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思和（1907～1980）字致中，山东宁津人，著名历史学家。燕京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研究院获博士学位。1935年回国，任北平师大教授，燕大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院系调整后，任北大历史系教授，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等职。学识渊博，兼通古今中外。在先秦史，世界中世纪史方面造诣尤深。重要论著有《西周地理考》、《战国制度考》、《中西封建制度研究》、《世界中世纪史讲义》等。1961年任《世界历史小丛书》副主编，对历史科学的普及做出了贡献。1980年病逝。
南开中学与曹禺丰子恺同窗
父亲先是在燕京读大学，后来又在燕京执教，前后有二十多年。
父亲是属于二十世纪的人：出生在二十世纪，受教育在二十世纪，去世在二十世纪。二十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化的时期，那个时代的学者也是各式各样的，父亲应该算哪种类型呢？我想他是属于二十世纪新式学堂教育出来的学者，从他的履历来看他完全符合这一点：他的小学是在天津私立第一小学度过的，中学则是南开中学，大学一年级是在南开大学，二年级转到燕京，后来又去哈佛……在这方面可以比较的是周一良先生，他在上大学之前完全是由自己家庭私塾培养的。
父亲在南开中学的那批同学可谓是人才济济：曹禺，天天拿着毛笔在那里写小说；父亲的另外一个同班同学丰子恺画画；父亲那个时候已经对历史发生了兴趣，经常写一些关于历史的文章。这就引起了范文澜先生的注意，在当时也有点对父亲“重点培养”的意思。后来也是在范老的鼓励下，父亲在南开中学毕业之后就报考了南开大学的历史系。
也是由范老教，读了一年之后，范老对父亲说：“你这么喜欢念书，不如到北京去，天津毕竟是一个商业城市，北京才是文化城市，那里的名师多。”
那是在1928年，燕京正好在招收插班生，父亲就报考了燕京历史系的二年级。
父亲刚到燕京大学的时候，燕京大学的名气并不大，但是已经颇受重视。到了燕京大学之后，父亲像是到了另外一个天地，这个天地里的空气跟天津截然不同。当时燕京大学刚刚从北京城内盔甲厂旧址搬到西郊海淀新址，美丽的校园内汇集了大量的名师。创办人司徒雷登一心想把燕京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洪业先生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来，在他看来，现代化的中国首先要有现代化的教育，洪先生是搞历史的，自然把历史看成是现代化教育中的重中之重。所以洪先生按照美国的模式，带着自己的期望，在燕京开始改造历史系，延请了大量的名师。
在此之前，燕京有名的老师不过陈垣先生一个人而已，之后顾颉刚、容庚等人都陆陆续续地来到了燕京。后来燕京的发展，处处都带着洪业先生设计的影子。
“父命不可违”被“逼”留学哈佛
父亲进入燕京大学的那一年，哈佛大学也正在中国寻找合作者，由美国铝业大王霍尔的基金会出钱，在中国创办一个汉学中心，最后这个机会被司徒雷登和洪业先生争取了过来，获得了那批资金的五分之四，组成了一个汉学机构，这就是哈佛燕京学社。资金则由燕京来管，具体负责人是一个美国人，但是洪先生的意见举足轻重。
父亲是第一个由燕京派往哈佛的学生。当时燕京每隔四年可以推荐一个人到哈佛去学习，由哈佛燕京学社出奖学金。哈佛要求这个人一定要在四年之内拿到博士学位，如果拿不到，哈佛就要在别的学校去物色这样的人选。父亲一进入燕京就显示了自己的史学根基，当时顾颉刚先生在燕京讲授“中国上古史研究”，父亲非常喜欢这门课。父亲回忆顾先生上课的时候常常旁征博引，见解新颖，学生都特别欢迎。顾先生上课，每堂课都要写满三个黑板。每遇到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同他的学术观点，顾先生必定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各抒己见，开展讨论，借此来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父亲听了顾先生的课，在大学期间就写了《与顾颉刚师论〈易系传〉观象制器书》那篇文章。1929年，燕大历史系筹办《史学年报》，编辑《史学年报》的任务竟然落到了父亲这个“外来户”的身上。
父亲担任《史学年报》的主编一共三年，一直到他毕业。他毕业的时候，他的同学在《燕大年刊》上为他的毕业照片题词说：“于学无所不窥，上自群经诸子，下至康、梁、胡、顾；每读一书必有新奇问题发现，尤精于考证学、史学方法、两汉历史。”
可能是这个原因，洪业先生看重他，把他作为去哈佛留学的人选。可父亲开始并不想去，因为父亲当时的兴趣在中国史方面，他自己说：“四年的工夫在中国我可以做出很多成绩来，到美国我去做什么呢？做中国史？那里没有书，教授也不如中国。”但是洪先生就是看中了他，认为父亲能在四年之内拿到博士学位。
他劝告父亲说：“你应该去，不光是能够保证四年之内拿到博士学位，保证这个人选落在燕京大学，而且对于你个人也有好处，到美国去，看看他们的研究方法，可以开阔你的眼界。”但是父亲还是不想去，洪先生无奈之下，就去动员我的祖父，祖父就又跟父亲谈。父亲当时还是有传统的思想，觉得“父命不可违”，只好去了哈佛。
