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陶渊明研究进入近代化时期。在这一百年中，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总体状态相对应，陶学研究也可基本上划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皆有自身特色以及代表性成果。以下分述四阶段的基本情况，并勾勒其大体线索。

19世纪末到1928年，可视为陶学研究的第一阶段。此阶段陶学研究是从古典型向近代化的过渡时期。19世纪末，西方新学被大量引进中国。新学的引入不仅使我国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传统文化研究的观点与方法产生了影响。这一影响，在陶学研究领域得到了新的反映。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他在《致刘淞芙书》中说：“足下论陶，与嗣同所见若重规叠短。真西山称陶公学本经术，最为特识。如足下所举之外，它若道丧向千载云云……皆足为证。然嗣同尤有妄解，此为陶公慷慨悲歌之士也，非无意于也者，世人唯以冲澹目之，失远矣！”（注：《谭嗣同全集》卷三，三联版。）在谭嗣同看来，渊明不仅不是和平冲澹忘怀政治之士，而且对政治特别热心，倘能居高位，“必铮铮以烈鸣矣。”（注：《谭嗣同全集》卷三，三联版。）会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谭嗣同评陶，明显带有维新派的观念特征，表现出破除“世人”成见。不过，谭嗣同与康有为托古改制的经学研究精神上是一致的。他们虽然有观念上的特点，但学术方法上，尚谈不上革新意义，评陶基本上持政治改革家眼光。

世纪初，较多体现近代学术精神的诠陶者，还应推王国维。王国维对陶渊明的研究令人瞩目。20世纪初西方文艺理论（包括美学）逐渐传入中国。国学大师王国维吸取了西方美学的观点和方法，并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特别是他自己的创作实践，首先提出了“境界”说。他在其名著《人间词话》中，将古今诗词分为“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为此，他认为陶渊明的《饮酒》诗其五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句，为“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今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耳”！（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华书局1955年版，徐调浮校注本，卷上。）在王国维看来，写“有我之境”容易，写“无我之境”却极难；在非常难的条件下，陶渊明却能做到。王国维在评论诗词时，还提出“隔”与“不隔”的理论概念。他认为陶诗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写景如此，方为不隔。”（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华书局1955年版，徐调浮校注本，卷上。）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王国维首先提出“隔”与“不隔”的概念，并据此对陶渊明的为人和作品进行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韦、柳之视渊明，其如刘、贾之视屈子乎！”（注：《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第380页。）可见，陶渊明在王国维建筑美学理论体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陶学史上，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第一个全面而又深刻论述陶渊明的是梁启超。“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以及西方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的大量输入，使中国文学研究与评论领域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23年梁启超出版了《陶渊明》一书，其中包括《陶渊明文艺及其品格》、《陶渊明年谱》、《陶渊明考证》三篇文章；从而使陶渊明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仅在《陶渊明研究及其作品》一文中，梁启超就多角度、多方面地分析了陶渊明的为人及其作品。梁启超研究古代文学，很重视研究作家的个性。他说，“古代作家能彀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注：《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2册第1页。）梁还认为，要研究出一位文学家的个性，却要在他的作品中含有下列两种条件：第一，要“不共”，即“要他的作品完全脱离模仿的套调，不是能和别人共有”。第二，要“真”，即“要绝无一点矫揉雕饰，把作者的实感赤裸裸地全盘表现……我觉得唐以前的诗人，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我们接触的，只有阮步兵和陶彭泽两个人；而陶尤为甘脆鲜明，所以我最崇拜他，而且大著胆批评他”。（注：《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2册第2页。）

关于陶渊明的人格，梁启超着墨较多。他指出，“第一须知他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注：《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2册第5页。）“第二须知他是一位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第三须知他是一位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他对于身心修养，常常用功，不肯放松自己。”（注：《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2册第7-8页。）论及陶渊明的身分，梁启超说，“老实说，他不过是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注：《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2册第10页。）在梁启超看来，“‘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这两句话，可算得他老先生自画‘行乐图’……他的快乐不是从安逸得来，完全从勤劳得来。”（注：《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2册第15页。）因此“渊明是‘农村美’的化身，所以他写农村生活，真是入妙。”（注：《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2册第16页。）即是说勤劳使渊明领略农村美，勤劳使渊明的作品达到“入妙”的境界。梁启超把勤劳对渊明的重要性提到如此高度，乃是此前的陶学史上所没有的。梁启超从陶渊明的高尚人品和文品，进而探讨其人生观，可用两个字来概括，即“自然”，“他的文艺只是‘自然’的体现”。（注：《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2册第18页。）也就是说，陶渊明的人生观决定了陶渊明的文艺观。梁启超的文艺思想能达到这样科学的高度，也是此前的陶学史上闻所未闻的。

梁启超的《陶渊明》一书，特点在于吸取了“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中形成的新观念和新方法，较系统、全面。可以说，他的陶学研究基本上从古典型过渡到近代型，梁启超是本世纪陶学第一时期的重要研究大家。他将上述新内容系统地运用到陶渊明研究领域，体现了他近代的研究性格和研究方式。这种既探讨文艺品格，又考证生平事迹，二者分别详加论列，又彼此结合在一起，形成一部专书，这在陶渊明研究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鲁迅在讲演和杂文中多次论及陶渊明。谈得最详的当数1927年8月在广州所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讲演。在此次讲演时，他论及东晋社会思想平静得多，“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注：《鲁迅全集》第3卷《而已集》。）还谈及“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之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注：《鲁迅全集》第3卷《而已集》。）这“别一种看法”，即要全面地看待陶渊明：他有“悠然见南山”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一面。“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注：《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上述引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的，按本文的分期，应放在陶学研究的第二阶段(1928-1948)，为了使鲁迅评陶观点的连续，我们放在第一期引用。）鲁迅上述一段话不仅对研究陶渊明有指导意义，就是研究古今作家与作品都是极为重要的。关于要全面地分析古代作家，鲁迅还指出：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注：《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鲁迅在此提出“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并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的观点，正是在传统知人论世方法基础上，又加进了历史唯物主义新观念和方法，这在陶渊明研究史上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陶学研究的第一阶段，出版的文学史中对陶渊明的评论，亦颇引人注目，较著名的有谢无量的《中国文学史》和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谢的《中国文学史》写到陶渊明时，几乎均是古人的话而缺乏己见，故略而不录。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不仅有特点，而且有新见解。他论及渊明作品特点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时说，“陶潜的诗在六朝文学史上可算得一大革命。他把建安以后的一切辞赋化，骈偶化，古典化的恶习都扫除得干干净净……他的环境是产生平民文学的环境；而他的学问思想却又能提高他的作品的意境。故他的意境是哲学家的意境，而他的语言却是民间的语言。他的哲学又是他实地经验过来的，平生实行的自然主义，并不像孙绰、支遁一班人只供挥尘清谈的口头玄理。所以他尽管做田家语，而处处有高远的意境；尽管做哲理诗，而不失为平民的诗人。”（注：《白话文学史》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版，第130-131页。）胡适以白话为正宗的角度肯定陶诗是六朝诗史上的“一大革命”；说陶渊明是“平民诗人”，这与“五四”时期反对“贵族文学”，提倡“平民文学”的潮流相一致，体现了近代文学的观念。至于说陶诗的“高远的意境”等，这些评价却不能算是新见。胡适在肯定陶渊明的同时，否定古文、骈文，则不免表现出某种偏激态度，这是他过分强调白话文的结果。

