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诡计》（Ruses of democracy: Protest in China）一书探讨了这样的悖论：信访局——中共巩固其权力的机构——如何让自身陷进了富有争议的境地？民怨申诉如何演变成了抗议？受害人的形象如何转变成了挑事者？自帝制时代起，中国就一直存在可以让受冤屈的民众口头申诉或递交状纸的府衙。尽管当局一如既往地认为，信访这种制度的实施并不是为了促进司法的可诉性，而是为了了解社情民意并及时掌握地方基层政府的管理缺漏，从而使政府更好地治理并巩固政权。然而，上访者却在逐渐寻求保障社会公正的新方法，迫使国家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承担起保证人的角色。因此，该书作者认为，上访实际上已成为一种行动方式：上访民众并没有任由上级部门摆布，而是试图通过反复强调和尽可能地重建社会应该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来说服他们并向其施压。

为了理清谁向谁谈话、说了什么以及他们是怎么说的，该书开篇通过运用历史社会学的原理和仔细分析各项声明文字，分析了中国民意表达空间的变化状况。社会学家伊莎贝尔·蒂罗（Isabelle Thireau）和历史学家华林山（Hua Linshan）查阅了中国各级政府和不同省份信访办公室中的600份信访材料，由于这些材料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保密状态，因此很难获取。他们还查阅了官方的专著，采访了深圳和广州两地的三十个移民，翻阅了媒体的相关专题报道和中外学者的著作。作者们通过对信访局的观察而作出的实地考察，也为其思考提供了支持。该书有时相当抽象，而这类思考植根于社会现实，刚好可以起到缓冲作用。但是，从分析上访者与国家之间的信访方式来说，该书称得上是一部政治社会学著作，总之，该书旨在突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演变。

作者回顾了中国信访制度56年的历史——从1951年（当时中共恢复了信访制度）到2007年，展示了主仆关系如何像该书的标题"民主的诡计"那样，逐渐被颠倒过来。虽然作者强调上访者们从未完全理解政府的指令，但他们揭示出：20世纪50年代，信访机构是如何潜藏在土改运动背后，帮助中共精心策划 "辛酸故事"；只有出身良好阶级背景的人，才有资格以道德信条之名，在阶级斗争政策下，去谴责告发那些政府想要清洗的落后分子。换言之，作者揭示了对上访者立场的操纵如何导致暴力冲突，如何帮助（中共）达到重新界定社会与政治秩序、巩固其政权的目的。

作者在书中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尽管党的初衷只是想把信访局作为引发"数十年间群众运动的跳板"，实际上信访机构"并没有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工具"（详见该书128~129页）。但当这项功能真正发挥作用时，对群众上访意图的分析表明：上访者一直以来最关心的问题是基层干部滥用权力，这种控告与那个时期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不太相符。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新领导层试图利用这个机构来开展一场旨在为"右派"平反的拨乱反正运动，但信访的内容常常涉及文化大革命前的事件，并不仅限于描述他们遭受的政治操纵，还包括"朝令夕改的行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结构问题"（该书第199页）。这类民意的表达总是超出中国共产党所能接受的范围。作者在该书的结尾表示，民众求助于信访局是"一连串漫长又困难的集体行动中的第一步，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个体可以联合不同资源来表达他们的不公正感，并获得回应。"（第250页）所有社会阶层都在利用信访机构。作者强调，与人们的共识相悖的是，利用信访机构的不仅仅是社会底层人士，还有投资者、行政人员、政治干部和产权所有人。民怨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历史遗留问题"，另一种是"当前问题"，大致包括农田、城市拆迁和土地征用、司法机关职能、企事业调整、劳动权益和环境问题。作者总结说，民众以上访的形式迫使中国共产党改革信访局，让它变得更加透明和高效，进而直接推动国家的制度建设。换言之，就是通过鼓励发明"新程序和新用途"，直接影响政治行动，向当局施压，迫使其采用更符合公众期待的政策来实现目标。

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中国表达空间发展的一个重要拐点，该书第二部分有详细的介绍，大致的概括内容如下：阶级斗争结束后，任何人都可以利用该机构；新的规范性文件（比如说法律）出台了，上访者能够越来越准确地以法律作为依据了；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鼓励，还出现了民众上访的便利渠道，比如说针对上访设立的电话热线或新闻专栏，此外媒体在追踪报道上访者需求中也扮演了新的角色，先前受到严厉限制和法律约束的表达空间得以扩大。换言之，作者展示了这一起初私人的保密空间如何演变成半公开的状态，并逐步成为集体行动的中心。与凯文·奥布莱恩（Kevin O'Brien）和李廉江（Li Lianjiang）合著的作品同出一辙，本书作者也强调，由于当局还受到外部的压力，"与先前相比，当局已经用更为直接的方式和前所未有的平等态度来处理信访问题了"，但向更高级别政府集体上访的次数和上访者的数量都有所上升，将诉求政治化的情况也日益增多。

