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9月21日无界新闻记者高美采访了英国学者马丁·雅克。马丁·雅克受邀参加今年的“2015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对话会。马丁·雅克说：“王岐山讲话给我最大的冲击，是他多次强调了‘不平等’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他讲话的中心论点。他说必须解决不平等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社会无法继续下去。王岐山则着重强调了这一点。他说贫富差距、不平等必须解决。”

马丁·雅克是西方的左派，西方的左派视角观察中国，评价难免偏颇和失当。毕竟，英国和西方国家是在解决民主之后的不平等问题，中国是要解决民主之前的不平等问题，把民主之后的不平等与民主之前的不平等问题混为一谈，显然是犯了比较方法的错误。何况，西方的平等观进入中国，早就成了变了味的平等，是桔越淮则枳的平等。

在萨托利看来，自由是顺流而下，平等是逆流而上，平等是一个永远无法满足的理想。不平等是自然秩序，平等是人为秩序。追求平等而导致新不平等，成了现代专制独裁社会的常态。专制独裁最让人惊心动魄的是，在追求平等中因此进入人间地狱。往早了说，法国大革命追求平等，追求的结果却是暴政。列宁追求平等，到斯大林那里变成了独裁。毛泽东追求平等，最后变成了平均主义。在平均主义之上，是掌权者那里存在着广泛的特权阶层。在特权阶层之上，搞的仍然是专制独裁或者极权主义。

在罗尔斯看来，自由就是平等的，平等的就是自由的。一个良好的社会，是自由平等的社会。但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即使是地位和职位向所有人开放，最后也会导致不平等。罗尔斯的理想主义解决方案是，自由平等得有词典式的排序，自由排在第一，平等排在第二，差别原则排在第三。只有当自由满足了之后才能满足平等，只有当平等满足了之后才能满足差别原则。一个社会的不平等，必须被社会最少受惠者所接受。也就是说，最少受惠者也必须有自由平等，这才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不平等的平等社会。

在诺齐克看来，一个社会的正义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持有正义，二是转让正义，三是校正正义。诺齐克解决社会正义问题是自由主义至上的思路，其思路的核心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问题在于，在中国，私有财产是随着打土豪、分田地破坏了持有正义，又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破坏了转让正义，最后通过公有制计划经济破坏了校正正义。三个链条的非正义使得自由主义失去了根基，也使得不平等的解决失去了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在让一部分富起来的口号下，一部分人确实富了起来，就是穷人，经济条件也有了根本性好转，那些过去逃荒要饭的人，也不再要饭，而是要钱。甚至一部分人通过乞讨要钱，也让自己富了起来，尽管富得不那么光明正大。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改革让所有人都获得了红利。但获得红利的方式和路径都发生了扭曲，不平等以非正义的面目呈现。

如果对中国进行实证研究，人们会发现，改革开放真正富起来的人，还是那些权贵，是那些官商结合的人。穷人虽然分得了红利，经济条件得到改善，但并没有富起来，反而产生了相对性贫困，甚至产生了隔代贫困。

与此同时，新的血统论正在重新上演，即穷人生下来就成为穷人，富人生下来就是富人，权贵生下来就是权贵，红一代生下来的就变成了红二代。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这才是导致乱世的不平等。这样的不平等，才是害人的不平等。

不平等不是问题，不平等的解决方式才是问题。反腐败会暂时解决不平等，但也会产生新的不平等，或者是原有的不平等没有得到解决，新的不平等就产生了。官员财产不公示，就是不平等的制度性根源。如果官员财产公示，不平等的根源消除了，社会的不平等解决起来就相对容易。如果官员财产公示都不敢，解决社会的不平等，那就是舍本求末。不过，官员财产公示只是反腐败的问题，但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解决社会不平等，还需要建立公平正义的制度。制度具有决定性和根本性。

公平正义的制度，也就是罗尔斯所言的自由平等的制度，只有自由平等的制度，才是解决不平等的根本制度，舍此之外的解决不平等的制度，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制度，也一定是制造更大不平等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