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郁达夫在其创作后期逐步转向现实主义是非常自觉的。他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仅仅把写作的东西令人厌倦地旧调重弹，仅限于运用单一的艺术方法处理同一性质的素材，那必然会导致创作冲动的衰退。郁达夫创作的后期是浪漫主义创作思想发生危机的时期，他越来越敏锐地感到浪漫主义的内部矛盾难以解决，消极反叛的个人主义立场局限性很大并且很脆弱。在他看来，那种夹杂着感伤颓废情调和世纪末气息的浪漫主义已经失却了它生存的适应的土壤，很难再扎下根去。我们看到，郁达夫后期创作的最初几年（1927—1929）一直处于深沉的反思状态，具体表现是，他感到烦燥不安，一种对前期创作的不满。他在自己作品的序跋中多次表露了这种幻灭情绪。那种决心突破自己，从自己所造成的壳子里钻出来的愿望一直啃噬着他。他力图从新的艺术角度更准确更深刻地把握现实，描绘现实；他试图抛弃浪漫主义的艺术原则，而努力探索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
诚然，对于艺术地掌握现实的方法作家并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运用何种艺术方法，是与时代的审美要求、作家的生活经验、他对现实的态度和认识及个人气质相联系的，并且受着文学的历史继承性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在作家的艺术探索中，时代的审美要求起着不可置疑的作用，艺术方法是在现实的不断而又深刻的影响下形成的。在这里，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发生的个人艺术探索及其对社会的精神要求的响应这两者之间的十分复杂的相互影响。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以异军突起的雄姿跃居于文坛，他们所开创的艺术道路，他们对艺术的各个重要问题的理解以及艺术与现实关系的崭新观点都很引人注目。他们以大胆探索、勇于追求、富于创造的精神，把浪漫主义文学推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从而使它成为五四新文学思潮最有成就、最具影响的主要流派之一。但是，很快地，具有独立的浪漫主义个人被迫让位于现实的一般的人，他们所提出的个性解放问题也被更加尖锐更能激动广大阶层的社会问题所掺杂，浪漫主义文学逐渐低落。现代文学中这一带有喜剧色彩的转折的出现有许多原因，其中不容忽视的则是发展着的社会生活。五四运动后，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和充分暴露，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素材，正确认识现实、了解现实社会的真实矛盾运动激动着每一个富有责任感的作家。时代要求文学更加贴近生活，因为只有正视现实，才能揭示社会生活的真实矛盾运动，从而启悟人们的觉醒。这一新的美学潮流给作家以很大的冲击，许多作家因此开始了新的艺术途径的探索。他们感到更深沉更准确地表现变动着的社会现实是自己最重要的课题，因为，要保持创作灵感的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并且使灵感迸发出光彩熠熠的思想火花，作家就必须追随时代的步伐而前进。
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时势、美学潮流的带动下，郁达夫也开始了新的艺术探索，这也是郁达夫对前期创作不满的直接原因。就作家而言，要探索新路，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否定，而业已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风格在这时就具有了极大的惰性，会无形中牵制住他，对郁达夫这样一位具有深厚的艺术背景的作家就更是如此。——与他人不同，郁达夫在步入文坛之初，就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声音”的表现方式，他的艺术个性在“沉沦时期”就已形成，并且达到了完善的境地。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的创作就是从不同角度巩固发展这种风格，他的小说是已经找到、已经掌握了的东西的扩大和充实。这时期，浪漫主义的主观性抒情性在其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要求把现实主观化，注重于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不用说，这一奇异的艺术风格满足了一定时代的审美要求。现在的情况是，郁达夫的浪漫主义创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然而也近于极限、饱和，这种涨溢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就形成了要求突破、要求扩展、要求再探索的一种力量，这一力量在深层里是与时代要求相吻合的，郁达夫心甘情愿地接受着这种力量的推动，他经过独特的创作实践，缓慢而曲折地向现实主义转变。