该书书名"民主的诡计"反映了作者的论点，即潜在的"民主形成过程"（该书第434页）是一个一直在起作用的因素，它超越了个人的上访行为。尽管上访者的受害者身份没有得到认可，但他们现在已经摘掉了20世纪50年代扣在他们头上的告密者或者控诉人的帽子。上访者们并没有逆来顺受，而是施展浑身解数，向政府申明他们在道德与政治方面的态度，希望政府能按照这些意见施政。在监视或防范的掩饰下，民主的实践形式确实正在中国出现。

质疑官方意见，概况起来可以说是 "有组织性的对抗"。作者与皮埃尔·罗森瓦隆（Pierre Rosenvallon）的思路一致，他们强调这种民主的实践形式只会增强当前政权的合法性。该书的主要优势在于其详细地分析了这一新兴政治空间的萌芽、构建与发展动态，从而成为了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但在专制体制下论述相关详细情况时，尤其在论述信访局的情况时，使用民主这一术语要格外谨慎，否则有混淆概念之虞。这与民主一词的主要内涵有关，它会立即引发一场争锋相对的辩论。作者明确表示，上访者要找当局帮他们解决问题，因而无法与当局对抗。"民主"这一术语会让人想起人民权力的概念，特别是决定权，但目前决定权仍不容质疑地紧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无论采取什么形式，上访总是一种接触上级政府部门的途径，即使面临公众的压力，在解决上访者给信访局带来的问题和决定这种"民主参与"（自十七大以来，这已经正式成为重中之重的任务）的程度方面，上级政府部门仍然保留着自由处理权。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重新掌控信访局的方法主要是，将递交到中央政府的诉状，系统性地下发给早已无法找到解决之道的地方政府，任由地方政府拘留上访者，设立"黑监狱"。此外，作者详细地援引了于建嵘的那篇著名报告（指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批判》，发表于《中国改革》2005年第2期-编辑注）。正如该报告所指出的，信访机构根本就没有什么司法可诉性可言：大多数上访失败了，许多上访者耗费了一生，有些人从20世纪80年代起，白白在无尽推诿的信访局及其基本不合常理的职能中耗费光阴，迷途难返。赵亮拍摄的纪录片《上访》生动呈现了这一实况。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信访制度是为了疏导公众的不满，同时将个人诉求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治理新技术来推行，在于建嵘的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尝试澄清民主的概念，提议法院来处理上访问题，这样信访局就能全神贯注地致力于制度化的"民主参与"了。从伦理学的立场来看，意识到中国政府使用的概念有问题是好事，因为一旦"民主"这个术语的标准定义被抛弃，中国共产党就会在其声称所追求的民主道路上取得了胜利。

因此，两位作者的观点显得有点理想主义，他们过分强调了民众所拥有的上访权利，但却没有充分地考虑到这一权利的行使空间是在国家政府与社会公众的这两股力量的相互磨合与博弈的作用之下所产生的。当然，上诉的空间扩大了，但这主要是因为当局的授意批准，特别是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初采取的拨乱反正政策。该书还倾向于美化信访办公室在制定新公共政策（主要是过去十年早期中央政府针对移民作出的政策变化）以满足公众需求方面的贡献，夸大其对国家建设（笼统而言）所发挥的作用。事实上，其他众多工具与行动者--媒体、社会组织、学者和律师--都对这个过程作出了贡献。诸多因素彼此影响与博弈，才会导致变化的发生。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否认比起社会冲突而言，协商也会带来政治空间的开放。我们也不否认上访这种动员在构建国家--更准确来说是让国家政权合法化方面--能发生政治影响。但作者没有提到，这种动员是维持中国政权运转不可或缺的要素。合理化的国家将帮助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地位--换言之，这有助于解释中国独裁统治的适应性和持久性。这不禁令人想起奥利维尔·德贝尼（Olivier Debene）、文森特·盖塞尔（Vincent Geisser）和吉尔·马萨迪耶（Gilles Massardier）合著的《21世纪的民主专政与专政民主》（Democratic authoritarianisms and authoritarian democrac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此书书名强调了，新时期的极权政治具有向集民主与专政于一体的混杂形式发展的趋势。这与其说强调了独裁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的实质性差别，还不如说提出了一种辩证的方法，公正地看待专制政体中包含的复杂性，强调它们自身内在的矛盾和差异，从而显示民主形式与集权形式可以在同一个政体中并存。

那么这个悖论解决了吗？非也，这个机构依然服务于毛泽东1951年初设立它时的目的--"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毛泽东转发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所作的批语，1951年5月16日）。该书还可以有这样一个副标题："官僚机构的诡计"。这个矛盾正好处于中国专制统治机制的核心位置，可惜作者选择强调某种社会学观点，不愿反思中国的政治制度，因此没有充分挖掘出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