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假我刚完成一个扶贫调研的课题，今天要讲讲调研的感受。田野研究方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讨论的阶段我们再谈。我先讲讲扶贫的背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中国的扶贫工作，在2015年前后有很大转变。2015年前，扶贫是一个常规工作，每个省、每个县都有扶贫办，做一些常规的扶贫工作。2015年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现出了扶贫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是有很多具体内涵的。我们政府现在把扶贫工作叫做“脱贫攻坚战”，把它看作一场“战役”，战役的意思就是不能讲条件、不能怕吃苦，轻伤不下火线，人人都得上，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口号，是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的国情联系在一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大家也有所了解，国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大力推动，有各种监督检查，很多官员落马。2014年底开始，实行农村贫困户的建档立卡制度，力图推动精准扶贫。国家扶贫办在全国各地选择了一些实行“定点观测”的贫困村，大概每个省有5、6个村，不断会派人去，考察、追踪这些村发生的变化，去做典型调查。

我和我的学生们今年夏天去了这其中九个省的45个村，九个省在华北是河北、山东、河南，在中南是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在西南是云南、贵州，大部分都是我们所说的“中西部”地区，尤以中部地区为多。这些地方发生的贫困很有典型性。我们在每个省大概跑了五个村左右，每个村都写了调查报告。去了以后有了一些感受、发现、想法，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广土众民，就是说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民，呈现出非常不同的样貌。这是我们去发现、研究中国社会时最需要注意的，不能一下就出结论。中国很大，不同的地区有很不同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我喜欢分成四大区，安徽、江西中部往西，到四川云南，叫做“吃辣区”；安徽江西中部往东，从江苏南部沿海一直到广东，叫做“吃甜区”，华北、东北诸省叫做“吃面区”，大西北包括内蒙、新疆、甘肃、青海、西藏叫做“吃羊区”。这个分法，看上去逻辑混乱，其实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例如陕西省处于吃辣区、吃面区和吃羊区的交界地带，所以关中一带的人就既吃羊、又吃面、又吃辣，羊肉泡馍臊子面之类的东西就是典型。

在这么大的国家，我国中央政府的政策，既要求各地领会政策的精神和意图，又不能“一刀切”，层层下达时，要“因地制宜”。至于怎么因地制宜，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国家大了、层次多了，很多事情就很不好办、不容易办好。你们以后做的调查越多，这个体会就越深。我们夏天做的这个田野调查，因为时间短、任务重，所以其实是走马观花式的调查。田野调查可以分两类，一类是蹲点式的，很多人类学的调查都是这样；一类是走马观花式的，这类调查社会学居多。像费孝通先生晚年做的，基本都是后者。两种调查分别有其特点，适用于不同问题。方法本身没有优劣之分，主要看人怎么运用。这背后大家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我这次的调查主要是调查一个村庄是一步步怎么脱贫的。我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入手的。这四个方面包括（1）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2）产业，（3）内生动力，（4）扶贫工作和扶贫机制，大部分村庄脱贫都是靠这四个方面中的一个或多个。今天时间有限，我主要谈一下产业问题。

各地的情况很不同，当然这几个区从表面上看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这次调查主要涉及华北的吃面区和中南部的吃辣区。华北平原上，除了庄稼没有别的，自然资源比较贫乏。路修得很好，很容易修，因为大部分都是平原。到了吃辣区，情况就完全不同。修一条高速，基本上没有一里路是修在平地上的，不是穿山就是架桥，都是高桥深洞，是非常困难的。吃辣区的贫困，有一些共同特点。很多村子不是因为没有东西，而是因为交通不好。交通不好和穷联系在一起，是说有很多东西，却没办法变成钱，有人管这个叫做“富饶的贫困”。我在湘赣交界浏阳的一个贫困村，那里每家都有一座山，上面长满了竹林，但是没有路，扛一根竹子下山就得大半天的时间，一根竹子卖15块钱。现在路修好了，农民在家里坐着，雇人砍竹子运竹子下山，每根竹子就能赚10块钱。这就叫“搞活”。其实到了河北就不一样，路早都修好了，但是没有这类资源。大家研究中国社会，千万不能武断地说，要是这样或者那样就一定会好。路、水、电、网是很重要的，在某些地区尤其重要。这种基础设施，和人员、信息交流也息息相关，没有交流，不但会有资源的封闭，还会导致观念的封闭。我们去怒江流域的村庄，有个村子一个打工者都没有，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因为不通信号，也看不到电视。路水电网这些基础设施的问题，也涉及到返乡的问题。这个就不细讲了。

