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与李商隐是晚唐诗坛上光芒闪烁的双子星座。后人往往将二人并称为“小李杜”，以别于盛唐时的李白与杜甫。无论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经历，还是从他们的成就与影响等各方面看，这种并称都极为允当。然而，后人论述杜牧、李商隐之诗，大多着眼于他们的相异之处，即如明人高棅所言“开成以降，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唐诗品汇总序》），清人刘熙载所谓“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艺概》卷二《诗概》）。可是，杜牧与李商隐之诗，其表现方法尽管有异，但透过其表现方法向更深一层窥视，其精神实质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二人一生辗转流离，奔波仕宦，会面的机会极少，但仅大中三年（849 年）的一次过从，李商隐就把杜牧目为诗坛之知己，而对其诗具有特别深切的解会，并且赠给杜牧两首诗。这在当时的诗坛，无疑是非常动人的佳话。本文试图在笺释李商隐赠杜牧两首诗的基础上，探讨二人深厚的友谊，进而挖掘他们诗歌精神的相似之处。对于前人的有关论说，也力求作较为全面的检讨。近来，刘学楷、余恕成二先生积多年之力，撰成《李商隐诗歌集解》一书，堪称集大成之作。本文所引前人对这两首诗的评论，有的即录自该书，为避免繁琐，不一一说明。
一
杜司勋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参差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
赠司勋杜十三员外
杜牧司勋宇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宇总诗。心铁已从干镆剑，鬓丝休叹雪霜垂。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李商隐与杜牧的酬赠诗仅此二首，这短短的两首诗却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晚唐社会那种风雨飘摇的政治形势和诗坛的寂寞，以及厕身其中的诗人那种砭骨的寂寞落拓、无可奈何的悲哀。在这种情况下，知己的难得可以想见。这时，李商隐既然得到了杜牧这一诗坛知己，因此在诗中就极力表现他对杜牧的满心倾倒与相互惋惜的知己情谊。这两首诗无疑是李商隐极为成功之作。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两首诗的写作时间与地点。这里所说的写作时间，不仅是指这两首诗的写作年代与月份，更重要的是考察与这年代相关的政治形势与诗人本身的处境以及对他们心理产生的影响，从而窥视其更为深沉的内涵。
诗中明言“杜司勋”、“司勋杜十三员外”，具徵二诗作于杜牧为尚书司勋员外郎时。杜牧始受命任尚书司勋员外郎在大中二年（848）八月，十二月到京城，即《上宰相求杭州启》所言“自去年八月，特蒙奖擢，授以名曹郎官，史氏重职，七年弃逐，再复官荣”，“去年十二月至京”（《樊川文集》卷十六）。而李商隐诗中有“高楼风雨感斯文”及“刻意伤春复伤别”句，则作于大中三年（849）春季甚明。 此时李商隐在长安为京兆掾曹，作诗地点在京都长安。（关于第二首诗的作年，稍有异议。清冯浩《玉溪生诗集》卷二及《玉溪生年谱》系于大中三年（849），是；然又言在清秋时作，则非。 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卷四言：“玩自注，则诗当作于二三月间，与上篇‘伤春’字合。冯说非也。”余详下文诗句笺释。）
李商隐作诗之大中年代，唐王朝已经急遽地走上衰亡的道路。从穆宗长庆年间开始，河北三镇再度叛乱，而延续了四十年之久的牛李党争愈演愈烈，宦官专权更达到了废立皇帝的地步。这一切都造成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激化。再加上皇帝的昏庸，给正在走下坡路的唐王朝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整个社会处于暴风雨前夕的低气压当中。与杜牧、李商隐同时的诗人许浑所写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咸阳城东楼》）这句诗，非常形象地概括了这一时期的形势特征。李商隐《杜司勋》诗中的“高楼风雨”无疑也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暗示。