的思想变化而导致的”，就会有一个错误，你得出的结论是“外交转型不是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而发生的”。事实上，我们的外交转型，其原因是战略环境、地位、实力、利益变化，是被逼出来的，我们转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这是一个客观的变化，带来的主观的转型。我们的报告认为，这次中国外交转型，是客观情况变化的结果。
首先，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变化。这不是一个程度变化，而是一个性质变化。用佐利克的话说，“一个大象再也无法躲在树的后面了”。当一个人已经达到2米，即使他蹲着，也会比别人站着明显。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并且继续增长，再采用过去的“韬光养晦”，就已经过时了。
第二，中国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周边的压力增加，冲突增加。例如，当你变大、变高的时候，别人就会恐惧你，就会躲着你。在马路上，一个个子小的人，一定惧怕一个个子高的人，即使两人不发生冲突。客观上，因为中国强大了，所以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恐惧上升，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值上升，要求也上升。即使中国不改变动机，别人也会恐惧中国。这就好像是，在一个篮球队中，当你个子最高的时候，你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你表现不好，别人就更加指责你。这才有了“中国责任论”的问题。过去我们“弃权”，被别人认为是合理的。现在中国“弃权”的余地已经越来越少了，中立已经做不到了。因此，环境的变化决定了：中国不调整政策，不是对别人不好，而是对自己不好。
第三，我们的利益也发生了变化。现在中国每年有1亿人次出国，相当于很多个小国的人口数量的总和。因此，中国政府必须解决他们在海外面临的各种问题，中国应该保护我们的公民。现在我们的经济利益，已经不是最首要的利益了，公民的安全利益成为了最首要的利益。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理论”，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中国学者写过“实现中国民族复兴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实现中国民族复兴的外交理论”，还没有人去做过这个工作。我们应该研究“如何支撑我们实现民族复兴?”。我们以前研究的，都是“外交工作如何服务于经济事务”。因此，我们需要研究以下问题：“复兴的标准是什么”、“复兴的条件是什么”、“复兴的利益排序是什么”、“复兴后的国际秩序是什么”、“复兴的战略是什么”、“哪些领域先实现复兴，哪些领域后实现复兴”。如果我们能有100种研究，那么其中就会有1—2种，被决策者所用到。
我们认为，中国的这次民族复兴，与以往的历次大国崛起，都是不同的。这就是：全球化的背景。我们讲的全球化，不仅仅是各个地区的简单连结、简单联系，与“丝绸之路”的概念不同。而是表现为：生活的日益交织、生活方式相似、思想趋同、相互依附。例如，全世界所有的超市，无论是什么意识形态，在交款台都会出售电池。我们研究的是，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的复兴如何实现，中国的外交应该如何调整?具体内容包括：“全球化下的大国外交”、“全球化下的世界秩序”、“全球化下的国际体系”、“全球化下的国际规范”、“全球化下国家、地区、世界三者的关系”、“全球化下主导国的责任问题”，等等。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做，如何有外交策略的创新?我们国家的外交创新，过于依赖决策者个人，而那种群体性的创新不够。我们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指望决策者。我们要给领导人足够多的选择余地，提供足够多的建议，让领导人自己去挑选。如果没有这些东西，领导人就无法从中挑选。
从策略上来讲，“避免冲突”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应该直面冲突、利用冲突、解决冲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在我们已经做不到了。有人说，“中国的奋发有为政策，导致日本向美国靠拢”，还有人认为，“美国的强势政策，导致中俄正在接近”。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是因为我们的地位在上升，实力在壮大，使得日本一定会选择与我们对抗的政策。日本采取与中国对抗，是从2002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开始的，当时我们坚决执行“韬光养晦”，但仍然不能防止日本与中国对抗。东海问题、钓鱼岛问题，日本与中国对抗，并非从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开始，而是始于2010年扣船事件，日本故意扣留中国船长。是因为形势、环境变了、利益变了，我们才调整政策;而不是我们先调整政策，才导致日本选择与中国对抗。当日本故意制造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利用冲突，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不仅应该维护“战略机遇期”，还应该主动创造“战略机遇期”。我们的东海识别区，就是主动创造自己的机遇。当时我们突然公布识别区，导致美日无法进行协调，因此他们两国的政策彼此矛盾。这样，美国才说“需要与中国讨论航空识别区的管理规则”。当我们没有识别区的时候，美国人不可能与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了自己的识别区，美国才不得不与我们讨论。这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机遇，我们有机会与别人讨论管理规则。
我们要从“适应环境”向“塑造环境”转变。过去，美国出台“塑造战略”，我们还很不理解。事实上，美国想塑造世界，最后能否成功，结果好与不好，这是技术问题，不是方向问题。作为一个大国，如果连塑造环境的意愿都没有，那么它不是真正的世界大国。当一个大国，有塑造世界的能力，而不这样做的时候，那么更不是世界大国，它没有成为世界大国的意愿。没能力，是一回事;有能力而不那样做，是另外一回事。现在中国已经具备了塑造的能力，如果不及时塑造环境，就是在浪费自己的资源，浪费自己的机遇，使得我们不能及时地实现民族复兴。
最后，从学术角度讲，我们应该研究哪些方面?我们的基本研究，是在三个层次：个人、国家、体系。我们要研究领导人，要研究领导集体，也要研究官僚制度，同时还要研究国际体系。中国是一个有特色的国家，因此我们的外交理论，一定要符合自己的国情，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否则，一定会导致伤害自己国家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研究的基本范式。
我们的这个《报告》，是供大家批判的。我们不一定是对的，也不一定非要让外交部接受。我们的目的是，能够引发学界的讨论，这已经足够了。
“国关前沿通讯”整理阎学通教授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