本世纪初叶，也有一些学者从传统的方法，在陶渊明研究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如古直《陶靖节年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傅东华《陶渊明年谱》（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等，对陶渊明生平事迹作了重新疏理，得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如古直提出的五十二岁享年说等。

综观本世纪陶渊明研究的第一阶段，其观点和方法上都有所改观。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胡适等学术大师，都程度不等将他们的学术眼光，投射到陶渊明研究领域，使之呈现不同于古典型的“陶学”的面貌和新气象。

（二）

陶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为1928-1949年。此时期近代科学思想和文化观念，在中国有进一步发展，而唯物史观的传播和运用，也使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呈现深化、细密化的趋势。

朱自清的陶学业绩，主要反映在对陶渊明年谱的研究上。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写出《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的长篇论文。他对宋代王质的《栗里谱》、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张演《吴谱辨正》；清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丁晏《晋陶靖节年谱》、杨希闵《陶靖节年谱》；近代梁启超《陶渊明年谱》、古直《陶靖节年谱》、傅东华《陶渊明年谱》等，进行了深入辨析，提出自己许多问题上的看法，所得出的结论是：

陶谱诸事，可得论定者，约有四端：渊明字元亮，入世更名潜。一也。所著文章入宋不书年号。二也。始居柴桑，继迁上京，复迁南村。栗里在柴桑，为渊明尝游之地。上京有渊明故居。南村在浔阳附郭。三也。渊明尝为州祭酒，尝仕桓玄，丁忧归。嗣州召主簿不就。又为镇军参军，仕刘裕，建威参军，仕刘敬宣或刘怀肃。官终彭泽令。四也。至世系年岁，则祗可姑存然疑而已。（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第492页。）

朱氏为一学风严谨学者，文中考证之确凿，辨析之慎密，是非之取舍，皆颇精当，为历代众多陶渊明年谱作一科学的总结。

陈寅恪于1945年写的《陶渊明的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的论文，他以渊明的《形影神》诗论，证出渊明的哲学思想为“新自然说”；而“新自然说的要旨在委运任化”。（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4页。）作者认为，“运化亦自然也，既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则认己身亦自然之一部，而不须更别求腾化之术，如立旧自然说所为也。但此委运任化，混同自然之旨自不可谓其非自然说，斯所以别称之为新自然说也。”（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5页。）陈寅恪所主之“新自然说”，实属古代传统哲学之范畴；其所创之“新自然说”，尽管未被研陶者所采纳，但其本身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朱光潜于1946年写了《陶渊明》的长篇论文，从多角度论述了陶渊明。在该文开头处写道：“大诗人（陶潜）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底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底例证。正和他的诗一样，他的人格最平淡也最深厚。”（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8页。）朱光潜的这段话，正像渊明的为人和作品一样，看似平淡，但其内涵极深。论及渊明一生的生活时，朱光潜用“半农半读”四个字来概括。谈及渊明的哲学思想时他指出：“渊明是一位绝顶聪明底人，却不是一个拘守系统底思想家或宗教信徒……假如说他有意要做某一家，我便相信他的儒家底倾向性比较大。”（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3-364页。）谈及渊明的感情生活时，朱光潜认为诗人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分开，诗主要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表现。因此，研究一个诗人的情感生活，远比分析他的生活还更重要。为此，朱光潜又说：

谈到感情生活，正和他的思想一样，渊明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重点号为笔者所加）。我们读他的诗，都欣赏他的“冲澹”，不知道这“冲澹”是从几年辛酸苦闷得来底。他的身世如我们上文所述底，算是饱经忧患……他的诗集满纸都是忧生之嗟。（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5-366页。）

从这段引文，我们不难看出，朱光潜写于四十年代中期的《陶渊明》中所说的“静穆”，乃是诗所达到的一种境界。它对三十年代谈艺术的极境时所引的“静穆”说，做了补充。四十年代所说的“静穆”的境界，包含着作者多年痛苦，诸多矛盾，经过多年的涵养才能形成，它已是一家之言。

朱光潜在三十年代，在论艺术的最高境界时曾说：“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如果说三十年代，鲁迅批评朱光潜是正确的话；那么，朱光潜四十年代写的《陶渊明》问世后，再批他的“静穆”说就欠妥了。令人遗憾的是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仍有极少数研陶者对朱先生的“静穆”说，或批判或批评。

论及陶渊明的人格的涵养和精神生活时，朱光潜认为：陶渊明打破了现在的界限，也打破了切身利害相关底小天地界限，他的世界中人与物以及人与我的分别都已化除。人我物在一体同仁的状态中各徜徉自得，如庄子所说的“鱼相忘于江湖”。他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情趣更丰富；同时也吸收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大自己的胸襟气韵。“这种物我的回响交流，有如佛家所说底‘千灯相照’，互相增辉。所以无论是微云孤岛，时雨景风，或是南阜斜川，新苗秋菊，都到手成文，触目成趣。”（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8-369页。）我们认为古今论渊明的人品与感情生活，像朱光潜分析得如此深入，尚不多见。

关于渊明诗的艺术风格，朱光潜在吸收前人论点的基础上，把渊明的艺术成就提高到“化境”的高度。他说，“总合各家的评语来说，陶诗的特点在平、淡、枯、质，又在奇、美、腴、绮。这两对恰恰相反的性质如何能调和在一起呢？把他们调和在一起，正是陶诗的奇迹：正始他在性格方面把许多不同的性质调和在一起，是同样底奇迹。”（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5页。）朱光潜上述这段话，不仅高度概括出陶诗的风格特点，同时再次说明“风格即是人”的这一真理。

朱光潜以诗人的笔触，美学家、哲学家的眼光，审视渊明及其创作；深入分析了渊明的思想、情感生活、人格与风格等，其论点皆有史料为依凭，故所论说皆切实，令人信服。朱先生熟谙西方观代美学及文艺心理学，又有对中国传统文论有较深修养，故能较真切地把握、阐明用陶渊明的诸多面特征，所取得的成就相当突出。在朱氏之前，还没有如此周到妥贴而又深入地剖析过陶渊明。

萧望卿的《陶渊明批评》（注：萧望卿《陶渊明批评》，1947年开明书店出版。），该书由三部分组成：(1)陶渊明的历影像；(2)陶渊明的四言诗论；(3)陶渊明五言诗的艺术。书前有朱自清的序。该书最值得称道的是《陶渊明的四言诗论》。许多喜欢陶诗的人，大抵着重其五言诗，很少细致分析其四言诗。作者用较多篇幅，批评渊明九篇四言诗中六首（《荣木》、《命子》、《劝农》、《答庞参军》、《酬丁柴桑》、《赠长沙公》），它们的缺点是：诗句的形式多是吸取《诗经》，每句包含一个简单的句子，变化；语言（词汇）典雅凝重，大都从《诗经》里来。萧望卿在论及渊明五言诗时，也是从艺术性方面进行肯定分析。总之，从艺术性方面分析渊明四言、五言诗的优劣，这是《陶渊明批评》一书的最大特点。用一部书中绝大部分篇幅对渊明诗进行艺术分析，这不仅在萧望卿此书之前所未见，即其后亦极少见。这一特点，便是萧望卿在陶学史上的贡献。