我特别关注的问题其实是产业扶贫的问题：一个地区要脱贫，必须有产业。没有产业，扶贫很难成功。扶贫扶贫，你把他扶起来，他要能自己往前走。不能你一离开他就倒了。产业问题很复杂，大有门道。我们说的产业是什么产业呢？乡村产业，这个和大家说的金融业、工业、制造业完全不同。农村的复杂性和城市的复杂性完全不同。城市的复杂性是极强的异质性，大家学点社会学都知道，叫做有机团结。农村由于更加亲近自然，所以它的复杂性表现为多样性，表现为各种东西的非标准化。我们说农村的产业，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服务业、旅游业，这五大产业，每一类产业都很不一样。我把旅游业单独归为一类是因为它很特别，跟开饭馆、开酒店不一样。这五大产业，每一类又都很多样化，比如种植业，种小麦还是烟草，玉米还是草莓，每一种的做法都是不一样的。我并不是在农村长大的，很多农村和农业的知识都是在农村调查中学到的。我前几年去恩施调研的时候，有个村子种烟草，农民告诉我烟叶分五十多个等级，农民最关心的，是烟草的质量，这个和卖多少钱有关系。种烟草和种小麦水稻不一样，很麻烦，跟养宠物差不多。如果你看到烟草地旁边种了玉米，就说明这两家关系一定不好。因为烟草最怕玉米，玉米一扬花，花粉落到烟上，烟叶质量就下降。一个农民讨厌他的邻居，他的办法就是在他烟草地旁边种玉米。这种社会关系，你不去做调查，不去了解一些“地方性知识”，你是不可能知道的。

乡村产业要搞成功，需要各种复杂的条件，而不同的地方也很不同，不好轻易说“规律”二字。做调查总结发现，就像爬台阶一样，要慢慢一级一级往上升，每上升一步，都需要有特别强的根据。不能有一点发现，就说“我发现了什么规律”，这是很愚蠢的。比如我们这次去河北阜平县的顾家台村、骆驼湾村，是习主席去过的村，在太行山麓，是华北平原上五台山的关口。这两个村以前很穷，后来搞了几种产业，什么核桃大枣，都不成功。从前年这个地方的县政府开始在全县范围内搞香菇，是靠所谓“政府主导、企业带动、村民参与”的模式。政府融资平台出一部分资金，企业负责投资高级大棚，每个棚造价几十万，大棚里种香菇，农民承包大棚种香菇。结果这个产业搞得很成功。根据我们的研究，并不能简单地说这是因为政府力度大、企业参与性高等等因素，其实关键的因素是隐藏的，我们认为是解决了比较关键的“产业扎根”的问题。但是这种模式也不能说百试百灵，放到其他地方就不一定成功。我后面会讲到“扎根”的问题。

我重点讲讲吃辣区的产业，它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环境很有特点。吃辣区在地理上有一条主轴线，就是武陵山脉。最高的山纵贯鄂西、湘西、渝东，一直到贵州云南，向两侧延伸都是丘陵。在吃辣区，每个村的自然形态都是差不多的，我总结了四个字，叫做“田、土、山、林”。村子一般坐落在山脚或半山腰，沟谷里有河，两侧是稻田；山腰缓坡是旱地，农民叫做“土”，然后再往上就是山，山上有竹林、经济林或次生林。很多村子都有“七山二土一分田”、“八山一土一分田”的说法。这个地方的经济模式，也是很雷同，以前是一种典型的自然经济模式。田里种稻子，土里种玉米、红薯、洋芋，家里养两头猪，玉米红薯用来喂猪，过年杀一头卖一头，杀的一头做成腊肉吃一年，卖的一头作为未来一年的现金来源。这个模式我管它叫“人吃水稻、猪吃玉米、人吃猪”的种、养模式。传统的这种模式，是一种非货币经济，基本不需要现金。这是典型的传统农家经济的形式。它需要现金，但是需要的不是很多，靠卖一头猪应付现金来往。红白喜事，事实上相当于“农家银行”，你办喜事我把钱给你了，不是就给你了，下次我办喜事，你再把钱给我。红白喜事的一个功能就是凑钱办事。所以，传统农家经济的主要形式就是种和养。最近二十多年来，传统经济形式被打破，新的形式出现——就是外出打工。一个农村的家庭，有其固定的生命周期。孩子小的时候，干活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孩子长大了，干活的人多，吃饭的人少。孩子长大了要分家，劳动力又少了。在打工时代，在二十几岁，农民不是在家种地，而是外出打工。这对农业生活和农民生活都有极大的影响。如果家里没人出去打工，因为各种原因出不去，这个家庭就不能走出老旧的经济循环，其抗风险能力就很差。只要有人生病、小孩学费稍微高一点，就容易陷入贫困。你们会发现，打工这件事情，对农民有多大的意义。现在农民工接近三个亿，农民工问题，是社会学用力特别大在研究的。总结一下吃辣区的自然经济形态，可以概括为以上八个字，自然就是田、土、山林，经济就是种、养、打工，统统都是以家庭为基本的单位。