这种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致使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忧心如焚却不知向何方举步，心灵是极为苦闷的。基于此，这两首诗是他们饱经世事变幻之后而发出的痛苦哀鸣，也表现他们在这种动荡的政治形势下的共同的深切感受，更是他们在当时寂寞诗坛上善感心灵的真实碰撞。若前乎此，他们对社会的共同感受没有此时深切；若后乎此，则杜牧不久即卒，李商隐则无法表达对这位诗坛知己的深刻理解与至情。而大中三年（849）正值二人同在京城，这种不世的机遇，无疑给了李商隐表达对杜牧的崇敬之情与抒发知己哀感的机会。正如司马迁之遇任安，李白之遇杜甫，杜牧也真正得到一位不仅理解他的诗，而且理解他的人的知己。
先看李商隐。李商隐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与正义感的诗人。他早年曾经有拯救危亡、旋转乾坤的宏愿，即《安定城楼》中所说的“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正因如此，他对时局非常关心，对当时宦官专权的黑暗政治深为愤慨。“甘露之变”中，宦官杀死宰相王涯等数千人，他写了《有感》二首及《重有感》诗，在当时满朝文武都不敢发表正面反对意见，甚至有人顺从宦官言论的时候，年青的李商隐却从国家安危出发，毅然呼吁“安危须共主君忧”！并用“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的典故，敦促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诛讨宦官。此外，他的《行次西郊一百韵》，展现了当时灾难深重，民不聊生的社会面貌，写得既波澜壮阔，又沉痛慷慨。尽管他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而残酷的现实恰恰与之相反，以至于他愤叹“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幽居冬暮》），救世报国的理想全部幻灭，而逐渐转向了“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除”（《任弘农尉献刺史乞假还京》）的无可奈何的心理。为了说明李商隐思想与心理的变化，似有必要将他的经历简单地勾勒一下。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十六就著《才论》、《圣论》等， 以古文知名。十八岁时，应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之辟，为节度巡官。大约从大和初就开始应举，但都失败了。直到开成二年（837）才在令狐楚的推荐下登了进士第。同年冬天，又入兴元节度使令狐楚幕。不久令狐楚死，又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辟，并娶了王的女儿。开成四年（839）， 为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出为弘农尉。十余年的仕途奔波，只得到弘农尉之微职，心情非常抑郁。在任上又由于主张宽刑触怒观察使孙简，终于在开成五年（840）辞职。会昌二年（842）以书判拔萃，任秘书省正字，旋因母丧，丁忧还家。大中元年（847）受桂管观察使郑亚之辟为支使兼掌书记。后历周至尉，三年（849）为京兆掾曹。 卢弘止表为武宁军节度判官，后任太常博士，东川节度判官。大中九年（855）归长安， 次年任盐铁推官。十二年（858）回郑州闲居，旋卒。 李商隐处于牛李党争最激烈之时，先为牛党骨干令狐楚器重，复为李党人物王茂元之女婿，遂为牛党所不喜，以为他“诡薄无行”。后令狐楚的儿子令狐 执政，认为他“忘家恩，放利偷合”而排挤之，以至商隐终身坎坷。这两首诗写于大中三年（849），此时李商隐已饱经世事变幻沧桑， 仕途蹭蹬坎坷，在心情极为苦闷，理想业已破灭之时，遇到与之同调的“刻意伤春复伤别”之杜牧，便视为第一知己，自然把自己的抑郁不平与愤慨悲叹倾诉出来。
