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哲学家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的许多著作已经在中国出版，收入衣俊卿主编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但严格说来，科氏只是一位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确，他曾经是一位前程似锦的正统理论新秀，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而闻名，并被派往苏联进修。但在1956年后，科氏对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产生怀疑，成为一名修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终对宗教产生了真正的热情。由于他在1968年支持学生风潮被解除教授职务，从此移居国外，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英国牛津大学任教。

《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是科氏的两部论文集，却涉及当代最具挑战性的许多问题：自由、平等、乌托邦、现代性、历史哲学、知识分子、基督教危机、现代伦理和多元价值。很难说，科氏在理论上倾向于哪种主义，既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也不是纯粹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而同时又是这三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信仰人道主义。如果你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你终究会质疑任何绝对的意识形态。

这种怀疑主义态度源于科氏对人类知识的深刻理解，也源于他的理论洞察。他在《牧师与弄臣》一文中指出，西方文化史上存在着两个最普遍的形式，一个是牧师的思维，另一个是弄臣的思维。前者寻求绝对的真理，寻求人类本性与存在的一致，后者反对绝对的事物，怀疑一切自我证明的真理。就连反怀疑主义的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也承认，这篇文章“即使在今天，还保持着它的推理的异乎寻常的力量。”对读者来说，科氏的论断显然还会让人想到以赛亚·伯林著名的狐狸与刺猬的比喻。

在写这篇文章时，科氏刚刚离开波兰，此时他仍认为自己属于弄臣的思想。因此，贯穿这两部著作有一条思维主线：二十世纪的人文困境即在于，人们只能在价值与事实两者之间作出一个选择。这无疑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洞见。如果用观念解释事实，这是诠释学;如果用事实检验观念，这是实证科学。但是，一个理论不可能既是真理，又是科学，否则便会陷入自证。事实上，既声称是真理又声称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往往导致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如为了追求经济方面的平等理想，不惜降低所有人的生活标准，包括那些最贫穷的人;同时它谴责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即使它最终推进了所有人的繁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氏的这个推论也正是我们曾经历过的事实。

我觉得，科氏论文的最大特点是他的逻辑推理和分析话语，清晰而又缜密，甚至给人以美的享受，至于他的观点是否正确倒在其次。例如，在指出意识形态话语的强词夺理时，他分析道，当一位牧师说“基督徒不偷盗”时，这是在说明一种应然，属于一种规范性定义，而当苏联报纸宣传说“苏联人不偷盗”时，这是在说明一种实然，属于一种本质性定义。将应然偷换为实然，是为了证明意识形态总是正确的。显然，对于不善于分析的头脑来说，这种判断的含混是有效的。

再如，在讨论责任与历史、决定论与责任的关系时(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多么重要的论题)，科氏指出，当进步基于历史决定论的观点，同时又被视作是道德时，那么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一种历史进步，每个驱逐农民的剥削者都应当受到表扬。但为什么仍要批判圈地运动呢?于是辩证法出面了，“一方面，阶级社会的经济进步是以牺牲被剥削阶级的利益为代价而实现的。但这也是进步，所以世界精神站在它那一边。另一方面，那些被剥削阶级恰恰处于它们的对立面，所以世界精神的另一方面支持它们。矛盾，这个学说中的每个矛盾都是它的胜利。”

换言之，如果人类生活是被客观规律所决定的，那么主观责任便是无足轻重的，如果主观责任是重要的，那么历史决定论便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似乎又在承认，社会生活可能会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最终，意识形态只能放弃道德诉求，宣称“没有绝对和普遍的道德标准，如果它们被证明是存在的，当它们与进步的要求冲突时就会马上失去这种普遍性。”(但是，谁能对每一个进步下定义呢?当然是代表了历史进步的统治者)显然，这一意识形态的逻辑结论便是，它所追求的乌托邦只是提倡人的全面发展，而对道德不感任何兴趣。可这样一来，人的全面发展便意味着要通过非人化的过程去实现了。

科氏正是遵循这种严密的逻辑推理，认识到现代性、历史哲学和乌托邦理论的要害是祛除人类几千年来人类自发形成的道德体系，并最终从怀疑主义走向宗教热忱。这也是东欧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路：只有重新思考超验的存在，由科学理性控制的人类社会才有可能获得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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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信息

书名：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当代左派的文集

作者：(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译者：姜海波

出版社：黑龙江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时间：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