吃辣区的产业可以分为“常规产业”和“特种产业”两大类。之所以叫做“常规”，是因为在这些地区，因为其自然环境，就只能发展这个。不能因为觉得它“好”，就大力发展某某产业。农村的产业，很多时候自然环境决定的。比如你去吃辣区的很多村庄，都会发现一些相同的产业，比如种烟种茶、养羊养蜂。比如养羊养蜂，你去大部分村里都会看到，但是规模都不大。如果你觉得养的好就应该大力发展，这个就不行。羊需要放养，蜜蜂需要到处飞着采花，但是它们有个供养半径的问题。一个村子不论谁养，超过三十箱蜂，就没有地方采蜜了。你去调研，就会知道，什么东西能稍微搞一搞，什么东西能大力搞，什么东西不能搞。还有更复杂的问题：谁来搞，怎么搞，钱从哪来。这是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很不一样的地方。

发展产业，要有规模和有效益地发展，就是发展“特种种养业”，很多是具备规模效益的产业。但是究竟能不能成、农民能不能受益，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费先生说，农村的工业是从“农业里长出来的”，和一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和传统经济有着很强的联系。如果搞一些“飞来”的产业，就要解决好适应性的问题。比如我们去湖南一个村子推广种杭白菊。其实从自然条件上说，杭白菊是很适应这个地区的，我们去了他们就是拿这个给我们喝，特别好喝。但是农民不爱种，主要是嫌麻烦。三四月种，十月才收，还离不开人。菊花收获的时候也难收，其实要等到它全开的时候摘就晚了。有的时候要天不亮就去摘。那么这是不是说明农民很懒？大家做田野调查，和考古一样，是一层一层的。你要一层一层挖，不能从表面看问题，不能说“就是农民太懒了”。菊花太粘人，农民其实很忙，不种菊花是有其道理的。贫困的农民，家里有更麻烦的事情。他之所以没出去打工，可能就是因为家里有卧床的老人。既然不能出去打工，他在就种不了菊花，这是一个道理，他只能种水稻，因为水稻不用天天去弄。我说的“适应性”，指的是产业要在这个地方活下来，不是说水土适合、适应这里的水土就行，还是要适应这里的“乡土”。“适应性”就是要有“乡土性”，这是个非常有社会学味道的大问题。很多人不懂社会学，就是会算数、会算账，其实越算越吃亏。现在有很多资本家，从村里包了很多地——反正村里地便宜——看到什么赚钱就大规模种什么，其实最终很难转到钱。不能只算经济账。

有人讲发展经济学中的“雁行”理论，认为沿海的工业可以往内地搬。这是非常教条的。其实搬到内地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很多都赚不到钱。因为内地的劳动力成本，比东部还高。像样的劳动力都走了。什么叫“像样”、“不像样”？我们在河北阜平县一个贫困村做调查，那里有个箱包车间，组织留在村里的妇女缝箱包，一天60块钱。这对贫困村来说是很好的收入机会了。但是这个厂子两年了都挣不到钱，搞到现在才勉强持平，不赔不赚。它遇到的问题是，这些妇女劳动力“不像样”，干着活，突然说要回家做饭看孩子，说走就走。做箱包都是流水线，一环断了就很麻烦。农民都是说走就走。问题是很复杂的。她在厂子里不是个好“工人”、“劳动力”，但是她在村里是个好“媳妇”、好“妈妈”。因为厂子已经在这个村投了资了，所以只能继续干，也不能说搬走就搬走。这才是农村产业的实际情况。松散式管理、或者所谓的人性化管理，是中国乡村企业的常见管理模式，因为它的管理对象，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里标准意义上的labor。我们对劳动力的定义，是个体化、理性化、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但是农民不是这样。你罚了一个妇女，她觉得非常丢人，哭了一场，走人了。不光自己走，还带着她的姐妹都走了。不能说他们素质低、人品差——要面子的人，人品都不会差到哪去。只是咱们用的标准，和农民的标准不太一样。

