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走出水利厅机关“肃反”大院（桂花巷）后, 尚未完成都江堰渠系整治规划任务时，我即先行奉命参与了成都东郊工业区总体规划方案的实施任务,具体负责工业供水渠系的选线、定线项目。要说当年成都东郊的那幅景象么，如今的年轻人乃是不可想象的。举目环顾，除了野坟还是野坟, 除了垃圾还是垃圾, 它们既是一代又一代市民群体的归宿地, 也是这座工于吃喝的消费城市进行代谢循环的原始机理：只能将穷人尸骨和垃圾一并从简处理, 任凭野狗争相掘食。 而我们常常就是踩在死魂灵的骨骸之上, 冒着袭人的阴气和臭气完成勘测任务的。我们的实际成果就是继后形成的一条人工河流——沙河。她是成都东郊工业区的供水主动脉，也是一条名符其实的母亲河，很快使老成都萌生了划时代的驱动力，直至跨入新世纪日出之初，才对此河作了彻底维修与美化。而老沙河流淌了半个多世纪的潺潺水声，却正是一曲跨越时空的颂歌与悲歌。因为，当她通水不久之后，我们这批老、中、青中的不少人，就被我们为之献身的毛时代打成了另类死魂灵。
记得大致接近工作尾声时, 厅团委通知我有要事面谈。我本来以为我的《我控诉》已如泥牛入海, 断没料到竟会引起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帮的注意, 他特别委托《中国青年报》的一位入川记者顺便来见我。估计正是有了这个来头吧，各级团委书记的一张张笑脸就令我的手脚没有搁处了。见面会上，那位块头壮实的入川记者首先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并拍着我的肩膀，稍事寒暄之后，他就操起关外腔调侃侃而谈了,其大意是:
我此次奉命入川要办几件事, 其中一件就是这个年轻人的事情。他还是个孩子啊, 怎么就成了“肃反”对象呢?! 胡书记看了材料之后很生气，很不安, 所以特意叫我来看看, 因为这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 而是关系到我们党如何教育培养年轻一代的大问题, 所以是一个很严肃的政策问题! 什么“向无产阶级投降” ？ 简直荒唐! 谁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呢? 不能庸俗化嘛，瞧瞧多伤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 胡书记这样讲了, 我就原话照传了：
“我国目前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多, 技术人才更是少得可怜, 很难满足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老一代知识分子都是来自旧社会, 出身好的当然就不多, 但我们不能搞唯成份论嘛, 只要他们努力工作, 我们就不要东猜西疑嘛, 不要说三道四的嘛 ，更何况对年轻人，更何况还是咱们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批技术人才呢！希望各级团委都要切实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 （经久久回忆，引号中写的基本是原话）。这位记者最后讲道，我个人觉得耀帮同志已经把这个问题讲透了，希望各级团组织具体落实，按“八大” 精神办, 要使人人心情舒畅, 集中精力搞建设。
听完这席话, 我的心情岂止舒畅, 仿佛觉得艳阳高照, 心潮已如江河澎湃了。所以, 当这个关东汉子问及我还有什么意见时, 我只用了几滴泪水作答。这位入川记者在当时的名气并不太大, 但是，刚刚翻过一九五六年，到了翌年初春时节，尤其到了“文革” 结束之后, 更确切地说，直到一九八七年他又因“第二种忠诚”被再度开除出党前后，刘宾雁这个名字在中国就有了如雷贯耳般的特殊效应了。
我还清楚记得, 在当年那个微型茶话会上, 与会者们同刘宾雁一样，都是挺喜欢我的, 他们都希望我能尽快申请加入共青团。但是，我却偏偏不识好歹，没有任何回应，只保持着绝对的缄默。
