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般不买选本，而喜欢买全集。一是从研究历史的角度说，资料越丰富越好；二是选注本质量多不太高，往往是图方便，随意选的，你想看的，它不见得选，你不想看的，它倒选了许多；注释多半是词典的转移，对我这个爱查词典的人来说，没有多大的利用价值。钱锺书《宋诗选注》，久闻大名，但从来不曾想到要买它。近年来，这本书实在叫得太响了，在同类书中，它大概是发行次数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了，偶去书店见了，下决心买一本。回家看了看，果然与众不同。其序就是一篇研究宋诗的好文章。此书是作者下了两年工夫看了许多原始材料之后精选而成的，与世上拼凑之作大不相同。它有自己的风格，所选80人的小传、诗的注释均不受题材拘束，也没有统一的格式，随意地谈开去。如小传不像一般人只说简历，他要说些别的，在徐玑传中讥讽叶适不善写诗犹如不善飞的鸵鸟，韩驹传里说苏辙有爱给人戴高帽子的毛病。如注释，往往涉及古今中外相关的或者不甚相关的内容。他善于联想，又有生动的比喻，有时辛辣，甚至有些滑稽。做学问累了，看一下它，是最佳的调节。于是，我把它放在案头，有空经常翻阅。翻多了，渐渐发现其中有作者难言的苦衷，也有他自己未必看得清的缺陷。
一、钱锺书选注宋诗的苦衷
1988年钱锺书为香港版《宋诗选注》写了个前言，特别耐人寻味，其中写道：“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又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能选的倒选进去了。”“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它当初不够趋时，但终免不了也付出趋时的代价——过时。”他自己说受时代的影响，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想法编，但又不甘心完全按他人的口径说话，因而时时表现个性。现在再版，他不想再作加工，说：“我不想学摇身一变的魔术或自我整容的手术，所以这本书的序和选目一仍其旧，作为当时气候的原来物证。”说到这里，就打住了。我说：钱先生显然是想错了，“原来”只有和现在作比较，才能看出它的特点来，只有看出时代的特点才能作为物证。这就是说，要么钱先生说清楚：到底哪些地方受时代的影响，作了自己不想做的事？又在哪些地方说了自己想说的话？这样，读者才能知道，在那个时代，一个真正的文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被扭曲了，又在多大程度上坚持了自己的个性。要么按自己的意图写出新的本子，让两个本子同时流传，读者可以从两者的比较中看出当年的学术状况。可惜，他去世了，这一意见已无法面陈，他在上面说的那些话成了难解的谜。现在可以做的，只能是猜谜了，我乐意试着猜一猜这个谜底。五十年代，我已上了大学，感受过当时的气氛，我想多少会猜中一点，现在不猜，后几代人去猜，那恐怕就会难似哥德巴赫猜想了。
哪些地方受时代的影响，作了自己不想做的事呢？这大概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书出版于1958年。那是左的时代，阶级斗争为纲，只能讲阶级压迫、斗争，不敢谈爱情。所选诗中不见情意绵绵的爱情诗，极大多数是提示农民受苦受难的诗、反映爱国主义的诗。
那时代，毛泽东的指示是神圣的，不能不引的，所以引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
宋代理学家是挨批评的对象，是不能选的，因而朱熹等人的作品一概不选。
那时代是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僧、道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的作品当然都不予收入。
哪些地方说了自己想说的话？
序的第一段里引了毛泽东的话，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7页）几乎将宋人诗全盘否定。引这段话只表明他尊重最高领导人的指示，但并不表示他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他还是要说自己的话。第二段里笔锋一转，说：“批评该有分寸，不要失掉了适当的比例感。假如宋诗不好，就不用选它。”“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10页）注意，“整个说来”四个字，不是非常鲜明地表示他并不同意宋人多数诗“味同嚼蜡”的提法吗？他在所选的80位宋人数百首诗的注释中，时时发出赞美形象思维的声音！如苏轼小传中称：“他有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61页）梅尧臣《田家》注：“这首诗借用两个古人的名句……梅尧臣把他们的话合在一起来写农民的贫困，仿佛移花接木似的，产生了一个新的形象。”（15页）这不是称道他不但有形象思维，而且有创造性的形象思维吗？连名声不算太大的刘子翚，“也能够用鲜明的比喻，使抽象的东西有了形象”。（153页）则懂形象思维的人恐怕不能说非常少吧！宋代刘克庄的《筑城行》比唐代的张籍《筑城曲》、曹邺的《筑城》“写得醒豁透澈”。（252页）郑文宝《柳枝词》，注：“这首诗很像唐朝韦庄的《古别离》……但是，第三第四句那种写法，比韦庄的后半首新鲜深细的多了”（4页），这不是说宋人并没有与唐诗唱反调，而是认认真真的学唐诗、甚至还超越了某些著名的唐诗吗？
