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后要面对经济发展的挑战，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一个适应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好体制世界上可能没有尽善尽美的制度，我们只能选那些好处多一些、坏处少一些的制度。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体制。

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市场以后，政府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管理理念以后，产业政策才可能起一点点补充市场不足的作用。把产业政策作用估计过高，而且无所不包，可能要不了几年就能看出它的错误，并且为此付出代价。

会议的主办者希望我对今天的会议作一个总结，他们给我出的题目是“我们学到了什么”。我想，能够“学到什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想学什么”。因为只有想学才能学到。如果不想学，可能什么也学不到。

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就是在打破精神禁锢、大胆解放思想以后，通过放眼看世界，学到新的东西才找到一条改革的正确思路。在传统思维定式下，改革开放是离经叛道的，甚至是大逆不道的。市场经济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1978年以后长期没有解决的理论问题。直到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以后，才一锤定音，结束了无谓的争论。

但是，最近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自1992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分歧。我们听到了久违的否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批评意见，甚至是攻击性、诋毁性的意见。这些意见，有些是以在传统教科书中寻章摘句的形式来否定改革的；有些则是针对改革的某些不足之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达到从根本上否定改革的目的。看起来，有的批评是针对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但矛头所及明显是冲着改革方向去的。虽然，我认为这种声音肯定改变不了中国改革的方向，动摇不了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但是由于这些声音进行了传统理论的包装，并且加上了某些愤世嫉俗的色彩，因此其冲击力和破坏性也不可低估。可以说，目前中国经济学界正面临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重大的挑战。所以，我在这里提出“我们到底想学什么”不是文不对题的，确实这还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改革是体制的选择和均衡

今天上午，世界银行中蒙局局长、驻华首席代表杜大伟(DavidDollar)先生代表世界银行副行长的发言指出：中国过去2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成果卓著，超过10亿人口的经济体年均9%的GDP增长，人均GDP提高了接近8倍；大约四分之一的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了效率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中；有4亿人摆脱了官方定义的贫困状态，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减贫计划。可以说这是代表了大多数国际组织的主流看法，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成就往往给予很高的评价和充分肯定。

虽然我们有20多年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但为什么在国内不满和怀疑改革的声音最近反而有所增加？我觉得这是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把中国20多年改革当中还没有完善的方面，或者改革后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甚至把原来体制当中存在的弊端，统统归结为市场取向的改革。我认为这是比较危险的倾向。在把问题归结为改革的同时，有时候还归罪于主流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家。尽管批评者对何谓“主流”并没有给出标准的定义，但是他们的批评迎合了某种情绪，竟然也博得了一片喝彩。因此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学家承受了一定的压力。

就像上午钱颖一教授(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第一副院长)所说的：“在谈论中国的时候，以下几个问题总是不可回避的。首先，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弥合中国27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漏洞百出的制度体系之间的冲突。其次，从规范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就中国的制度改革提出令人满意的、同时又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中国目前的制度水平可以支撑人均收入6000美元的水平。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发展速度，达到这一收入水平可能只需要几年的时间，中国的制度必须加以改革，以提高制度的质量。”我们今后要面对经济发展的挑战，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一个适应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好体制，因此今后改革的任务非常重。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的改革实际上是对体制的选择和权衡。世界上可能没有尽善尽美的制度，我们只能选那些好处多一些、坏处少一些的制度。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体制。因此我们在发展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的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有的是改革不彻底而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用正确的态度，坚定不移地去推进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确定的市场取向的改革，而不能走向僵硬的计划经济的老路，世界范围的历史和实践都证明了，那是注定要失败的体制。

制度设计至关重要

关于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最近经济学界讨论比较多。我们确实应该关注低收入者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提高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这一直是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者讨论和关注的焦点。但是怎么提高？什么制度有助于提高国民的收入水平？能不能用“均贫富”的办法、竭泽而渔的办法、遏制经济发展的办法、政府全面管制经济的办法，去达到幻想中的“公平”？我们追求的是机会的公平，还是结果的公平？对此，已经有许多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说明了设计什么样的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于目前的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到底能提高到多大的程度，并不只取决于我们的愿望，还取决于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过分地抽象地泛泛地强调公平，可能会重新唤起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平均主义的诉求，而平均主义导致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的景象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中国的经济学界应该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应该给出一些既有定性又有定量的分析。