综观陶学研究的第二阶段，无论在研究观念、方法以及成果上，都比第一阶段成熟。仅以先后两阶段的陶学代表性研究者梁启超和朱光潜而论：梁启超运用新的文艺理论和“五四”时代引进的科学、民主、自由等，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渊明为人与为文；以一种“开阔性”，引人注目；然而其论证的粗疏，亦显而易见。朱光潜却以西方美学和中西哲学为指导，也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渊明的为人和为文；比梁氏的研究更有深度。朱光潜特别注重渊明情感生活对其诗所起的重大作用的研究，以及诗美极境的研究。

（三）

陶渊明研究的第三阶段为1949-1978年。此阶段的特点是学科统一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力求把各种思想观点，统一到唯物史观方面来。为此于1951年底在全国高校进行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此后的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的《红楼梦思想研究》、胡适胡风“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这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必然要反映到陶渊明研究方面来。

张芝（李长之）的《陶渊明传论》，于1953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此书由两大部分组成：其一，陶渊明的两个先辈——陶侃和孟嘉；其二，陶渊明的一生及其作品。书的后面还附有《陶渊明论》文章一篇。该书出版不久，便引发了全国性的陶渊明大讨论。时间从1954年延续到1957年。

首先写文章批评张芝《陶渊明传论》的是阎简弼。他认为张芝论证陶渊明不忠于晋室，是因为其曾祖陶侃和外祖孟嘉都不忠于晋室的缘故。在阎看来此种论证方法是错误的。（注：《读〈陶渊明传论〉》，《光明日报》1954年6月7日。）接着，易润芝写文章，不仅同意阎简弼的观点，而且还指出张书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的毒害”。（注：《文学遗产增刊》第1期，1955年9月。）在讨论过程中，对陶渊明及其作品“庸俗地对待阶级分析”，偏离张芝论著的学术讨论轨道，进而上纲上线者有之。

对张芝一书的讨论，文章写得深刻而又令人心悦诚服的，是曹道衡于1957年发表的《关于陶渊明思想的几个问题》。该文首先肯定了解放后用新的观点方法研究陶诗，从而廓清了前人对陶渊明研究的某些错误看法。例如，“在《桃花源》中，发掘出诗人的‘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可贵的乌托邦思想。”（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版，第164页。）关于陶渊明“出身家庭，原是比较寒微的地主阶级家庭”。（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版，第166页。）至于渊明个人“是一个寒士”。在曹道衡看来，以渊明的家庭出身来说，在当时社会中，自然很难得到别人的重视。这就决定了他在仕途上，必然不能得志和他的抱负不能实现的命运。“因此退而求其次，只能学伯夷、叔齐的归隐了。”（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版，第169页。）封建社会和旧社会许多文人，把渊明视为飘飘然的出世隐士，曹却认为渊明乃“是一个积极的，入世的‘不遇之士’。他的归隐是出于不得已，是对黑暗社会的抗议。”（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版，第170页。）从表面看，归隐后的陶渊明，政治兴趣已经冷淡，再没有什么壮志了。事实上“在冰冷的外衣里面，却藏着一颗火热的心。如果仔细读一下陶诗，那么这种‘金刚怒目式’的词句是不胜枚举的。直到诗人晚年的时候，他的政治热情还没有减退。”（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版，第168页。）

渊明归田后参加了一定的农业劳动。在曹道衡看来，“他之所以参加劳动，是和他的贫困有一定联系的。”（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版，第170页。）由于陶渊明参加劳动，增强了他与农民的联系，“在接触中，他逐渐对农民有了感情，因此思想也不能不受农民的影响。正是在陶渊明思想逐渐接近农民之际，他才写出了著名的《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这两篇作品之所以重要，“还不先在它文笔的生动和构思的奇妙，而且也在于这一作品寄托着诗人理想中的社会……如果我们把这种理想放在当时的条件下来考察，就不难发现这种想法，实际上是反映了广大农民思想和要求。”（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版，第174-175页。）

关于渊明是否忠晋的问题，曹道衡指出，“对双方的意见，我都有些不同的看法。张芝、阎简弼两先生的意见看来很相反，其实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太强调了陶侃对陶渊明的影响。以陶侃的社会地位及生平经历来说，和陶渊明完全不一样。因此陶侃的思想不可能等于或差不多等于陶渊明的思想……陶侃的不忠晋，对陶渊明不可能起什么绝对影响。”（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版，第181-182页。）张芝认为陶渊明自己虽然不是士族，但由于文化教养，时代风习的薰陶，他也就有一种没落的感觉和没落的情调。曹道衡在此问题上与张芝的论点迥异。他说，“如果真如张先生所说，陶渊明真成了没落的士族阶级的殉葬品了。这样的看法，不能不说是贬低了陶渊明的评价。”（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版，第173页。）至于陶渊明与晋朝的关系，曹道衡说，“据现存材料看，也不见得很密切。我们很难得出他对桓玄政权有好感的结论。相反地从《述酒》等诗看来，他对晋朝还有一定留恋的。对刘裕篡晋，陶渊明显然是采取反对态度，不过这并不是他归隐的主要原因罢了。”

此次讨论开始时出现了把学术讨论政治化、上纲上线和庸俗地对待阶级分析等偏颇；但随着讨论的深入，气氛也随之转向心平气和。通过这次大讨论，不仅陶学研究者在试用唯物史观，分析古代作家与作品方面收获很大，而且促进了学术界正确认识和评价古代文化遗产，其意义可谓重大。

关于陶渊明的第二次讨论，始于1958年12月终于1960年3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次年运动仍在继续；上层建筑领域内于1958年春开展了教育大革命；夏秋发展为高校的拔“白旗”运动；陈伯达于1958年夏，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厚今薄古》的文章。

在上述大背景下，北京师大中文系二年二班学生写出《陶渊明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诗人》（注：《光明日报》1958年12月1日。）的文章。在这些同学看来，“陶渊明所处的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空前尖锐的时代，广大的北中国人民处于异族统治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南中国人民“在战乱、剥削的压榨之下流离死亡，终于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然而陶渊明并没有反映出这一历史面貌……所以我们说陶诗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此外，他们还认为渊明的“《劝农》诗，是一组反动的说教诗”。

《文学遗产》编辑部，在发表此文的同一版上，还刊出了北师大中文系教师郭豫衡的《陶渊明评价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作为讨论双方对立的一方，郭文不仅反驳学生的错误观点不够有力，而且在论辩时也夹杂着左的观点。例如，郭认为“就全部作品看，写地主阶级悠闲的生活太多，写农民的痛苦的生活太少。”显然此观点与陶诗的事实不符。

