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们享受着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福祉，然而现代性本身自始就蕴含着悖论。经历了纳粹集中营与苏联古拉格，东欧知识分子一直都在思考，为什么史无前例的残暴会发生在现代社会?为什么现代性所张扬的人本主义会在顷刻间荡然无存?对此，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回答是，两个极权都没有违背现代性精神，“它们没有偏离文明进程的主轴”。现代极权暴力不仅是人类进步坦途中的一次偏离，而是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

鲍曼于1925年出生在波兰一个犹太人家庭，从小就感受到周围人的仇视，纳粹入侵波兰后，他逃亡到苏联，加入在苏联的波兰军队，并参加了攻克柏林的战斗。战后，他在大学攻读社会学和哲学。自1954年起，他一直在华沙大学任讲师，并担任著名的《社会学研究》杂志的编辑主任。但在1968年官方煽起的反犹风潮后，他与波共断绝关系，同时也失去了工作。最终，他选择移居国外，后在英国利兹大学任教。他出版了二十多部著作，其中《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最为著名。

与许多学者不同，鲍曼强调纳粹大屠杀是理性主义的产物，“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像的。正是现代文明化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像。”事实上，鲍曼在这部书中讨论的不是纳粹领袖们的暴力言论，而是暴力的执行者与对象。这样的研究视角更能展示大屠杀发生的普遍性。在鲍曼看来，现代人倾向于一个彻底受人类规划的理性世界，而大屠杀与理性所崇尚的高效与秩序并没有冲突，它的技术成就和组织能力也都是现代的。

高效、秩序和有组织的社会工程，不正是现代性的体现吗?“大屠杀展示了如果现代性的理性化和机械化趋势不受到控制和减缓，如果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在实际中被销蚀，那么现代性的理性化和工程化趋势就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一个有设计、彻底控制、没有冲突、秩序井然和和睦谐调的社会的现代理想才会有这样的趋势。”也就是说，这样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是以同一性为前提的，每个暴力的执行者都是这部机器的齿轮和锣丝钉，而每个受害者则是机器的润滑油。他们只有在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中，才是自我的。

通过对现代权力结构的分析，鲍曼敏锐地指出，现代官僚机构具有一种理性的客观化功能，即造成执行者与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正如卡普托所说：“如果你用高度精密的武器远远把人杀死，你就能永远不会出毛病。”这种心理距离使得暴力的执行者可以保持冷然的道德中立，将施暴的对象非人化，变成表格上的统计数字。而受害者也将自我保全视作最理性的选择，使自己的价值世界缩减为只要活下去的欲望，每个人都尽力将自己与其他受害者区分开来，对同胞的受难保持冷漠。尽管他们知道，也许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己。

大屠杀体现了行动者的理性，而不是行动的理性。也就是说，执行者只知忠实地执行命令，不想去了解行动的目的，因为他已经失去个人的道德判断。鲍曼指出，导致道德判断缺席的首要条件是马克斯·韦伯的“公务员的荣誉感”为特征的服从准则，将上级命令当作信念;其次是科层制产生的技术责任取代了从前的道德责任，每个执行者只关注方式，不关注目的，“道德被简单地等同于成为一个效率高并且认真的好工人或好专家。”这种情况下，责任不再像从前一样属于道德范畴，而是属于职业范畴。

归根到底，现代暴力之所以能够畅行无阻，不是公众缺乏理性，而是公众的道德缺失。现代性并不代表一种道德的力量，恰恰相反，现代性弱化了人类与生俱来的道德约束。在现代社会，组织纪律取代道德责任，成为制度的规范与标准，成为最高的美德，从而否定了良知的存在。而按照道德的本真定义，道德行为既与互惠互利的计算没有共通之处，也与契约性的义务没有任何关系。道德责任依赖其最原始的起源：在本质上对他人的责任。“由此也对不是我的事，甚或与我不相干的事负责。”

由于道德只源于个人良知，因而其动机又与他人无关，道德行为主体总是孤独的。“变得有责任是我作为主体的建构。因此它是我的事，而只属于我。”这是一种类似宗教的道德观。可以看出，道德责任感是鲍曼这部书的思考核心，这也是匈牙利的毕波，捷克的帕托切克和哈维尔的思考重点，即现代人理性与良知的分离。而东欧知识分子对极权的反抗正是基于这种个人的道德责任感，而不是现代性的理性。

在现代性的科学理性统治一切的时代，强调道德因素往往被视作是过时的保守主义观点，它已经由少数人徒劳地表达了几百年，但如果能懂得东欧知识分子曾经在两个极权制度下生活过的感受，那么他们重申人类道德责任的主张就是值得思考的。说到底，科学理性的现代性并不完全意味着人类的幸福，它也会带来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