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的现代化发展经验和教训。我们需要对这些宝贵的经验从不同的维度进行梳理，以便使之成为我们创新学科理论体系的经验基础。从新发展社会学的视角来总结，可以大致概括如下要点。
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连续谱式的结构改进
从中国的发展经验看，所谓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实际是一个连续谱式的结构改进，这种结构改进可能并没有一个宿命式的社会类型终点，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生产力的革命性飞跃，不断塑造着我们的未来社会。经济的增长，是社会结构改进的基础，但社会结构的改进，也并非就是经济增长的被动后果，社会结构的改进反过来也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增长”和“发展”区别开来，把“发展”视为一种更加广泛的结构改进和社会进步。
当然，在现代化的连续谱式结构改进过程中，也形成了由一些标志性转折点划分的不同发展阶段，这种阶段性的划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动力、发展任务和发展要求。例如，在长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 从温饱阶段到小康阶段、从小康阶段到全面小康阶段、从全面小康阶段到基本现代化和全面现代化阶段，在不同的阶段要解决不同的突出发展问题和突破不同的发展瓶颈。特别是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的“小康社会”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让我们认识到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其实也是因时因地并随认识的深化动态调整的，要根据发展理念的提升不断完善，而不是刻板的规定。我们要根据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发展战略，但也不能违背发展的规律或凭激情去做超越发展阶段的事。
民富国强的逻辑：形成长期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要形成长期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为了快速地实现初始资本积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强国，选择了“先生产后生活”、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和重工业赶超战略完成初始资本积累的国强民富道路。这种战略为我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意外的结果是人民生活改善相对比较缓慢，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经济发展中的动力不足、活力不足、效率不足问题突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快速发展，让我们深刻反思。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从迅速改善人民生活的初衷出发，选择了优先发展与人民消费密切相关的产业的战略，大力发展民生产业，成效显著。从食品加工业到纺织业、从家用电器到各种电子产品、从汽车到住房，中国的制造业和建筑业飞跃发展，用几十年的时间快速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走出了一条民富国强的新路，为中国式现代化奠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从国强民富的道路到民富国强的道路，或许都是我们在不同发展阶段面对不同发展挑战做出的必然选择，但发展的结果告诉我们，只有把发展动力建立在民生福祉之上，把生产和消费密切结合起来，才能调动起亿万民众的发展激情和热望，才能形成长期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是民富国强的逻辑所在。
非均衡中的均衡发展：全面发展和重点突破
“均衡”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比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宏观经济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增加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调控目标，都是国民经济的均衡要求。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的周而往复、循环上升的过程。
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保持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均衡是非常必要的，但实现发展瓶颈的重点突破也是实现跨越式发展所必需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设立深圳特区和采取沿海率先对外开放的政策，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体制和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发展民营经济和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的政策等，都是为了打破发展瓶颈的重点突破。没有这种打破均衡的重点突破的带动，很难有跨越式发展，但没有宏观发展的相对均衡，发展的持续性就难以保证。
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低碳目标、坚持绿色发展、防范重大风险，这都是要实现的新发展均衡要求，但也是在夯实基础、蓄积能量，以便在新的发展基础上实现更大的突破。
从渐进变革到全面依法治国：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始终把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为驾驭中国式现代化高速航行巨轮的稳定锚。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发展是实现改善民生的第一要务，稳定是改革和发展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中国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通过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试点先行、以点带面以及“双轨制”过渡等渐进式改革方法，最终取得了成功。而根据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主流学派的理论推论，“双轨制”过渡会造成高昂的体制摩擦成本，造成普遍的投机寻租行为，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中国渐进式改革为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提供了工具性手段，避免了难以承受的社会震荡代价，从而通过发展成果有效抵消了改革成本。
现在看来，渐进式改革也并不是一切改革的普遍法则。中国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各方面的制度都已经更加成熟。试点先行仍然是我们推进和深化改革的主要方法，但顶层设计和全面依法治国成为中国在新阶段推进现代化发展的更普遍做法。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成为降低制度摩擦成本、提高制度效能的新要求。但深化改革仍然是一项长期任务，随着实践的发展，体制仍需要进行不断的适应性变动和创新。
国家治理的新框架：政府、市场和社会
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社会运行和资源配置时，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比较倾向于使用“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并习惯于把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作为相互制衡的力量。
其实任何现实的经济运行，都是嵌入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的，没有能够脱嵌的在理论上存在的纯粹经济运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使我们有了一个关于经济社会运行和资源配置的新的认识框架，即“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共治框架，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建立有效率的政府、有秩序的市场和有活力的社会，它们共同发挥作用而又各有侧重，对于发展的不同事务，“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从一个“强政府、弱市场、弱社会”的国家，变成“强政府、强市场、弱社会”的国家和逐步走向“强政府、强市场、强社会”的国家。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大流行中，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广泛的社会参与和社区治理发挥了令人惊叹的作用，显示了迅速成长的强大的社会力量。
社会共识的形成：广泛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
社会共识形成的集体意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释放社会活力，发展生产力，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我国先后在农村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和在城市进行了“单位制”改革，并在法律上确认了城乡社区基层组织的“自治”性质，整个基层社会面临一个普遍的再组织过程。经过几十年的改革探索和制度化过程，中国基层社会形成了一整套基于社会共识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的成熟制度，广泛的社会参与形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自治基础。
这次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大考验。我国几十万个城乡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令人刮目相看。快速有效地深入到千家万户的社会动员，以政府为主导，以社区为抓手，从纵向到横向的单位组织、社会组织、志愿者和广大民众广泛参与，形成严格防控的集体意识和社会共识，迅速建立科学、动态的基层社区治理分级防控体制，保障封闭社区的物流和生活必需品供给，形成一种既能够抵御非常态现代社会风险又能够适应常态经济社会生活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人民的共同利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令西方一些政治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们视为“不民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长期执政，怎么会在中国获得那么高的民意支持；缺乏“两党制衡”或“朝野制衡”的中国共产党，怎么实现的与时俱进和自我纠偏革新。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中国共产党把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执政的社会基础。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心全意改善人民生活，大到消除绝对贫困、乡村振兴和改善生态环境，小到垃圾分类、厕所革命和治理背街小巷，都是从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以此作为执政的坚实民意基础。而每一项发展的重大决策和长远规划，都历经外人难以想象的复杂细致的民主协商程序，最大限度地凝聚各方智慧和远见卓识，一旦做出决定，就言必行、行必果，长期坚持、久久为功。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地团结社会各阶层和各种社会力量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决不允许政治腐败、经济寡头、金融大鳄、网络大亨操控政治、垄断市场、煽动和挟持民意。可以说，守护人民共同利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和走自己的路
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世界上潜力最大、增长最快、规模庞大的单一消费市场，这将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国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和平发展之路。中国在让全体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同时，也要成为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建设者和负责任的国际大国，不断增强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理解和沟通，与世界人民一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这当然是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可能会不断有矛盾、冲突和对抗，但大国都需要具有管控对抗的智慧和能力，走出一条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世界和平发展的新路。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正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不确定性，但“丛林规则”是走向毁灭的选项，人类应该有智慧创造共同发展的未来。
本文只是为构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新发展社会学破题，作为一种学科思想体系，它还需要更加规范的理论框架、更加清晰的分析逻辑、更加学理化的思想表达和对中国经验普遍意义的阐释。最重要的是，作为中国的学问，它要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