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必然经历的历史发展过程。现代化的完成，通常以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为标志。中国自近代以来肇始的工业化、城镇化转型和社会变革，屡遭挫折，步履维艰。乡村建设问题在过去一百多年中，也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反复出现的发展议题。各种思想潮流、各种社会力量、各种政党社团群体，都围绕这个议题展开争论、碰撞、交锋，并在实践中形成不同取向的路径。

今天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对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最本质、最重要的发展议题的当代回应

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置于近代以来的“大历史”中审视不难发现，今天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对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最本质、最重要的发展议题的当代回应，是对解决“三农”问题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是对农村发展历史困境的全面超越。它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新中国成立前，一些有识之士开展了乡村建设运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梁漱溟先生搞的山东邹平试验，晏阳初先生搞的河北定县试验”。“乡村建设运动”是20世纪上半期（1901到1949年间）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开展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由知识精英倡导的乡村改良实践探索活动。它希望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和移风易俗等措施，复兴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刷新中国政治，复兴中国文化，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在政治倾向上，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学者，多数是处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中间派”，代表着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与探索。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意义，梁漱溟、晏阳初等乡建派学者曾提得很高，认为这是近代以来，继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北伐运动之后的第六次民族自救运动，甚至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实践证明，这个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也留下很多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教训。其留存的大量史料文献，也成为学术研究的宝库。

“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在当事者看来“无疑地已经形成了今日社会运动的主潮”，在今天的研究者眼中，它也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改造活动。尽管“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和机构，性质不一，情况复杂，他们或注重农业技术传播，或致力于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或着力于农民文化教育，或强调经济、政治、道德三者并举。但殊途同归，这些团体和机构都关心乡村，立志救济乡村，以转化传统乡村为现代乡村为目标进行社会“改造”，旨在为破败的中国农村寻一条出路。在实践层面，“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和理论通常与国家建设的战略、政策、措施密切相关。

1925年，成立已经四年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村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努力把农民动员成一股新的革命力量，遂发布《告农民书》，开始组织农会，发起农民运动。在地方乡绅和知识分子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江西、福建等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乡村改造和建设运动。与乡建派的乡村建设实践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广大农民围绕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性探索，走出了一条彻底改变乡村社会结构的乡村建设之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土地革命，也促使知识分子从不同方面反思中国乡村改良的不同道路。

“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百年的乡村建设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融汇中西的作用　

“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和实践，说明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改良主义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在当时国内外学界围绕“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既有高歌赞赏，也有尖锐批评。乡村建设学派的工作曾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不少国家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乡村建设与社区重建中，注重借鉴中国乡村建设学派的一些具体做法。晏阳初1950年代以后应邀赴菲律宾、非洲及拉美国家介绍中国的乡村建设工作经验，并从事具体的指导工作。　　

总起来看，“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百年的乡村建设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融汇中西的作用，它不仅继承自清末地方自治的政治逻辑，同时通过村治、乡治、乡村建设等诸多实践，为乡村振兴发展做了可贵的探索。同时，“乡村建设运动”是与当时的社会调查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批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投身于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改造，对乡村建设进行认真而艰苦的研究，并从丰富的调查资料中提出了属于中国的“中国问题”，而不仅是解释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问题”或把西方的“问题”中国化，一些研究成果达到了那个时期所能达到的巅峰，甚至迄今难以超越。“乡村建设运动”有其独特的学术内涵与时代特征，是我们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也是我们今天在新的现实基础上发展中国社会科学不能忽视的学术遗产。

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资料的突破往往能带来研究的创新和突破。通过对“乡村建设运动”历史资料和研究资料的系统收集、整理和出版，力图再现那段久远的、但仍没有中断学术生命的历史。一方面为我国民国史、乡村建设史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推进对“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整体认识，催生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为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在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乡村教育的发展等方面提供参考和借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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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乡村发现》学术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乡村发现转自：《北京日报》 2021年10月18日 ）