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前苏联、东欧国家曾体现了一种现代化进程，人们或许会感到疑惑。但就现代性的意涵而言，工业文明无疑是个主要标准。因此，前苏联、东欧国家大力推行的工业化改造，正是属于后发国家的一种现代化行为，它使得俄罗斯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也大大改变了东欧各国的生活方式。只不过，由于前苏联、东欧政府只想要经济现代化，拒绝政治现代化，这场现代化追逐最终归于失败。

现代性还有一个内容，就是世俗化过程中权力的扩张。在计划经济时代，苏联、东欧国家的工业发展不如西方，环境却仍然遭到严重破坏。原因很简单，按照极权政府的现代化理念，为了迅速赶上西方的物质水平，人和环境的牺牲是不重要的。捷克当代作家克里玛《等待黑暗，等待光明》一书，其中有一段就描写了七十年代工业污染的现象。主人公是位摄影师，就职于电视台，他与同事去采访一家工厂，入目是“大门处长着苔藓，铁门上布满铁锈，地上覆着一层不知是什么的白色粉末。”

这是一家规模很大的国企，工厂像是一座城市，有自己的街道、医院、食堂、图书馆和宿舍。由于缺乏安全措施，车间经常发生爆炸，空中弥漫着粉尘和臭气。工人们都是世代接班，有几百名女工，健康状况都很差。接待员告诉摄影师，“我妈妈得了肺气肿，病痛缠身，哥哥的女儿躺在儿童肿瘤医院里，最近一年来从我们的棚屋里拖走了三具尸体，没有一具超过四十岁。”但是，没有人想要离开，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噩运不会降临自己头上。

另一位捷克作家哈维尔也曾回忆小时候看到的工业污染，“我沿着穿过田野的小路到附近的学校上学，一路上瞥见出现在远方地平线上的巨大烟囱，从那里释放的滚滚浓烟播散于天空，那十有八九是为生产军需而仓促建成的工厂。”对此人们的看法是，尽管浓烟滚滚的烟囱又脏又臭，但它却服务于一个美好的目的，生产大量必需的物质。至于环境污染，完全可以在工艺学的范围里得到消除。

当时，人们尚不清楚工业污染将会破坏森林、土地、河流，灭绝野生动物，危及人类健康。哈维尔本人那时也不知道环保概念，他对工业污染的反感源于自然本能。他声称自己并非在提倡取消烟囱，回到中世纪的田园生活。但是他觉得，人们应当反思现代化的神话，它给人们带来舒适生活的同时，不仅造成生态灾难，而且导致人的精神危机。环境污染不过是世俗化过程的时代反映，这个时代由科学理性统治，试图越过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的界限及某种规定。

哈维尔由此指出，在从前人的“生活世界”里，人们有着真实的个人经验，举凡日出日落，云起云散，都具有活生生的一望而知的含义。这个“生活世界”里的人与环境是内在统一的，拥有某种绝对的前提。人们历来对此怀着敬畏，尊重自然秩序的适度性。然而，如今的捷克却是，一方面成千上万的生命在监狱遭受蹂躏，被奉献于科学乌托邦的祭坛上，另一方面则是森林被砍伐殆尽，野生动物几近绝迹，农作物受到化肥和农药污染，表层土壤大量流失。人们自称能够解释和征服自然，结果却摧毁了它。

更深刻地说，这是现代科学、理性主义和工业革命自身危机的反映，现代人无视“生活世界”的经验常识，依赖于假设的历史必然性的抽象图式，最终导致了某种非个人化的现象。从前的统治者至少是有个人性的，如今权力变成匿名和非个人化的过程，膨胀成官僚机构的统治。这种非个人化的权力在极权制度中得到最彻底的体现，它剥夺人们的良心、常识和实际的人性内容，使得人们逐渐丧失诚实、同情、勇气和愤怒之类传统的情感。

正是基于这同一理性世界观，西方知识界才将极权制度误解成一种试图建立福利社会的奇特做法，而没有意识到，以现代性名义产生的极权危机是全球性的。这并不是说，极权国家有一天会征服全世界，也不意味着极权国家一旦消失，世界就会得救。诚如捷克哲学家别洛赫拉德斯基所指出，现代理性是建立在非个人的客观性假设上，而人性与环境的不断毁灭正是这位哲学家所说的“非个人化的末世学”后果。

对哈维尔来说，捷克异议作家思考的不仅是抵抗极权制度，而且更是抵抗非个人化的现代世界观，这是一场保卫人性的全球性斗争。因此，从技术上重视环保不可能阻止普遍的非个人化趋势，因而也不可能真正达成全球的环保共识。问题不在于科学技术的运用，而在于人们能否恢复对“生活世界”的尊重，重建个体经验，并以此作为评判事物的尺度。

这样的论述看上去模糊、不现实，但除了每个人都回到自身经验，并承担起对这个世界的责任，使生活更富有人性内容，人类还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