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依百顺就是忠诚吗

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齐国政治家管仲身患重病，国君齐桓公前往探视。齐桓公拉着管仲的手，询问自己的三位宠臣易牙、竖刁、开方能否接替他的相位，管仲一一予以否决，并忠告齐桓公应疏远他们。最后管仲向他推荐为人忠厚、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

管仲何以对易牙、竖刁、开方有异议？我们不妨追溯这三人怎样取得齐桓公的信任。

   易牙原是齐桓公的宫廷厨师，只因齐桓公一句“唯独没有吃过人肉”的戏言，就把自己年仅四岁的小儿杀了，以其肉烹制一道汤菜，送给齐桓公品尝。竖刁是齐桓公身边的侍臣，为表忠心，对自己施以宫刑。开方原是卫国的公子，到齐国后对齐桓公俯首帖耳，15年没有回卫国，即便父母去世，也不回家奔丧。

   在齐桓公眼里，易牙、竖刁、开方之所以值得信任，主要是他们对自己极为忠诚。而在管仲看来，他们表现得过于忠诚，甚至不合乎天性人情。易牙三人为获得重任，不惜杀害亲子、毁坏自身、背叛亲情，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都能做出来，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管仲意识到，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刻意讨好齐桓公，只为谋取权力，故而劝告齐桓公不仅不能重用他们，还要对他们敬而远之。

   遗憾的是，齐桓公未能接受他的劝告。管仲、隰朋相继去世后，齐桓公便重用易牙、竖刁、开方，让他们执掌齐国朝政。齐桓公身体健康时，三人对他言听计从，等到齐桓公身患重病，便纷纷摘下忠诚的面具，合伙将齐桓公囚禁于密室，筑高墙不准任何人出入，硬是将他活活饿死。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国君，如此倚重宠臣，却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综观历史，痴迷于权力的绝非易牙、竖刁、开方等人，尤其是帝制时代，总有外戚、宦官、奸臣之类聚集在皇帝身边，他们为了追逐权力，会使出卑劣残酷的招数，一旦得势，更是肆无忌惮地弄权、血淋淋地杀戮。所有这些惨剧之所以频繁上演，都是权力惹的祸。

    权力何以为祸根？因为它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利国利民，用不好可以祸国殃民。中国古代为“家天下”模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权力归帝王个人私有，试图从帝王那里获取一些权利就成为臣民最高的追求；“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般被视为实现人生理想的正途。既然帝王握有生杀予夺大权，并且凭其好恶即可决定一切，那么像易牙、竖刁、开方之类角色就会层出不穷；此类小人之所以倍受君王信赖，主要是他们善于伪装，可以穷尽一切手段，表现得无比忠诚。

    作为一国之君，用人关键要着眼于江山社稷。然而，很多君主往往以个人好恶选人用人，尤其偏好重用对自己特别忠诚的人。殊不知，“特别忠诚”的人，大都是“伪忠”，甚至大奸似忠。当“忠君”有利可图的时候，他们会不择手段地“忠君”；一旦君主失去利用价值，他们马上变脸背叛，而且落井下石。这一点，齐桓公应深有体会。

当然，任用忠诚的人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忠诚？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由此看来，忠诚应该依次表现为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君主，只有将对三者的忠诚统一起来，才是真正的忠诚。遗憾的是，平庸的君主并不懂得这个道理，错把小人的阿谀奉承、百依百顺视为忠诚，而把那些敢于为百姓和国家而犯颜直谏的诤臣视为大逆不道，以至于忠奸不分，既危害国家，也祸及自身。奸佞小人得志，正人君子受害，这是任何朝代逃不过历史周期的关键所在。

在当代，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为民所赋。因此，我们的官员理应忠于人民，忠于国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官员讲究“跟对人”，即对个别领导极为忠诚，唯其马首是瞻；而某些领导也热衷于拉帮结派，垂青于对自己忠诚的人，把“公仆”变成“私仆”。这不仅违反政治纪律，也有悖于公正原则。实际上，凡是以谋取私利而搞小圈子的人，很难得到自己想要的忠诚，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忠诚。利益均沾的时候，无疑皆大欢喜，额手称庆；如果摊上事情或情况变化，很可能相互拆台甚至构陷出卖。权力这东西，得好生使用，否则坑人害己。

——原载2015年第8期《月读》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