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知识格局的变动

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治国理政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学问。人类自有国家以来，治国理政和国家治理就成为国之大事，是任何类型国家的统治者不可不问、不可不察的政事。在治国理政和国家治理的探索之中，有关民主的知识成为人类政治文明业已积累的重要成果之一。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西式民主特别是美国特色的民主陷入困境。今天，国际思想界愈来愈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形成共识：一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式民主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二是不少发展中国家贸然移植和照搬西方教科书上的民主，政治发展绩效和经济发展绩效普遍不佳，甚至不乏遭受灭国之灾的例子。另一方面，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民主政治的探索上积渐而成一套新的体系。两相比照，今日世界有关民主理论的知识格局正在出现大的变动。

中国民主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但与此同时，学术界对中国民主政治的精神、制度、实践的解释似乎还没有作好准备。目前的学术界在有关中国民主的学术解释和学术表达中，存在这样一种倾向，也就是还停留在用西方民主知识的老话语、老概念阐释中国的民主，结果很难解释得通，而且让人产生出很大的理论裁剪之嫌。因此，要真正理解中国民主政治的来源、形态和演变，很有必要区分民主的两种传统；只有搞清楚中国民主的传统，才能逐步确立中国民主的正统，从而从西方这一支民主话语系统中解放出来，更好地向国内外受众道清楚、说明白中国民主精神、本质、形式及其鲜活的实践，形成中国民主政治的表达系统和解释系统。

两种民主传统

先来谈民主的第一种传统。在西方特别是英语学术界，民主的传统只被追溯到希腊，从而出现只要一谈民主，则言必称希腊的幻象；而在当代，民主的范本则是美国，所以又出现一谈当代民主，则言必称美国的现象。希腊城邦政治下的微型民主对于今天来说，多少只具有政体博物馆的意义，更何况，希腊民主只是有财产的自由民和贵族的民主，大部分奴隶根本不配享有民主。所以严格来说，古代希腊的民主是极少数人的民主，按照人民民主的定义标准，甚至不能称为民主。在经历中世纪黑暗专制时期以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扛起了人民主权和民主的旗帜，推翻了封建统治，然而在接下来国家的民主制度设计上始终面临的一个先天局限，也就是少数人的民主与逐步觉醒的大众运动之间的巨大张力。另外，西方近代民主在制度设计上还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缺陷，那就是对外的排他性，将其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置于无时不在的冲突状态，这种沿袭下来的制度设计至今仍然成为困扰世界和平的根源之一。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西式民主的困境和局限，应该说，这主要针对的是民主的第一种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变体民主理论。

以上所说的民主的第一种传统较为学界熟悉。这里想突出的是，关于民主的第二种传统被学术界大为忽视了。也正因为人们对第一种民主的熟悉和对第二种民主传统的忽视，导致人们对20世纪中叶以来在中国大地上长出来的民主出现学术表达不力的现象。关于中国民主的学术表达，既与古希腊民主资源无关，也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知识资源关联不大，它主要是在第二种民主传统的道路上行驶和演进的。所谓民主的第二种传统，有这样几个含义：一是回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学说上的民主理论；二是回到500多年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运动在推动人民民主的民主化进程中的意义；三是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追求民主建国的道路历程；四是回到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五是回到人民民主的本质。中国民主的传统和正统不是在第一种民主，而是在第二种民主。一味地且简单地承接第一种民主理论来表述中国民主，自然就出现解释不清，或者越解释越混乱的理论现象。

中国民主的学术表达

厘清民主的两种传统，中国民主和西式特别是美国式民主各自的正统性就清楚了。或者说，一旦切换到民主的第二种传统的轨道上，关于中国民主的发展脉络和学术表达的历史和逻辑问题就贯通了。

民主这个概念在人类文明早期，处于同义异名状态，不同文明在其轴心时代，都具有“民主”的实践资源，“义”接近，只不过使用的“名”不一样。按照西方中心论的文明叙事传统，似乎只有古希腊民主是现代民主的唯一来源，或者代表着现代民主的唯一来源。这种看法不符合文明发展的实际状况。中国文明形成的轴心时代比雅斯贝斯所说的人类各大文明的轴心时代要更早，或者比西方中心论叙事中的古希腊文明更早。远比所谓古希腊政治更早的时期，围绕“民本”和“人”的问题，中国政治就已形成了一套对后世影响甚深的国家治理、政治哲学和人道思想。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就此指出，中国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在各自核心时代，就出现本质和形态上分流，前者用力在“人”，而后者用力在“自然”；这个观点延伸到治国理政和国家治理领域，应也成立。由此，从同义异名角度来考察民主的两种传统，中国民主和西方民主的历史起源学就不在一个道上。这是其一。