但是去哈佛也有难题，让父亲感到犯难的是不知道到了美国之后学什么，学中国史，好像在那里没有什么可学的。洪业先生又建议父亲：“你到那里去就学他们最擅长的学科。”三四十年代的哈佛，是美国史研究的重镇，所谓“明星教授”云集。洪先生建议父亲到那里去学美国史，父亲当时还不太情愿：“美国史那么短？！”洪先生说：“虽然美国历史比较短，但是他们研究得比较深，你可以学习他们研究的方法，回来之后用这种新方法研究中国史，对于中国史你就能有新的突破。”父亲到了哈佛之后，觉得自己责任重大，因为不单关系到自己的学业，还关乎到学校。所以到了之后一头扎进了图书馆，开始了现在所谓的“三点一线”的生活。父亲的苦工没有白费，在哈佛，就连当时以严格要求著称的施莱辛格教授，都不得不对父亲刮目相看，给了父亲的论文很高的评价。这样度过了四年，算是不辱使命，把博士学位拿了下来，而且也了解了当时国际学术界的趋势。我们家里现在还保存着父亲在美国学习时的笔记，一大本一大本的。
回国任教开辟比较史学
父亲学成回国之后，就任北师大历史系的教授，父亲为什么去北师大呢，他说：“我一直在私立学校学习，我想到国立学校去教书，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父亲带回来的是一个新的学科，听父亲说当时在美国真正学美国史的包括他在内就只有两个人，另外一位是皮明举先生，后来一直在湖南，是清代大学者皮锡瑞的后代。当时父亲除了在北师大专职任教之外，还在北大、清华和燕京同时兼课。父亲在北大开的是史学理论和世界现代史，最近天津古籍出版社要出版名师讲义，让我编父亲的讲义，我就又在家里找了一通，经过了多少次劫难，父亲的手稿所余不多，幸好在图书馆找到了一份父亲1936年在北师大开的史学概论讲稿，后来又找出来一份1957年在北大历史系开的“历史古籍选读”讲稿中的一章，交给了出版社。
史学理论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门新学科，很受重视，父亲利用自己在美国学到的方法树立了自己独特的一种学风，即研究中国的也研究外国的，形成了“比较史学”的学术特点。父亲回国的第二年，胡适曾经打算把父亲聘请到北大专职任教，跟父亲谈了之后，父亲也希望到北大去。父亲在北师大辞职，决定接受北大的邀请，但是紧接着“七七事变”就爆发了，因为祖父齐璧亭（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校长）跟随学校搬到了大后方，父亲不得不留在北京以便就近照顾在天津的祖母，又不愿意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学校里教书，所以就回到了燕京执教，北大没有去成。
直到1952年，父亲才到了北大，父亲和北大的缘分，到了这里才算“圆”了。
两度回燕京出任人文学院院长
父亲重回燕京的时候，我已经记事了。我跟随父母从琉璃厂旁的一个胡同搬到燕京，感觉像是进了一个大花园。从1937年一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我们先是在燕京附近的冰窖胡同住，后来就一直住在燕南园56号。
珍珠港事变以后我们就搬出了燕京，为了谋生，父亲和一批不愿意和日本人发生关系的教授都去了中国大学教书，那是当时跟日本没有关系的一所大学。
1946年，燕京复校，又是洪业先生策划的，当时洪先生在城里新开路的住所，成了燕京人联络的中心，不停地研究复校的方案。那一年，我们全家也都回到了燕京，搬进了燕南园51号，当时是燕南园最大的房子，因为父亲的藏书比较多，而且当时还是人文学院的院长。1949年，学校开始调整房子，从1949年到1952年的几年里，我们在燕南园搬来搬去，最后在燕南园66号定居下来。那个院子，曾经是冰心先生住的。
■记者手记
在已经去世的老一辈燕京人当中，齐思和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他进入燕京的时候，燕京刚刚从盔甲厂旧址搬到海淀新址也即后来大名鼎鼎的燕园，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燕京大学开始以国内外名校为目标进行建校，燕京哈佛学社就是这样背景之下的产物。因缘际会，齐思和成了两所世界知名大学进行合作的第一个人选，斯人已去，我们没有办法再得知当年齐思和去国求学的细节。
不过当我辗转找到齐思和的女儿齐文颖老师的时候，齐文颖老师津津乐道的正是齐先生去哈佛的这段经历。齐文颖曾经到哈佛追随父亲的足迹并且拜访当时居住在那里的洪业先生——当年哈佛燕京学社的擘画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齐文颖叙述中的父亲，不单单是从文献资料上得到的认识，在某些程度上也成了她自己经历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她成长之后与齐思和先生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更是如此。(陈远，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