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坊是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肇始于唐，结束于清。唐代教坊，是中国音乐史与文学史研究均绕不开的话题，更是唐代文学研究的重大课题。20世纪中期，任半塘先生撰写《教坊记笺订》和《唐声诗》《唐戏弄》等著作，成为唐代教坊研究的翘楚。但因教坊问题极其复杂，遗留问题仍然很多，尚有不少空白有待填补。由于材料缺乏，牵涉面又非常广泛，要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并非易事。故自《教坊记笺订》问世迄今半个多世纪，研究成果虽时有所见，而很多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
《唐代教坊考论》（张丹阳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9月版）从唐代教坊制度、唐代教坊音乐、唐代教坊与文学关系三个层面展开研究。全书贯穿“地域—空间”“内部—外部”“共时—历时”的核心研究理念，疏通了唐代教坊制度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廷到外廷的结构特征和演变情况，以及教坊职官、音乐和文学活动的空间分布与互动原理，深入考察了唐代教坊三位一体的格局，在唐代教坊制度、教坊音乐、教坊文学以及地方教坊、教坊商业化演变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雅俗演变折射唐代社会发展
教坊的音乐机构。就地理方位而言，书中列出了左右教坊、仗内教坊和梨园，梨园又分禁苑梨园和法曲梨园。作者对这些机构的建立、变迁和相互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梳理。就雅俗演变而言，作者认为唐天宝以后随着俗乐教坊的壮大，雅乐内教坊的功能逐渐退化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以至于唐开元时期俗乐教坊、内教坊、仗内教坊大致成了同一机构。
教坊的职官问题。作者考订“教坊使”属于兼职，这在唐代教坊职官中一直是固定不变的，教坊使的职责主要是负责教坊的日常事务。中唐以后，教坊职官中出现了“都知”，这一职官具有官方与民间的双重身份，表现了教坊职官的变迁轨迹。作者以陕西眉县与山西闻喜县为例集中研究了地方教坊的职官，探讨地方教坊和乐户的存在。作者广泛搜集资料，论证其教坊职官具有家族性的倾向。
教坊的乐部问题。教坊乐部主要有清乐、云韶乐、太常四部、教坊四部，四者具有相互融合与消长的关系。清乐两种：一种是汉魏以来的华夏旧曲，这种清乐到了唐代后期已经散佚殆尽；一种是清商部，是在汉魏清乐基础上重建的新型乐部，这一转化呈现出清乐逐步俗乐化的趋势。云韶乐本为雅乐，但这种雅乐盛唐以后开始衰退，而俗乐性质的云韶乐则不断加深，开元以后，雅乐内教坊逐渐退出历史。太常四部乐属于雅乐，中唐以后渐次消亡。教坊四部乐属于俗乐，随着雅乐的消亡而逐渐转盛。这样的转换是教坊音乐发展演变的关键，而造成转换的原因则是太常乐部散佚后，重建比较困难；教坊本身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它能在中晚唐时期存在；教坊所代表的俗乐，是中晚唐社会思潮影响下音乐发展的主流。
教坊商业化与文学融合发展
教坊与藩邸文学。唐代王府中的教坊音乐活动是特殊的音乐活动，就音乐而言，唐代藩邸是教坊文化从宫廷走向民间的过渡；就文学而言，唐代藩邸作为教坊曲调的发生场域，对于词调生成影响很大。“曲辞—曲调—格律—文体”可以通过教坊藩邸与文学关系的论述，体现出融合演变的规律。这样集中于曲调与场域关系的研究，加上唐玄宗在即位前其藩邸是当时的音乐中心，到即位以后推进教坊音乐进入诸王府的过程，就将音乐、文学、地理、政治四者融会在一起，表现出教坊与文学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况。
