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是现阶段学界和整个社会热议的话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乡村”。“仍在乡村”的认识，一方面是指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振兴乡村成为一个难题由来已久；另一方面是指乡村振兴的问题至今还没有根本解决，城乡发展的差距仍然较大，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巨任务。

一、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外力支持

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中国的城乡发展差距的形成由来已久。解决这一问题，让农民也能够普遍富裕起来，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最艰巨的任务。从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史来看，学术界很早就对这个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并为探索乡村发展的路径付出艰辛的努力。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变迁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我国农村的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提升，农村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农业规模化经营、城乡融合发展等不同路径，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得到了释放和培育。

然而，在这种农村的发展和变迁中，农村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继续下大力气培育内生动力的同时，也要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外力支持，实施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的再平衡，继续大力推进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的变革，通过转移农村劳动力剩余劳动时间推动农民兼业、农民增收，通过盘活农村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动员全国各行各业帮助乡村振兴。

二、从长时段来认识乡村发展动力的变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的可能未来，也应是既有各国乡村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1964年出版《农民的终结》一书，那时法国的城市化率在65%左右，与今天的中国差不多。到1984年该书再版时他又写了《二十年之后》，而那时法国的农业从业人员占全国从业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到7%以下，这大致相当于我国未来实现现代化时可能达到的水平。孟德拉斯当时描述的法国农村的巨变，也许对我们今天展望乡村现代化可能的未来有某种参照意义。

我们可以参照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并根据自身国情来判断中国乡村未来发展可能的趋势，这有助于我们从长时段来认识乡村发展动力的变化。

乡村人口和农业劳动者将会继续减少。中国乡村现代化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02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65%，如果以2010—2020年10年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约1.4个百分点推测，到203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突破80%的天花板。但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率超过80%以后可能就不再是发展程度的指标，而只是生活和居住方式选择的指标。中国乡村现代化差距较大的指标是农业劳动者的占比。2022年在中国约7.5亿就业人员中，农业就业人员约占22%，这个指标与目前发达国家通常占比在3%以下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以2010—2020年10年间农业劳动者的占比年均减少1个多百分点推测，中国2035年这一指标将减少到10%。当然这种简单的外推法也可能造成误判，实际速度可能比预想的慢，城市化和非农化达到一定程度会出现徘徊和瓶颈，但这个大的趋势不会变。

村庄的数量仍然会继续减少。这个态势还会持续较长时间，我们当然不能为了提高土地收益再搞大拆大建，特别是要注意保护古村落，但也并不是要保留每一个村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东亚一些人多地少的国家和地区乡村居住人口的相对集中也是乡村现代化的前提和大趋势。也许未来的某种逆城镇化会解决部分村落的凋敝和“空心化”问题，但不可能解决所有乡村在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不能把乡村振兴视为要振兴每一个村落，关键是要逐步消除城乡之间生活的差距。

农民普遍富裕起来的途径将是兼业和多业并举。虽然土地的集中耕作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但只能解决少数农耕者富裕起来的问题，多数农户靠全国农户户均0.6公顷（9亩）耕地和每亩耕地一年几百元或上千元的收益难以摆脱低收入状态。多年来，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打工的工资性收入已经超过了农业经营净收入。而随着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外出农民工的总量也已接近峰值，未来普通农民增加收入更多地要依靠兼业和多业并举。

居住在乡村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农民也成为一种职业选择。当然，这种未来的可能性还取决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在我国乡村振兴的未来，在供水、供电、供气、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城乡之间的制度化差别将逐步缩小，乡村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在制度上被基本阻断，是否在乡村生活也不再受到户籍、职业等的限制，农民的住宅像城市人的住宅一样具有完整的产权，很多在乡村居住的人也不再是农民，他们只是为了逃避城市生活的喧闹、拥挤、空气污染和高房价而选择在乡村居住。职业农民将成为农业劳动者的主体，从事农业生产不再是祖祖辈辈的命运，而是职业的选择。

农业作为一种文明将长期存在，并不会因为工业文明的兴起而消失。农业在未来仍然具有保护粮食安全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农业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是留住乡愁和保存田园风光的重要载体。总之，在乡村振兴的未来，乡村生活是一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体验，农村在我们的文明中不再与贫穷、落后、缺文化、低效率相联系。

要为一部分村落的空心化、老龄化做好制度上、心理上和治理上的准备。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城乡生活水平已经没有根本性差异的发达国家，一部分乡村的空心化、老龄化过程仍然没有结束。尽管我国人口密度较大，但由于城乡之间在生活机会、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等方面的差异仍将长期存在，一部分村落的空心化、老龄化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是必然的趋势，我们必须在制度上、心理上、治理上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改变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城乡二元结构，走出一条实现乡村振兴的新路，成为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重中之重。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我国乡村发展的实践来看，乡村振兴都需要在注重培育内生动力的同时，不断加大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力度。

（转自：《北京日报》2023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