王安石是解放后被捧得非常高的历史人物，有的宋史专家甚至按照现代路线斗争模式，将他树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有不同意见的司马光为保守派，定为错误路线的代表，学术界谁敢说王安石一个不字，那就是立场站到保守派、错误路线去了。然而，这本书在肯定王安石文学成就的同时，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41页）敢说这样的话，在当时需有很大的勇气。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长期以来被视为讲究修辞的范例，而钱锺书举例说明“绿”字这种用法，早在唐诗中已经多次出现，并非王的新创。
在哲学史里被定为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叶适，是被充分肯定的人物，要跟形势，就应当收，但他偏偏不收，还说了一通“语气不贯，意思不达”彻底否定的话，不过不在显眼的序里，而是夹在徐玑的小传中。这大概就是他“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之处吧！
二、钱锺书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
香港版前言之末还说到另一个问题：“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他在补注中列出了别人给他指正的问题，共16条。但仔细一看，这都是小缺点，恐怕够不上他所说的“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那么，这“缺陷和偏狭”究竟表现在哪里？他没有说，我想只是他自己估计有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找到，要是找到，他早就改了。这里拟作一下探讨，我想还是很有意思的。
先说缺陷，我以为作者主要的缺陷在于历史素养有欠缺，不太懂考据。他很重视历史，常从历史角度去谈诗中存在的问题，但又常常出错。如序（6页）中有一大段文字批评宋诗不敢反映农民起义问题，说：“宋代的五七言诗虽然真实反映了历史和社会，却没有全部反映出来。……譬如后世传扬的宋江聚义那件事，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后世的士大夫在咏梁山泊事件的诗里会说官也不好，民也不好，各打五十板；北宋的士大夫亲身感到阶级利益受到了威胁，连这一点点公道话似乎都不肯讲……在北宋诗里出现的梁山泊只是宋江的替天行道以前的梁山泊，是个风光明秀的地区，不像元明以来的诗里是好汉们一度风云聚会的地盘。”这一评论对宋代士大夫来说实在是太冤枉了，在这里，钱先生犯了两大错误，一、将历史上的宋江和小说中的宋江混为一谈了。历史上的宋江只是个游寇，在河北、山东、苏北一带打游击，被称为淮南盗①、京东贼②、河北剧贼③，最后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战败投降④。根本没有在梁山泊活动的任何记载，更没有将梁山泊作为起义的根据地，北宋和南宋早期的所有材料，都可证明这一点。至于元、明人将宋江和梁山泊联系起来，那是受小说影响的结果。既然宋江没有在梁山泊扎根，怎么能要求宋代士大夫凭空将梁山泊与宋江联系起来呢？二、如果稍微深入了解一下宋代的历史，就会看到，宋代实行的是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士大夫是最敢讲话的，宋徽宗招降宋江，李若水就不客气地写了一首《捕盗偶成》的诗，云：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啖此曹无乃错。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不如下诏省科繇，彼自归来守条约。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⑤
这里，公开批评朝廷招降宋江的政策“错”了，作者自知是“狂词”，偏要一吐为快，可见宋士大夫并非是不敢说“一点点公道话”的胆小鬼。钱说“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宋江之事，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严羽的《有感》：“误喜残胡灭，那知患更长……巴蜀连年哭，江淮几郡疮。襄阳根本地，回首一悲伤。”文中作了很长的注，其中说首句指端平元年(1234)宋与蒙灭金事，是对的。但解释后几句，是指宝祐六年(1258)至开庆元年(1259)蒙古攻四川、湖北等地，咸淳三年(1267)围襄阳，则全然错了。而由此判断：“这些诗大约是咸淳三年以后所作。”（268页）更是错上加错了。其实，只要查一下《宋史》卷42《理宗本纪》就可以知道，后几句是指：端平二年(1235)元兵对宋发动全面进攻，矛头指向四川、京湖，次年，襄阳主将王旻降蒙，文州、成都均被攻占。嘉熙三年(1239)宋军收复襄阳。《有感》的第二首“闻道单于使，年来入国频。圣朝思息战，异域请和亲。”是指端平元年以来7年中，蒙古派使者至宋5次，宋派使者至元3次。从诗的内容看，应作于襄阳被占之后至收复之前，双方边和边战之时。如作于咸淳三年以后，其时宋想议和，而元就是要宋投降，已不存在双方议和的可能了。
152页说：“北宋中叶以后，道学家的声势愈来愈浩大。”其实，道学家的主将二程，主要活动时期是在北宋晚期，那时王安石的新学是主体，洛学是受压的，他们的影响还很小，根本不存在“声势愈来愈浩大”的事实。他们的话也很少有人听，说他们的话“变成了成文的法律，吓得人家作不成诗文”。（151页）纯属想当然之词。南宋中期，道学家领军人物朱熹备受压制，道学家们被打成庆元逆党，处境非常艰难，怎么反倒“吓得人家作不成诗文”？事实上，道学到南宋晚期理宗时才取得正统地位。