本来经济学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理论已经可以为我们的深入讨论提供一个基础：尊重市场规律，经济才能发展；经济发展可以让绝大多数劳动者要求工作的基本权利得到满足；政府管制劳动力市场应该有针对性，而过度干预可能会损害劳动者长远的根本利益。

前几天我到海南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会上，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你们现在不断强调低收入者的问题，这是对的。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有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确实是这样，我们想提高那些打工者收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提高到什么程度时，外资企业就会把工厂搬到越南、柬埔寨或其他国家去？我们当然希望打工的人多一点收入，但不要忘记打工比在农村务农时收入要高不少。如果工厂转移到国外去了，那时候可能连这份工资都拿不到，还得重新回去种地。这就会阻延我国的工业化进程，阻延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进程。当然，某些就业群体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时，政府应该加以保护，但是这样做时要十分慎重。国际经验表明，过度的保护不利于扩大就业，这对那些连这种就业机会也没有得到的人就是不公平的。如果是这样，良好的愿望就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

公正对待市场化

对于中国27年的改革，到底怎么总结？既然是总结，就要分析得失，褒扬和批评都在情理之中，但是立足点很重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因为正如前面所说，这是从我国过去经济发展的实践、特别是从无数惨痛教训中，从我们每一个经历过计划经济的人的切身体会中获得的认识。现在有些人说这项改革不成功，那项改革不成功，而且都是“市场化”的错。我觉得这种批评不是很公正，而且过于简单化。为什么呢？因为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过去即使改革走了些弯路，大多数也是必要的探索，在我们没经验的时候的一种探索。我们还可以继续往前走。也许没有前一段的挫折，就没有后一段的成功，前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今后的改革打下基础。

比如，医疗改革的问题。最近我和杜大伟以及一些世行课题组的国外专家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国的医疗体制到底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学术界和政府政策制定者的讨论已经持续了相当久，其中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则，都写在了几次党的全会的《决定》中，可见其重要性。最近国内的媒体讨论非常多，已经成为当前的讨论热点。

上届政府时，我在国务院体改办工作，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推动全国的医疗改革工作。目前存在的许多问题正是我们想通过改革加以解决的。我深知这项改革的难度。比方说，美国在2004年医疗总费用达到1.8万亿美元，而2004年中国的GDP是1.6万亿美元。美国2亿多人口，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按美国十分之一的标准来考虑中国人看病吃药的问题，中国整个的GDP都不够。如果按照中国目前城市职工的医疗保险水平来看，大概人均一年需要2000元。如果城乡居民都由政府包下来，有人提出搞一个全民医保。当然这个说法非常地动人，因此网上支持率非常高，但是算过账没有？人均2000元的医疗费用，相当于中国2004年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的总开支，我们的财政收入总规模就是人均2000元。而美国花了1.8万亿美元，2亿多人口，还有4000万人没有任何医保。香港地区600万人口，香港政府的拨款(不包括个人和企业拿出的钱)，用于医疗的接近400亿港元，医疗管理部门每天可以开支1亿多港元来维持600万人的医疗保险，但是现在已经捉襟见肘，难以维持。

中国到底能够实现什么样的医保，我觉得不是靠炒作，也不是靠美好愿望而提出方案，而是要实事求是，既要尊重历史，也要考虑中国的国力，然后才能做这件事情。如果完全从愿望和群众情绪出发，我们能不能拿出一个大家满意而国家又能承受的医疗体制，也是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政府与资本市场