再看杜牧。他继承祖父杜佑作《通典》那种经邦致用的传统，注意探讨“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反对宦官专权，反对佛教，主张削平藩镇。并于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写了《罪言》。纵论天下大事， 提出精辟的政治见解。他还注重研究军事，在曹操注《孙子》的基础上，结合历代用兵的形势虚实，重新注释《孙子兵法》十三篇。但在唐王朝已经江河日下的形势下，杜牧的政治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越到后期，他对社会的认识越透彻，越深刻，也就更感到理想的幻灭。诗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不少哀伤的情调。我们再看看他的生活经历。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 文宗大和二年（828）一举登进士第，为宏文馆校书郎。 当年又受江西观察使沈传师之辟为从事，后又随沈至宣州。大和七年（833）受牛僧孺征辟为淮南节度掌书记，颇受僧孺器重。大和九年（835）入京为监察御史， 后分司东都。又为左补阙、膳部、比部员外郎。会昌二年（842）受李德裕排挤，出为黄州刺史，转池州、睦州。大中二年（848）入为司勋员外郎，转吏部。大中四年（850）复出为湖州刺史。五年（851）入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六年（852）迁中书舍人卒。 杜牧十岁以前生活在优越的家庭环境中，十岁时，祖父杜佑去世，不久父亲杜从郁也病死，家道中落，开始过着清贫的生活。走上仕途后，做了十年的幕府吏，入朝不久，又被李德裕排挤做了七年的小州刺史。李德裕被贬之后，杜牧才有出头的机会。直至大中二年（848）才回朝任司勋员外郎。 但又因家庭困难所迫，为官并不得意。大中三年（849）， 杜牧与李商隐同在京城，心情与处境又很相似，在相互交往中，自然感触很深，不免形之于诗。在晚唐，与杜牧、李商隐交游的文人何止千百，然而真正相互了解并引为第一知己者仅此二人而已。人世之难堪，诗坛之寂寞，可以想见。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隐这两首诗不仅表现对杜牧诗歌的深刻理解，而且溶进了自己的深切感受，表现了作者与杜牧性格上与诗歌精神上的一致。清人何焯说：“高楼风雨，短翼参差，玉溪方自伤春伤别，乃弥有感于司勋之文也。”（《义门读书记》）清人程梦星说：“义山于牧之凡两为诗，其倾倒于小杜者至矣。……借牧之以慨己。盖以牧之之文辞，三历郡而后内迁，已可感矣，然较之于己短翼雌伏者不犹愈耶？此等伤心，惟杜经历，差池铩羽，不及群飞，良可叹也。”（《李义山诗集笺注》）因此，李商隐赠杜牧这两首诗，是作者在高楼风雨之时，适读杜牧诗文，深有会心，别有寄慨之作。诗人措意，至为圆融，伤人既以伤己，体物即是抒情。其极力推重杜牧，不仅暗含惟己为杜牧之真知音，亦含有杜牧之真同调之意，评杜、赞杜，实际即是自评。义山其时屈居下僚，困厄穷愁较杜牧为甚，因而诗中“短翼参差”之语，不特自谦之辞，更是同病相怜之语。
此外，李商隐与杜牧的性格、仕历、遭遇、创作过程及艺术表现虽不尽相同，但他们诗中却表现出共同的伤春伤别的寂寞之心。从李商隐的诗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出他的多愁善感，如“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暮秋独游曲江》）；“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春雨》），都是表现他心理状态的典型作品。李商隐的心情，也正和嫦娥一样，灵心锐感，在晚唐风雨迷茫的政局当中与途辙纷繁的诗坛之上，既不能找到出路，又难以觅到知音，故作诗不得不进入寂寞寥落的境界，并由此境界而生出无限的哀感。“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花下醉》），“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宿骆氏林亭怀崔雍崔衮》），“天荒地变心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曲江》），正是这种寂寞哀感的真实写照。在晚唐诗坛上，杜牧的心理也特别锐敏与纤细，他的诗虽豪健，但在豪健中也常表现出一股莫名的悲哀，如写对月的感受：“三十六宫秋影深，昭阳歌断信沉沉。唯应独伴陈皇后，照见长门望幸心。”（《月》）对雨的感受：“连云接塞添迢递，洒幕侵灯送寂寥。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窗外有芭蕉。”（《雨》）更为著名的是《秋夕》：“红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与李商隐的《嫦娥》简直同一机抒，尽管感应对象不同，但其寂寞之心是一致的。一个是“碧海青天”，一个是“天街夜色”，在这种环境中的寂寞足以令人悲哀，更加以“凉如水”、“夜夜心”，可见寂寞之心难以排遣，知音更难寻觅。也就是在这种寂寞之中，诗人才能细心观察，深刻体会，全面感受，才能不受或少受外界的干扰而写出千古名篇，成为千古卓绝的诗人。在寂寞的诗坛与寂寞的心境之中能找到一位心灵碰撞的真知己，更是多么难得，又是多么快慰！李商隐之找到杜牧，且真正理解杜牧，真正理解杜牧的诗，正是建立在这个心灵碰撞的基础上的。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称：“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说得何等透彻、深刻。