要正确认识宋代诗人的作品，必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必须弄清诗人的生卒年，然后按其年代先后排列，便于看出时代的特点。这些道理，我想，钱先生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本书大体是在按诗人年代先后编排的，只是这方面钱先生实在太不肯下工夫了，书中至少存在下述三个问题。
1.次序先后颠倒者甚多。如欧阳修应移苏舜钦前，黄庭坚应移秦观前，陈师道应移张耒前，洪炎、江端友应移徐俯前，宗泽应移贺铸前，汪藻应移韩驹前，朱弁应移陈与义前，周紫芝应移曾几前，陆游应移杨万里前等。
2.是书在介绍诗人时常说作者的“生年死年不详”。其实有不少是不难考知的，如吕南公(1047～1086)，晁端友(1029～1075)，洪炎(1074～1133)，江端友(1074～1134)，韩驹(1080～1145)，赵师秀(1170～1219)，华岳(?～1221)，高翥(1170～1241)，萧立之(1203～?)等。
3.不愿考证年代，都爱作时代的比附。如秦观小传中云：“晁补之和同时的徐积、郭祥正也许是欧阳修、苏轼以后仅有的向李白学习的北宋诗人。”（页76）这句话犯了时代先后混淆的错误。徐积比苏轼大9岁、郭祥正比苏轼大2岁，怎么能说他们是“苏轼以后”的人呢？这几个人的年龄，其先后顺序是：欧阳修(1007～1072)、徐积(1028～1103)、郭祥正(1035～1113)、苏轼(1037～1021)、晁补之(1053～1110)。
对作品缺乏必要的考辨。如王安石的《夜直》（49页），作者是否王安石，宋人已有异议。周紫芝《竹坡诗话》认为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所作，证据应该说是充实的，这是王安国的孙女婿沈彦述亲口对他说的，而沈看到过手稿。钱锺书认真读过《竹坡诗话》，这条材料应当见过，如可信，应改正，如不可从，也该作考辨，然而一句也未提及，就直接定为王安石的作品了。
页157说：“宋无名氏《李师师外传》说汴梁城破以后，她不肯屈身金人……”，据我考证，此《外传》乃是清顺治年间的作品，其本意是痛斥明代贪官葬送了大好河山，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如宋代一个妓女。用这样一个经过创造加工的艺术形象，来论定真实的历史人物，离真理就太远了。
有的注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如页6说：三馆指昭文、国史、集贤。按：宋代根本没有“国史馆”之称，“国史”乃“史馆”之误。
对版本不甚留意。如147页吴涛诗，选自吴沆的《环溪诗话》，没有题目，只好写了个“绝句”代题。其实《宋诗拾遗》卷15中选了此诗，题为《暮春》。
最后，说一下他的“偏狭”。
书中对道学家哲理诗是全盘否定的，这既有时代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他的“偏狭”。人们经常引用的朱熹的哲理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就是公认的好诗。书中既不选，也不提，干脆悄悄地回避了。文天祥的《正气歌》，按照他的评判标准是完全符合的，却偏说它艺术性不够，也许是因为它反映了理学家思想最高境界？此外，书中对妇女的作品均不取，难道她们没有一首好诗？这是“偏狭”，还是别有原因？不得而知了。
韩驹小传中说“苏辙动不动把人比作储光羲，也许这是一顶照例的高帽子，并非量了韩驹的脑瓜的尺寸定做的”。（页114）在现在民众心目中，诗人中最知名就算是李白、杜甫、白居易了，其次是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之涣等，知道储光羲的人恐怕是很少的，拿他作比喻怎么能算一顶高帽子呢？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列举了24种唐人诗体，就没有储光羲的份。钱先生在注中说到：“苏辙称赞参寥的诗酷似储光羲，参寥回答说：某平生未闻光羲名，况其诗乎？”说明储光羲在宋代知名度也不高，宋人不把它看成一顶高帽子。《栾城集》有题韩驹秀才诗卷一绝云：“唐朝文士例能诗，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读君诗笑无语，恍然再见储光羲。”可见苏辙并没有把他比作知名度很高的李白、杜甫，这本身是有一定分寸的。韩驹的弟子曾季貍在《艇斋诗话》中记载：人问黄门：“何以比储光羲？”黄门云：“见其行针布线似之。”说明，苏辙是从韩驹写诗布局上作了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不是没有量韩驹的尺寸随便说的。苏辙比作储光羲就只有上述二次，这离“动不动”程度还差得远吧！说他动不动给人戴高帽子，显然已经事关他的人品了。事实上，现在能见到的宋代史料，没有证据能证明苏辙是爱吹捧、拍马屁的人，这样随意给一位名人加个恶名，难道不是“偏狭”吗？有人说钱的批评是“尖刻无情地科学”（吕嘉健《论钱锺书文体》），我认为，就对苏辙的批评而言，只是“尖刻无情”，看不到一点“科学”性。
注释：
①《宋史》卷22，《徽宗本纪》，第407页。
②〔宋〕方勺：《泊宅编》卷下，中华书局，1983年，第99页。
③〔宋〕汪应辰：《文定集》卷23，《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
④〔宋〕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9，中华书局，2006年，第738页；《宋史》卷353，《张叔夜传》，第11141页。
⑤〔宋〕李若水：《忠愍集》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