代表正确观点的文章，集体写的有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以下简称为游国恩等）的《试论陶渊明的作品及其影响》（注：《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个人撰写的文章为曹道衡的《再论陶渊明思想及其创作》（注：《光明日报》1959年5月10日。）。关于归隐，游国恩等人认为，当时政治黑暗，“政权把持在豪门大族里。……陶渊明也就无从实现其大济苍生的抱负，最后终于辞去彭泽令而归隐。”并说“他的归隐是对官场的否定”（注：《陶渊明讨论集》1961年中华书局版，第215页。）。关于渊明是否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曹道衡是持肯定态度。他说，“我认为：在他的作品中，是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的……不能要求抒情诗像长篇小说那样详尽地重现社会现实的许多现象，也不可能塑造出那么多的典型人物。”“这些同学们（指北师大批渊明为反现实主义诗人的学生们）要求陶渊明诗歌中反映出包括三大矛盾的历史面貌来，这显然是到社会史中去找出公式来套在作品之上，而不是从作品本身出发的。这样要求既不现实也不公平。”（注：《陶渊明讨论集》1961年中华书局版，第106-107页。）关于对《桃花源诗》的评价，曹道衡在关于陶渊明第一次大讨论时已发表了充分肯定的意思，此处不赘。游国恩等人论及《桃花源诗》时指出：“从《归去来兮辞》到《桃花源记并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陶渊明是在黑暗现实的重压下，不断地探索着理想，追求着光明。”（注：《陶渊明讨论集》1961年中华书局版，第221页。）

关于渊明描写风景，特别是田园景色的诗，往往被古今某些论者所否定。曹道衡却认为，“这些诗本身并不坏，也有一定的价值。其中有一些，虽然是写景，也寄托了作者的志趣。这些诗体现了作者的反抗现实的决心，当然会有价值。另外一些诗，则不一定奇托多少反抗意识，但诗人用高度的艺术技巧写出了大自然中富有诗意的形象，能够给读者以美感的享受。”（注：《陶渊明讨论集》1961年中华书局版，第115页。）我们认为上述意见是既中肯而又正确的。

在讨论进行时，有些论者不仅否定渊明在文学史上应享有的地位，还夸大其作品对后代的消极影响。为此游国恩等人指出，“我们认为：陶诗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创造地继承了前代文学的优秀传统；它是六朝文学的代表，是反对形式主义的中流砥柱，又是唐代诗歌高潮和散文革新的前驱。并对以后各个时代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好的影响。它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陶渊明是属于人民的，他不愧是我国的一位伟大诗人。”（注：《陶渊明讨论集》1961年中华书局版，第232页。）

关于陶渊明的第二次讨论，以正确意见占绝对优势而结束；亦即游国恩等的《试论陶渊明的作品及其影响》及曹道衡的《再论陶渊明思想及其创作》的论文发表而告一段落。他们之所以能写出高水平的论文，这除了他们学术根底好之外，还需要胆识。因为那段历史，正置左的思潮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写到此，我们不能不提及《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主编陈翔鹤先生。作为主编，在讨论进行时他加以引导，多发些观点正确的文章，使那些认为“陶渊明是反现实主义作家”，以及“他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如果给他六斗米他就折腰了”（注：《陶渊明讨论集》1961年中华书局版，第14页。），那些左得出奇的观点逐渐减少。也就是说扶植正气，减少邪气；直到正气占绝对优势才告一段落。经过此次大讨论，对渊明及其作品，大家取得了明确的认识，或较一致的意见；也还有些问题遗留下来，有待以后继续解决。关于陶渊明评价的第二次大讨论，陈翔鹤先生于1960年3月代表《文学遗产》编辑部，做了总结，并编了一部《陶渊明讨论集》。经过这次讨论，促使陶学研究向前迈了一大步，同时也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其收获是多方面的。

在两次关于陶渊明大讨论之间，王瑶的《陶渊明集》于1956年8月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在谈及此书出版的目的时说，“本书是为了普及的。”为此他对绝大多数诗文作了系年，还写了简要的题解，以说明诗文内容含义；对难懂的词语也作了简注。王瑶在其《陶渊明集》中，所费心血颇多。例如系年，有些诗文的写作年代很明确，但还有部分诗文不知作于何时。对后者王瑶也有暂系于某年，或某个时期。对后者，这“暂系”，就更需要考证的功力与时间。为此，袁行霈说：“王瑶先生按写作时代的先后将陶渊明作品重新编排，是一种十分可贵的创举。”（注：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另外王瑶对陶诗文还作了“简注”。

王瑶的《陶渊明集》的功力还体现在“前言”之中，首先，他肯定了陶渊明的归隐。论及《桃花源诗并记》时，王瑶认为作品“反映了农民的要求和理想”。他还说，“在亲自参加劳动以及与劳动人民生活的接近中，渊明自己的思想感受也受到了一定的陶镕和洗炼，因此就使得他虽然处在一个崇尚骈俪的文学风气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而仍能形成一种单纯自然的新颖的风格；这种风格正是田园生活的本色的表现。”此外，王瑶的《陶渊明集》的功绩还在于，从1956年该书出版到1979年之前的20多年岁月里，大陆仅此一部陶集；它不仅长时间的起了普及作用，而且对众多的陶学研究者也是极可宝贵的参考书。

纵观陶学研究第三阶段，陶学研究重点反映在两次关于陶渊明大讨论上。这两次大讨论陶学研究者的积极参与是空前的。仅以第二次大讨论而言，在不到一年半时间内，收到论文251篇，约124万多字。在讨论中，大家采用唯物史观分析陶渊明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生活、作品、艺术风格、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对后代影响等都涉及到了，而且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其收获不小。不过在讨论中也暴露出一些以简单化的“阶段分析”来生硬对待陶渊明这样一位优秀古代诗人的倾向，显示出机械唯物论的局限性。此外，本阶段在有关陶渊明研究资料方面，也有进展，其代表性成果即是《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此书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两校中文系教师、同学合编。上卷收集自南北朝刘宋直至“现代”史料记载，以及评陶文摘、诗论、语录及文章片断；下卷以陶渊明作品为纲，收集历代有关作品评论。该书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所收资料丰富，为研究陶渊明的重要工具书。

（四）

陶学研究的第四阶段为1978-1998年。其主要特征为研究的观点与方法的多元化。改革开放引进了许多外国的批评方法。在1985年以前为拨乱反正（多元化的准备时期）；1985年以后，陶学研究正式进入了多元化。多数研陶者沿用唯物史观，同时又加用人性论（以人为本位的理论和方法）。传统古典研究方式，即资料考据在陶学领域也逐渐多起来。由于政治上的改革开放和多种研究方法并用，促使陶学领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逯钦立的《陶渊明集》，于1979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陶渊明集》的功绩，首先体现在校勘方面。这是因为我国古代流传到现在的旧集中，以《陶渊明集》流传最广，版本也较多；各种版本的差异早在宋代就已经成为问题。为此，南宋的《蔡宽夫诗话》中说，“《陶渊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因而导致历代注家和研究者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在此种情况下，逊逯钦立知难而进；他以元初李公焕的《笺注陶渊明集》十卷本为底本，以曾集诗文两册本、焦竑藏八卷本传为苏轼笔迹的元刊苏写大字本等为校本，经过细心校勘，终于完成了这部《陶渊明集》。此部《陶集》的校勘，超过了宋元以来大量的《陶集》版本，为进一步研究陶渊明及其作品，提供了可靠的诗文全集。

逯钦立的《陶渊明集》的功绩，还表现在书后所附的《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例如，太元十八年（393年）陶渊明29岁，初仕。“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为了论证这件事的系年，逯先生不仅引用《饮酒诗》，还引用《宋书•百官制》加以说明。逯钦立的《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对渊明的生平事迹、诗文主旨，以及系年诸方面多有创见，乃是《陶渊明集》的重要组成部分。逯钦立的《陶渊明集》研究的功绩，还表现在注释准确，要言不烦等方面。由于篇幅所限不再举例。

