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学者围绕本国的安全政策展开了论争。以高坂正尧为首的“日本型现实主义者”秉持以“基础防卫力”与“综合安全保障”为核心概念的“综合安全保障论”，主张坚持《防卫计划大纲》与“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冈崎久彦、佐藤诚三郎、清水几太郎等学者则立足于“传统安全保障论”，向“综合安全保障论”发起了挑战，认为只有大幅强化至事力量才能应对苏联的威胁，呼吁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废除防卫费不超过GNP1％的限制。思考这一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不仅可以反思先行研究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问题，还有助于深入理解当前日本安全政策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日本型现实主义 综合安全保障 基础防卫力 防卫计划大纲 传统安全保障

近年，“日本安全政策”成为中国学界研究的热点。但是，中国学界关于冷战后期的日本安全政策研究较少，而在日本学界先后涌现出一批优秀成果。板山真弓运用日美两国的一手资料，揭示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78年）的来龙去脉；真田尚刚、千千和泰明、山口航等学者结合档案与口述史，详细考察了《防卫计划大纲》（1976年）、“基础防卫力构想”与“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形成过程；王瑞聚焦政军关系与军事技术两个变量，微观分析了冷战后期自卫队的防卫力整备。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日美防卫合作谈判或防卫厅和自卫队内部的动向，而忽视了当时日本安全政策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为呼应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关于“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non-western IR theory）与“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R）的倡议，日本学界积极反思本国的国际关系学传统。其中，以高坂正尧、永井阳之助、卫藤沈吉等国际关系学者为代表的“日本型现实主义”（Japanede Realism）备受瞩目，相关研究如：神谷万丈、土山实男对比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日本型现实主义”的不同之处；酒井哲哉、五百旗头真、中西宽等学者详细考察了高坂、永井等“日本型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的国际政治思想；张帆以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Moral Realism）为参照，重新探讨了“日本型现实主义”的特征与定位；等等。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冷战前期（1947-1972年），而涉及冷战后期的研究可谓寥寥无几。但是，正如服部龙二指出的那样，高坂等“日本型现实主义者”曾以智囊身份参与决策，深刻影响了冷战后期日本的安全政策。因此，研究冷战后期的“日本型现实主义”，有助于厘清当时日本安全政策的思想基础。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拟从战略思想的视角出发，以“日本型现实主义者”为主要切入点，重新思考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及其启示。

在论争的白热化阶段，麦克·望月（Mike Mochizuki）指出了论争中存在着“政治现实主义者”（political realists）、“军事现实主义者”（military realists）、“日本型戴高乐主义者”（Japanese Gaullists）、“非武装中立论者”（unarmed neutralists）四个集团。作为论争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永井阳之助援引望月的观点并进行细化，重点关注了高坂正尧、猪木正道等“政治现实主义者”（即“日本型现实主义者”）与冈崎久彦、佐藤诚三郎、中川八洋等“军事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对立。永井认为，尽管都追求安全保障，但前者重视非军事手段，后者重视军事手段；虽然都强调军事力量的作用，但相比“军事现实主义者”，“日本型戴高乐主义者”更加重视独立自主。“望月—永井说”作为有关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安全政策论争的几乎唯一的既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问题。正如后文所述，“军事现实主义者”与“日本型戴高乐主义者”的界限模糊，两者的核心见解几乎一致，而且部分代表人物的具体政策主张并不符合他们自身的身份标签。此外，对“日本型现实主义者”与“日本型戴高乐主义者”的区分造成了两个误解，即“日本型现实主义者”轻视或无视军事手段，而“日本型戴高乐主义者”不具备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重视权力政治。

对此，本文在论述过程中将使用如下身份标签。首先，“日本型现实主义者”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以“基础防卫力”与“综合安全保障”为核心概念的“综合安全保障论”。“综合安全保障论”反映于《防卫计划大纲》与“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之中，为冷战后期日本的安全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日本型现实主义者”称为“综合安全保障论者”。其次，随着美苏进入“新冷战时期”，“传统安全保障论者”（“军事现实主义者”与“日本型戴高乐主义者”）对“综合安全保障论”发起了挑战。他们主张日本必须进一步强化军事力量以应对苏联的威胁，为此需要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废除防卫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GNP）1％的限制。最后，所谓的“非武装中立论者”一贯否定日美同盟与自卫队，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却无法左右日本的安全政策。到了冷战后期尤其是“新冷战时期”，“非武装中立论者”的影响力逐渐衰退，又未提出新的观点，在安全政策论争中被边缘化。因此，本文主要关注“日本型现实主义者”与“传统安全保障论者”，不再具体考察“非武装中立论者”的主张。

