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退到底

在任省委书记的后两年，任仲夷已经年过七旬。多年超负荷的劳累，他的身体严重衰竭，已接近油尽灯枯了。

1984年2月，邓小平第一次亲临深圳特区视察，并出乎意料地题词肯定，这应该是特区历史上最大的事件了。但稍稍关注这一事件的人都会发现，在陪同的人群中，竟然没有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原来，此时的他正在北京住院治病。他的心脏每天早搏3万次，胆囊剧痛不止，若不马上手术，随时危及生命。当时正是对特区非议甚嚣尘上的时候，也是特区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之前，他曾多次邀请邓小平来深圳，可都被借故推托了，说还要等一等看一看。可现在，突然间，邓小平要来了，而他的身体又不允许他陪同视察。

一个是特区构想的总设计师，一个是特区建设的总执行官，如果他们两个人能在深圳会面，将是一个多么富有特殊意义的时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1985年春节期间，老同学蒋南翔来到广州，任仲夷兴奋异常，在珠岛宾馆里陪着喝了几杯茅台酒。送走蒋后，回到家时竟然失语了，想与老伴说话，吃力地张开口，却吐不出一个字来。原来由于室内气暖，户外风凉，他患了脑中风，语言功能骤然丧失。

为了不引起外界的猜测和恐慌，他不敢住医院，只住在珠岛的内部宾馆里，每天让医生前来打针、输液，对外则称是感冒发烧。

秘书买来一本绕口令书，他一边治疗，一边学说话。他用笔在纸上写了一个条幅：“我不相信老天爷要收回我的说话权。”展示给每一个悄悄来探望的人。

果然，几天后，他的语言功能开始慢慢地恢复了。

或许正是通过这个“事件”，他意识到自己真的是老了。正好此时中央正在酝酿人事制度改革，提倡年轻化，于是，他便毫不犹豫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退休。

辛苦了60年，整整一个甲子，他什么都经受了，什么也明白了。而当什么也明白的时候，生命也快要到尽头了。

此前，鉴于他的资历、威望和特殊贡献，中央曾提名他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对此，他只笑一笑，摇摇头，说：“不会那么简单的。”

退休时，中央曾希望他到北京定居，还曾考虑把他安排到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工作，在中南海办公。这一次，他坚定地拒绝了。他说，我要休息了，就在广州。

不仅不去北京，连省里的职务也要全部卸下来。

按照当时的惯例，卸任省委书记后，他可以出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但他主张一退到底，只保留中顾委委员一职，并提出不保留办公室，自己回家办公。不仅退出办公室，连家里的住房也要退出一半。那套房子一直是历届省委主要负责人居住的，尽管他祖孙三代住在一起也不算宽敞，但他还是要求把房子和院子隔成两套住宅，自己只住其中的一套。

当时还有一个通常的做法：省委新班子上任后，仍请老书记参加常委会。可他主动提出，为了便于新班子工作，他不再参加常委会。他说：“别人都说扶上马，送一程，我不那样想，老的不放手，新的怎么工作，究竟谁负责？”

真是一个罕见的明白旷达之人！

一个广州普通市民

他家小院，面对着水波盈盈的东湖，原来的主人是杨尚昆。

院里有几棵半大的桂树和榕树，还养了若干盆大大小小、五彩缤纷的花卉，满院芬芳，满院青葱。在这里读书、看报、养鱼、会客，真是休养身心的福地了。

生活一下子安静下来了，没有了半夜里焦躁的电话，没有了限时办理的急件，没有了“商”和“私”、“雇”与“股”、“社”与“资”等等字眼的碰撞和争论……

与老伴聊聊天，与儿子泡泡茶，抱抱牙牙学语的孙子。对这个家庭，他真是亏欠得太多了。

几十年来，对于自己的夫人，他照顾得太少了，不仅照顾少，而且还多有限制。他的夫人王玄1936入党，1952年就担任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可从此之后的30多年里，职务上就再未进步，跟着他从黑龙江到辽宁，再到广东，永远担任着副市长职务，她也许是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副市长了吧。

还有三个孩子。大儿子任念崎，生下来就寄养出去了，后来一直也没有在身边生活，长期默默地工作在一座北方城市的最基层，直到退休。另两个儿子，也是不得已的产物，二儿子投胎后，本不想生下来，王玄便屡屡吃奎宁想打掉，可谁知这小子命硬，竟然健健康康地出世了，所以取名任克宁。三儿子生下后，夫妻两人正是工作最忙碌的时候，总感觉是一个累赘，便取名任克雷。