刚才魏尚进(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员)和白重恩教授(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讲到中国企业改革和金融市场，我认为他们讲得非常好。关于中国的金融市场，刚才评论人童道驰博士(注：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也提到，过去中国发行股票确实实行过额度管理，就是按照行政区划，把首次上市的额度分配给部门和各地政府。当时这样做确实完全是计划经济思维的产物，而且把股票发行当作一种福利和补贴。那时，给某个省下达某个额度，这个省可能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企业上市，或者他们也不急于把盈利的企业上市。于是，他们就把发不出工资的企业拿去上市，拿从市场上圈来的钱发工资，把上市变成了福利措施。自然，这样的企业很快就成为“特别处理”(ST)了。还有的部门和地方，实在拿不出能够包装的企业，就把额度卖给别的部门和地方，变成了中央给它的补贴。显然，这样的机制下的资本市场肯定严重地先天不足。

客观地说，中国的资本市场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在不断进步，的确进步也非常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发展了十多年的制度，已经取得的进步有时还会走回头路。比方说，政府到底对股票市场的指数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当股票指数往下跌的时候政府要不要拿出钱去托市？企业上市过程中，经过多次的换手，有一些投资者赚了，有一些投资者赔了，由于资本市场素质不高，赔的人可能会多于赚的人。股票市场赔钱的人多了，不满情绪成为主流舆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没有责任拿出钱来赔这些人，补这些人？而且，赔给谁、怎样赔才能公平合理合法？我认为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托市和补贴问题不能正确处理，中国的股票市场经过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所教育出来的一点点对股票市场的正确认识，可能就会付之东流。

归根结底，我们到底想学什么？对股票市场，我个人觉得很多理解非常不成熟。我们管理层希望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只涨不跌的股票市场，投资者希望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只赚不赔的股票市场。地球上肯定没有这样的股票市场。别的星球上有没有？我不知道。我觉得如果认识还是停留在这种不成熟的阶段，中国的股票市场今后还要走一段漫长的曲折的道路。

有限的产业政策

刚才约翰·萨顿(John Sutton，注：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讲了产业政策的问题，我也很有感触。他讲一个产业政策的作用可能几十年以后才能看出来。我觉得，产业政策能否见效，主要是看有没有比较成熟的市场基础和产权基础；还要看政府的职能有没有真正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

在我看来，我们一些产业政策的效果，有时候并不见得需要几十年，也可能几年就看出它的无能和失误。已故的中国经济学家桂世镛曾经是我的领导，他后半辈子主要是在国家计委工作。他生前，大概是1997年，曾对我深有感触地说：“我在国家计委工作这么多年，对有些事情有很深的感受。比方说，过去认为中国人永远不能用空调，中国人永远不能发展易拉罐，中国人更不能人人有汽车。当时认为几乎是应该铸成个铁牌子，插在计委门口的，认为这是要后人永远遵循的铁的规律。用铁铸成个牌子，铁卷丹书，以后永不讨论。现在想起来多么荒谬。”

那些年，每年要出厚厚的一本产业政策，每年还要发无数的红头文件。我清楚地记得，曾经发过不准发展易拉罐的文件，不准发展铝合金门窗的文件，不准发展空调的文件，不准发展家用汽车的文件，不准这样那样的文件不少。现在看来，文件当然是没有取得实际效果。

作为官员如果坐在办公室里去计算，确实觉得这些是不可能发展的。比方说易拉罐，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几十亿美元。官员们这样计算，如果中国发展易拉罐，早期的易拉罐是要用进口的铝薄板的，人人消费易拉罐，国家的外汇怎么可能用来买铝薄板？再比方说空调，坐在办公室就可能想，大家都用空调，那要多少电？建电厂的钱在哪里？建了电厂要挖多少煤？建煤矿的钱又在哪里？建了煤矿，要建多少铁路才能把煤运到电厂？又要多少钱建设输变电线路把电送出去？生产空调当时需要进口压缩机，外汇从哪儿来？然后中国人的收入，什么时候才可以买得起空调？建了空调厂以后，空调卖给谁？坐在办公室里的官员，即使有再丰富的想象力，也永远想不到现在城市家庭空调是如此普及，想不到中国人很快就喝上易拉罐的饮料，在大城市，家用汽车也有相当的普及率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市场以后，政府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管理理念以后，产业政策才可能起一点点补充市场不足的作用。在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把产业政策作用估计过高，而且无所不包，可能要不了几年就能看出它的错误，并且为此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