二
要想使一个具有独特的创作个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相对稳定风格的作家，从自己所建构的艺术世界里跳出来，冲破过去的拘囿，完全摆脱已有的风格，创造出一种迥然不同的风格，并且在这一全新的风格中不留下任何过往的痕迹那简直是不可能的。要突破，要探索新路，于更多的作家而言必须经过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像郁达夫这样一个注重于浪漫主义主观抒发，对自我及身边琐事有着浓厚兴趣的作家，他的道路就更是荆棘丛集。在郁达夫整个后期小说创作过程中，尤其在他探索新的把握现实的艺术原则的最初几年，一种茫然的困惑缠绕着他，他显然缺乏大刀阔斧猛进的勇气，前期创作风格的高度稳态或多或少地牵制了他。
因此，在郁达夫后期小说创作中，有些作品诸如《过去》、《在寒风里》、《感伤的行旅》、《纸币的跳跃》等仍然具有郁达夫前期小说凄冷沉郁的韵味。可以这样说，它们是在已经形成的前期风格轨道上的惯性滑行，是前期创作传统的某种程度上的延续与发展。在这里，作者所选取的题材、抒情主人公及所渗透的思想，以至于单一的抒情方式，轻松、自由、散漫的结构脉络都很难与前期小说截然分开，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而且，笼罩在小说中的几近于深冬的气氛、阴暗灰冷的色彩，都使它与前期小说的郁闷凄切的基调联结在一起。
同为浪漫主义之作，但写实的成份的有所增长，在这一时期有《迟桂花》、《碧浪湖的秋夜》、《飘儿和尚》、《迟暮》等篇。它们大都写于1932年—1933年，小说中主人公那种奇怪的消极性引人注目：他们内心晏宁，心境平静，没有任何追求，与世无争，仿佛生活在一个世外天地里，现实社会的任何变化动荡对他们没有丝毫影响。它从一个侧面透视出郁达夫此时的消极遁世的隐逸倾向，那种远离斗争、逃避现实、对于田居野处的向往与追求的出世思想，这类作品的基调仍是浪漫主义的，叙事、观察和描写的写实成份依然远远没有压倒主观抒情色彩。与前期不同是，舒纡悠缓的叙述方式（本质上它与作品所传达的恬静幽哀的主调相吻合）取代了那种为强化抒情主人公的主观感受而采取的反复咏叹的内心剖白式结构，因而作品的基调也发生了变异，前期的忧伤悲切已不见，由清新明丽的笔式所勾描的是一个微蓄着忧愁，满溢着平和而静雅、清澈、幽渺的竟境，它在最深处已渗进了主人公欲情净化后的漠然淡哀的心绪。
上述两类作品中，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仍然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把主观自我的表现置于对客观现实的描绘之上，这是浪漫主义者郁达夫所遵循的艺术信条，这一点在这些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里郁达夫仍然注重于浪漫主义的主观感受，其浪漫主义个性是作为绝对自我器重的个人出现的，它不受任何既成道德世俗陈规的禁锢，与整个现实世界相抗衡，充满反叛挑战之心，因而使感到一种强烈的孤欢寡合、悲伤忧郁、茫迷绝望攫取了他，他因此转而趋于自我，深陷在内心深处的隐匿的世界里难于自拔。主人公的这种精神气质与郁达夫的前期小说，有着深浓的血缘关系，本质上二者并无二致。郁达夫小说创作的这种承续性昭示出：一种新的风格的出现，对作家来说意味着漫长的探求和不懈的努力。
三
现实主义已经具有独立意义并作为主导倾向出现在郁达夫小说中的作品有：《微雪的早晨》、《二诗人》、《唯命论者》、《杨梅烧酒》、《出奔》等。如果说前期浪漫主义者郁达夫并没有力图去直接揭示社会矛盾，现实在其作品中是间接的以主观折射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就是说郁达夫主观地认为自己的创作并不依赖于现实，它是作家内心要求的产物；那么在郁达夫上述作品中开始显露出客观地再现现实和具体反映社会环境、日常生活及人们内心情态的倾向。非常明显，郁达夫开始向现实主义转变。这种转变可作如下归纳：（一）对动荡的充满矛盾的社会现实、重大历史转变的浓厚兴趣；（二）把笔投向下层人们的现实境遇，即现实中的“小人物”步于他的创作视野；（三）对人物和现实描写变得比较客观，主体的主观倾向潜隐在作品生动而客观的表达之中。因此，郁达夫抛弃了直接表现自我的创作方法及单纯的内心独白式的抒情格调，寄浓厚兴趣于新的艺术原则。这时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郁达夫是以一个分析者的姿态出现的，因此，浪漫主义者所心爱的素材——主观的东西在这里退居下去，相反，客观现实的内容以及对此所作的具体而客观的加工却令人惊奇地凸现出来。
郁达夫认为《微雪的早晨》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1〕， 它表明作者与底层人民接近的良好愿望。小说中处于水平线下的“小人物”具有了完全独立的倾向，他的要求意愿与复杂繁纷的内心趋向得到了作者最充分的注意和细致的再现。它显示出：正是扼杀人的基本要求、充满血腥与污秽的社会现实将一个出类拔萃的青年整个地、彻底地毁灭了。《二诗人》、《唯命论者》是郁达夫罕有的讽刺之作。冒牌诗人二马的虚伪做作及其乖张狡猾的心理世界被推到了作者冷峻的显微镜下，神形俱现，一种辛辣的、嘲讽的意味油然而起。《唯命论者》表面的谐谑幽默和缭绕着的喜剧氛围，掩饰不住对主人公悲剧命运的生动而深刻、冷静而客观的描写所蕴含的强烈的批判色调。李德君是一个被挤出了生活轨道的小人物，在他的天真可笑的举动里，满蓄着人生可悲的深味。小说给人的不是轻松的惬笑，而是掩卷后的莫名的忧郁与深沉的思忖，一股冷飕的抑郁沉闷、夹杂着哀伤欲诉的气氛袭上我们的心胸，郁达夫现实主义的批判色调是浓郁而冷峭的。
