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区，一个本来对大多数人来说非常陌生的地名，因为8月初的一篇“世界上最悲伤的小学作文”而迅速被社会认知。

单单就从这篇稚嫩的小学生作文《泪》的几百字内容看，就可以知道作者苦依五木的家庭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之下。但是相比较其他年纪更大，失去受教育机会的凉山彝族成年或者未成年人，苦依五木的依然保留未来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在过去几年里，通过在凉山的公益组织的工作，确实有一部分儿童获得了较为良好的教育。

通常，我们对改变了自己原有人生轨迹贫困山区青年用这样一个短句来形容这个过程，“走出了大山”。这句话不仅告诉了我们一个孩子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励志故事，而且也透露了这样的一个事实，这部分青年在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以后，往往选择离开。

在凉山的公益组织似乎在循环往复的重复这样的工作，这也是当下公益活动最流行的逻辑和方法。选择培养出一小部分儿童，送出大山，留下大部分人。这一大部分人继续生育，继续从中挑选一部分人送出大山。似乎在扶贫之路上，这样做还不够，当地没有形成良好的人才反馈机制，也没有形成有效的工作机会以吸引受教育的本地青年回归，大凉山地区的经济状况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境地。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下辖17县市，而经济发展情况几乎是两重天地。安宁河谷地区，特别是西昌市、冕宁县、德昌县、会理县等，工业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各民族的教育水平基本与内地中等县相当，西昌市的发展水平甚至高于内地不少中等水平县或县级市。而老九县地区，特别是昭觉、布拖、普格、美姑等县，社会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内地的水平，甚至在西部地区都是极为落后的。民众的主要收入是农牧业生产成果，不仅产量低，受自然条件制约明显，而且货币化程度更低。有些乡村刚好达到温饱甚至温饱都是问题。

在公益组织和政府救济没有广泛开展之前，没有鞋穿、没有裤子穿的小孩不算罕见，服装严重不足，长年没有新衣。很多成年男子的主要御寒服装就是一件长年穿着的羊毛织披毡。民众主要食物是土豆或荞麦，部分地区也出产玉米，很多地区蔬菜和动物蛋白的摄入严重不足。卫生及医疗条件极差，产妇及新生儿死亡率远远高于内地和西昌等地。人畜混居、半混居(同楼不同房)的情况十分普遍。

从数据上来看，老九县地区的人均GDP多在10000元人民币以下，其中最低的召觉县2013年人均GDP仅有5876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中国1995年人均GDP为5045元人民币，上海市1988年人均GDP为5080元，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与昭觉县目前的人均GDP水平相当。如果要考虑进通货膨胀的因素，那么昭觉县目前的人均GDP大致与80年代末的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这就意味着，同处在一个国家，但是昭觉县的经济水平落后于中国整体水平近30年，落后于上海近40年。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些地区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2007年，凉山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口高达1.3万多人，检测出HIV感染者已超过6000例，似乎，凉山还成为了毒品和艾滋病的高发地。

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凉山几乎是中国NGO去得最多，也是公益资源最多的地区之一。在凉山，有凉山州关心下一代基金会、凉山州教育基金会、凉山汉达社工服务中心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等等多家对口支持关注凉山地区的基金会。同时，一些大型的基金会，譬如中华红丝带基金会、索玛慈善基金会等对凉山医疗、教育的捐助力度也非常大。

据《公益时报》2015年4月报道，中华红丝带基金目前在凉山州共捐建了50多个村卫生室，每个造价10万元，包括一间诊室，一间注射输液室，一间医务人员工作室和卫生间，截至2013年底投入530万。另外，在不定期举行的慈善拍卖会上，基金会入账几百万是常事。同时，官方数据显示国家在2010年～2013年间，仅在凉山10个扶贫项目中就投入了83.65亿人民币。

而来自凉山州教育局的数据显示，凉山州教育投入连年递增，一路攀升。2011年至2013年，分别达到49.5213亿元、66.0375亿元、70.8406亿元。凉山州政府2012年的报告显示，当地在2007～2012年这5年来累积投入276.5亿元改善民生。

在这么大的投入以及20年的持续扶贫之下，为什么大凉山地区仍然处于普遍贫困的状态?我们都知道教育是根本性的问题，但是似乎仅仅重复之前的教育扶持模式，往往只能够实现少数人命运的改变，本地区的经济状况似乎处在恶性循环的轨道上。

对于没能或者还未“走出大山”的居民，凉山州和各路公益组织有大量的直接援助行为。就政府角度来说，每年凉山州政府都会直接向大凉山地区的居民提供救济金，这些款项会直接以现金的方式送到贫困居民收上。同时，大量的公益组织也向大量本地居民提供了为数可观的善款。

