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读过一些学者和作家叙写乡土的非虚构作品，对乡村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乡村老年化、大量田土荒芜、村子凋蔽的现状屡有呈现，我的乡土创作也是寄予这样的思考：在全球化中——乡村也在自己颓丧而中兴的演变中，怎么样能够吸引它的儿女，乡村如何重建，乡村如何重新焕发生机和魅力。
赣州晚报（2015/8/11）《上犹紫阳上门女婿多又多》一文向我们敞开乡土建设很有价值的途径和窗口。紫阳乡位于上犹县东北部，距县城62公里，全乡3800多户家庭中就有230多户家庭“娶女婿”，几乎每个村都有二三十户。这些女婿有的来自本县乡村，有的来自外县市、外省。因为紫阳乡“地多人少、油米之乡、民风淳朴”，他们有上世纪80年代初“嫁”到此地，有的则因新世纪在都市打工结识而随女而“嫁”来。他们以勤劳、重感情、上进心强的优良品质赢得了尊重，他们与当地融主一体，推动着当地的历史，也创造着自己（包括家庭）的历史。他们也就成了新世纪乡村建设的新生力量新鲜血液，乡村因之而敞现新的活力和魅力。
这种现象让人联想和思索。紫阳乡地多人少和缘由亲情吸纳“新人”也许是其特殊性，但从大多青壮年劳力移师城市而造成实际上乡村的地多人少，则是普遍性的（全国真正在乡人口急剧下降，但领取三农相关农资补贴的“农村人口”不少），而且在这“人少”中老弱病残者占了很大的份额，乡村急需注入新鲜血液，需要一大批有识有为之士返身乡土，成为乡村新造的生力军。而这么些年乡村在房屋、路道、农技、交通、信息等硬件建设上有很大的改观，缩小了与城镇的差距，科学种养水平有新的提高，也就是基础性的物质条件（硬件）得到了解决。至于“民风淳朴”这一软件，这也是大多乡村的文化底色，但也趋于消失，只不过紫阳乡保留得较多较好。亲情与文化传统相连，这就是说，现代乡土可以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成为有识有为之士驰骋的广阔舞台。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对于自愿入住乡村者，同样有一个转变观念即确立簇新观念的前提。多少年来，我们嘴上说农村天地广阔大有作为，由于硬件条件跟不上，加上政治运动的折腾，乡村封闭落后，普遍困难，限制了人的创造精神，除了极少数有知识的人当上干部，大多有知识的人跟没文化的人一样苦苦挣扎在温饱线上。当改革开放，年轻的农民就公然把乡村视为畏途，纷纷选择离开乡村。确实也有许多人在城里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位置，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但仍有不少人由于种种原因“浮游”在城市成为城乡“浮民”（如俗语所说的“驼背睡觉两头不落席”），他们仍然认为乡村不体面没出息，加上乡村人心涣散，学校空壳化，绝大多数学生纷纷挤向县城（为伺候进城读书的小孩，许多老人也进城租房子住下来），教师也想方设法调往县城，乡镇干部职工大多也选择在县城定居，这些现实景象更让乡村惨淡，只看见乡村不如城市的一面，没看到硬件大为改观之下，环保方面乡村优于城市的另一面，乡村具有发展潜力，可能转变，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面。事实上，我们从大学生（博士）自行选择下乡创造新业绩的行动，能感受到这一新生活流向——自主生活的可能。
但“紫阳事例”更带有集群性，也就更具有社会性——乡村建设的启示。
从“紫阳事例”，我们看到了去那里落户的是“嫁”——男到女方落户的途径，这是“亲情途径”， 当然还有其他返回乡土建立家庭建设乡土的途径。就是说，不是听从什么外在的“政治号召”，而是根据各人的实际情形和精神追求，从内心出发，做出自己的选择，可以一次和多次选择，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待乡土对待生活的主动姿态——主动融入身心融入。像落户紫阳乡的青年以“勤劳、重感情、上进心强的优良品德”赢得了当地的尊重，在融入中主动创造，“打破了当地千年传承的旧婚俗”，“重男轻女观念日益转变”，“姓氏逐步打破了仅代表男方宗族关系的传统”，促进了乡村建设，提升当地文明水平。
我想，当今紫阳乡呈现“利益多元化、个体自主性增强”格局，也是乡村重建的一个契机，作为乡村建设，还只是个开头。诚如“三农”专家于建嵘在《访法札记》说的，想要实现动态均衡的稳定和谐，“那就是建立各个社会阶层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并通过将这些自主生成的利益表达机制制度化、规范化而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具体说来，一是对目前农村乡镇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通过简化乡镇政府机构和分化其职能，建立具有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的农会组织。二是农会组织应有农有、农治和农享的公益性社团法人，只有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才能成为农会的正式成员，并通过民主选举而管理农会。三是按照属地主义原则，建立以乡镇、县和省及全国为基层组织的农会系统。乡镇农户为基层农会组织，在乡镇农会下根据情况，建立相应的农事小组。四是按照议行分立原则，建立由理事会、监事会和总干事及具体的职能部门组成、权责分明的农会治理结构。
即便对紫阳乡这些上门女婿，也有个乡村建设的抱负和实践问题。其实，于建嵘这种“机制构想”只是一种概括，它也适应于上述个别大学生或个别人（例如文艺名人）在乡村“圈地”创业，因为“圈地创业”表面上更像一个纯粹的农业公司，在如此构想的“机制”中当然能够受惠，即有利于农业公司的发展，但也还有一个有机地融入乡村的现实问题，即连结乡村的情感（文化传统）问题，农业公司同样无可回避，因为它的大多数员工仍与乡土有着血肉联系。这又恰恰是国家层面文化建设（包括政治意识形态转轨）——总体改革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城镇化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之一翼，充满生机活力的乡村则是另一翼，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有我们民族的美好未来。因而，“紫阳事例”反映出乡村建设的一条路径——可喜的一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听到了“远村”的殷切呼唤。这个远村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心理意义上的——对许多人来说，乡村成了遥远的地方。
2015年9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