《出奔》是一部写实倾向极为突出的小说，郁达夫的那种企图正面地如实地描写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愿望在其中得到了初步的体现。激荡变动着的时代，风起云涌的社会革命，这一革命在整个社会生活、广泛的社会阶层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以及在人们的心灵上所引起的极大震颤；透过革命的背景所展示的正反力量的搏斗与转化，革命者的失足与重新觉醒，反动分子的投机与伪装，以及与现实斗争相交织相混杂的历史的回响，革命组织的不完善性与内部取巧心理的滋生与漫延。——总之，现实与历史、革命与反革命、正面力量与反面力量的各种掺和和混迷的倾向在这部篇幅不长的中篇小说中得到了有力的透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虽不和谐却纷繁复杂，体现着深刻现实内容的复重音调。但是，郁达夫虽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这一革命的席卷一切的冲击力量，展露了比以往任何作品都更为广阔多样的现实生活画卷，博大粗犷，却缺少了一股强劲的“力”的穿透。而且，这篇小说还不是充分现实主义的，人物形象还是扁平的，显得浮泛平面，缺乏激情的灌注；对革命者钱时英的觉醒也作了简单化的处理，有违现实进程的自然逻辑，因而不真实。但是不管怎样，《出奔》确是一个重要的进展，也是郁达夫较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
在这类小说中，占主导倾向的已经不是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性，而是现实主义的客观叙事性，客观真实地再现现实被提到了突出的位置，自我表现不再能够引起郁达夫的兴趣，虽然因其个人气质之故，他不免对浪漫主义时有反顾，时有撷取，但这毕竟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在前期，郁达夫所醉心的是个人的内心生活与主观世界，并且赋予“自我”以至高无上的价值。但是在上述小说中，浪漫主义者高度夸张并赋予独立存在意义的个人被活动于更为广阔、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中的一般的人所取代，浪漫主义个人被重新检验。
由于对待现实的态度有所不同，因而使其处理现实的艺术表现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如前所述，在抒情作品中，郁达夫最注重于“自我”及其主观感受，因而与之相适应的作家自我的内心剖白、单一的主观抒情格式构成了它突出的表现特点；事件、性格和情势，仿佛都是为了表现思想和情绪而构思出来的，它没有客观的真实，但却有情感的真实。郁达夫所有的抒情作品都是一首首火炽的抒情长诗，它是从灵魂深处喷涌出来的熔岩似的感情洪流。但是，在上述写实作品中，郁达夫要把广阔的现实生活浓缩成一个典型的世界，因此单纯的抒情也就不再成为最适宜的表现方法，它所要求的首先就是客观地再现生活，这种再现决不从属于主观的倾向。因此，冷静深刻的分析解剖、客观的细致的叙述描写，一句话，现实主义的具体性和客观性是其最主要的特征。在这里，事件和情节不是附丽于主观抒情的内在需要，或被情感真实所抉择，而是为创造真实的人物性格服务；细节也不是经过主观情感的筛选，相反，细节是作为现实主义的重要因素而存在，具有独立的价值和作用。虽然还不够充分，但不是再造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在这些作品中是作为主导倾向而加以运用的。
当然，这样说，并非否认即使在这些作品中也有着浪漫主义者郁达夫的痕迹，即客观主义不足。因气质过于纤弱，天性较为活跃，郁达夫更倾向于主观，情感重于一切，这样就给他的写实之类小说创作带来某些影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郁达夫估计现实是拙劣的，观察人生是不够客观的，他的现实主义还达不到高度客观性的要求，浪漫主义的抒情色彩是其小说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他的小说有诗的情韵，从而使其写实作品具有了异于他人的特点，但无论如何，浪漫主义主观性已不再以主导精神而存于这些小说中了。
四
在向现实主义的转变过程中，郁达夫的另一类作品十分引人注目，即中篇小说《迷羊》和《她是一个弱女子》。与《出奔》相比，这两部小说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是不很充分的。