教坊与饮妓文学。作者关注的重点是中晚唐教坊商业化问题，并由此引发文学方面的思考。唐代坊里典型者如“平康坊”的饮妓“籍属教坊”，不仅使得教坊商业化和世俗化，同时依托这样的场域，形成俗讲、曲子词、诗文创作、唐传奇等雅、俗文学蔚兴的局面。而这样的商业化倾向，不仅在京城长安繁盛，在洛阳等重要城市也出现了饮妓文化集中的妓乐中心，成为教坊商业化的重要补充，并与文学发生了密切关联。这样的文学研究视角，既与中晚唐时期商业繁盛相联系，同时也呈现出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发展与文学演变的实际情况。
出土文献拓开教坊研究新空间
就材料利用而言，该书表现出兼收并蓄、拣择有度的特点。由于唐代教坊文献的稀缺性，作者从多方面爬梳整理国内外流传至今的各种汉籍，从中找出相关的联系，以提炼出值得研究的问题；同时注重挖掘出土文献以及其他稀见文献，作为传世文献的补充。作者在运用这些史料辨析、补充、补正、深化、细化已有观点的基础上，尝试提出自己一些创新的见解。比如，利用墓志文献《长安新出墓志》《龙门区系石刻文萃》《洛阳出土鸳鸯志辑录》《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西安新获墓志集萃》《新中国出土墓志》等，从中披沙拣金，抉出《苏日荣墓志》《范安及墓志》《梁元翰墓志》《张渐墓志》《唐故（梁公）太原郡王夫人墓志》《曹乾琳墓志》《高继蟾墓志》以及教坊使墓志、教坊歌舞乐人墓志，进而研究教坊人物家族世系、生平交游、职官迁转和空间活动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利用新出土《燕曹州成武县尉范阳卢公夫人博陵崔氏墓志铭》对崔令钦家世和交游进行补充。从各种线索的交错中，梳理出崔令钦与李白、王端等文人的关系，绘制出一幅庞大的盛唐文人交游群。在地方志材料上，则运用《长安志》《长安志图》《雍录》《成化山西通志》《雍正眉县志》《宣统眉县志》《乾隆凤翔府志》等材料，发掘地方教坊的机构设置等问题，拓开教坊研究新的空间。
空间地理打开教坊研究新局面
就研究方法而言，该书也体现出独到之处。作者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探讨唐代中央和地方教坊的机构设置及相关音乐活动。如针对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提出的“元和时期合署后只叫内教坊和教坊”的观点，作者运用新出土的《张渐墓志》所载长庆年间张渐为仗内教坊第一部供奉，可见穆宗时期仗内教坊之名号犹存；进而与传世文献对比参证，提出三个方面的研究思路。即重新梳理“仗内”在史书中的多重内涵，抛开“仗内”即“内仗”“卤簿”的既有思维模式，深入研究与之相关的职官；辨明唐代各内廷音乐机构，对仗内教坊与其之间的关联进行深入研究，同时重点关注各机构所设置的地点；新出文献中已出现了仗内教坊职官的记载，尤其是上述《张渐墓志》系前文《乐府杂录》所言教坊合署事后，其历史价值更高。从而在著作中将新出墓志材料与唐代音乐文化研究相结合，将现有成果向前推进一步。
作者引入空间地理的研究方法，注重音乐、文学、地理、政治、文化之间的关联。比如，从空间角度以唐代各个音乐机构所处里坊的空间区位，探讨各音乐机构的性质与联系，在教坊文献极其贫乏的背景下，这样的研究利用地域空间的稳定性作为一定的参照系，进一步推定各个音乐机构设置的合理性，从总体上看待唐代各个音乐机构的联系，不失为打开教坊研究新局面的切实可行途径。
综上所论，该书致力于唐代教坊制度、教坊音乐与教坊文学的综合研究，提出了唐代教坊制度“三位一体”和“中央—地方”融合互通的构想，厘清了学术界对于唐代教坊四部乐的争议，勾画出唐代教坊文学的发生场域和空间形态，呈现出唐代教坊与文学研究的新面貌。无论在材料运用还是研究方法方面，该书均以材料实证为基础，以问题驱动为导向，努力创新而不追新，守正而不走偏锋，这是应该大力提倡的治学态度。
（作者系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