二
李商隐《杜司勋》诗作于大中三年（849年）春天任京兆掾曹时， 时杜牧任司勋员外郎，上文已作详述。大概是李商隐在高楼风雨之时，读杜牧的诗文，深发感慨，而作此诗。本节重点笺释解说此诗。
第一句“高楼风雨感斯文”。“高楼风雨”是诗作者所处的客观环境，“感”字表达了作者读杜牧诗文时的主观感受。风雨本是怀人之时，《诗经•郑风•风雨》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即抒写风雨怀人之情。王羲之《兰亭集序》说：“后之览者，亦有感于斯文。”“感斯文”就是用这个典故。此句大意就是值此高楼风雨、四顾茫茫之时，对杜牧的诗文乃有更深切的感受。但内涵还不止此。诗中用《诗经》风雨怀人之典，借指怀念杜牧，并以登楼四顾，风雨迷茫的景象象征政局之昏暗。杜牧素以才略自负，喜议兵论政，指陈利病，而时值衰世，国运日颓，仕途偃蹇，抱负不遂。其忧国伤时之慨，困顿失意之感，常常发之于诗文，诸如《感怀诗》、《郡斋独酌》等诗，《罪言》、《原十六卫》等文。李商隐读了这些诗文，有感而发，故此句之“感”字颇为重要。因为杜牧的诗文正好触动了作者胸中块垒，使他想到自己本来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而今人到暮年，仕途坎坷，又值国运日颓之时，不得不感慨万千。清代纪昀《玉溪生诗说》称“起二句义山自道”，殊失作者本意。
李商隐诗中的“感斯文”除了有感于杜牧的诗文外，还包括感时、感事的内容。因为感时、感事恰好是李商隐与杜牧诗的共同主题。李商隐尽管官职卑微，但对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颇能发表自己的看法。除了上文提到了《有感》有《重有感》之外，象《井络》、《韩碑》就表现了对当时藩镇割据的反对。他的朋友刘 在大和中反对宦官，慷慨陈词，震动朝野，最后因为“职介嫉恶”而被贬死，李商隐就接连写了几首诗为他鸣冤叫屈，并称“平生风义兼师友”，表明自己同刘 站在同一立场上。此外，李商隐还写了很多咏史诗，曲折地对政治问题发表看法。如《北齐》诗：“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隋宫》诗：“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描写历史上封建帝王们的荒淫奢侈，引为现实的殷鉴，讽刺之意极为鲜明强烈。与李商隐一样，杜牧的《感怀诗》、《罪言》等，表现了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连年战祸的情况。他的怀古咏史诗更是卓绝一时，如对唐玄宗晚年的昏聩荒淫，一一加以讽刺，写成了《华清宫绝句三首》、《华清宫三十韵》等。因为感时忧国是杜牧、李商隐诗歌的共同思想基础，所以李商隐读杜牧诗文时不由得产生心灵的契合，有感而发，而作此诗，将杜牧视为知音。“感斯文”之“感”，不仅是本句的重点，而且贯穿了全诗，尤其是统摄第三句的“伤春伤别”。
第二句“短翼参差不及群”。看上去是自谦之词，实际上暗含了二人的遭遇。意谓自己翅短力微，不能与同群比翼而飞，自谦才短。其实“短翼参差”更慨叹自己的壮志未遂。他的遭遇与杜牧大致相同，只是较杜牧更为坎坷，故此句既是对二人遭遇之类似而发出感慨，又对自己的遭遇还不如杜牧深表哀叹，在同病相怜之时，又于劝勉中饱含深挚的情意，其旨宏远，寄慨遥深。
慨叹个人遭遇，是杜牧诗歌的着力之处。尤其在十年为幕府吏及三为郡守时，杜牧屈居下僚，壮志未遂，因而与古代忧国忧民、壮志未遂之人如屈原、贾谊等人发生共鸣，进行咏叹，以抒发自己的愤懑。如《题武关》：“郑袖娇娆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莲。”《兰溪》：“楚国大夫憔悴日，应寻此路到潇湘。”《朱坡绝句》：“故国池塘倚御渠，江城三诏换鱼书。贾生辞赋恨流落，只向长沙住岁余。”可见三为郡守是杜牧一生中最为抑郁与愤慨之事，比之贾谊之被贬更甚。而为司勋员外郎之后也并非志满意得，而仍是悲愁寡欢，因为朝中矛盾尖锐，人事复杂，再加上病弟孀妹寄居他方，司勋员外郎之俸禄不足以扶养全家，故不久就请求出守外郡。这种经历发之于诗，深深触动了与之同调的李商隐。李商隐当时的处境可在大中三年（849）所作的《偶成转韵》诗中略见一斑：“归来寂寞灵台下，着破兰衫出无马。天官补吏府中趋，玉骨瘦来无一把。”蹭蹬失意的处境，比杜牧更惨，故称“短翼参差不及群”。此外他的《贾生》诗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安定城楼》：“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丁巳年仲冬月江上作》：“唯是贾生先恸哭，不堪天意重阴云。”慨叹贾谊之不遇，实为暗示自己的坎坷。慨叹身世之作，怀才不遇之感，是杜牧与李商隐诗歌共同的主题，也是李商隐将杜牧视为知己的原因之一。