逯钦立的《陶渊明集》的缺点，也是较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该书“附录一：《关于陶渊明》”一文之中。该文写于“文革”之际，作者违心地为渊明及其作品进行阶级分析，上纲上线。把此文与逯先生六十年代论陶文章相比，简直判若出自两人之手。另外《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亦有欠妥之处。尽管如此，逯先生的《陶渊明集》的出版，使此前二、三百年来出版的《陶渊明集》均相形逊色。

逯先生的论文集《汉魏六朝文学论集》，于1984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四十万字，分三编；研陶论文就占一编，其中四十年代发表的论文有《陶渊明行年简考》、《陶潜居里史料述评》和《〈述酒〉诗题注释疑》。1964年逯先生又发表了《读陶管见》。在此长文中，逯钦立谈了十二个问题。此文可视他对渊明为人、为文和思想的基本看法。由于该文写于1958-1960年第二次陶渊明大讨论之后，从内容考察，可看出它回答了那次大讨论中有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或对讨论中重大问题发展自己的新意。例如，《陶渊明少年时期江州一带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一节中，逯钦立认为，“陶渊明少年时代的主导思想来自当时的儒家经学，这决定了他的从政理想和事业心，乃至决定了他一生的伦理道德观点。”（注：《汉魏六朝文学论集》第252页。）

逯钦立对唐代之前的作家，他最喜欢陶渊明；他在渊明身上所用的时间与精力也最多。近百年来，在陶学研究的整理、校勘、考证、注释、评论等五个方面均作出较大贡献的，要首推逯钦立先生。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于1997年7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内收论文十四篇，书后附有《主要参考书目》、《人名索引》、《篇名索引》、《跋》。此书虽然出版较晚，但与作者年龄相仿的陶学家的著作相比，在质量上堪称后来居上。此书不是对渊明的全面论述，但有关渊明的重要问题都涉及到了。《陶渊明的哲学思考》一文，重点写了陶渊明哲学思考所涉及的哲学范畴、陶渊明哲学思考的特点，及与其诗歌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袁行霈说，“陶渊明不同于其他诗人，因为他思考着关于宇宙、人生的大问题，而且得出了具有哲学高度的结论；他也不同于其他哲学家，因为他是用诗的思维方式去解决和表达哲学命题。哲学思维、科学思维和诗（艺术）的思维，是人类三种既相关又不同的思维方式。诗的思维富于联想和想象，是具象的、感性的，而且常常是跳跃式的、片断的，本不大适合于作哲学的思考，然而陶渊明巧妙地把两者融合在一起了。他的思考在当时支持他不与腐朽的上层社会同流合污，躬耕于庐山之下，乾乾净净地渡过了一生。”（注：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8页。）袁行霈的这一观点是颇为新颖的。《陶诗主题的创新》一文，作者把渊明诗歌的主题概括为五个方面：一、徘徊——回归主题；（二）饮酒主题；（三）固穷安贫主题；（四）农耕主题；（五）生死主题。在《陶谢诗歌的艺术比较》一篇，分析陶诗艺术特征有功力，甚妥贴。作者认为从陶到谢，诗歌艺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从写意转到摹象”、“在谢灵运之前，中国诗歌主要是写意，摹写物象只占从属的地位。……陶渊明就是一个写意的能手。他的生活是诗化的，感情也是诗化的，写诗不过是自然的流露”；“他（陶）根本无意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以及形似与神似。这种情况到谢灵运遂发生了变化，在谢诗里，山姿水态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穷貌极物成为主要的艺术追求。陶诗里互相交融的情景，在谢诗里割裂了。谢灵运着力地勾勒描绘，想把山水、四时、朝昏、阴睛的变化一一再现出来，达到巧似的地步。”（注：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其次，为“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是从陶到谢的又一转变。”陶渊明对言不尽意的道理，似乎深有体会。“既然语言本身有这种局限，那就注重言外的效果，发挥语言的启示性，以调动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去体会那些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注：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页。）至于谢灵运的诗歌语言是写实性的。“他发挥了语言的表现力，增强了语言描写实景实物的效果……写风就是风；写月便是月；写山就要描尽山姿；写水就要写尽水态。”（注：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在袁行霈看来，“陶渊明和谢灵运诗歌艺术的不同，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差异，也是时代风尚的差异。”（注：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页。）“陶渊明结束了一个时代”（魏晋）；“谢灵运开启了一个时代”（南北朝）。如此深刻地分析陶、谢艺术的不同，在前人还不多见。在《陶渊明研究》一书中，《陶渊明与魏晋风流》、《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与陶诗的自然美》、《陶渊明与辛弃疾》、《宋元以来陶集校注本之考察》等文章，都有深度，且角度较新。

此外，袁行霈与杨贺松合作，于1997年3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陶渊明集》。此书的特点是，除了对陶诗文进行了认真校勘外，书后还附有苏东坡、刘因、黄淳耀、舒梦兰、姚椿和孔继 等人的“和陶诗”。此书被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丛书。

袁行霈在《陶渊明享年考辨》一文中，同意宋代张縯的76岁说。袁认为，“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的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七十六年，生于晋魏帝永和年壬子(352)，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72)。”（注：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此说先有魏正申在《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一期上撰文反驳于前；又有李文初、邓安生在《文学遗产》1998年第二期上撰文商榷于后；还有徐声扬《评陶渊明享年五说》（《九江师专学报》1998年第二期），参与讨论。

廖仲安的《陶渊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全书内容分八个方面：（一）时代、家世、青年时期；（二）从出仕到归田；（三）《归去来兮辞》和《归田园居》；（四）归田以后的生、活；（五）《饮酒》二十首；（六）《桃花源诗并记》；（七）晚年的生活；（八）文学上的成就和影响。此书写于两次关于陶渊明大讨论之后。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对讨论中涉及的问题，以评传的方式，一一给予回答和解释；又具有语言质朴、立论稳妥，深入浅出的特点，使陶学研究者和一般读者都从中受益。受到大陆、台湾和日本读者的欢迎。此书在大陆有两个版本；在日本也出了两版。

吴云的《陶渊明论稿》，于1981年4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由十二篇论文组成。书后附有《陶渊明年谱》和《陶渊明研究论文、专著索引编目》（后者由北京图书馆阎万钧先生编写）。