这兄弟两人虽然在身边生活，但他都没有在工作上给予任何关照，大学毕业后都在国有单位上班，没有一个仰仗他的地位升官发财的。

任仲夷还有一个弟弟叫任兰申，早已退休在家，可自从他来到广东后，兄弟俩还没有见过一次面呢。

每天早晨6点，他就起床了，戴着鸭舌帽，穿着夹克衫，手拿收音机，踩着曦微的晨光，在东湖边的玉兰树下散步，边走边听，像一个散淡的退休工人。

中午和下午，是在家里会客和外出开会的时间。他特别愿意参加艺术界和思想界的各种聚会，只要身体和时间允许，他总是有请必到。

后半生注定是广州人了，作为一个普通市民，任仲夷开始用百姓的眼光和心情，去关心这座城市，关注这片土地了。况且，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他的身体也渐渐地好转了起来。

一次，他从上海回来，从中央酒店立交桥到广园高架桥，一边看一边若有所思。几天后，他给广州市委书记和市长写了一封信：“……我从机场出来一路看，一路心情沉重，高架桥灰黑灰黑，确实很难看。本来广州修那么多高架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既然修了就要把它们管理好、美化好，这方面上海做得很好……我们要争取将‘如此多桥’变成‘如此多娇’……”

这封信受到了广州的高度重视，马上派人到上海取经。很快，经过美化、绿化、亮化的数十座立交桥变成了广州市的一道道风景线。

人们都知道霍英东在番禺南沙早期开发中居功至伟，却不知道任仲夷从中发挥的作用。

从上个世纪80年代，霍英东在南沙一带投资巨大，但不少人并未认识到开发南沙的重要价值，政府的扶持力度也很不够，更由于当地主要领导私心过重，使得霍英东的开发工作举步维艰，曾一度丧失信心。

1999年初，苦闷的霍英东邀请任仲夷等人到南沙。任仲夷从侧面了解到真实情况后，沉思良久，给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写了一封信：“……南沙不仅是番禺的南沙，也不仅是广州的南沙，南沙开发搞好了，很可能是广东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我建议省里要全力支持……”在信中，他还建议李长春抽时间到南沙看一看。

不久，李长春亲临南沙调研。接着，省委、省政府便做出了全力支持南沙开发的决定。很快，李长春又亲自出席了在此召开的一次大型项目洽谈会。

从此之后，南沙的开发工作才全面启动，直至成为广东新世纪以来鲜亮的焦点之一。

1998年9月，任仲夷到省眼科医院看眼疾。来到电梯口时，早已挤满了人。陪同的秘书担心他岁数大了，在人群中挤的时间太长会出问题，就很客气对周围的人说：“大家能不能礼让一下，让老人先上？”他戴着鸭舌帽，穿着灰色的老年夹克衫，极像一个退休工人，谁会想到他是谁呢？再说大家正挤得起劲，谁也没有听进去。

没有办法，秘书要给院方打电话，请求帮助。他赶紧摆摆手，严正地说：“不，不要！千万不要！”原来，前一段时间，他住院治疗，一位中央领导路过广州，专门去看他，保卫部门把电梯控制了，不让外人使用，曾惹起怨言。为此事，他常常心有愧疚呢。

秘书说：“那怎么办啊？”

任仲夷挥一挥手杖，乐呵呵地说：“自己的事自己干，爬楼！”

秘书听了一愣，赶紧劝道：“不是三五层，是17层啊。”

任仲夷态度更坚决了：“17层怎么啦，就当来一次体育锻炼。”说着，挤出人群，向步行楼梯走去。

就这样，84岁的他，借助拐杖，用了半个小时，一步步地爬上了17层高楼。

参加党代会最多的正式代表

常常地，他感觉自己还年轻啊，就像在北平搞地下工作时，从这个学校潜入那个学校；就像在冀南打日本时，从这个战壕翻向那个战壕；就像在黑龙江调研时，从这个城市奔向那座城市；就像在辽宁开会时，从这个会场赶到那个会场；抑或就像前几年在任时，从深圳到珠海，从中山到潮汕，风风火火，从没感到累过……

他越来越有着一种强烈的感觉，他需要表达一些什么，坚持一些什么，才能对得起这个国家，对得起这个民族。

这种感觉，这种声音，在他的梦里，在他的潜意识里，在他的生命深处，一直在呐喊……

本来，作为一个退出政治舞台的耄耋老人，他已经不会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全国党代会了。但他却屡屡破例，并且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几乎难以超越的纪录。

“十三大”召开（1987年）之前，他早已经卸任了。按照惯例，组织上并没有把他列入“十三大”代表候选人名单。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按程序选举时，却出现了意外。

不知谁提议，广东的代表里不能没有任仲夷。于是几十人、几百人纷纷响应，联名写信推荐。

他就这样进入了候选人名单。正式选举时，更是全票当选。

不仅如此，以后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他都是以高票当选正式代表，直到去世。

建国之后的历届党代会，除了“九大”之外，他全部参加了。“九大”召开时他还被关在牛棚里。在此之前，他所有的“罪名”都查无证据，惟有反对林彪“顶峰论”的“罪状”有铁证。原来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他曾说过，“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难道就不发展了？”“九大”的缺席，恰恰证明了他政治思想上的清醒和坚定。