再讲个故事，湖南永州的一个贫困村。一个本县的商人，付给农民流转费，包了1000多亩土地，大规模地种水蜜桃。水蜜桃，前期投入很大，三年以后才有回报，所谓“桃三杏四”。这个是扶贫的模范做法，不但付给农民流转费，而且还给农民创造了大量在桃园里工作的机会，都会付给农民工钱。农民自己没有资本，种不了桃，现在资本家来，资本和劳动相结合，一举两得，不是很好嘛？但实际情况可不是这么简单。大家要注意，你们以后去田野，才开始看到的东西都只能算是了解情况，不能算是调查。你要和他谈到一定程度，一个障碍被打破了，才能进入他的真实状况中。我和那个商人老板的谈话一开始是他下乡扶贫的自我表彰会，后来才变成了他的诉苦会。以前我做资本下乡研究的时候就观察到这个问题，各地都在“筑巢引凤”，你持资待投的时候，就是凤凰，飞来飞去到处考察，很爽。一旦你找到地方投了资，就不是凤凰了，就变成狗，地方就在“关门打狗”，反正你也走不了了。那位种桃的老板，今年是种桃的第三年，桃树试果，挂果50万斤，应该有点儿收益吧？结果呢，三分之一掉地上了，三分之一被偷了，只收了三分之一，还都是被偷剩下的。这就是适应性的问题，也可以叫做“乡土扎根”的问题。扎根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的社会结构是非常严密的，外来的人、外来的东西，要怎么扎根，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产业扶贫是扶贫的关键问题，但是真正做的好的、做的长的少，很多都是一哄而上、一哄而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只算经济账，眼睛里没有“人”、没有 “农民”。如果你不用当地的农民，你用外地人、你用机器人，则另当别论。但农业生产就是有一些特别的困难，是很容易偷懒磨洋工，是很难监督的。这个不像在工厂里，弄个车间主任，再安些摄像头，谁偷懒扣谁奖金，你能在你的田里处处安上摄像头吗？所以说，扶贫最关键的问题，既不是设施、也不是资金，是人的问题。发展好产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能人返乡——这些事，靠外人做不好，靠自己的不行的人也做不好。农村的人才和产业发展互为因果，这是非常重要的道理，应该大讲特讲。

另外，扶贫工作和扶贫机制也很重要。此次调研，最深的感受，是一些此前没有的体验。我之前不懂所谓“脱贫攻坚战”是什么意思。看上去形式化的东西特别多，给你们这些外人看的，都是一套套完备的表格、材料、文件。因为不停地有人来视察，有人来督导。扶贫形式化的问题，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很多吐槽。其实硬把干部派下去驻村，就是很形式化的事情。但是吐槽这些形式化问题，要有限度，因为事情本身比你想象得复杂。你下了现场，和扶贫干部聊多了，他们就会和你聊特别多的事。硬把干部派下来，其实他们自己也未必愿意，心里未必安稳。这是一个问题。我认识了一个干部，他的孩子明年就要高考了，他却只能在这个村里坐着，心里已经长了草了。但是他仍然做了很多好事，还不是他自己说的，是他的扶贫对象说的。他的扶贫对象的孩子生病了，医生都是他帮忙托关系找的——农村社会，农民最缺的就是关系。我是说，他做的这些东西，很多扶贫干部做的一些实际的好事，不能被埋没掉。很多人用形式主义这样一句话就否定了他们辛辛苦苦的工作。形式化的东西也有两面性，即使你不想去，但是你被强迫去了，然后你看到了贫困户的情况，心有不忍，就做了事情，这就是“真心”帮扶。真心帮扶，最重要的不是帮扶，而是真心。你只要是真心，对方就能感受得到。社会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关注心与心的感通。对别人的真心，你不用很聪明就能感受得到，有的时候你反而因为太聪明——太精明了而感受不到、不相信，那你说你到底是真聪明还是真傻。

本文为作者在2018年11月16日在北京大学交流会上的发言，原发布于“北大社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