《陶渊明论稿》一书，不是对陶渊明及其著作的全面论述，而是就陈翔鹤在《文学遗产》编辑部所编的《陶渊明讨论集•前言》中指出“谈得很不够”的问题而写的。陈翔鹤说，“在讨论（指1958年秋到1960年春）谈得很不够（重点号为笔者所加）的还有下面一些问题：例如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究竟占有何等地位；他在文学发展上所起的作用；陶诗的艺术风格，如他对《饮酒》二十首、《拟古》诗九首、《咏贫士》七首等作品的评述分析都很不够。”吴云撰文恪守一条原则：别人谈得多的问题少写或不写；别人谈得少或没有谈的问题多写。为此，他写了《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风格与陶诗》、《〈饮酒〉诗二十首初探》、《〈拟古〉诗九首浅论》、《〈闲情赋〉散论》、《陶文的艺术性》等。有几篇文章，别人虽然谈得不少，但他感到有些新意，于是又写了《陶渊明作品反映出的社会诸矛盾》、《从陶渊明的归隐看他的政治态度》、《“贫富常交战”——试论陶渊明的思想矛盾》。上述情况乃是《陶渊明论稿》的特点之一。《陶渊明论稿》的特点之二，是全书用半数以上的篇幅，对渊明诗文进行艺术分析。全国解放后，两次关于陶渊明大讨论，绝大多数论文和著作其重点都放在思想性方面。鉴于此种情况，吴云的《陶渊明论稿》，对诗、文分析时则向艺术性方面倾斜。李华（江西社科院）在谈及吴云研陶情况时指出，“几十年来吴云先生不仅研陶著作成果斐然，独树一帜，而且还对众多陶著书评，倾注着满腔热情，推澜陶学。他曾先后为逯钦立、王瑶、李华（首都师大）、唐满先、魏正申五位陶学家的六部研陶著作写过专题评论；对陶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起着积极地推动作用，受到了陶坛学人的好评。”（注：《九江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钟优民在《陶渊明论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5月出版。该书从十个方面评价陶渊明：东晋的社会面貌、陶渊明的家世、陶渊明的经历、陶渊明的政治倾向、陶渊明的思想、陶渊明的咏怀诗、陶渊明的田园诗、陶渊明的哲理诗、陶渊明的辞赋与散文、文学上的地位与成就。钟的《陶渊明论集》的突出特别是全面评述了陶渊明为人及其创作。

钟优民的《陶渊明论集》中提出一个新观点：“我们既不能同意源于儒家、或源于道家、源于佛家之类的简单概括，也不满足于‘援儒入道’、‘外儒内道’、‘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净化’之类的抽象总结。考察陶渊明的作品，在哲学思想上对他影响最深的当首推司马迁，千百年来似尚未有人论及这一点。”（注：《陶渊明论稿》第188页。）此说虽未得到陶学界的认同，但仍不失为一家之言。此外，钟优民对渊明哲理诗的论述，也较为精辟。遗憾的是，由于钟书仍未摆脱“文革”中极左思潮的影响，故在评论前人研究成果时，多有偏颇之词。例如，论及渊明美学观的形成时，钟书从梁启超的《陶渊明之文艺观及其作品》一文中引录一段话之后，便评论说：“（梁）对陶渊明内心世界的洞察可谓细腻入微，但只强调陶渊明性格上孤芳自赏、柔弱多惭的一面，对其耿介不阿、刚强不屈的一面则充耳不闻，未免失之片面。同时，离开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仅从天赋禀性方面探讨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更是资产阶级学者（重点号为笔者所加）研究历史的错误方法”。（注：《陶渊明论稿》第71-72页。）又如钟书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资产阶级从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和本阶级审美趣味出发，又转而强调陶渊明的‘和平’、‘静穆’的一面，并把它作为文学的最高境界加以宣扬。”（注：《陶渊明论稿》第259页。）这段话虽然未点名，但陶学研究者一看便知道，钟书所批判的是朱光潜先生。在这里钟不仅把朱光潜视为“资产阶级学者”，还把批判他视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这就完全失去了它的学术价值。钟书还轻易否定前贤和今人已有的成就，往往把自己放在首创的位置上。他说“陶渊明的美学思想，前人尚无系统的论述，是我们研究陶渊明思想的一个新的课题。”（注：《陶渊明论稿》第69页。）关于陶渊明的美学思想，如“真”、“朴”、“自然”等古人谈得很多；近代王国维提出“境界”说、“隔”与“不隔”的美学概念；特别是朱光潜在《陶潜明》中，全部文章运用美学思想来分析陶渊明的为人和作品。对此，我们是不能视而不见的。

李华的《陶渊明新论》，于1992年由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廖仲安先生写《代序》。全书由五部分组成：（一）考释篇，内收论文六篇；（二）阐微篇，内收文章五篇；（三）思想篇，由收文章三篇；（四）艺术论，由收文章五篇。“这本《陶渊明新论》既有考释，又有阐微，既论思想，又论艺术，还有年谱辨证。从这一系列论文里，不难看出他在研究方面具有比较全面扎实的功力。而且他的确是熟读陶诗，领会其中丰富多采的内涵，并熟悉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所以他无论是在义理，还是在词章、考据方面，都有多少不等的创获。”（注：廖仲安《陶渊明新论•代序》。）李华《陶渊明新探》的最后三篇论文：“《陶渊明与阮籍》、《陶渊明与孟浩然》、《陶渊明与王维》，乃是全书压轴之作。文章用比较的方法将陶渊明与阮籍、孟浩然和王维进行比较研究，从比较中论述作家的异同，这就显得深刻而有说服力。

李华的《陶渊明诗文选》，于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乃建国后较早的诗文选本，曾一版再版。在该书基础上，李华又认真修订，增加诗文入选篇幅，以《陶渊明选集》为书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此书已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之中，足以见其影响和价值。李华还主编了一部《陶渊明诗文赏析集》，由巴蜀书社出版。此书的最大特点是，编者邀请全国绝大多数研陶者撰稿，以保证书的质量。该书为陶学研究史上不可多得的编著。

魏正申的《陶渊明探稿》，于1990年由文津出版社出版，书前有吴云的《序》，书后有陈忠《跋语》。此书的主要特点是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例如：“(1)入仕、归田：入仕带着从政和从文的双重目的；归田并非隐居，是从政不可得的转志，是从事诗文创作事业。(2)追求诗文创作：有事业感和自觉意识。(3)艺术风格，除平淡、自然、金刚怒目的风格外，尚有幽默风格。(4)交友：友朋观；颜延之并非陶渊明挚友。(5)述贫与述耕：述贫并非真贫，是述志或托贫言时事；述耕，突出时代变乱。(6)晚年思想：有独特的社会发展观；晚年形成了以桃源理想为主要标志的桃源思想；对桃源思想的三重表述。上述新见解虽然不无可商榷之处，但它仍不失为一家之言。（注：魏正申《陶渊明探稿•序》。）

魏正申的《陶渊明评传》于1996年由文津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四编。书前有刘继才先生的《序》，书后有《“附录”——有关魏正申研陶的评论选录》。此书的最佳处当首推第二编中的《论陶渊明以诗文传世的思想》、《再论陶渊明以诗文传世的思想》、《三论陶渊明以诗文传世思想》。魏正申说，“笔者《论陶渊明以诗文传世的思想》一文，从陶渊明注重生前功业、身后声名，但面临现实的政治混乱‘感士不遇’，转而从文，以及追求文学创作的三个方面表现，论析了陶渊明以诗文传世的思想。本文（指《再论陶渊明以诗文传世的思想》）拟结合文学创作被誉为‘声名自传于后’的‘不朽之盛世’的时代氛围，从对陶渊明人生价值追求的分析中，进一步阐述陶渊明以诗文传世的思想。”从作者的这段自白，我们得知“三论”中的前“两论”陶渊明以诗文传世的内容和论据。《三论陶渊明以诗文传世思想》的内容，是探讨此种思想来源于司马迁及其《史记》。用魏正申的话来说，“陶渊明继承并发扬了司马迁的光辉思想。”（注：魏正申《陶渊明评传》第121页。）我们认为魏正申的“三论”观点较为新颖。