也许真是一种补偿吧, 不久之后, 厅团委汤书记找我单独作了一次长谈, 他叫我立即提出入团申请, 并叫我突击俄语, 争取留苏深造, 据说是派往列宁格勒水利学院。 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喜讯)的一瞬间, 我完全懵了, 脑子骤然成了马蜂窝。对于入团一事，我仍旧没有放弃我的执傲, 继续沉默着。我心中实在不愿在某种严格的组织纪律中扭曲自己的天性, 例如奉命用小本子偷偷记下别人讲的话, 甚至监视别人等等, 尽管我深知入团入党是留苏的先绝条件。 于是, 在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中, 我还是向文质彬彬的汤书记陈述了我的此类隐衷。 他先是眉头紧皱，然后才表示了理解并明确认定那种现像是不正常的, 叫我不必多虑, 自己诚实做人就是了。不久, 我就果真成了一名共青团员。似乎命运从冥冥之中刻意给我送来了一双翅膀，叫我立即就可望朝着留苏深造的绵绣前程飞去了。其实, 这纯属一个梦, 我的家庭出身又怎能逾越金健们设置的层层关卡呢? 不过, 反过来一想，有梦还是不错的。人生无梦才可怕。
怀着这份从未有过的好心情, 我在都江堰度过了今生绝无仅有的一段好时光,有时把突击俄语的事情也暂时置之一旁了。我没日没夜地主持开展鱼嘴水利枢纽的勘测工作, 脑子里回荡着岷江狂想曲，那是一座座灿若星汉的梯级电站，那是一条条划过蓝天的琴弦，那是催生工业文明的母源, 那是我们这代人可望创造的业绩与辉煌……
啊，岷江，你这“天府”之母哟，你永远是我心中的梦。
这该是何等巨大的幸运, 我着实为我生长在毛泽东时代而自豪了, 并始终以一名共青团员的忠诚向着他, 宛如葵花般地向着他。我敢说，那时辰，我的整个灵魂都是沉浸在岷江狂想曲和龙门山中的，而且化作了一份虔诚，一份挚爱，一份信仰，毫不亚于雪域高原之上向着布达拉宫叩行跋涉的礼拜者……尽管一九五六是个多事的年头, 不少人的信仰都受到了来自社会主阵营自身“动乱”的严峻挑战，但是，我却仍然怀着我的真诚的青春狂想，在岷江之畔听完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的内部传达——遂在一阵欣喜和激动之中, 断无任何预感，个人的命运，乃至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即将发生戏剧性的大逆转大浩劫了——恰巧定格在岷江一落平原的点位上，令岷江如入陆海的无限风光完全暗淡了。
一九五六年冬。邻近都江堰的四川水利学校会议室。长相酷似马脸金健的刘副厅长传达“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主题是: 党内整风, 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及宗派主义, 简称反对“三个主义”。欢迎党外人士参加。整风方法采取“和风细雨”, 坚持 “双百” 方针。
由于传达时间需五个多小时, 不许间断且不许记录, 晚饭只能吃干粮。好在毛主席的讲话不时妙趣横生, 内容也新鲜, 令人在不知不觉中就跟他跑完了这趟“马拉松”, 而且印象深刻, 有些话语至今恍若在耳：
“我们之所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方针, 是因为这个方针可促进学术和艺术的繁荣, 社会的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出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人心舒畅, 有利于各族人民大团结;
“作为执政党, 必须首先清除自身的不良作风, 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所以要整风。 我们也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党团员要积极参加, 带头鸣放, 这有利于打消党外人士的顾虑, 再说一遍, 党团员必须要带好这个头, 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在鸣放中, 我们主张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 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 良药苦口利于病嘛, 忠言逆耳利于行嘛。 这些古训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这是何等博大的襟怀呀, 远非唐太宗可比拟，令我的眼睛骤然发湿了。 尽管毛接下来的话锋有所转换, 但在谈笑之中并不令人警觉。直至落魄之后，我才渐渐品出了深藏其中的那一股子阴气、覇气和杀机来的。)
他说：“再顺便谈谈四川的事情, 就是四川出了个《草木篇》的事情。不少人都在批。各位看过没有? 没看过就赶紧印出来，都看看。我看过呐。我是不太喜欢的, 各有各的看法嘛, 这是正常的。 四川同志们的用意是好的, 对党忠心耿耿, 但就是早了一点, 声势也大了一点，猛了一点, 这对鸣放不利。不要随便打棍子嘛, 也应当允许人家反批评嘛, 让问题都摆出来嘛, 老是捂盖子怎么行呢? 要好生注意策略哦……