有据可查，任仲夷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参加党代会届数最多的正式代表，也是年岁最大的正式代表！

2002年，参加党的“十六大”时，他已经88岁高龄了。

他当然是会场上最老的正式代表。会议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见他坐在一旁休息，便主动上前握手问候，而跟在江泽民身后的所有常委也纷纷上前，围拢过来，向这位老一辈致敬。这时候，羸弱的任仲夷已经站不起来了。他就那样坐在那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高领导层全体成员的真诚祝福。

这个场面被一位敏感的记者抓拍下来了。那是一张极特殊的照片，任仲夷坐在中间，而中央政治局的所有常委们则站立着围拢在他身边。后来，任仲夷告诫说，这张照片不要发表。

当代表就要尽到代表的责任。作为一名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多么希望这个党能健康地成长壮大啊。所以，每一次开会的时候，他都要大胆建言，语出惊人。

1987年的“十三大”上，他在审议报告时，认为报告原征求意见稿完全没有提到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不妥当的，建议加上这方面内容。因为当时的商品经济已经十分活跃，计划经济正面临着瓦解。商品经济或曰市场经济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这时候，作为其主要内核的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必须要提前加以重视的。

后来报告审议稿尊重了他的意见，特意加上了一句“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他在讨论报告审议稿时再次发言：“有这一句虽然还不够，但比完全没有提到价值规律的作用好多了。”

报告审议稿中还有一句“也不要把思想解放过头一点说成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认为这一句提法不确切，因为正确的东西是不能用“过头”来说的，“过头”了就不是正确的东西了？如果随便指责“思想解放过头”，不利于人们在改革中进一步解放思想。

中央再一次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正式发表的十三大报告中，这一句修改为“也不要把思想解放中讲了点过头话说成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1997年，在“十五大”广东代表团发言时，任仲夷说：“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会议、文件都很少提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不提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对的！”

大会再次采纳了他的建议，增加了这部分内容。

每次党代会上，他都是最出名的“代表明星”，是海内外记者追逐的焦点。

不仅在党的大会上，即使在平时，他也常常大胆建言。

对一些干部把领导称为“老板”，群众把官员称为“父母官”，他极其反感。1996年10月24日，他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题为《各级干部决不是什么“父母官”“老板”》的访谈录。他说，这把干部与群众的两者关系完全颠倒了，我们干部是人民的儿子，决不是“父母官”，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决不是人民的主人，更不是什么“老板”。

他越讲越激动：这些人忘了，他们的权力从哪里来？是人民给的！我们常说的民主民主，应是由民做主，而不是为民做主。

越加锋利的真理之牙

2000年的一天，他和几个老干部在一起吃饭，突然停下筷子，盯着大家，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说着，满脸忧郁，目光焦灼。

毋庸讳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他晚年最挂念和深思的问题。

邓小平在1986年就屡屡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现象。

此时的任仲夷，虽然身体已全面衰退，但他的人生阅历却在与日增多，对一些浮华的东西，他早已不再看重了，而对一些真正的东西，他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他那一颗衰竭的大脑，像一架沉重的机器，在吃力地运转着、思索着，从理论上、思想上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苦苦地寻找着落后的根源和光明的前途。他似乎听到了远处深厚的声音，他知道，那是天籁，那是民意，那是文明的大道，那是这个民族的明天……

于是，他更加坚定了，对认准的事，不再迟疑。于是，他屡屡放言，发表自己的观点，惹来一些人士的忌讳……

2000年8月，他发表了《任仲夷纵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一文，文章除呼吁应重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外，还对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及民主集中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如对民主与集中、少数与多数、民主与法制、照搬与借鉴辩证关系的分析，无不别具新意，动人视听。

中国共产党80诞辰之际，任仲夷应某杂志之约，写了一篇文章，直截了当以《推进政治改革，加强民主建设》为题。文章再次强调“经济改革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加强民主建设首先是发扬党内民主”，并对当前政治改革的步骤提出了四条建议。

更令人震惊的思索产生于2002年。

这一年，他分别在《同舟共进》杂志的年初和年末刊出了两篇重要文章：《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再谈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论题本身就语出惊人，流露出“仲夷式”的机智和幽默，展现出提问者独特的人格魅力。

在这两篇文章里，任仲夷以一种近乎天真无邪的孩童心态，探寻了一个有趣却又严肃的哲学命题：既然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脑子里原来就有的。那么，人的错误思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经过独立思考得出的答案是：从认识的来源来说，错误思想终归是从实践中来的，不是从直接实践中来，就是从间接实践中来。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人的认识，都是客观外界各种现象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凡是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现象的，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不论对的还是错的认识，都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