魏正申的《陶渊明集译注》，于1994年由文津出版社出版。书前有钟优民《序》，书后有“附录”，收文章六篇。此书乃是一部有特色和有一定功力的著作，钟优民从五方面肯定该书：（一）“以科学、公允的态度重新注陶、评陶”。（二）“从陶对政治风云变幻的态度上注陶评陶。”（三）著者善于“抓注陶一生中仕与隐的主要矛盾和不同时期矛盾的主导方面所决定的不同足迹与心态，突出陶的‘全人’。”（四）“……采用类比方法用以鉴别有歧见的作品，使一些作品系年和篇旨论析有据有证，归于陶的思想分期中，令人信服。”（五）“全书译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具有较高的普及性。题解与篇义简析结合紧密，条分缕析，时见新意，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李文初的《陶渊明论略》，于1986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前有芦荻的《序》。芦荻在《序》中说，“这本论集，收入文章十一篇，内容颇为丰富。虽非全面、系统地介绍陶渊明及其作品，但各篇之间还是有着某种在内联系的。其中，作者对历来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并有独到之处。作者向来主张，要提高古典文学研究现有的水平，必须打破陈规，扩大视野，开辟新的蹊径。本书即用实际行动体现了这一良好愿望。”此段文字可视为本书特点之一。特点之二是李文初在《论陶渊明之“隐”》一文中，用大量篇幅反驳渊明忠晋的观点。特点之三为论文“写得俊逸、清新、条畅……寄妙旨乎篇中，寄高情于笔下。”（芦荻《序》）即是说该书不仅内容可取，文采也好。

徐声扬与陈忠合著的《徐论陈词集》于1997年出版。内收徐声扬先生论文十八篇。在陶渊明的故乡江西省，热爱渊明、发表论文最多者，似首推徐声扬。他的为人、经历、晚年抱负，均可从其《六十述怀》一诗中的四句诗体现出来：“为公屡走崎岖路，下笔常传锦绣篇，”“从今且以余生力，了却书城未了缘。”他的“崎岖路”，主要指1957年因说了耿直话而被错划为“右派”。他1983年从九江师专中文系退休，次年便发表研陶论文，一发而不可收，至今已有二十多篇，这又是后两句诗的说明。在渊明的哲学思想方面，徐声扬力主为儒家。在收录文集的十八篇论文中，前八篇都涉及渊明的儒家思想。也正为此，魏正申在《公允精当　陶渊明思想渊源说之释结出新——徐声扬先生治陶贡献论》一文中结尾说：“综上所述，无论从陶渊明崇儒的典型性格的自我塑造，还是从陶渊明思想儒家化的自我阐发看，陶公毕生体现了儒家思想，而非道家。这个千余年来陶学史上的大症结，由于徐声扬先生对陶渊明其作其人的及其评价，第一次有成效的疏理与论析，作为陶学理论框架的大工程进行建构，顿然释解”，并以其陶渊明学者风度而感佩。魏正申充分肯定徐声扬对确立渊明“新儒家思想”的贡献，是颇有眼力的。

陈忠多年来主编《九江师专学报》，并用业余时间写了许多研陶论文，特别是介绍国内外研陶情况的系列文章，为陶学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在《中国大陆(1921-1990)发表出版陶渊明研究成果的特点》一文中，归纳为“特点之一：陶渊明研究成果发表与出版，明显受到国内政治环境安定与否的影响。”“特点之二：陶渊明研究成果的发展与出版，同陶学研究的队伍壮大与否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特点之三：陶渊明研究成果的发表与出版，跟国家的出版事业繁盛与否关系甚密。”“特点之四：陶渊明成果的出版与发表，总是受当时的学术风气好坏与否的制约。”（注：《九江师专学报》1992年2-3期合刊。）这一概括，颇见功力。陈忠写的《台湾五十年发表出版陶渊明研究的动向》、《日本发展出版陶渊明研究的情况》、《韩国四十年(1954-1995)陶渊明研究概说》等论文，都对大陆陶学研究起了促进作用。此外，陈忠还写了一些评论国内研陶者的著作的论文，对陶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在这个时期出版研陶著作的还有谷云义的《陶渊明》、王绍龄的《陶渊明》、徐巍的《陶渊明诗选》、孙钧锡的《陶渊明集校注》、郭维森和色景诚的《陶渊明集全译》、孟二冬的《陶渊明集译注》等。

丁永忠的《陶诗佛音辨》，于1997年12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是目前国内外研究陶诗与魏晋佛教关系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全书不仅翔实地辨析了魏晋佛教对陶渊明其人及其作品风格的重要影响，而且也深入探讨了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文学及其流变的关系。因此该书既为陶渊明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领域，也为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者，提供了一部颇有价值的学术参考书。

唐满先的《陶渊明集浅注》，于1985年2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在此之前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过《陶渊明诗文选注》。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的。作者对渊明诗文作了详注；为了让一般读者读懂，对难懂句译成白话文，并在每篇诗文之后附有简短的说明。为此，我们认为通俗性乃是《陶渊明集浅注》的最大特点。该书的另一特点是学术性，即寓学术于通俗之中。例如《拟古》诗其三“仲春遘时雨”一首的主题，历来说法不一。唐满先指出，“本诗以燕子不忘旧巢，比喻人不背弃旧主的意思。有人认为作者是讽刺仕宋者之不如燕子。”唐满先先摆出自己的观点，然后再列出别人的观点，读者一看便明白这是学术上的争议。

龚斌的《陶渊明集校笺》，于1996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笺注”部分，采用集注形式，汇萃众说，时加辨证，以体现作者的功力。校勘则以陶澍本为底本，渊明年岁则采用邓安生的59岁说。此书附录为：（一）各本序跋；（二）陶氏宗谱节录；（三）陶氏宗谱中之问题；（四）陶渊明年谱简编；（五）陶渊明评论辑要。《陶渊明集校笺》一书的最大特点是资料丰富。

王孟白《陶渊明诗文校笺》，于1985年6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校勘则以陶澍《靖节先生集》作底本。作者认为“近年，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详列异文，用力甚勤，而漏校、误校、改字不言所据，亦所在多有。”为此王孟白汇取曾集本、汤汉本、李公焕本、苏写本、焦竑本，兼及其他典籍，与底本互相对勘，实亦即对逯钦立校本之复校，凡有重要校改或疑义，则校记申明。本书的最突出特点是校勘部分，表现在对逯校本的错误处，时有改正。

许逸民校辑的《陶渊明年谱》，于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内收有宋代以来的九种年谱：（一）《栗里谱》（宋代王质撰）；（二）《吴谱辨证》（宋代张縯撰）；（三）《陶靖节先生年谱》（宋代吴仁杰撰）；（四）《柳村谱陶》（清代顾易撰）；（五）《晋陶靖节年谱》（清代丁晏撰）；（六）《陶靖节年谱考异》（清代陶澍撰）；（七）《晋陶徵士年谱》（清代杨希闵撰）；（八）《陶渊明年谱》（梁启超撰）；（九）《陶靖节年谱》（古直撰）。许逸民为了便于今后研究，还尽力搜集了一些有关各谱的序跋评论资料附载本书之后。在年谱之外，又汇集了主要的传记资料，亦附书的后面。此外还在卷末刊载朱自清、宋云彬、赖义辉的三篇专论。许逸民的《陶渊明年谱》对读者，特别是对陶学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可谓功莫大焉！