一、“综合安全保障论”的形成

以下将回顾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安全政策论争的背景，以厘清“日本型现实主义者”的“综合安全保障论”是如何形成并与既存的安全政策实现一体化的。

（一）从紧张缓和到美苏“新冷战”

一方面，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美苏签署《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大国间关系在1972年走向缓和。另一方面，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暴露了日本依赖海外资源的经济脆弱性，成为其“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形成的重要契机。一言以蔽之，国际政治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迎来了紧张缓和与相互依存的时代。然而到70年代后期，国际局势出现了变化，美苏争霸呈现出明显的“苏攻美守”特征，苏联加大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在欧洲与远东地区部署SS-20导弹，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部署地面部队，并于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

在上述过程中，如下因素值得关注。第一，进入20世纪70年代，由于越南战争的失败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国实力出现衰退迹象。相反，凭借《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苏联在实现对美“核均势”（nuclear parity）的同时，通过增强常规武力逐渐获得军事优势。第二，面对苏联的积极扩军，美国要求盟友进一步分担防卫责任。然而，西欧国家和日本却怀疑美国对苏威慑力的可靠性，担心在关键时刻被美国抛弃。第三，美苏进入“新冷战时期”后，所谓的“1985年军事危机论”甚嚣尘上。部分军事专家预测，尽管里根政府开始积极增强军备，苏联仍旧可能在1985年之前保持对美军事优势；如果苏联在这段时间内利用军事优势进行对外扩张，西方国家将被迫让步。这三个因素给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提出了重要的问题：苏联在军事上的优势削弱了美国对日安全承诺的有效性，加之日美经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日本更有理由怀疑在关键时刻会被美国抛弃。此外，日本担心一旦美苏在西欧或中东出现冲突，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有可能被调走，苏联有可能乘机进攻日本。

（二）既存的安全政策及其基本理念

这些问题促使日本的相关人士重新思考既存的安全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安全政策秉承两个基本理念，即“基础防卫力”与“综合安全保障”，两者都受到了“日本型现实主义者”的影响。前者源自高坂提出的“拒绝能力”（denial capability）这一概念，并反映于《防卫计划大纲》中；后者在猪木、高坂主持的《综合安全保障研究小组报告书》中得以系统化。因此，在详细考察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之前，必须首先理解“日本型现实主义者”的基本立场。

学界关于“日本型现实主义”的研究成果颇丰。从战后到安保斗争期间，日本的知识分子在舆论界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政策论争。以“和平问题谈话会”为中心的“进步派”主张全面媾和与非武装中立，小泉信三、福田恒存、林健太郎等“保守派”则支持单独媾和与安保体制（日美同盟与自卫队）。主导舆论界的“进步派”把“保守派”的立场视为“现实主义”并予以批判，导致“现实主义”一词沾染了负面色彩。20世纪60年代，高坂在批判“保守派”与“进步派”的基础上扩大了“现实主义”的内涵，提出“新现实主义”，试图以此超越外交政策论争。所谓的“新现实主义”主张权力政治与价值的并存，承认权力的多样性，提倡以均势为前提渐进地寻求和平，引起了永井阳之助、卫藤沈吉、若泉敬、神谷不二等国际关系学者的共鸣，在舆论界实现了崛起。

“日本型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不同于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权力观。高坂等“日本型现实主义者”虽然不否定军事力量的意义，却更重视经济与舆论等非军事、非物质力量的作用。因此，在他们看来，一国追求安全保障的手段是多样的，并不局限于军事力量。基于这样的认识，“日本型现实主义者”呼吁日本在维持最小限度军事力量（安保体制）的前提下深化经济发展，加强对外援助，推进符合“和平国家”形象的无核外交，改善日中关系与日苏关系以缓和远东地区局势。换言之，他们提倡的是广义的安全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综合安全保障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萌芽。