最后的结论是：

正确思想被群众掌握，会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大大地推动历史前进，而错误的思想一旦蒙蔽了群众，也会形成物质力量，成为历史的反动。

这一年，他的最后一枚真牙也拔除了。

他的牙没有了，但他的真理之牙却愈加锋利了。咬定青山，永不松口。

这一年，他还嘱人刻了一枚印章，上面写着“是是非非”。第一个“是”和第一个“非”作动词用，解释为敢于肯定对的，敢于否定错的，敢于“是是”，更敢于“非非”。他说，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都是“是是非非”的过程。

这一年，89岁的他买了一台大屏幕电脑。他要借助互联网查资料，阅读一些内地报刊看不到的东西。他说：“互联网是一个好东西啊，谁也封锁不了。”

他每天在网上看新闻，用放大镜对着屏幕看。后来视力不行了，就将两个放大镜重叠捆绑在一起，自制了一个双倍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细看，一个字一个字地咀嚼……

他不得不承认，对这个世界，他越来越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的视力已经彻底衰退了。

政治家的遗言

任仲夷去世的前一年，特意回了一趟老家，拜祭了一下祖坟。

他已经60年没有回家了。

那是河北省邢台市威县的一个偏僻贫穷的小村庄，北方式的意识，北方式的落后。他的心里酸酸的。

他的老家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县城里有一个展览馆，有很多雕像，很多模型，宣传的还是传统的那一套。殊不知，这些100多年前的乡民们，他们是英勇的，爱国的，却是愚昧的，封闭的，他们诅咒现代科技文明，盲目排外，他们代表的只是传统的小生产方式，他们迷信的仍然是封建蒙昧主义。参观完了，县领导准备纸笔，希望他题词。可他能题什么呢？他想了想，沉重地写道：“切记落后就要挨打！”

村里的小学太破了，他决定捐出10万元。陪同的县、市负责人也纷纷表示捐款，重新盖一座新小学。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但小学取什么名字？大家都说，当然应该叫“仲夷小学”了。可任仲夷坚决不让，他说还是叫“务实小学”吧。

他的视力全面退化了，电脑不能用了，便让人送给了这座小学。

可不长时间后，有村民来信反映，那台电脑并没有送到小学，而是放在了村干部的家里。

这个时候，任仲夷已经去世了，不知那台电脑怎么样了？

任仲夷曾说：“人是呱呱地生，快快地长，慢慢地老，悄悄地去。”

对这个即将离开的世界，他有着太多的热爱，也有着太多的无奈。他常说，自己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达观。好多事情他是看不到了，但他仍然相信那一天终究会到来。

达观的他，即使面对着眼前触手可及的死神，也一如往常地平静。

每当别人来探望时，他仍是那么打趣地说：“我1983年11月切除了胆囊，虽然没有了胆，却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可以说‘浑身是胆’。1993年11月，又把胃切除了五分之四，那时我已经80岁，动这样的大手术也就‘无所谓（胃）’了，也可以说‘无所畏惧（胃具）’了。快90岁的时候，一只耳朵失聪，但我‘偏听不偏信’。后来，一只眼睛也失明了，真是‘一目了然’啊。现在，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我是彻底地‘目中无人’了，哈哈哈哈……”

说完这些趣话之后，他还会平静地交待遗言，他说，每次向别人作遗体告别时，就难受一次。人去世了，就没有知觉了，向死人告别，让活人难过，还干扰很多人，这个做法该改一改了，希望自己能悄悄地走。所以，自己的丧事要一切从简，发个讣告，告知亲朋好友，或举行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就可以了。悼念仪式的气氛不要搞得那么沉痛，要轻松些，不要让大家难过，让大家保重身体，好好地活着。

再让我们看看他给三个儿子的遗言吧。

他与大儿子主要谈孙女的教育：“心里要有是非标准，心中要有真理，因为这个世界毕竟是有真理存在的。叫她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

对二儿子和儿媳交待的是在美国上学的孙子：“不仅要以外国人的眼光看美国，还要学会用美国人的眼光看美国，这样有利于中美两国的沟通和往来。”

他拉着三儿子的手深沉地说：“你除了抓好企业外，抓好经济外，还要多从政治上关心国家的事情啊！”

这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遗言啊！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广州悄然去世。令人万分惊奇的是，1980年的这一天，竟然正是他来广东上任的日子，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习仲勋传达了中共中央的通知，掌声雷鸣，笑声震瓦。这期间，不多不少，正好是25年——四分之一世纪。

任仲夷去世一年后，两位高层人物到他的墓前凭吊，一个感叹地说：“一个总理之材啊！”

另一个人怔了怔，静静地说：“不仅仅是总理之材，而是总书记之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