那么，这种方法对于扶贫就真的有效吗，我们来分析一下。

假设政府和公益组织为一个居民提供了每个月1000元的补助，这是在该居民不付出劳动的情况下获得的。如果，现在这个居民力图摆脱这种被救济的局面，那么他会试图去市场中寻找一份工作来获得收入(同时假设如果有工作政府和公益组织就会完全停止救济)。

如果这个居民所提供的劳动在市场上的价格，也就是他所拿到的工资低于1000元，那么对于这个居民来说，放弃救济和大量的闲暇时间来工作，所能获得的收入却不能比政府和公益组织直接方法的救济金多，这样的行为显然是不划算的。

如果所获得的工资高于1000元呢，他仍然不一定有足够的动力去放弃救济寻找工作。因为单纯凭借救济来生活的话，他可以将所有时间都用来休息放松，但是如果工作的话，那么他牺牲的这一部分闲暇时光也要算作他暗自计算的成本里去。那么即使其工资多于1000元，还要看比1000元多的那一部分，能否能够弥补放弃闲暇时光所给他带来的损失，这成为他是选择继续接受救济还是自己工作的考量标准。

如果超过1000元的部分高于他所认为的放弃闲暇时光所带来的损失，那么他会选择自己工作而放弃接受救济。反之，则仍然会继续接受救济而不工作。

按照上述的经济学逻辑，我们来看看现实当中大凉山地区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因为教育资源和职业培训的相对缺乏，当地大部分居民往往只能从事最简单的非技术性体力劳动，因而他们在市场中提供的劳动往往不能获得很高的回报，甚至低于他们坐地收到的救济金。所以，凉山的彝族居民也并不是天生懒惰，而是在这样一种下意识的考量下，认为接受救济反而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好处，从而放弃自主工作。

那为什么这些钱又会花在吸毒、酗酒和性交易上呢?

是因为钱太多了，却还又不够多。

我们来考量一下，这笔钱到了当地居民的手上，会有哪些消费选择。实际上囿于过往窘迫的生活所延续的消费习惯，当地人的消费需求在量和层次上是比较低的，因此你不会见到有人把救济金储蓄下来购买iPhone 6，也不会在温饱过后马上要求吃鱼翅捞饭，因为这档商品并不在当地人的“消费视野”之中。

因此，当地居民的消费倾向比较原始，主要还是满足自己生理和安全需要。满足家庭的温饱，添置必要的衣物(现在往往有人捐赠)之后，在衣食住行这方面的需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在这过后，却往往还剩下来一部分钱，这就是钱太多了。

酒精、毒品和性服务虽然较为昂贵，却实际上还是和衣食住行一样是满足较低层次需求的商品，所以在余下资金的消费选择当中，这些商品成了潜在的消费目标。

然而为什么说钱还不够多呢?因为对于拥有这部分资金的家庭来说，教育又是一种较高层次又较为昂贵的商品。如果无法由公益组织为家庭子女提供教育，而且在当地辍学情况普遍的社会背景下，教育成为其无法承担而且超越其消费需求层次的商品。而且，这笔钱往往也不足以进行投资生产，所以，当地居民会很容易放弃把钱用在教育和生产投资的念头。

大凉山地区的家庭普遍较为传统，主要由男人来掌握家庭的资金。酒精、毒品都带有社交性质的，而在比较传统的地区，男人在社交生活中扮演较为主要的角色，同时，工作的缺失又让这部分劳动力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来进行消遣娱乐。因此，毒品、酒精在掌握家庭资金的成员中流行开来，不免占据了一部分的家庭支出。性商品就不必再过多赘述了。

其实只要能够掌握援助资金的使用权，甚至并不一定是一家之主的成年男人就会将钱花在这些方面。据悉，某知名NGO在大别山给贫困中学生发钱，三年后当地出现一个红灯区，客户居然主要是这些中学生，消息一出让人惊诧不已。

因此，扶贫，该如何是好?

我们不是说政府和公益组织应该停止对居民的救济，也不是否定教育扶贫的逻辑，而是说应当谨慎度量这个救济的幅度和着重提升本地的经济竞争力。在提供技能培训的同时，保证救济金不要高于当地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价格，让当地的劳动力有动力去自主工作，摆脱政府和公益组织一味的输血。

另外，这笔救济金也需要把握在满足其家庭最基本需求的水平上，避免将救济金用来吸毒、酗酒和寻求性服务上。当然在同时，也要加强对毒品、滥交、酗酒的危害的宣传和基础教育的提供。

当然，一个地区的扶贫工作在实际情况远远比我们理论上分析的要复杂，与民族政策、自然条件以及政府贪腐等问题都有相关性。本文主要针对政府和公益组织所提供的救济金的发放是否科学进行分析，进而探讨一点救济金发放的方式方法，以帮助机构组织达到今后有效扶贫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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