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型现实主义”进一步实现了体系化。首先，面对第一次石油危机，高坂指出了日本的经济脆弱性与政治实力的欠缺，呼吁日本增强“帮助别国的能力”和危机管理能力，促进对外经济合作，强化资源技术开发。其次，在当时防卫厅长官坂田道太组织的咨询会议“思考防卫之会”上，高坂从最小限度的军事力量这一观点出发，提出了“拒绝能力”（denial capability）的概念。具体来说，“拒绝能力”指的是“防止敌方突然进攻造成既定事实的能力和敌方不动员相当大规模的兵力就无法压制我方防卫的能力，因此，它不需要强到能够阻止任何进攻”。正如服部龙二指出的那样，时任防卫厅事务次官的久保卓也深受高坂的影响，其所提出的“基础防卫力”的概念与“拒绝能力”大同小异。最后，三木武夫政府在1976年发布了以“基础防卫力构想”为核心的《防卫计划大纲》，并提出了防卫费不能超过GNP1％的限制。此外，在大平正芳政府的主导下，以猪木为组长、高坂为干事的“综合安全保障研究小组”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由高坂亲笔撰写的《综合安全保障研究小组报告书》（1980年）在建议日本政府构筑综合的日美同盟关系、增强作为“拒绝能力”的防卫力量的同时，还呼吁改善日中、日苏关系，强化粮食、能源安全保障，加强危机管理能力。至此，“综合安全保障论”最终成型。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日本，存在着多个“综合安全保障”构想。广义的“综合安全保障”未必追求“拒绝能力”，即使是大规模扩军也不意味着不“综合”。不过，在“日本型现实主义”的脉络中，“拒绝能力”与“综合安全保障”密不可分，反映了高坂等“日本型现实主义者”的一贯立场，即在维持最小限度军事力量的前提下综合运用非军事手段实现安全保障。

总之，纵观20世纪70年代，“日本型现实主义者”的“综合安全保障论”与日本的安全政策实现了一体化。因此，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开始之后，“日本型现实主义”自然成为被挑战的对象。

二、“传统安全保障论”对“综合安全保障论”的挑战

在考察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安全政策论争的主要过程时，应重点关注“传统安全保障论”对“综合安全保障论”的挑战。

（一）论争的开始

那么，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是如何开始的呢？其实，这场论争的导火索在1979年就已经点燃了。当时，以统合幕僚会议议长栗栖弘臣的“失言”问题为契机，关嘉彦与森岛通夫围绕“有事对策”的必要性展开了论战。关嘉彦认为，一国无法只靠军事力量实现安全保障，为了应对苏联的威胁，日本需要以日美安保为中心、维持最小限度的自卫能力来寻求安全。如果日本的防卫能力强化到符合自身经济实力的地步，美国就不会在关键时刻轻易抛弃日本。相反，森岛通夫认为，日本不仅面临着随时被美国抛弃的危险，而且日本不管如何增强防卫能力都无法对抗苏联。何况如果美苏之间爆发核战争，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只有选择投降才能避免被毁灭的命运。既然如此，日本又何必需要军事力量呢？因此，森岛呼吁日本增强自身中立化，运用外交、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软件”来实现安全保障。

就在同一时期，片冈铁哉提出“日本第二共和国构想”，呼吁日本学习“戴高乐主义”。具体来说就是，面对苏联的威胁，日本需要大规模扩军，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军事贡献。为此，日本应该抛弃“基础防卫力构想”与“和平宪法”，增强日美同盟的平等性，甚至考虑自主核武装。

（二）论争的白热化

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走向白热化。1980年7月，曾经担任“进步派”旗手的清水几太郎发表了《核武器的选择》一文，在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清水同时批判了“综合安全保障论”与“非武装中立论”，强调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他认为，“和平宪法”使日本失去了作为国家的基本属性（军事力量）。“如果经济力量、军事力量、政治力量齐全的话，日本岂不是堂堂大国吗？”为了对抗苏联的军事威胁，“日本应该拥有的不是守护国土的刺猬般的防卫能力，而是足以在关键时刻打击苏联军事基地的攻击能力”。基于这样的认识，清水呼吁日本建设航母部队，强化自卫队，并考虑保有核武器，以此帮助美国恢复对苏均势。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保有核武器”不只是指自主核武装，美国在日本部署核作战部队等间接方式亦在其列。