第三句“刻意伤春复伤别”。清人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注此句言：“杜牧《惜春》诗：‘春半年已除，其余强为有。即此醉残花，便同尝腊酒。怅望送春杯，殷勤赏花帚。谁为驻东流，年年长在手。’又《赠别》诗二首：‘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多情却似总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朱氏此注，仅泥于“伤春伤别”的字面含义，而未达真旨。殊不知作者于“伤春伤别”之前着“刻意”二字，则非普通之伤春伤别可知。清人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云：“天下惟有至性人，方解伤春伤别。茫茫四海，除杜郎外，真是不晓得伤春，不晓得伤别也。”此解较朱说为佳，意谓伤春伤别，仅作者与杜牧理解得最为透彻，故能视为知己。但“伤春伤别”的内涵以及为何“刻意”，仍没有揭示出来。今人刘学楷、余恕成二先生撰写《李商隐诗歌集解》，对于此句的解释颇得其要旨，大意说：杜牧素以才略自负，而时值衰世，国运日颓，仕途偃蹇，抱负不遂。其忧国伤时之慨，困顿失意之感，不特发之于《感怀》、《郡斋独酌》等直接抒怀议论之作，亦第寄寓于伤春伤别、深情缠绵之作中，当时读者有徒赏其风流绮靡，而忽视其“刻意伤春复伤别”之真旨者，故义山特借此以发明之。“高楼风雨”正是昏暗时局的象征，因“高楼风雨”而弥有感于斯文，已明示其诗文多忧国伤时之感，此即所谓“伤春”。义山《曲江》诗“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正可证此诗“伤春”为忧国伤时。“伤别”亦非单纯指寻常言别，而兼包慨叹“短翼参差”，壮志不遂。综观牧之优秀诗篇，忧国伤时，自慨不遇，实为其两大基本主题。从这里看出，李商隐在此句中特别加上“刻意”二字，用意至深。
后代论杜牧诗者，大多以为杜牧伤春伤别之作风流绮靡，甚至有的消极无聊，这都有失偏颇而未达真旨。其实，杜牧是反对风流绮靡之作的。他在《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引李戡语说：“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秽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可见李商隐是当时唯一真正理解杜牧的知己；至于当时知音之稀少，诗坛之寂寞，亦可于此窥见一斑。
第四句“人间唯有杜司勋”。这一句也是有感于杜牧诗而言，极写对杜牧的推崇与倾倒，“言司勋之诗当世第一人也”（清屈复《玉溪生诗意》）。诗着一“唯”字，很明显将自己引为杜牧的知己，明写杜牧，实暗寓自己，即清人朱彝尊所谓“意以自比”（《李义山诗集辑评》引）。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二引杨曰：“极力推重樊川，正是自作身价。”此句实承上句而来。极力称道杜牧的“伤春伤别”，其根本原因则是杜牧之诗与义山之诗在“伤春伤别”的精神上是一致的。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引徐献忠《唐诗品》说：“牧之诗含思悲凄，流情感慨，抑扬顿挫之节，尤其所长。”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称：“盛之后渐趋坦迤，中之后渐入薄弱，所以秀异所结，不得不归樊川、玉溪也。”李商隐一生所用力之处，也正是“伤春伤别”之作，不外忧国伤时与自慨不遇两个方面。清人朱鹤龄说：“唐至大和以后，阉人暴横，党祸蔓延。义山阨塞当途，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谩语之。”（《李义山诗集笺注序》）清人叶燮说：“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原诗外编》卷下）都是切中肯綮之言。即以自慨不遇方面而言，杜牧与李商隐的一些“伤春伤别”之作，非常细致地刻划了晚唐时期士人普遍的社会心理，不能视为一般的写景抒情诗。