从同名异义角度看，民主这个词成了现代政治学最核心的关键词，但是很多国家以及学术界在表达“民主”的时候，含义却千差万别，一“名”多表，众说纷纭。冷战结束以后，由于西方将民主的学术研究与外交推广紧密结合起来，这个概念被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既把民主这个概念搞混乱了，又让不少国家在这个问题认识上产生动摇，以为民主就是票选，民主就是多党竞争，民主就是三权分立，民主就是一分就灵。20世纪以来，西方对民主的学术表达一是接到古希腊民主的传统上，二是一直遵循着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关于民主的理解，其民主政治知识和实践至今仍然没有超越近代的理解，这是其局限性所在，也是现代西方政治理论难以创新的制约所在。经过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和刺激，西方民主被迫进行了一些自我修复，例如公民权利的逐步扩大，但资本和民本之间的本质矛盾始终解决不了，其民主政治经常陷入周期性危机中；在学术研究和表达上，西方民主走机械唯物主义的路线，集中在程序上做文章，例如关于选举政治，出现各种精细化、技术化的研究和设计，只见技术不见人，一运用到现实，民主技术就出现扭曲和瘫痪现象。

中国民主尽管与西方民主共“民主”这个名，但是却存在同名异义现象。就民主的近代来源而言，中国民主承接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民主理论这个传统，而非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传统，所以中国民主的近代传统和正统接续在社会主义，而不在资本主义。通俗地说，中国民主是以社会和人为本，而不是以资本和金钱为本，它具体而又现实地体现在我们民主建国、制度设计以及对民主政治发展实践道路的指导上。五四运动以来高举的民主大旗，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继承、转化和发展，这个民主的大旗不是走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前种民主道路走不通也行不通，后种民主实践证明走得通也行得通。当代关于中国民主的许多学术表达，从历史和逻辑的起点承接的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确立的民主传统和正统，而不是承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和正统来解释中国，因而出现很多张冠李戴的理论现象，把有关中国民主的真谛讲偏了，把中国民主的常识搞颠倒了。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是其二。

将中国民主的传统和正统的历史和逻辑问题搞清楚，关于中国民主的学术表达以及话语体系建设就清晰和顺畅了。比如，在民主制度的设计上，中国民主遵循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原理，而不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的政党对抗和制衡原理，循着后者的学术表达逻辑，很难解释清楚中国民主。不少发展中国家学了对抗式民主，带来了不少政治悲剧和社会裂变的结果。同样，在协商民主问题上，将协商民主的概念历史追溯到西方民主的传统中，也是张冠李戴了。协商民主是中国土壤中产生的一个内生和原创民主形式，其知识产权在中国，它与资本主义民主中的政资勾连和妥协不是一回事。在有关世界民主化的叙事中，按照第一种民主传统的叙事，突出了西方民主思想对推动世界民主化的影响，但是按照第二种民主传统的叙事，世界历史则是另外一种情形，也就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以来世界民主化的发展。民主本来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一点既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同时也体现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之中。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中，主要得益于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组合作用，推动了国际范围的民主化浪潮，一大批民族完成了民主建国的任务，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联合国成员结构的变化。在20世纪的政治思想史中，没有一个人敢说资本主义是世界政治的核心价值，但是对社会主义作为世界政治的核心价值，质疑的人则不多，尽管很多国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可能各有不同。显然，很难在现有西方民主叙事和民主知识系统中看到第二种民主理论的演进轨迹。这是其三。

总的来说，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一直是在第二个轨道上行进的，这是中国民主理论内生性和原创性的大前提。在当代民主知识格局的变动中，我们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内生理论和丰厚的实践亟待研究和总结，研究和总结如果还是或者总是停留在用西方民主的老话语上，或者倚重西方这支民主传统的知识资源，理论的逻辑性自然很难自洽。这需要我们回到民主政治的第二种传统上，回到中国民主的正途上，中国民主的历史和逻辑才能一脉相承，中国民主的学术表达才能自成一体。

（作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