对此，猪木正道批评清水的主张是“空想军国主义”，他反对日本走“军事大国”路线。猪木认为，日本以日美安保为前提获得《防卫计划大纲》所规定的“拒绝能力”就可以实现安全保障，无须进行大规模军扩和修宪。此外，苏联面临着各种内外问题，不该过度夸大苏联的威胁。只要防止远东出现权力真空，苏联就不会主动入侵日本。

另一方面，中川八洋对清水的大部分主张表示赞赏，却反对日本自主核武装。中川认为，由于核武器的破坏性，未来更有可能发生的是常规战争，何况日本即使自主核武装，也无法获得对苏报复能力。日本不如废除“无核三原则”，允许美国核作战部队驻日，以此提升美国“核保护伞”的可靠度，同时修改关于防卫的各种法律制度。此外，中川以猪木为例强烈批判“日本型现实主义者”的“综合安全保障论”。在中川看来，“基础防卫力”已经无法应对美苏“新冷战”，日本必须修改《防卫计划大纲》，整备“所需防卫力”以应对苏联的威胁；而“综合安全保障”这一概念容易混淆主要手段和次要手段，归根到底，一国还是要靠军事力量求安全。

（三）论争的高潮

与此同时，永井阳之助与冈崎久彦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论战，把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安全政策论争推向了高潮。面对“传统安全保障论”的挑战，永井支持既有的安全政策，其理由在于：“如今的国际政治比起权力游戏更像是影响力（势力）游戏，武力也不过是保持带有自信的交涉能力的一种手段而已。”何况日本的军事力量根本无法比肩美苏，所以相比整备“所需防卫力”，不如坚持日美安保和整备“拒绝能力”，同时通过经济技术合作、文化交流、动员国际舆论等方式降低苏联的敌意。此外，美国仍然有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日本无须高估苏联的威胁。

对此，冈崎主张面对美苏均势在“新冷战时期”出现的变化，日本需要改变既有的安全政策。一旦美苏之间爆发全面战争，为了避免远东成为第二战场或减少远东可能受到的破坏，日本必须以日美安保为前提强化常规武力（自卫队）。冈崎在其代表作《何谓战略思考》中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自身的观点。他认为，防卫构想必须排除内政因素与意识形态，而只考虑军事平衡。近代以来，远东国际关系的结构始终是俄国（苏联）与盎格鲁—撒克逊的对抗，前者长期试图在远东寻找出海口。因此，从权力政治的观点来看，日本当然应该对美结盟。如今，由于美苏基本实现了核均势，双方最有可能因为偶发事件爆发无核全面战争，最后以签订临时停战协定收场。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日本极有可能在部分领土被苏联占领的情况下迎来休战。为了防止这一局面成为现实，日本必须坚持日美安保，增强常规武力。

针对上述冈崎的观点，永井在数篇文章中进行了反驳，最终在其著作《现代与战略》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正如本文最初论及的那样，永井自称是“政治现实主义者”，认为冈崎是“军事现实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永井反对只从军事考量出发去制定安全政策，指出正因为不考虑国内问题等非军事因素，“传统安全保障论者”才会高估苏联的威胁。并且，较大规模的扩军既不利于经济发展，又容易招来苏联的对抗措施，无益于地区和平。因此，日本应该坚持“吉田主义”，充实自己的实力，依靠商贸、技术交流、对外投资等手段实现国际贡献。