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登乐游原》），就是这种心理的典型的、真实的写照。再如上文提到的“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常残花”，以及“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槿花》），杜牧的“恨如春草多，事与孤鸿去。楚岸柳何穷，别愁纷若恕”（《题安州浮云寺楼先寄湖州张郎中》），“田园不事来游宦，故国不教尔别离。独倚关亭还把酒，一年春尽送春时”（《春尽途中》），人生失意之时，对春风而兴感，见落日而悲哀，因别离而垂泪，赏残花而叹息。然而他们年青时抱有希望，对自己的才华都很自负，并眷恋朝廷，希望中兴，而现实的颓败使他们心绪萧索，仕途的坎坷又使他们悲愤难抑，寂寞的诗坛更是知音难觅，因此他们事实上不可能有所作为。这种矛盾的心情外化在诗歌当中，遂构成蕴涵在“伤春伤别”的题旨中的那种寄幽怨于微茫的独特情调。总之，“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这高度浓缩的两句诗，无疑是对杜牧最确切、最中肯、最崇高的评价。
从对以上四句诗的分析，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李商隐与杜牧诗歌的主要精神是息息相通的，这是他们进行交谊与成为知己的基础，也是他们二人诗歌的精髓。当然，他们在诗歌精神上的相通之处还不止此，因为四句诗还不能概括二人诗的全部内涵。比如，他们在诗歌渊源方面就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最主要是学习杜甫、韩愈的创作精神。杜牧《读韩杜集》言：“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天上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李商隐《漫成五章》称：“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另有《杜工部蜀中离席》、《韩碑》等诗，或自称学杜韩，或明显学杜韩。清人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云：“紫微尝有句云：‘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此正一生所得力处，故其诗文俱带豪健。”清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少陵之志直，其词危。义山当南北水火，中外箝结，不得不纡曲其指，诞谩其词，此风人、《小雅》之遗，推原其志义，可以鼓吹少陵。”清人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序》又称：“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盖得子美之深而变出之者。”对于义山学杜，宋人最为推崇，蔡启《蔡宽夫诗话》言：“王荆公晚年亦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唯义山一人而已。”杜牧与李商隐在创作渊源方面相一致，也是李商隐推崇杜牧的基础。
三
李商隐《赠司勋杜十三员外》诗，与《杜司勋》诗同时而作。二诗大旨虽相似，但侧重点不同。清人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二评此诗说：“通篇自取机势，别成一格也。牧之奇才伟抱，回翔郡守，抑郁不平，此二章深惜之而慰之也。下半言武功之奏，既与有谋画；文章之传，又与古争烈，不朽自有在矣。晚唐之初，牧之、义山体格不同，而文采相敌，观《樊南乙集序》可知，故曰‘人间唯有杜司勋’也。”盖前一首虽赞杜牧，而有感于自己与杜牧相同的遭遇为主，赞杜亦为自比。本首虽也有自己的感慨，而更以赞牧之为主。即前篇侧重于“感”，本篇侧重于“赞”。下面分联笺释。