《迷羊》发表的当时就众说纷纭，刘大杰认为：“《迷羊》不是新生命的表现，乃是旧情感的遗留。”〔2 〕小说对男女主人公的相悦相恋及其对爱情自由、个性解放的追求与这种追求所遭受的现实的压力和社会的阻挠都有真切的叙述。这时，郁达夫是把他的主人公作为社会中人加以处理的，因而具有深厚的生活底蕴。但是同时，作者又极其详尽地展现了主人公几乎被自然本能所支配的生理心理过程，他们具有异乎寻常的特点：心理变态，神经异常，举动乖张，摆脱不掉自己作为“人”的兽性本质。显然，对性的变态心理的铺染，以及把人解释为承受动物性本能的怪物，实质上冲淡了作品应有的社会价值，使其批判现实的力量十分微弱。
郁达夫指出，在《她是一个弱女子》中力图塑造出“三个意识兴趣不同的女性”〔3〕。 然而充斥于作品中的仍然是对性心理和活动的不遗余力的渲陈，他从生物学角度出发，把人物仅仅归结为受性本能驱使的工具，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和自制力，沉沦于肉欲享受之中而难以自醒。给小说染上了一抹亮色的是革命小资产阶级女性冯世芬，但对这个形象，郁达夫不仅运笔太轻，而且显然笔力不逮，因而使其那样缺少生气，干瘪苍白。同时，作品中对革命及其参加者的描写也模糊不清，毫无头绪，而且过于简单，过于一般化了。那些雄涛壮波的一次次革命似乎是附着在小说里的大事记，完全游离于艺术描写、情节发展之外，与作者着力渲染的性心理相比，则显得无足轻重，淡漠到给人一种生硬、粗糙的感觉。
在这里必须指出，这种力图在作品中（包括《出奔》）展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题材的浓厚的兴趣，源于郁达夫对急遽变动的现实的艺术理解，也与郁达夫接受“革命文学”，主要是蒋光慈作品的影响相关联。尽管他对“革命文学”关于重大题材的艺术概括不满意，然而在自己的小说中，“革命文学”的概念化倾向不仅未被摒弃，而且像接受一种刻板的模式一样在其作品中留下了明显的印痕。它启示我们：郁达夫思想中出现的激进倾向还不能化为巨大的艺术概括力量在其创作中有所表现。郁达夫倾向于进步，但他对人民、对革命及其复杂性艰巨性以及这一革命的参与者的极其矛盾多样的思想心态所知甚少，更缺乏感同身受。因此，在郁达夫作品中我们所要求的那种巨大的艺术概括力是极为缺乏的。
郁达夫这一少见的激进倾向应该得到应有的评析。实际上，我是怀着极大的兴趣在挖掘虽然微弱却熠光时现的这些思想，丝毫没有轻视小说中这些描写的意义，甚至作者表现出来的对富有重大意义的题材的关注的这种倾向，就足以吸引我的注意。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切并非小说艺术构思的关键所在。郁达夫在作品中提出了新思想，遗憾的是，它们却被恶劣的艺术表现和作品中新人物不完美的艺术形象所糟蹋了。至于郁达夫从生物学或潜意识的角度表现人物，把他们视为只是受肉欲、恶、自私所驱使的自我异化者，那就更是偏面的。在小说中郁达夫没有把人物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分析，他简单地把人看成只有兽性的本能、消极地被环境决定着的受动者。在其笔下，人都是低级丑恶的，充满兽性和疯狂性，郑秀岳（《她是一个弱女子》）之所以是一个“弱女子”就是在灵与肉的角斗中，因缺少“骨气”而被肉欲所统摄。作者把人的所作所为完全归结为性的满足这一点，无论如何是缺乏说服力的。普列汉诺夫认为：“一个社会的人的行动、意向、趣味和思想习惯，不可能在生理学或病理学中找到充分的说明，因为这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4〕郁达夫从生理学角度解释人物， 在创作中只是繁琐地去记录生活的个别现象，不注意生活中真正有意义的东西，结果就导致用毫无意义的生活细节掩盖以至歪曲了生活的本质。
郁达夫小说中这种从性本能的角度解释人物的倾向，可以看出与西方“世纪末”自然主义文学（如劳伦斯的性心理小说）、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之间的联系；而夸大性意识在社会中的作用，在创作中注重于变态性心理的描写，则是非常明显地接受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它表明，郁达夫对现实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还相当偏狭，不准确，不全面，甚至分不清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内在差异。现实主义作家再现生活的具体性和客观性决不等于对生活现象做简单的机械的记录，它所要求的不是对生活表面现象的摹写，而是高度的艺术真实。卢那察尔斯基指出：“现实主义艺术一方面认为它的描写对象是本来面目的生活本身，另一方面认为现实主义艺术家并不是一个奴隶似的摄影师和‘自然主义者’，它要求对生活进行概括和加工。”〔5〕这两部小说说明， 郁达夫还不能充分准确地体味并进而加以掌握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他的认识还很模糊，因而使其新的艺术探索走了弯路。
注释：
〔1〕《郁达夫自选集序》。
〔2〕《郁达夫研究资料》（上）。
〔3〕郁达夫《沪战中的生活》。
〔4〕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
〔5〕《苏联作家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9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