多年之后，冈崎在回忆录中表示，永井当年其实是代替高坂出面与自己论战。作为“日本型现实主义”的旗手，高坂在当时的安全政策论争中不太活跃，但也并非毫无反应。面对“传统安全保障论”的挑战，高坂在论争前期就表态反对“唯武器论”，主张安全保障具有“三个层次”，即凭借国际合作与军控等方式创造更和平的国际体系、深化与盟友和友邦的合作、保持最小限度的防卫能力，三者之间需要保持平衡。这一观点反映了高坂坚持“综合安全保障论”的基本立场。并且，高坂出任“和平问题研究会”负责人后不久，就在《国防》杂志发文反对修改《防卫计划大纲》。众所周知，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设置“和平问题研究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和废除防卫费不超GNP1％的限制。考虑到这点，高坂的做法实在耐人寻味。在这篇文章中，他反对把《防卫计划大纲》与防卫费限制挂钩。高坂认为，尽管近年来苏联的军事力量得到强化，但美苏之间的军事平衡并未发生质变。在美苏核均势的背景下，面对美国在关键时刻会抛弃日本的可能性，日本确实需要整备防卫力量。不过，日本目前尚未获得《防卫计划大纲》规定的“拒绝能力”。因此，相比考虑修改《防卫计划大纲》，日本更应该重视“基础防卫力”的整备问题。值得一提的是，高坂虽然反对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却有条件地赞成废除防卫费不超GNP1％的限制。在他看来，如果不设置新的限制数值，不如维持原状。

对此，同属“和平问题研究会”的佐藤诚三郎、佐藤欣子夫妇表达了不同意见。佐藤夫妇认为，在美苏核均势的背景下，随着苏联的扩军，美苏双方的军事平衡将走向崩溃。一旦远东地区“有事”，苏联极有可能乘机占领北海道。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经济等非军事手段效果甚微，日本必须深化对美军事合作、强化常规武力以求安全。因此，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和废除防卫费不超GNP1％的限制势在必行。

（四）论争的结局

正如服部龙二指出的那样，由于中曾根首相的直接干预，高坂正尧撰写的《和平问题研究会最终报告书》既承认需要再讨论《防卫计划大纲》的可行性，又主张坚持“综合安全保障”和最小限度的防卫能力，把《防卫计划大纲》规定的“拒绝能力”视为防卫力量整备的目标。尽管报告书建议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和废除防卫费不超GNP1％的限制，却使用了“慎重对待《防卫计划大纲》的修改”这一消极表现形式。尽管“传统安全保障论”更符合中曾根首相的本意，但受国内政治特别是自民党内部政治的约束，中曾根政府未能在安全政策上取得突破。正如若月秀和指出的那样，除了社会党等反对势力的存在之外，在1985年制定《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过程中，三木武夫、福田赳夫、铃木善幸、二阶堂进、宫泽喜一等自民党内“大佬”强烈反对废除防卫费不超GNP1％的限制。最终，《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规定防卫费占GNP的比重为1．038％。也就是说，尽管中曾根政府在名义上废除了防卫费不超GNP1％的限制，但防卫预算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况且，更为关键的《防卫计划大纲》没有得到修改。作为中曾根政府的新保守主义改革的一环，试图超越“吉田主义”的安全政策调整就这样以虎头蛇尾的方式告终了。

此外，戈尔巴乔夫政权上台后，苏联外交发生了巨大变化，所谓的“1985年军事危机”并未成为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迅速平息。作为日本安全政策的思想基础，“日本型现实主义者”的“综合安全保障论”尽管遭受挑战，却未丧失主流地位。另一方面，“传统安全保障论”也没有消失，在舆论界存续了下来。

三、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安全政策论争的启示

那么，重新思考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第一，检验“望月—永井说”的有效性。根据前文所述，除了“非武装中立论”以外，当时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主要表现为“综合安全保障论”与“传统安全保障论”的对立。“综合安全保障论”主张在维持日美同盟与最小限度的军事力量（“拒绝能力”）的前提下灵活运用非军事力量求安全，反对夸大和高估苏联的军事力量，以“基础防卫力”为目标整备防卫力量。在具体政策上，所谓的“日本型现实主义者”坚持《防卫计划大纲》，并不积极推动废除防卫费不超过GNP1％的限制，支持“和平宪法”与“无核三原则”。可以说，不同于“望月—永井说”，“日本型现实主义者”从未轻视军事力量的作用。