首联“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第二句“杜秋”一作“杜陵”。朱鹤龄注引杜牧《杜秋娘诗序》言：“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为李锜妾。锜叛灭，入宫，有宠于景陵。穆宗即位，命秋为皇子傅母，皇子壮，封漳王。郑注用事，诬宰相欲去己者，指王为根。王被罪废削，秋因辞归故里。予过金陵，感其穷且老，为之诗云云。”又引《西溪丛语》：“《新书•李德裕传》：漳王养母杜仲阳归浙西，有诏在所存问。”又引《南部新书》：“杜仲阳，即杜秋也。”是朱鹤龄即以为作“杜秋”而不作“杜陵”甚明。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二注此句曰：“按《戊签》作‘杜陵’，他本作‘杜秋’，朱氏曰：‘一作陵，误。’今细味诗情，必‘杜陵’是也。牧之集《新转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吴兴，书此篇以见志》起联云：‘捧诏汀洲去，全家羽翼飞。’又《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云：‘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旧》《新书•传》：‘牧之善属文，尝自负经纬才略，居下位，心常不乐。’今考大中二三年，牧之仍职史馆，转历南曹，可冀内擢，而又出刺江乡，自有失意之叹。乐游原在杜陵，次句时地皆合，一首诗必指此也。若《杜秋娘诗》，既不清秋之景，又在久为司勋之前，与通章都无贯注，其何谓哉！”按冯说为“杜陵”，又以此诗作于秋天，均误。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卷四系此诗于大中三年（849）， 并言：“自注：‘时杜奉诏撰韦碑。’（冯）笺曰，牧之过金陵作《杜秋娘诗》在内召前，此特断章取义耳。杜诗专阐穷通变化之理，所谓‘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者，篇中三致意焉。义山一生，遇合颠倒，故独有取于此诗。若作杜陵诗，真闲言语矣。玩自注，则诗当作于二三月间，与上篇‘伤春’字合。冯注非也。”从作诗时间看，诗原注有“时杜奉诏撰《韦碑》。”据杜牧《樊川文集》卷七《唐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受诏撰碑在大中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其撰碑也当不迟于二三月。李商隐诗即作于此时。冯注称作于出为湖州刺史之时，亦误。杜牧出守湖州在大中四年（850）秋冬， 见宋谈钥《嘉泰吴兴志》卷十四《郡守题名》及缪钺先生《杜牧年谱》。
义山此处标举“杜秋”诗，实是上承前首“刻意伤春复伤别”之句。杜牧《杜秋娘诗》作于开成二年（837）。 诗因杜秋娘的遭遇抒写世事无常、升沉不定的感慨，暗含不能掌握自身命运之事。此时杜牧在为江西、宣州、淮南幕吏后，大和九年（835）入京为监察御史， 但又因朝中复杂，李训、郑注专权，杜牧为了免祸而移疾分司东都。开成二年（837）又因其弟杜 眼疾赴扬州，秋末又赴宣州。诗即作于秋时。 按唐朝制度，杜牧离职百日，即当去官。故又不得不另谋幕府之职。这时杜牧过金陵，对杜秋娘的遭遇深为感慨，因而作诗。李商隐对杜牧《杜秋娘诗》非常推崇，故特地拈出，盖因杜牧、李商隐仕途官场，升沉不定，而弥有感于杜秋娘也。清陆昆曾《李义山诗解》言：“《杜秋》一诗，悲秋之穷才，亦自寓其天涯迟暮之感也。义山赠诗，足尽牧之生平。”义山标举此诗，还因为本诗在当时是颇有影响之作。钱易《南部新书》卷壬称：“杜牧有《杜秋》诗，称于时。”同时诗人张祜有《读池州杜员外杜秋娘诗》云：“年少多情杜牧之，风流仍作《杜秋》诗。可知不是长门闭，也得相如第一词。”但张祜所欣赏的《杜秋娘诗》，仅在于风流多情的一面，皮相而已，只有李商隐才真正理解杜牧诗的“刻意伤春复伤别”的要旨。
颔联：“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据《南史》卷三六《江总传》，江总字总持，笃学有文辞。仕梁，为尚书仆射；入陈，历官尚书令。陈亡入隋，拜上开府。江总仕至隋时才卒，而这里却称“梁江总”，程梦星《李义山诗集笺注》言：“江总仕梁，又仕陈，后又仕隋，然唐诗人多属之于梁。不独此诗，杜工部亦有‘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之句，殊不可解。”今据《南史•江总传》，仕梁为尚书殿中郎，转侍郎。时年少有时名，累迁太子中舍人。侯景之乱，避难会稽。及元帝平侯景，征为始兴内史。会魏剋江陵，不行， 自此流寓岭南数岁。此称“梁江总”，盖谓其在梁时名声颇高而又仕途坎坷。冯注引徐曰：“以总得名于梁也。”仅说出其一个方面。清人何焯言：“总持号为狎客，而牧之出刺远州，因所遇以致感也。”（《李义山诗集辑评》引）陆昆曾《李义山诗解》称：“首叙官爵姓氏，而以江总比之，此不过用叠字以见巧耳。”解释都极为荒谬。而清人屈复称：“死生人所不免，诗追江总，文堪不朽，何叹白首哉！”（《玉溪生诗意》）较得其实。
