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先生仙逝，不生怀念，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本文结合农村流通体制改革，对杜老的一些思想做一点学术探讨。
1982年，北京一批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刚上课的研究生计划建立一个农村流通研究小组，到处寻找“婆家”，碰了很多壁，只有一家中央机关愿意收留我们，就是杜老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具体的联系都是由联络官王岐山操办的）。当时由年轻人组成的农村发展组已经在农村政策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为什么还要搞一个流通组？我理解，杜老等人的考虑是具有战略性的，主要包括，第一，当时农村生产领域的城堡责任制改革已经初见成效，进一步的改革需要在流通领域展开，所谓流通改革，今天看就是市场问题，流通问题是限制农村改革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关系农产品市场的发育和成长，意义重大；第二，造成研究领域青年人之间的竞争态势，促进研究的发展，听取不同意见。参加流通组的有蔡晓鹏、王北鹰、郑陆英、卢迈、刁新申、张少杰、张学军、高粱、曹务奇、樊纲、蔡昉、顾秀玲、卢锋、徐黎鹰、姚刚、李振宁等商业部、社科院、人大、北京经济学院等单位的几十年轻人。流通组的出现给“老大哥”发展组一点压力，杜老也促进两组的合作，派发展组罗晓鹏给我们上第一课，讲了很多，始终铭记的一句话是“对上不要怕，对下要好。”
流通组成立后，在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支持下，于1982、83年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多次调查，包括湖北咸宁地区（主要是蒲圻县），广东肇庆，浙江义乌和新疆等。参加调查的多是毕业一两年的大学生和还在上学的研究生。由于没有经验，经常遇到各种问题。有时地方的同志问农研室的主任副主任是谁，一些新来的同学竟然答不上来，开会时就告诉每一个人，如果有人问，就说农研室的主任是杜润生，一定要记住。一时传为笑谈。外地调查过程中，一旦遇到困难，对付不了，就给北京打电话（当时打长途并不容易）求援。接电话的常常是王岐山，岐山就和省里协调。在调查中，我们接触到很多学校里看不到现实情况，看到了改革在农村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流通领域的繁荣。例如湖北繁荣的零售商业，市镇上星罗棋布的小商店；广东农民把水田改为鱼塘，改“种粮”为“种鱼”，解决了长期没有解决的副食供应问题。我们也看到改革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流通领域改革相对于生产领域的落后。
各路调查队伍回到北京，就开始准备向杜老汇报。汇报前最后一天通常是最紧张的，要忙到半夜。83年9月23日汇报时，杜老十分幽默，眼镜闪闪发光，不时用山西口音插话，对下边情况十分了解。杜老大量插话，很多是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很多插话是从政策具体怎样设计的角度提出的。杜老还对我们以后可以做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指点，最后杜老总结说，现在就是要突破交换流通过程，搞联产承包理顺关系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遇到困难，流通格局与农业生产不适应，面对这种情况，农民动向如何，农民有什么反馈？研究研究。能不能趁这个机会把交换机制流通机制调整得更利于刺激农民生产，给他一些顺畅发展的机会，至少给积极进取的发展机会。你们把收到的信息整理，理论上加工，比我们强，我们是经验主义。听了很有启发，希望你们再收集供销社、商业部、财政部、农业银行感到的问题、困难。改革是出路，但还得找到中间环节。业务部门无形之中是想后退，我们要从理论上实践上搞清后退后果更糟，如何进是要解决的问题，取得大家一致的见解意见。把各部门的酸甜苦辣了解清楚，对解决认识问题重要。分成若干经济区把情况搞清，商品生产发展要求，农民生活提高要求，搞成数量化，把政策变化大地震搞成小地震。你们的意见很好，更具体些，把材料写上来，最后我们再讨论。（杜老讲话是根据当时笔者记录整理，见附件）
重新温习杜老讲话，有几点感想：
第一，杜老对很多问题的观察，都是从农民的角度出发的。杜老心里装着农民。在当时我国政府各部门中，农口一方面是负责管理农民的，但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部门，农口又是农民的代言人。杜老对如何协调农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十分关注。杜老非常重视减轻企业和农民负担，谈到饲料工业时，一位同学说可以重税，杜老说现在已经重税了，另一位领导说饲料工业可以轻税，杜老说饲料没税还亏。杜老说，将来要找到一条线，农民利益，八亿农民改善生活掌握什么度量，和城市工人怎么比较。
第二，杜老是坚决主张改革的，思想十分开放。他十分注意从青年人的新思想中吸取有益的东西，从来没有把一些不一定成熟的想法当成对立面。他对国外的情况也十分了解。谈到某县发展商品交换时，杜老讲到，由于没有贸易中心，买一件东西出去两万人推销，有什么效率？
第三，杜老是从全盘的角度考虑农村政策的设计和执行的。农村流通改革与生产不同，涉及更多方面的协调，有时超出农口的管辖范围。所以杜老特别注意倾听我们所反映的各方面的意见，希望我们更多地了解各方面的意见。在设计政策时，杜老强调考虑农民的动机和反应。在改革的时间顺序上，杜老主张循序渐进，使国民经济各环节有个适应的过程。他说，价格机制发生问题，农民就会生产消极，不干粮食，够吃就算了。他强调要把流通机制调整得更有利于农民生产，既考虑国家的承受力，也要考虑农民的承受力。关于改革的时间顺序，杜老说，改革是出路，但改革还得找到中间环节，一下子到位的改革不行。
第四，杜老关心青年经济学者的成长，在讨论中给我们指出了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他对我们调查不够细致的地方，也委婉地提出了批评。例如，杜老问，计算过一个农民的劳动消耗没有？怎么折算？家庭副业产品怎样折算？养殖业顾工你们觉得怎样？北京副食每年贴多少钱？谈到猪肉进城，杜老说，一头猪从头到尾环节、成本计算一下。杜老说，有些地方交通发达经济不发达，其中必有原因，要我们研究。
80年代中期，流通组一些人去了体改所和农村发展所。90年代以后，我参加了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建，杜老对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工作也十分支持。有一次其仁陪杜老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在休息室里也曾和他谈过话。
杜老对改革以后中青年经济学家的研究有巨大的影响，当今京城的经济学家很多都是在他的培育下长大的。他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15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