“最后再谈谈宣统的事情。人家是皇帝, 在我的头上。有人提出该放了, 大家说说怎么办? 依我看, 还是早了点。 他在满洲国得罪过老百姓, 要做好工作才行哦, 不然走到街上是要挨扁担的。 我得为皇上保驾哦, 我有苦衷啊, 要是弄砸了, 我该如何向老佛爷交代呢?请在坐诸位出出主意吧……”
大伙都听笑了。这是毛泽东特有的幽默，睿智而狡诘，它将暗藏的杀机全然冲淡了。何况我根本就不觉得《草木篇》有个啥问题。 诗嘛, 一首小小的散文诗, 咏物寄情,仅仅借白杨之类讴歌了宁折不弯的士的气节而已, 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所以, 我仍然牢牢记住了“带头鸣放”的指令和共青团员的使命, 压根就没有怀疑到这位“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崇高品德 , 只觉得，不，只佩服他的“讲话”顿时就令中国大地百花竞艳，春光明媚了。
在一九五七年早春时节，我全然没有什么“乍暖还寒”的感觉，只觉得这份自由与民主来得太突然了，简直令哑巴也想歌唱了。于是，我就完全撂下了俄语突击, 只顾在紧张工作之余驰骋于文苑之中了……
不久，由四川省文学艺术联合会、 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及成都市话剧团三家联合征求大型话剧剧本的启事赫然刊登在《四川日报》头版头条，很像一块磁铁，辐射着十分迷人的磁力线 ：一等奖一万元, 二等奖七千元, 三等奖五千元。 好家伙！这个额度是史无前例的, 三等奖也是我当年月薪的112.4倍, 年薪的9.4倍!
当我决定以三等奖为目标, 凭着旺盛的精力和才气, 即使在十分窘促的业余时间里, 也很快挤出了一部四幕八场的大型悲剧《妙龄女郎》（又名《芙蓉城》）。剧中，我讲述了一位女孩子养私生子的故事。 模特儿就在身边, 故事框架也以写实为主, 但还是设计了不少悬念及冲突的, 在环境氛围和心理剖析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 既没直奔主题, 也刻意摒弃了公式化、概念化的老套路。
我的辛苦似未白费, 不久即通知我晤面研究修改加工事宜。这意味着我的作品初步入围了（是从上百件中脱颖而出的）。 当我兴冲冲地分别跑到三家门庭时, 接待者最初的眼神几乎都是相同的，除了惊诧还是惊诧，其中，省文联戏剧组组长陈欣老夫子讲得最直白：“唔，没想到你还这么小, 简直还是个嫩水水娃儿哦, 可以, 你这个重庆崽儿！” 但他认为此剧的自然主义倾向过重, 也有批判现实主义方面的问题, 写得太阴暗了, 以致扭曲了时代背景, 事情都好像发生在解放前, 应当纠正。而省人艺和市话剧院的看法却与之相左, 他们皆认为题材挺新颖, 写得有才气, 主题也积极, 但还需加强戏剧性冲突, 不必过份拘泥于生活的真实；百花齐放嘛, 也是探索嘛, 未必只能沿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于是，这三家形成了两票对一票，但，陈老夫子这一票的权重值却更大。显然, 我的并非自觉的创作方法己经触及到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是以歌功颂德为主呢，或是揭露批判阴暗面为主？而后者乃是毛时代之大忌, 就不知他的百花齐放成了方针之后是否仍然如此， 若是, 那就没啥好说的了。我不无困惑地望着陈老夫子, 心中嘀咕着: 现实生活并非阳光普照啊, 何况我摄取的题材又断无可能写成歌颂性的。最后,我只好请他们统一口径, 写几条给我。我自信我有用不完的精力。我觉得我距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某刊物已打算先行发表我的修订稿了。这消息在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小青年心中会激起何等样的欢欣乃是不难想象的, 兴许该叫得意忘形吧，尽管我的处女作早就面世过了，但那只能算作小吹小打，尚无轰动效应呢。我的确渴望成名成家，这是真的。我的行为已可映证“个人主义乃是万恶之源”——周扬在一九五五年向全国文学青年发出的这个告诫似乎还是颇有见地的——假如两足行走的人类都成了机器人的话。
脱稿后, 因工作需要我未能参加省级机关的首批“鸣放”, 但，对于“党团员要带头鸣放”之类的指令，我却未曾淡忘须臾。这是我不久之后自投阳谋罗网的主要原因。
哦，我的岷江狂想曲，别了，我的人生起点上的梦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