“传统安全保障论”主张只有靠军事力量才能保障安全，鼓吹“苏联威胁论”，从“所需防卫力”的角度认为日本必须进一步强化防卫力量。在具体政策上，所谓的“军事现实主义者”和“日本型戴高乐主义者”呼吁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废除防卫费不超GNP1％的限制。可见，两者的核心见解完全一致。并且，“日本型戴高乐主义者”同样具有显著的现实主义基本特征，即重视权力政治。此外，在日本防卫力量需要加强到何种程度这一问题上，又牵涉“和平宪法”与“无核三原则”，相关人士意见不一，部分代表人物的主张并不符合其身份标签。比如，被视为“军事现实主义者”的冈崎久彦与佐藤诚三郎主张强化常规兵力；中川八洋不赞成自主核武装，但和“日本型戴高乐主义者”一样呼吁大规模扩军和保有核武器；只有清水几太郎明确表示希望日本获得攻击能力。这些都与“望月—永井说”的论述有所出入。由于“望月—永井说”出现时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尚未结束，其有效性不足并不意外。时隔30多年后，本文在批判“望月—永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视角，以图更加有效地说明当时的安全政策论争。

第二，反思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于日本安全政策的论争。自20世纪90年代起，围绕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之后为何没有成为“军事大国”这一问题，西方学界出现理论之争。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日本是为了“推诿责任”（buck-passing），建构主义学派则聚焦于所谓的“反军事主义”（antimilitarism）文化。其实，关于这一理论之争，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早就提供了一种解答。“军事大国”的基础是强大的经济力量，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要成为“军事大国”，还必须有比较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最佳时期正是美苏“新冷战时期”，“传统安全保障论”的兴起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当时占据政策主流的“日本型现实主义者”却秉持“综合安全保障论”，否定了“军事大国”路线。正如本文考察的那样，“日本型现实主义者”似无意“推诿责任”，只不过认为“基础防卫力”足够履行日本在防卫上的责任。另一方面，“日本型现实主义者”尽管认可军事力量的必要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类似于“反军事主义”的倾向。如前所述，相比军事力量，他们更强调非军事力量的作用。基于这样的权力观，“日本型现实主义者”特别重视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和“无核国家”的身份，将之视为一种软实力。“日本型现实主义者”在战略界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而反映他们观点的《防卫计划大纲》一直没有根本性修改，“基础防卫力”这个核心概念更是存续到2010年，这就使得“军事大国”路线无法得到实践。

第三，思考日本安全政策的内在逻辑。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综合安全保障论”在美苏“新冷战时期”经受住了挑战，“传统安全保障论”虽然在舆论界得以延续，但没有成为主流。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1世纪头十年后期以来，这一局面有所变化。尽管中西宽、添谷芳秀等“日本型现实主义者”的思想继承人仍然发挥着一定程度的政策影响力，但“综合安全保障论”的主流地位摇摇欲坠，特别是在舆论界的声音逐渐减弱。另一方面，随着日本社会的“总保守化”和中国的快速发展，“传统安全保障论”再次活跃起来。纵观近年的“传统安全保障论”，其相关人士的基本逻辑，与当年的“传统安全保障论者”如出一辙，只不过其口中的假想敌从苏联变成了中国。他们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主张日本只有强化对美军事合作、大幅增强防卫力量才可以保障安全，为此需要考虑保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甚至实现自主核武装。“传统安全保障论”的抬头，蕴藏了日本安全战略思想转变的可能性。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政府虽未放弃“综合安全保障”，但“基础防卫力”这一核心概念已经从《防卫计划大纲》中消失，“综合安全保障论”的一角崩塌了。2010年之后，“动态防卫力”“统合机动防卫力”“多次元统合防卫力”等新概念先后出现于《防卫计划大纲》之中，“中国威胁论”成为日本强化防卫力的重要借口。并且，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采取了解禁集体自卫权、连年提升防卫预算、积极探讨“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一系列行动。目前，岸田文雄政府正在重点推进经济安全政策，“传统安全保障论”在短期内难以占据主流地位；但前述动向表明，在不远的将来日本的安全政策可能迎来历史转折点。对此，我们应该以史为鉴，谨慎观察。

本文注释、参考文献略

作者：张帆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研究员

来源：《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