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唐太宗“纵囚”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君主，他以卓越的文治武功，开创一个富强而文明的盛世“贞观之治”，为中国历史写下最为华彩的篇章。
有道是，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举。据史料记载，贞治六年冬天，唐太宗亲自审查了三百九十名死囚，放他们回家，约定翌年秋天回来就刑。结果他们全都如期自动归狱，唐太宗看到他们知诚守信，赦免他们的死罪。
这段纵囚故事，后来被他们唐人津津乐道，他们认为太宗恩德仁义，以至于感化囚犯，使之洗心革面。白居易在《七德舞》一诗中赞叹：“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但是，欧阳修却不以为然，他在《纵囚论》中指出：“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很明显，欧阳修并不赞同唐太宗纵囚，认为他此举旨在沽名钓誉。
欧阳修推出唐太宗“好名”之说，后人大都随声附和，不再赞赏“纵囚”之举。现在看来，欧阳修指责唐太宗沽名钓誉，未免有文人之心度明君之腹的嫌弃。那顶帽子压根儿就不能扣在唐太宗的头上，因为像他这样伟大的人物是不屑于如此沽名钓誉的。这一点，绝对有事实佐证。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一》记载：贞观十二年三月，著作佐郎邓世隆上表奏请编纂唐太宗文章。唐太宗当即表示：“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为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就这样，唐太宗断然拒绝为自己出版文集。
试想，唐太宗果真“好名”，肯定会同意出版其文集。凭借巨大权势与崇高威望，他可轻易使自己文集发行天下；不说让家家户户认购一套，至少能保证官员人手一份（购书款从俸禄中扣除）。文集面世以后，在全国上下迅速掀起学习热潮，无论朝中大臣或地方小吏，都必须撰写心得体会；与此同时，把文集列为科举必读科目，天下学士也得掏腰包认购，否则不能通过考试。这样可以名利双收，一则使文集遍布天下名垂不朽，二则名正言顺获取巨额稿酬。然而，唐太宗并不在乎这唾手可得的名利。因为他懂得，是否“有益于民者”即为检验君主的唯一标准，是非功过终究由历史做出公正的评判。
既然唐太宗不屑于以文集扩大影响，难道还刻意借“纵囚”博取名望？那么，他究竟为何而“纵囚”呢？答案应该是为了实践其政治主张，亦即施行“仁政”。所谓“仁政”，就是“以仁义为治”。唐太宗认为：“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必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贞观政要》第十三篇《论仁义》）魏征也认为：“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故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则其政不严而理，其教不肃而成矣。然则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人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有鞭策无所用。由此言之，刑罚不可致理，亦已明矣。”（《贞观政要》第十六篇《论公平》）综观《贞观政要》，不难看出贞观君臣都认为“仁义为治国之本”故而主张仁政。因为他们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亲眼看到隋炀帝推行暴政导致隋朝速亡。“纵囚”，就是唐太宗推行仁政的一次尝试。
退一步说，即便唐太宗为名誉而“纵囚”，也是无可厚非的。一个君主看重个人名誉并不是什么坏事，为了个人名誉而施恩于囚犯也不失为一种善行。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君主的善行和法律同样有益于自由。君主和法律一样，可以使兽变成人，使人变成兽。如果他喜爱自由性格的话，则天下人都将成为他的臣民；如果他喜爱卑鄙性格的话，则天下人都将成为他的奴隶。如果他愿意知道统治的伟大艺术的话，就应该以荣誉与品德为重，鼓励个人的成就。”
虽说中国古代一直实行帝制，但各个时期都有所变化，准确说是越变越专制。按照孟德斯鸠的划分，唐宋以前可谓君主政体，明清则为专制政体。诚如孟德斯鸠所说，不同政体都有它的原则或动力，“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而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怖。”“在君主的、政治宽和的国家里，权力受它的动力的限制，我的意思是说，受荣誉的限制。荣誉像皇帝一样，统治着君主，又统治着人民。”由此看来，唐太宗有可能为名誉而“纵囚”。即便如此，也只有他这样宽宏与自信的君主才能为之。而专制君主崇尚恐怖统治，视人命为草芥，臣民动辄得咎；尤其是涉及到“造反”等敏感问题，往往要诛灭九族，赶尽杀绝。所以，在专制君主的字典里根本找不到“宽恕”二字。
还有，欧阳修及后世论者都把囚犯划为“小人”，认为“既谓之囚，决无可放之理”。这种观点，未免过于简单，过于绝对。诚然，三百九十囚犯中，肯定有罪大恶极的不是好人的小人，但也不能排除含有值得同情的常人或好人。尽管贞观政治很开明，但也不能排除没有冤假错案；特别是古代法律非常严峻，私自贩卖一点食盐便是死罪。或许，唐太宗只是出于对部分囚犯的怜悯而做出“纵囚”的决定，因为他懂得世间最宝贵的是生命，多活一年于囚犯也是好事。那些囚犯并非白痴，他们知道珍惜这难得的法外开恩，知道如若继续作奸犯科必将受到严惩，也知道能多活一年就算赚了；所以，通过理性考量，他们会情愿如期归狱。孔子认为，人无信不立。兵可去，食可去，而信不可无。唐太宗当初可能只是让囚犯缓刑一年，看到他们守信而归，不禁为之感动，于是免除他们的死刑。
不过，他心里明白刑赏为治国的基本工具；刑赏必须得当，无功者不可滥赏，有罪者不可滥赦。在他看来，“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如果宽于刑罚或滥赦，“将恐愚人常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贞观政要》第三十二篇《论赦令》）所以，唐太宗仅“纵囚”一次，便下不为例。
虽然仅此一次，也算是古代司法史上的一大亮点。“贞治之治”固然清明，但其整体文明程度不足以废除死刑。古人也许无法预想，随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文明，废除死刑皆有可能。当今世界，已有不少国家废除死刑，却并非因此助长犯罪率上升。
——原载2015年第8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