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教育出版社专人送来《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一书，并邀我参加5月26日为此书发行的座谈会。由于身体不适，我只能写几句话，作为一个发言吧。
任仲夷同志在大学读书时投身革命，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我们有过十分相似的经历，然而我们之间过去并不熟悉。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时，虽同他有过接触，但对他的认识多来自他人之口。
大家最早称道他的一件事，是关于张志新的平反。1977年3月，任仲夷调辽宁省主持工作，其时，“两个凡是”的影响还相当大，他顶住压力，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积极平反冤假错案，反对“两个凡是”。他佩服胡耀邦为平反冤假错案时提出的“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精神，决心为平反冤假错案要“敢上刀山”，不惜冒政治风险。1979年1月，张志新的问题提出后，他批示“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清查这一案件”。2月，再次强调：“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这时华国锋正在辽宁视察工作，有人请华为张志新题词，华未予理睬。华的态度没能阻止任仲夷为张志新平反昭雪的决心。他说：“不题词可能有别的考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干。”3月，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召开平反昭雪大会，追认其为革命烈士。4月，《辽宁日报》刊出了《为真理而献身》的长篇通讯。《人民日报》的编辑看过这篇文章后，都极为感动，决定转载。稿子送胡乔木审查，乔木压了一个月不退回，经报社一再追问，才说，这事太惨了，对党的形象损害太大。后来报社将这一情况报告胡耀邦。耀邦说，张志新是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人民日报》应该刊登。于是《人民日报》不仅加编者按转载了《为真理而献身》一文，同时还组织了一些文章，连续报道。此后《辽宁日报》则在任仲夷的支持下，对张志新的宣传持续了5个月，编出了20多个专版。当年宣传张志新，推动了全国揭批“四人帮”，为思想解放加了一把火。
没有2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今日之中国。打仗要有先锋，办大事难事又何尝不如此。任仲夷是改革开放真正的先锋之一：他是最早支持批判“两个凡是”的三个省委书记之一；他较早提出“由穷变富”是革命的目的；他较早提出“生产力标准”问题；第一个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他是第一批支持松绑的省委一把手……他在辽宁工作期间提出要把大连办成“特区”。当时中央考虑，特区办在与港澳台毗邻地区更有影响力，没有同意任仲夷的建议。但不久由于这个“特区情结”，1980年中央就调任仲夷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此时中央已批准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办三个特区。创办特区是决定中国新的命运的一着高棋；由谁来主其事，则关系此举的成败，这盘棋能否取得胜利。这就是说，这个广东的新领导，必须彻底解放思想，必须冲破重重禁区，必须顶住种种压力。任仲夷以“敢上刀山”的精神，充分利用中央给予的政策，顶住来自各方的非议，甚至要顶住被某些保守人士、高层领导批评为“搞殖民地经济”的压力，他带领省委、特区市委和全体干部闯过一道道难关，在几年时间内，将特区办得有声有色，进行了多种大胆尝试，创造出许多“全国第一”，带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如果只是飞进了几只苍蝇，就要把窗户关住，那就谈不上什么改革开放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就要推迟许多年才能实现。如果当时屈服于种种“左”的认识、“左”的教条、“左”的压力，就不可能出现我们今天的新局面。由于有了特区的成功经验，我们才开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才使邓小平理论有了实践的基础。因此，可以说，任仲夷功莫大焉。
1985年任仲夷从一线退下来，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我也差不多同时退出一线，都转到了中顾委，从这时起，我们接触的机会多了，才比较熟悉起来。由于我们有着某些相似的经历，使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老年朋友。他来北京开会，或是我因事去广东，我们总要安排时间见见面，交谈交谈。记得他同我谈过他的“安全着陆”。这是说他退出一线时，同主持福建改革开放的项南的命运有所区别。当年他们两人被那些“左倾”思想严重的人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些人抓住改革开放中的某些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从延安抢救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我们真是吃尽了“左”的苦头，对这些历史我们都有过认真的反思。抢救运动时，我在延安坐过一年多牢，任仲夷在太行也挨整一年半，他同我谈过挨整的情况，并不亚于延安。尝过这种苦果之后，对“左”的东西，我们自然有特别的敏感，也好比种过牛痘，产生了免疫力。由于真正透彻接受了前车之鉴，任仲夷才能如此始终坚决站在改革的最前列，而且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把握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创造出大量新的经验。这方面书中有详细的记录，值得细细品味。
任仲夷不仅是一位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的经济方面的改革家，同时也是一位不断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老干部。他家里珍藏着一幅“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的照片（据说当年他挨过1000多场批斗），将之称为自己“最宝贵的财富”，定要牢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永远不再重犯“给我们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因此，他不断地提出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还是要实现民主化与法治化。
广东有特色，同有任仲夷这样的老领导分不开。我到过全国许多地方，只有广东令人感到上上下下一片生机，一种希望所在。任仲夷在广东享有很高的威望，可以说，他的作为已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19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原中顾委委员只是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只有已退下来12年的任仲夷仍被选为十五大正式代表（十六大他仍是广东选的正式代表）。
1998年，吴南生邀请我和老伴并王若水夫妇等到广东参观，在汕头住了几天，又同仲夷见面，相谈甚欢。吴南生也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先驱人物，我为他写了一首诗，同时写了这首《赞任仲夷》：
无限风光满眼前，南天一柱立南天。谁人不仰原前老，说古谈今犹少年。
诗后有注：“离休后，常不免自称职务冠‘原’或‘前’字。‘原前老’昵称于是传开。任仲夷主持粤政，有大功于改革开放，至今报刊仍常发表他的言论。上世纪80年代后，四下广东，这回又得同原前老长谈。”
在已经退下来的十几年中，任仲夷人退心未退，仍然十分关心广东的改革开放，关心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为广东和全国的改革真正发挥余热。我们时常在广东和全国著名的报刊上，见到他的文章和访谈录。像仲夷这样至今还起作用的老同志，环顾全国，已经不多了，我希望所有的老同志都向他学习。这本《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我希望老中青三代都来读一读。
最后我想用仲夷的话来结束本文：“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需要有一批不怕任何风险，英勇无畏地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有这样一批人，党、国家和民族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据人民网 2005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