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所谓“经验”，不是仅仅指“成就”，它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二是“中国经验”不是无所不包、没有选择的发展经历，它特别是指一些具有独特性的新规则；三是“中国经验”，不同于“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等概念，它是开放的、包容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它尊重其他的经验选择，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存在，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适性。

总体上看，“中国经验”的基本要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渐进式改革成为我国改革的普遍规则

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特点是，采取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先行试点、“双规制”和微调等办法进行体制改进，逐步过渡。这种改革方式的优点是，政府比较容易控制改革的进程，把改革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与基层自下而上的创造积极性结合起来，通过试点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校正改革的步骤，使改革在不断深入的同时也保证了社会的稳定。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全面展开，都凝聚了很多基层创造的改革经验。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另一特点是，从经济领域向政治、社会、文化领域扩展和推进，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收入分配体制、户籍体制、基层民主建设、党内民主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改革都在有条不紊地逐步推进。　　渐进式改革也有它的缺点，即改革的摩擦成本较高，新旧体制的交替要经过一个较长过程，其间往往容易造成制度的真空和无序。市场发育初期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改革中产生的权钱交易现象、公益部门出现的变相违规收费、社会组织发展中的鱼龙混杂情况等，都是“摩擦成本”较高的表现。

尽管一些国内外的机构和学者对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有很多议论，甚至认为我国已经到了改变这种改革方式的时候，但我国从价格的双轨制、投资的双轨制，到通过“下岗”体制向失业体制的并轨，到汇率向浮动制的渐进过渡，这些都表明，“渐进式”至今仍是我国改革的重要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渐进式改革是一个大国在“稳定优先”的前提下，规避改革风险的有效办法，它实际上是对改革的代价采取了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分散风险。但是，我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表明，要使改革成功，建立新体制比打破旧体制要困难得的多，也重要得多。　　

（二）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步进行

除了政治制度的差异，我国的发展不同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以及苏东转轨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主题，往往使人们把社会结构的变化单纯视为经济改革的自然结果或伴随现象，而实际上，社会结构的转型本身，就是一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立力量。我国与苏东国家相比，除了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改革步骤和目标的巨大差异外，还有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巨大差异，就是社会结构的差异。苏东国家在改革之前，基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农业也基本完成技术对劳动的大规模替代，社会结构产生了变动的瓶颈和整体的固化，而我国在改革之初，社会结构的弹性依然很大，社会结构变动具有很大的空间，在基层运作中也存在很大的灵活性。所以，当改革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时候，整个社会很快充满了活力。农业科技含量的增加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迅速转移，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集中，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另外，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发展的独特性是因为改革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打破“大锅饭”，拉开收入差距，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地引入竞争机制，一方面使我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和持续的高速度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未曾遇到的收入差距较大和失业率偏高的问题。

（三）社会稳定优先原则和稳步的民主化探索

我国在改革的过程中，高度重视社会稳定，稳步而谨慎地进行民主化探索。西方主流社会对我们的指责，一方面是基于理论上的推论，但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驱使。按照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民主化是工业化的先导或至少是伴随现象，但对民主化的界定，却是多样化的。在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民主越来越等同于多党制、选举、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等，现在又有“街头和广场合法抗议”的新定义。 　　东亚一些国家（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快速发展中，也曾受到过来自西方国家的“非民主”甚至“独裁”的指斥。因为依照西方国家的标准，过去的几十年中，在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和马哈蒂尔治理下的马来西亚，虽然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但并不是民主政治国家，而是东亚“威权”国家。不过香港回归之前英国港督治理下的香港，却并未被纳入“威权”，因为它符合英国皇室体制下的“英国民主”。与此同时，完全移植美国政治法律体制的菲律宾，多年来却一直经济低靡不振，社会动荡不安。

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与特定“民主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论断，因东亚国家的经验以及苏东国家的变化结果而被重新审视，这种审视由于“中国经验”而变的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我国的实践取向是，对“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判断不能根据理论的原则，而要基于事实和实践的结果，即看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我国在发展中强调民主与法治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稳定优先”原则；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基层民主选举和党内民主的探索，期望在实践的探索中形成符合我国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体系。目前，政府、企业界、知识界和民众在社会稳定问题上已逐步形成的广泛共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宝贵财富。　　

（四）长期坚持低生育率政策和减少贫困政策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生育实行严格控制。我国因这一政策少生了3亿多人，节省了约27万亿的抚养费用。目前我国已度过最困难的人口控制阶段。人口的控制使我国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切实收益。我国和印度都是经济快速成长的国家，但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人均GDP低于印度，到90年代初期，我国和印度的人均GDP还基本上在一个水平线，但现在我国的人均GDP已经是印度的两倍以上。　　我国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农村贫困人口得到大幅度减少。1978年~2004年，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6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30.7%下降为3%左右。国际舆论对我国的“减贫”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不过，人们较少讨论人口控制政策与减少农村贫困的内在联系，看不到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的变化，对我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会改变很多发展的结果和规则。我国的人口增长对发展的要求较高。目前我国总人口每年仍然净增700万左右，而且绝大多数分布在农村，我国必须保证较高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速度，才能够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实现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与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国家相比，我国必须要有较高的济增长速度来承担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

（五）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注重教育曾被作为日本和东亚国家实现跨越性发展的一条经验，而对我国来说，这方面的潜力更大。因为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使社会总负担系数（老人和小孩占总人口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我国目前正处于劳动力供给充足时期，劳动力具有较强的竞争比较优势。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来提高竞争力的空间较大，这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人口机遇。

2000年以后，在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已成为食品支出之后的第二大消费，而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已成为食品、住房支出之后的第三大消费。在近几年的城市居民储蓄目的调查中，子女教育被排在包括养老、住房、医疗、就业等选项的第一位。我国大学生在校人数1989年还只有200多万，现在已上升到2000多万。我国人的素质教育已经接近8年，从受教育程度来看，领先其他发展我国家近20年。我国人口问题正在发生巨大转变，人口的关键问题正在逐步从总量问题转向人口素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人口素质提高的巨大弹性，以及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使我国具有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和知识产出能力的潜力，从而弥补了我国在发展中资本和技术的相对不足，推动着我国经济强劲增长。　　（六）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努力扩大外交空间

我国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是紧密相连的，对外开放的进程与渐进式改革的进程几乎是同步的。对外开放也呈现出从沿海到内陆，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文化领域，从一般竞争性领域到垄断领域的渐进过程。在引进先进的技术、吸引外资投入的同时，还采取了“走向世界”的步骤，通过海外的投资、兼并、合作、援助，参与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我国的对外开放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不仅在一般技术领域迅速地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使我国成为世界投资的热点地区。特别是我国采取超越意识形态的国际合作战略，为我国赢得了广泛的外交空间。这种国际合作战略，一是把和平、发展、合作视为时代的主题，把经济全球化视为发展的大势，不是拒绝而是因势利导；二是坚持互利合作的务实做法，不使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成为合作的障碍；三是坚持多边主义，参与构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体系，对一些普遍价值的争论正面提出自己的主张；四是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冷静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