邓安生的《陶渊明年谱》于1991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作者倾多年之力，搜罗爬剔；在综理排比旧有各家陶谱基础上，参考历史背景，精研陶渊明作品，运用丰富的史料，独辟蹊径，创渊明享年59岁说。此外，邓安生还对渊明的里居、家世、作品系年、交游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详细的考证辩析，提出了一系列新疑、独到的见解；“发前人之所未发，想前人之所未想，见前人之所未见”（注：冯其庸《邓安生〈陶渊明年谱〉序》。），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孙梓洲《陶渊明年谱新说——读邓安生之〈陶渊明年谱〉》（注：《古籍研究学刊》1993年第1期。）、梁秀荣《发前人所未发　定千古之是非——读邓安生〈陶渊明年谱〉》（注：《九江师专学报》1993年第4期。），都给了较高的评价：认为邓《谱》“不仅是一千余年来陶渊明生平事迹研究的一个总结，而且是在这一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的里程。”邓安生提出陶渊明享年59岁说，已成为龚斌的《陶渊明集校笺》一书所采用；罗宗强在其《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一书中论及陶渊明时，也采用邓《谱》的59岁说。

随着陶渊明研究的广泛展开，陶渊明学术讨论活动也举行了多次。首届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于1985年8月初在江西九江市举行。这次盛会一则是纪念渊明诞辰1620周年，同时也为了庆贺陶渊明纪念馆的落成。大会收到全国各地近80篇论文，并且还对渊明故里、渊明思想、渊明审美情趣、陶诗的艺术特色、陶学比较方法的应用，以及如何把陶学研究引向深入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前，陈忠主编的《陶渊明研究》，搜集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研陶论文；会后，陶渊明纪念馆与九江县陶研会编辑了《陶渊明研究专辑》。此后陶渊明纪念馆又从首届陶渊明研讨会提交的80多篇论文中，选出23篇汇集成册为《陶渊明研究》第二辑，其质量高于第一辑。1986年7月，在江西星子县也召开了一次陶渊明讨论会，会后由徐新杰主编《陶渊明研究》一书。1987年11月15日，在九江县陶渊明纪念馆又召开了一次研陶会，但规模较小，影响不大。此外，1985年2月在江西宜丰、1992年3月在湖南桃源，也召开过类似的会议。值得重视的是，1997年7月30日至31日在陶渊明故乡，召开了“97庐山中日学者首届陶渊明学术研讨会”。这次学术活动是由中国九江师专和日本国六朝学术学会联手主办的。会议主题是：“二十世纪陶渊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日方以会长石川忠久教授为团长，率领20多名陶学者出席了会议，中方到会的有廖仲安等10多名陶学专家。研讨会由陈忠教授和大地武雄教授共同主持。廖仲安教授和石川忠久教授分别就《读陶的几点想法》、《关于陶渊明的研究法》发表讲演；接着，有九位中日学者报告了各自最新的研陶成果，即钟优民《世纪回眸：陶学的由来和走向》、伊藤直哉《归去来兮辞札记》、李文初《地区性陶渊明研究述评》、沼口胜《关于陶渊明乞食诗的寓意》、魏正申《陶渊明研究的断想》、渡部英喜《陶渊明故里小考》、唐满先《陶渊明处世面面观》、上田武《魏晋隐逸思潮和陶渊明》，大地武雄《关于陶渊明的身后名》。此外，吴云《逯钦立的陶学贡献》和李华（首都师大）《我对陶学研究的几点希望》的书面稿，由陈忠代为报告，他俩因病未能赴会。中日首届陶渊明学术研讨会文集，《九江师专学报》以1998年增刊形式出版。

《九江师专学报》对陶学研究起了促进作用。该学报于1984年始在全国独家开辟“陶渊明研究”专栏，主编陈忠以创造性的思维模式办刊，精心策划与编辑，十数年如一日，求新求变求实，使之成为发表研陶最新成果的一块耀眼的学术园地。据统计资料表明，《九江师专学报》从1984-1997年间共发研陶论文100余篇、陶学评论32篇、动态研究资料13篇，共计142篇，约占全国同期发表研陶文稿的16%。（注：李华《近20年陶渊明研究综述》《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九江师专学报》的功绩还表现在它在刊出陶渊明为人为文研究的基础上，陆续发表了有关陶学史的论文，即钟优民的《历代陶学研究概述》。渊明逝世一千五百多年以来，虽然曾有过几次研究高潮，但至现在未见陶学史的著作。钟优民的《历代陶学研究概述》，可视为陶学史著作的雏型，具有首创之功。尽管钟优民在该刊连续五期发表此论文，但由于篇幅所限，难以尽意；不过，在论述封建社会的陶学研究方面，其纲目还是较为清晰的。遗憾的是，该文对近百年来陶学史的重点体现不够充分，像梁启超、朱光潜、逯钦立、王瑶等一些陶学研究者的业绩未能重点反映出来。

在钟优民之后，魏正申论述了二十世纪陶渊明研究的“四次大开拓”，也属陶学研究之研究，其大方向是正确的；遗憾的是遗漏了陶学史上两位贡献突出的大家——朱光潜和逯钦立先生。

纵观陶学研究的第四阶段(1978-1998)，陶学研究成果可谓空前。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此期间有30多位研陶者，出版了近40部著述；它较陶学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唐、宋600年间的20部著作多了一倍；接近第二次高潮（清代近270年间）的著述的三分之一；即便是近代（民国37年间）出版的22部著述，加上大陆从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间出版的6部著述，也无法与这20年成果相比美。（注：李华《近20年陶渊明研究综述》，《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陶学研究第四阶段，不仅研究著作数量空前，其质量也相当高。以40部著述而言，或对渊明及其著作进行重点论述，或作全面论述；或偏重于思想方面，或侧重于艺术方面；或从美学方面论述渊明作品，或专门探讨渊明与佛教的关系；或采用赏析形式，或采用评传形式；或撰浅注，或编注选本。总之，近20年的陶学研究，确实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在论著质量普遍提高的同时，逯钦立以其校注《陶渊明集》的功力和论文深度，成为陶学大家；袁行霈以其哲学、美学的专长及论文的深度与新角度，使其专著《陶渊明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

综观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陶学百年研究的两个特点值得重视：

其一，继宋代和清代曾出现两次陶学研究高潮之后，于20世纪末叶(1978-1998)又出现了陶学研究的第三次高潮。此次高潮仅以出版近40部著述的数目而论，比近代（民国37年）出版的22部著述，加上大陆1949年—1977年共为66年出版的6部著述，要高出许多。第三次陶学研究高潮的出现，其主要原因可用八个字来概括：政治安定，思想解放。

其二，在一百年陶学研究过程中，出现了多位陶学研究成就显赫者。他们是：梁启超、朱光潜、逯钦立、王瑶、袁行霈。这几位陶学成就显赫者的共同特点，是国学基础的功力深厚，都精通古代的文史哲。不同点为梁启超吸收了西方的政治学和文艺学；朱光潜吸取了西方美学和文艺心理学；逯钦立长于清代朴学中的校勘学，并加以发展；王瑶长于以史治文学和熟练地运用唯物史观；袁行霈长于中西美学。他们的共同点加上各自专长，使他们终于成为近百年来几位陶学研究成就卓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