颈联：“心铁已随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清冯浩注第一句言：“《吴越春秋》：‘阖闾清干将铸作名剑，三月不成。干将妻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须人而成。莫耶乃投于炉中，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耶，阳作文，阴作漫理。”《庄子》：‘兵莫憯于志，镆铘为下。’《新序》：‘仁人之兵，铤则若莫邪之利刃，婴之者断；锐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旧书传》‘武宗朝，诛昆夷、鲜卑。牧上宰相书，言戎胡入寇，在秋冬之间，盛夏无备，宜五六月中击胡为便。李德裕称之。注《孙武十三篇》行于代。’《新书传》：‘牧咎长庆以来措置无术，复失山东，嫌不位而言，故作《罪言》。及刘稹拒命，牧复移书于德裕：诸军道绛而入，必覆贼巢。昭义之食尽仰山东，节度率留食邢州，山西兵单少，可乘虚袭取。’泽潞平，略如牧策。’句所谓‘心铁利’也。”则此句“心铁”即指胸中甲兵，也是杜牧对时局、战争的筹策。“心铁利”即谓杜牧的筹策切中肯綮，能为国所用。故此语既是对杜牧的赞赏，又是对杜牧的勉励，是第一联的深化。第一联拈出杜牧《杜秋娘诗》而极力推重之，本联由重其诗进而赞其人。则义山对杜牧，不是仅以诗人看待，与张祜诗称杜牧“年少多情”者有别，则是真正理解杜牧的人。清人何《义门读书记》言：“牧之以气节自负，故有第五。”陆昆曾《李义山诗解》言：“‘心铁已随干镆利’，言其百折不回。”均未达其旨。
本联下句“鬓丝休叹雪霜垂”，这是李商隐劝勉杜牧的话。盖杜牧自负才略，而名位未达，故常有人生迟暮之感，即朱鹤龄注所谓“牧之《杜秋娘诗》自寓天涯沦落之感耳，故此诗有‘鬓丝休叹雪霜垂’之句。”但还不止此。杜牧慨叹鬓丝霜雪之句颇多，如“鬓衰酒减欲谁泥”（《寄浙东韩×评事》），“前年鬓生雪，今年鬓带霜”（《郡斋独酌》），“重游鬓白事皆改”（《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归宣州因题赠》），“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题僧院》），“今茸鬓已白”（《大雨行》），“金镊洗霜鬓”（《醉题》），随着年华的流逝，悲叹之情转甚，《书怀》诗说：“满眼青山未得过，镜中无那鬓丝多。只言旋老转无事，欲到中年事更多。”《途中一绝》诗说：“镜中丝发悲来惯，衣上尘痕指拂难。惆怅江湖钓竿手，却遮西日向长安。”可见，杜牧感叹年华流逝、壮志未酬之作颇多，而李商隐以“心铁已随干镆利”慰之，其胸襟气度，已超越了为一己之穷达而感慨的范围。试想，义山此时较杜牧更为困厄，而如此劝慰杜牧，着实难能可贵。
尾联：“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末句原注：“时杜奉诏撰《韦碑》。”按杜牧《唐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议讲政事，及于循吏，且称元和中兴之盛，言理人者谁居第一。丞相（周）墀言：‘臣尝守土江西，目睹观察使韦丹有大功德被于八州，殁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白）敏中、丞相（马）植皆曰：‘臣知丹之为理，所至人爱，所去人思，江西之政，熟于听闻。’乃命首臣纥干 上丹之功状，联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诏书，授史臣尚书司勋员外郎杜牧，曰：‘汝为丹序而铭之，以美大其事。”杜牧另有《进撰故江西韦大夫遗受碑文表》。杜牧撰碑之详情如此。义山此联又以晋杜预赞羊祜碑类比，以赞杜牧之文必然流传不朽。《晋书•羊祜传》称：羊祜都督荆州，甚得江汉之心。卒时年五十八，百姓于岘山建碑，立庙其上，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名之曰“堕泪碑”。这里“汉江”代杜预，因为杜预曾任襄阳太守，处汉江之滨，又以杜预类比杜牧。西江即江西，指韦丹，曾为江西观察使。此联说杜牧奉诏撰写韦丹碑，就好象当年杜预称羊祜岘山碑为“堕泪碑”一样，必然流传不朽。即清人陆昆曾《李义山诗解》所言：“结处以羊叔子堕泪碑拟之，言牧之文章自能行远传后也。”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说：“前借《杜秋》一诗，而以江总比之；后因诏撰《韦碑》，而以杜预比之。前从名字上比拟，后从姓上比拟，诗格绝奇。总见运命虽不酬，而文章必传世。义山之倾倒于杜至矣。”赵臣瑗《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说：“赠司勋者，因见司勋所制《杜秋》诗有悲伤迟暮之意，故特称其所撰《韦丹碑》，以为即此便是立言不朽，何故尚有不足，以广其志耳。”诸说皆可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